上海学者裴毅然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也是个乌托邦的过来人，对乌托邦幻灭的灾难，他记忆犹新，至今仍难以消解其痛定思痛的悲情。裴教授因此发愤著述，经过穷年累月的文本侦缉，终于写成这部五十万言的巨著。该书钩沉史料，加以系统的编排，以充足的史实展示毛泽东及其毛共暴力打造“具体乌托邦”的罪行，特别对“延安一代士林”的来龙去脉详加个案追踪，在披露他们种种受难窘态的同时，更历数这一群受害者互相迫害的荒谬现象及其在中共窃据大陆后的一时得意和接踵而来的一连串遭殃，从而深入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感染赤潮的迷误和所陷入的困境。乌托邦与歹托邦乃中共集团一体之两面，它犹如那个叫做风月鉴的镜子，其光洁的正面看起来美好诱人，一进入其中就立即堕入吸血鬼骷髅头狰狞吃人的背面世界。在再现延安这个歹托邦构建过程的工作上所作的努力，裴书差可与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比肩。两书均突破了大陆学者评毛批共的禁区，为彻底否定中共暴力夺权的全新史观铺垫了基础，而裴书更从面面俱到的共时性叙述上对高书的历时性叙述作了必要的补充。
一
西方文明善言理想，中国的传统重视正名。
自古希腊以降，从哲学到艺术，从伦理到政治，欧洲贤哲的诸多论述及操作都锐意追求某种高出现实的完美形态，并将其描绘为令人向往的境界和可予仿制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想”或理想主义。崇理想的意念可激发文学艺术家创作的灵气，升华发明创造者凝神巧构的想象，也成为鼓舞英雄人物勇于开拓和探险的动力。但用之于国家的建制和社会改造等方面，则易导致乌托邦主义的倾向。乌托邦意指美好的无何有之乡，它形同祥云缭绕的空中楼阁，被悬置于某一无从知其所在的偏远之处，起初只是乌托邦作品的作者笔下虚构的理想社会。虚构的图景多含有讽刺现实的寓意，作者之所以设计出那类制度优越的理想国，既不乏批评和纠正社会弊病的用意，也有其弥补人世缺憾的代偿性满足。设计者并不认为那样的理想国能够完美地实现，更未号召世人在他们脚下的土地上复制其重彩勾绘的乐园图景。但等到《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月，马克思主义者鼓吹阶级斗争，号召摧毁现存制度和创建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主义的诉求就被捣鼓得变了味道，无复往日那诱人的政治童话景象。布洛赫（Ernst Bloch）是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1918年出版的《乌托邦精神》一书中，即扬言暴力打造乌托邦社会之举，为布尔什维克在苏俄制造的恐怖作“辩证性”的辩护。他力挺正义性暴力的合理性，竟把必要的恶说成是对善的补充。反观毛泽东、蔡和森早年所发的“崇恶”论调，即明显可见东西方恶力相感下的前呼后应。
乌托邦只有在它悬浮于理想形态时才是美好的，只有在它焕发的希望光照出现实的不足之处，从而有助于社会的改进，才具有正面的价值。但某人或某党若妄图把自以为是的理想推至极端，并为实现它而不惜破坏现实中既有的一切，这样的实践活动便走向了乌托邦的反面。其实，早在共产主义幽灵徘徊欧陆之日，欧洲的知识分子即对乌托邦构想有所警惕而提出了异议。他们以启示录式（apocalyptic）的笔法虚拟另类乌托邦的形态，向热心构造乌托邦的人士发出有朝一日，恶梦就会成真的警告。这类作品所描绘的社会被称作dystopia ，即通常所说的“反面乌托邦”，也就是奥威尔《1984》一书中那种极权监控遍及社会各角落的坏乌托邦国度。在以下的行文中，我更喜欢把这个生僻的英文单词音义兼译，定名为“歹托邦”，以便读起来较顺口，意思也更显豁。布洛赫后来在其《希望的原理》一书中所妄谈的“具体乌托邦”，即属不折不扣的歹托邦。凡遭遇共产极权压制迫害者，无需解释，都会从各种歹托邦作品中警觉到赤色神话投下的恐怖阴影。
上海学者裴毅然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也是个歹托邦的过来人，对乌托邦幻灭的灾难，他记忆犹新，至今仍难以消解其痛定思痛的悲情。裴教授因此发愤著述，经过穷年累月的文本侦缉，终于写成这部五十万言的巨著。该书钩沉史料，加以系统的编排，以充足的史实展示毛泽东及其毛共暴力打造“具体乌托邦”的罪行，特别对“延安一代士林”的来龙去脉详加个案追踪，在披露他们种种受难窘态的同时，更历数这一群受害者互相迫害的荒谬现象及其在中共窃据大陆后的一时得意和接踵而来的一连串遭殃，从而深入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感染赤潮的迷误和所陷入的困境。
二
“延安一代士林”是此书的副标题。用“士林”一词标签中共集团内的延安一代人，或不无反讽的意味。应该指出，“士林”乃历代各朝对文人士大夫群体的通称，在张之洞办洋务，康有为公交车上书的年代，我们尚可一瞥士林群体主持清议，策动朝野，举足轻重的影响。而随着科举废除，帝制终结，所谓的“士林”，早流于名存实亡。因为政统意义上的士林——仕宦文人——所赖以繁衍的社会文化生态已不复存在，进入民国，只有个别的硕果仅存之士——也就是裴毅然所划分的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中某些精英人物——仍在各自的孤立中固守“士”的道统，为后世留下了士林晚照的最后一道绚丽。其中年长者如梁启超、章太炎、林琴南、严几道、王国维、蔡元培和张謇等人，略晚者如蒋梦麟、胡适、丁文江、陈寅恪和吴宓等人。就他们的知识学养来说，前者对西学虽有所涉猎，但仍以深厚的国学修养为主；后者则多有留洋经历，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且早年也都打下很好的国学基础。他们共有的优势是中西兼容，多少都咀嚼到西学的精华，更以“中体”的丰厚充沛见长。因而在那个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年代，他们所存养和所抵制的东西最能体现传统命脉与现代潮流的理想连接。不幸其同代人中却另有一类个性浮躁之徒，他们急功近利，思想激进，盲目煽播布尔什维克革命火种，致使继起的野心家趁火打劫，操纵革命权柄，掀起败坏传统精神和误导现代化道路的逆流。比如像李大钊这类中共的先驱人物，早在中共正式成立前就协助苏俄特派人员拉拢地方军阀，乃至公开为苏俄侵占我外蒙叫好，其里通赤帝的行为在当时实不齿于士林。随着李大钊之流掀起的革命逆流日益高涨，残存的士林遂趋于消亡。
裴毅然自选题研究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嬗变，即有他明确的“代际意识”。在早先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一书中，他特别对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划线归类，依次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历构成，并根据他们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理想设置等方面显示的异同，分别确定他们的文化品位。在这本考察延安一代人的巨著中，裴毅然仍沿用代际序列的框架，把中共党内诸人划分为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和延安一代。仅就大革命一代的重要人物来说，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类多有旧学功底，且有出国经验的共产党人，多少仍有些士林余韵，而根本就未曾入流的毛泽东及其新民学会一伙便与前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而自加入革命逆流，他们即咄咄逼人，崭露其反知识精英的精英姿态（anti-elitist elitism）。这一类中小知识分子旧学与新学都是半斤八两，更缺乏有益的留洋经验，他们即使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或在苏联受过培训，也都谈不上学到了什么特别的专业知识。再加上从学校走向社会后无业可就，自然就很容易走上领取卢布的职业革命家道路。他们既仇视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绅士阶层，又对欧美留学归来的高职高新知识精英心怀羡憎交织的情结，因而此两类新旧士林中人物都被他们视为敌对阶级。毛泽东就是这群低品位激进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身为知识群体中的一员，却始终以诬名知识分子而撒泼称雄。只要读一下他那篇把众多的知识阶层成员都圈入“反动派”的文章，即不难明白国共两党何以在短暂的合作后即走向分裂，以及梁启超何以会指斥共产党为最危险的“乱暴实力”。等到国共彻底分裂，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搞军事割据之日，中共领导层的中小知识分子就逐渐远离士林，蜕变成新型的绿林人物。他们随后由苏区西窜到延安，经过从党内到军内的一连串权斗，最终在毛泽东操纵下，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相互掺杂，融为一体，构成了军党-党军的新型组合。正如殷海光所描述，他们是“亦政党亦土匪，亦和平亦暴动的多形性的东西”，是“内在地产生于中国底贫困、混乱和落后”。毛从此紧抓军党大权，带领其党军实现武装夺权的目标。暴力必然导致专制，专制自然助长个人独裁，独裁者最不能容忍自由批评。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连带革命队伍内任何人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是就都成为毛泽东纠集这支农民军固有的粗暴势力去残酷打击的对象。
明确上述的对峙框架和冲突趋势，乃是我们打开裴书，连通其所述延安一代人的关键。“知识分子”是那时候才流行起来的新名词，它泛指老一代士林群体没落之后读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知识群体。必须强调的是，该词本为一中性名词，涵盖面十分宽泛，在国民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二十世纪前期，多少有些文化程度的人都会被视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就是日常所说的读书人，他们既谈不上有多么高级，也并没被世人视为另类。把知识分子视为另类，而且将该词诬名化的始作俑者乃是毛泽东其人，是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始给知识分子加上“封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类诬名，致使此类哈耶克所说的“毒化词语”定型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配套定语。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在西方语境中原有的特殊涵义——自由批评的精神，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则被暗中阉割，最后被丑化成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嘲弄的猥琐情形。毛式诬名在中共夺权后泛滥到洪水滔天的地步，曾一度陷知识分子于没顶之灾，以至于让锐意为知识分子正名的余英时觉得该词的诬名积垢难除，不得不另拈出“知识人”一词，以示区别。
延安一代知识分子就是在知识分子已经被诬名的语境下陆续进入延安的。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对李志绥说过：“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只有毛这个总是得逞在一批批被牺牲者身后的幸存者敢说出这样的黑话，也只有他深知，中共的幸存和壮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不断靠消耗其优秀成员的鲜血维持下去的，而它的党性更是在不断剥蚀党内外成员人性的过程中锻造而成。这些优秀成员多为有一定理想的新旧知识分子，延安一代人涌入延安，再次为中共的幸存和毛的得逞输入了可消耗的热血。裴毅然这部巨著中做得最令人信服的工作就是层层剥皮，逐步消解，让我们看出延安一代人在各方面更低于大革命一代人的贫乏和平庸。大革命一代的优秀成员多少还残存士林余韵，延安一代在文化底蕴上则比前者浅薄了许多。裴书以详尽的统计资料指出他们粗浅单一的知识结构，确证他们“因单一而偏狭，因偏狭而绝对，因绝对而封闭，因封闭而低浅，因低浅而暴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的抗日中心是重庆而非延安，真正爱国的志士和更其纯粹的热血青年很少会接受中共的蛊惑，他们多踊跃参加到“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行列中去了，到延安去白吃小米稀饭的人士在知识青年中仅占极少极少的比例。在当时的知识青年整体中，他们这些人多属于失意者或不入流之辈，很少能跻身杰出人才之列。从裴书中所载他们的自白以及他人的评述不难看出，他们的个人情况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多是些轻重程度不等的问题人物，因而本来就潜在着逃避现实，铤而走险的冲动。有些人是受了亲友的诱导，有些人则迫于各自的艰难处境，于是就在偶然发现有那么个去处可找到出路的情况下，带上各自的问题盲目出走，到延安去投奔了革命，满以为跑到了那里，就能追求到他们口头或书面上被灌输的理想。就他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延安在他们心目中多被视为谋生求职和拼打前程的落脚点，但等到他们进入其中，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才发觉自己已被动地立下投名状，从此再无退路可走。裴书所还原的一系列延安黑风景为我们揭示了乌托邦黯然幻灭，以及歹托邦随之成型的过程。
乌托邦与歹托邦乃中共集团一体之两面，它犹如那个叫做风月鉴的镜子，其光洁的正面看起来美好诱人，一进入其中就立即堕入吸血鬼骷髅头狰狞吃人的背面世界。小小的延安城学校林立，你不能说青年人没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但所有的学校都是集训班性质，整风运动中完全被办成洗脑和受训的集中营。就参加革命队伍来说，延安的确让前来投奔的青年觉得男女平等，但不少年轻女子都经党组织网罗，纷纷被纳为领导的妻室。延安是解放区，贫苦农民确实分了地主的土地，但他们上缴的公粮远多于国统区，日子过得比从前更苦。青年们是向往平等和公平才投奔延安的，只是在他们进入其中，才发现了王实味所批评的等级制和领导们享有特权的现象。类似的似是而非现象还有很多，裴书都有详实的描述，书中收集的大量史实展现出延安社会一体之两面，生动地描述了“延安一代士林”失足其中，左右都不是人的尴尬处境。
三
《幻灭》是一部引文充斥，篇幅很长的巨作，对普通读者来说，阅读中容或有一定的挑战。因此我还要强调指出，该书之所以能够自始至终释放出消解乌托邦幻象和彻底否定中共暴力革命的效果，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力于作者独特的叙述方式，这就是裴毅然自撰写《探索》一书起即开始摸索的“以述为作”之叙述风格。所谓“述”就是从相关数据中选录大量的引文，以侃侃而谈的史话方式展开其散点透视的行文。这些引文并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论据被机械地征引进来，而是被作者有层次地镶嵌在各章节之中，组合成上下连贯的构件，让直接引语与转述的段落，以及作者插入的旁白、评判、即兴的反应、加强语气的反问、乃至几个字的感叹，全都错落混杂，融为一炉，形成了多声部的合唱。
这种活用引文以构成夹叙夹议的文体在《幻灭》一书中运用得更趋熟练，规模也更加恢宏，可谓从头到尾，一气贯注，达到了酣畅淋漓的地步。阅读着纸面上那后浪逐前浪一样翻滚下去的引文，再扫视脚注中详列的书名篇名，常常让人感到，作者把他要论述的延安一代人在彼时彼地的声音巧加剪裁后，都按部就班地连通到读者的现时阅读层面上来了。这种顺势挪用史料的引文会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让你感到在读这本砖块般厚重的大书之同时，也顺便涉猎了作者所引用的一系列书籍。此外，引文与作者插入的按语和论断更会产生一呼一应的效果，让读者从引文与引文相粘连或发生踫撞的语气中感受到作者要传达的意思，随之做出他们各自的读者反应。
也许在某些习惯拿学院绳墨来衡量此书的人看来，裴毅然的叙述方式不够规范，缺乏学术严谨，有文学笔调，甚至有重复零乱之嫌。但就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此类难免会有的负面反应反倒折射出裴书有待我们耐心琢磨的特征。特别是从延安一代人留下的文字中截取的大量引文，经过作者在书中重组，都一一被罗列到审视乌托邦幻灭的卷宗之上；而这些文字正是延安一代人走向迷误的自供状，也向后世提供了中共集团对知识分子边利用边迫害的证词。在再现延安这个歹托邦构建过程的工作上所作的努力，裴书差可与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比肩。两书均突破了大陆学者评毛批共的禁区，为彻底否定中共暴力夺权的全新史观铺垫了基础，而裴书更从面面俱到的共时性叙述上对高书的历时性叙述作了必要的补充。
然而，要揭示真相和表述真实，在书写上依然有很大的难度，克服它很吃力，出力后仍未必会讨好。弗吉尼亚•伍尔夫把这样的文字书写比喻成马拉松长跑，说“真实”跑到终点时往往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在观众眼中，并不雅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裴毅然耗时费神，把他博览精读的那么多传记、回忆录和访谈经过消化和选择，加以重组，编排成既讲史又论史的文本，现在让读者捧书阅读，要逐页追踪他那一圈又一圈的罗列缕述，读起来自然也免不了付出类似于作者写起来所经历的辛劳。
面对裴书中不厌其烦的征引及其辞赋式的铺陈，我更进一步联想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还有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说句老实话，两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也都是由大量的引文加上穿插的按语连缀而成。大学者可以做成功，小学者何尝不可一试？这种有针对性的抄书再经编排后转化成著作的叙述方式其实源远流长，古已有之，且与今日后现代书写中惯于用零碎材料和杂拌制作拼凑文本的文体相映成趣。余世存的《非常道》全部属于改编的抄写，书写者对所编写的文字，只加分类，全无评论，反而收取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效果。该书的可读性和阅读价值因而远胜过那些长篇大论，贩卖搬运性质的学术专著。这样看来，未能理清裴书头绪的读者也许会嫌它行文冗长，但你若能耐心读下去，进入其含量丰赡的脉络，多少还是会获取大量的信息，会对所谓“延安一代士林”的非知识分子化处境和反知识分子化倾向留下生动的印象。
四
这也就回到了本文开头即点明的“正名”问题。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的宗旨是名实相符，而中共集团的整个运作却是名实乖违。名实不符从一开始就是中共集团的生存方式，是毛式话语百般护短的政治逆鳞。中共的“伟光正”之名是彻底打败国民党之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他们起初只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在国人眼中，不啻为赤帝祸华的走卒。再加上靠打家劫舍维持其军事割据，比土匪只高出了所谓工农组织的等级。因而从起步上来说，他们尚无暇顾及“伟光正”的宣传，而是更急于掩盖自己的“卑黑邪”之实。具体的做法就是对既定的价值反咬一口，先把正面的人和事肆意摸黑。尤其是毛泽东其人，最善于和惯于采取反动修辞，制造种种诬名，用以歪曲让他们觉得相形见绌的人和事，从而达到颠覆既有价值阶序的目的。自古以来，世上的奸佞宵小常用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伎俩正是毛泽东师法的样板，这类手段由他经手，再加以马列词语的包装，长期以来，极大地篡改了我们日常用语正确达意的功能，其滋蔓如霉菌繁衍之势几乎报废了传统观念赖以传递价值信息的一系列关键词汇。概念的本质是完善的理想，这一理想在概念的世界中是不变的。比如德、仁、义、理这类在传统社会语境中属于普世价值的名词所指的实质就是永恒不变的，人伦道德，个人的名分地位，端赖此世代维持下来，每一个体才得以在恒定的秩序中各正性命。但一经毛共加上“封建”之类的诬名，从而将被诬名者整死整活，乃至从肉体上消灭，此类关键词语在日常用语中所表达的固有价值就逐渐失效，被掏成空壳。毛共的“卑黑邪”之实——也就是毛所凭借的粗恶势力——于是趁虚而入，用暴力维持了沐猴而冠之辈独占价值领域的权位，更用乌托邦幻象迷惑怀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理想”这一炫目的虚名就顺手被调制成供理想者饮用的毛共牌迷魂汤，延安一代喝了它，也就一失足成千古恨，跌到歹托邦中苦苦打拼，硫磺火内煎熬灵魂去了。
要求得名实相符，必须从严明的证伪工作入手。近三十年来，随着“伟光正”之名日渐剥落，大面积暴露的“卑黑邪”之实已路人皆知，再加上党内外历史意识的觉醒，知识分子群体展开的证伪性书写已传单般撒遍寰宇。历史观的转变乃是一根本的转变，要完成此障碍重重的转变，证伪的工作更应提升到秉持春秋史笔以定褒贬的高度。这一书写活动同时也起到除诬去魅的功效，让书写者在悲剧之宣泄后得以完成灵魂的洗涤。作为人文知识分子，能有勇气和见识从事批判元凶巨恶之担当，其行动本身就是为自己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完成正名的使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裴书的完成与出版又添了一份证伪毛共的证词，更为历史观的彻底转变增强了正名的力量。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