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50)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2)
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蓬勃发展之际，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首当其冲遇到严重的经济大衰退。美苏两国经济体制迥然不同，在一冷一热的境况下，会有如何的后果呢？帕克在《超级大国: 美苏对比》中这样写道:
美国最痛苦的经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它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几乎陷于停顿。并且，由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福利国家”，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和损失。
美国的经济大衰退在时间上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密切相合的，苏联的工业生产在美国生产量垮下来的同一时期开始显著增长。下面生铁生产的数字(单位:百万吨)可以说明这一点:
美国
1929年 46.5
1932年 9.8
苏联
1928年 3.3
1932年 6.2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和苏联早期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西方经济的衰退使得许多有技能的工程师失业了，生活贫困，其中许多人接受了苏联提供的工作；在指导发展苏联新兴工业方面，他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1929年是美苏两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在苏联，这一年是伟大的工业扩展时期的开始，目的既要使已经定居下来的地区现代化，又要开发这一帝国中迄今还未触及的地区的丰富资源，扩展这一“整体”的边界。在美国，这一年标志着一个同样爆发性的经济发展时期的结束，这个时期开始于1870年前后，它同样是要满足双重的需求——这一国家中已经发展的地区和由于边界向前扩展而产生的新发展地区的需求。然而，1920年代需求减缓了下来，原因是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以及由于没有可以开辟的新土地，移民停止了。但是，工业能力继续高速度扩展，直到1929年经济衰退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创始了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但是经济大衰退也使这个国家在美国经济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经济衰退，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终止了，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诞生了。虽然这种关系在当时遭到企业领袖们激烈的攻击，可是它却在1941一1945年战争中成熟起来。企业公司不久就开始认识到有政府作为顾客的好处。
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之间就有着某种强烈的互相影响的迹象。不仅斯大林在其发展计划中仿效了美国模式，而且美国人还参加了实际工作。另一方面，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和顾问，对于他们的私有企业经济感到失望，开始对苏联的实验发生兴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十分热心。经济大衰退时期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粥棚，到处是一片艰难困苦的景象，从那时的美国来看，20 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像现在从丰裕的处境回顾时那样阴暗和令人生厌。但是，在有势力的保守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以致于在美国只要有人再拿出一剂社会主义的药方就必然遭到拒绝，被认为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
这里有一个事实必须拿出来对比: 同是在1932年，饱受经济大衰退折磨的美国虽然“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粥棚”，但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而胜利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苏联却出现历史上最大的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在农村中争取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决议按照集体化的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成三类: 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和下游地区在1931年春天完成集体化；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等地区在1932年春天完成集体化；其余地区可以把集体化完成的时间延至1933年春天。中央一声令下，苏联全国各地各级党和政府组织立刻自上而下地推行全盘集体化，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各级干部要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而不愿马上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则被斥之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富农分子”，并没收土地。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有1200多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但是这种高速发展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巨大打击。广大农民在突然间被迫交出自己的一切生产资料，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成了国家的长工了。集体农庄庄员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类似中国1950年代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胆敢违反者刑法处置。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交售的粮食平均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给农民供应的返销粮价格则高得惊人。
农民们无力反抗，又无法忍受这种沉重的负担，只好用减少耕种面积等方法消极抵抗，农村出现大量的“罢种罢收”现象，农民们纷纷成为“躺平族”。
粮食产量在下降，而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如此作为之下，1930一1931年粮食不足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最为严重。
但是，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的媒体都严禁谈论1932一1933年大饥荒，披露灾荒的人将以“反革命煽动”罪名入狱。
苏联杂志《星》1964年第一期载文讲述了1932一1933年大饥荒的情景: “人们一家一家地饿死，房屋纷纷倒塌，越来越多的窗户不再透出亮光——它们被木板钉死了，人都进城去了。”
城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1989年第六期《十月》杂志刊登的《一切都在流动》的文章回答说: “国家拿不出一粒粮食给饥民……所有道路上都设置了关卡，有军队、警察、内务部工作人员，不准饥民出村，哪怕是一些非常小的车站都有警卫队……” 城里人买粮食必须出示购粮卡。
1932一1933年苏联爆发的大饥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饥荒，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了真相，致使饥民们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
1932年底苏联法律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可以处以最高刑罚——枪决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较轻者，判处十年以上监禁并且没收全部财产。结果，大批妇女儿童因为偷偷剪了点麦穗就受到了严惩，在从该法规出台到1933年1月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共计惩处了54645人。
因食用掩藏的霉变的粮食引发了大面积疾病。但更严重的是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引发了如何惩处的法律问题。1933年5月，苏联克格勃下发了一封密件，强调了将食人视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件: “由于现行的刑法没有规定对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惩处措施，所以一切食人案件都必须交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各级地方机构去处置……”
这场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多数学者倾向于五百万的数字。也有人认为达八百万之多。学术界的一致意见是，1932一1933年苏联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多于1921年大饥荒死亡五百万人的数字。
1930年，苏联顿河地区开展了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后，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来到他的家乡北高加索边疆区的维约申斯克镇参加了这场运动。他怀着激情，暂时放下了手中的巨著《静静的顿河》的写作，抓住了这个新的现实题材，于1932年发表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肖洛霍夫在赞颂集体化的同时，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了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于是，他挺身而出，上书斯大林，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义无反顾，为真理而勇往直前地谏言犯颜。从1931年1月16日至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就集体化中存在的问题给斯大林写了四封信，封封都堪称逆龙鳞之作。这些信件在苏联解体前被封存在斯大林的个人档案里，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披露。现摘录如下:
文件一: 米.亚.肖洛霍夫致约.维.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
北高加索边疆区一系列区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十分危机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直接写信给您。
完成征粮任务后，各集体农庄领到了牲畜饲料，每头牲口10普特(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硬饲料: 谷物、糠麸、谷瘪子等。这些储备饲料，都要保留到春播开始时再用。由于1930年草场没有打到牧草，(草都旱死了)，因此，当年秋天马和牛由喂牧草改为喂麦秸和糠麸。
从秋天到上冻，牲畜一直在耕地。地耕完了，难以想象的精疲力竭。当改喂麦秸以代替平时的饲料时，牲畜变得极度瘦弱，到了12月，由于没有牧草吃，开始渐渐死去。
您可以根据下列数字来判断情况的严重程度: 米列罗沃区“红色灯塔”集体农庄(模范集体农庄！)65匹马死了12匹，可用的只有4匹，其余的全趴下了。卡沙尔区新帕夫洛沃集体农庄去年秋天有180匹马，今年1月12日只剩下67匹。其他集体农庄的情况也不好。
每天都死三四匹马，或者更多。大多数集体农庄的牲畜或者是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减少，或者是极度瘦弱。维约申斯克区死掉的牛马超过一千头。如果情况依旧同过去一样；如果各集体农庄在最短期间内不能得到牲畜饲料，那么到春天只能剩下20%一30%的牲畜，而剩下的牲畜也不能役使，结果将给春播工作造成直接威胁。
我不想更多地举例和列出其他集体农庄牲畜死亡的数字，以免浪费您的时间。一言以蔽之，这种状况，并不是个的，绝大多数集体农庄都是如此。
斯大林同志！原顿涅茨州各区的情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这样管理是不行的！边疆区报纸谦虚地一言不发，党组织不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尚存牲畜的饲料供给问题。每耽搁一天，就要浪费国家成千上万卢布。
如果不改变现已形成的状况，这样的“管理”不会向个体户证明集体农庄对个体经济的优越性。当集体农庄庄员拖着马匹的尸体经过个体户的院子时，脸色难看，精神压抑。而个体户的牲畜既不死，也不用揪着尾巴把它们拉起来。我路过五六个集体农庄，看见他们怎样喂马: 把糠麸倒进槽子里，马用嘴和弄几下，掀到腿下，甚至弄到马粪里，过一个小时，饲养员重新把糠麸从马腿下收拾起来，再重新倒回槽子里。很多集体农庄不把马赶去饮水，这样做不是因为方便，而是因为马匹已经不能走到饮水的地方，都趴下了。
……在奥尔霍夫角村和新帕夫洛夫卡村之间，在30俄里的路上，我看见了三头奶牛的尸体。在新帕夫洛夫卡村，有一头极好的、怀了孕的纯种母牛，被公牛扎伤，直到晚上躺在地上咽气。
通常，农家都是把小牛犊养在家里和孩子们放在一起，把孩子们的奶分给小牛犊喝。您自然会理解，当集体农庄庄员看到在半路上死去的牲畜时，会在心里产生什么印象。
真让人伤心，斯大林同志！当亲眼看到这一切，当在集体农庄的马厩里看见马匹趴在地上时；当同集体农庄庄员谈话，他眼睛瞧着地上，你看不见他的眼神时，心情万分沉痛。各村游荡着吃得肥肥的狗，路旁躺着马的尸体。可是冬天还没过去一半。斯大林同志！如果每一匹马或牛能有10普特粮食，甚至是糠麸，就能拯救尚且存活的牲畜。可是边疆区大概是忘记了数学，算不出10普特粮食只值10卢布，而一匹马却值150一200卢布。
请您派一个调查组到原顿涅茨州来，我向您报告的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
米.肖洛霍夫
1930年1月16日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
第45号全宗，第一号目录，第827号案卷，第1一4页。打字件副本。)
文件二: 米.亚.肖洛霍夫致约.维.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
播种期间，集体农庄庄员在大量偷盗种籽。通常是从播种机中偷盗。播种员完全有可能在一公顷耕地上“节约”半普特或一普特种籽，只要他在工作中扳动一下撒种控制器的杠杆，例如将8普特改为7普特或将7普特改为6普特，就可以了。
由于生产队长或指定的党员不可能监督每一台播种机的工作，所以在一系列地区的集体农庄，这种盗窃行为便带有普遍性。有时还是有组织的: 生产队长和播种员串通一气，合伙采取行动。
我认为，为了不使播种员能随意地改变撒种的指标，必须责成集体农庄的管理机构，在播种机上安装下列简易的、并不需要任何花费的设施:
1)在播种控制器的手柄顶端钻一个孔。2)在种籽箱的后壁上，从左侧拧上一个带环的螺钉，并责令集体农庄的管理人员，让他们在确定撒种标准时，进行下列并不复杂的程序，不让播种员有可乘之机降低播种量: 用一根绳线或者铁丝，将手柄的小孔同带环的螺钉连接起来，系上麻绳，打上铅封。
我相信，这种办法会有助于保住大量的粮食。
米.肖洛霍夫
1932年10月29日
(俄罗斯总统档案
第45号全宗，第一号目录，第827号案卷，第6页。手稿。)
哇塞，这是什么世道？！把大作家逼成农械改装师了。
美国农民播种时不会偷盗种籽，美国的作家也就不需要上书美国总统建议改进播种机零件以防国家、集体财产受到损失。
1931年6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者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乐观地说: “我们组织起了集体农庄，使得农民有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了。”
肖洛霍夫对这一论断是否信服呢？绝对不会。因为在此之前，他在实地考察的地方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相当可怕的。俄罗斯作家瓦.奥西波夫的《肖洛霍夫传》一书中，对肖洛霍夫当时的作为这样叙述:
肖洛霍夫没有接受无边的乐观主义，他支持农业集体化，但也看到了那些毫无心肝的执行中央指示的人坑害了顿河。
他看到了大饥荒的最早的黑色闪电，并想防止这一灾难。在1930年12月和1931年1月初，他到顿河上游一带各集体农庄去查看可怕的情况。
全面考察！恶劣的严冬又增加了灾情: 大风雪，气温下降，许多农舍里冷得要命，甚至玻璃窗挂上了冰，屋角都结了霜……当他走进农舍来看望时，女主人甚至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招待。炉子不生火，地下室空荡荡一无所有。哥萨克们都在埋怨，粗野地骂鬼骂娘。哥萨克女人们哭泣着，孩子们抬起了由于饥饿而黯淡的小眼睛望着肖洛霍夫。人们开始浮肿了……
往前看——没有一线光明。对于播种就不能去想——没有种子，人们也没有给牛马准备好过冬的饲料，春天耕地的牲畜在死去——这就意味着，来年任何收成也谈不上。
不论到哪里，到处看到的都是这样。
谁能够使人们摆脱这可怕的灾难？他决定给斯大林写信，信于1931年1月16日寄往莫斯科。
接下去却没有回信。肖洛霍夫心里很难过，但不妥协，他摘下写报道的笔帽，动手写了特写《在顿河右岸》送给《真理报》。
这篇特写的写作不单单是由于心中充满了不快，这是制止当局向农庄庄员发火的一个尝试。对于26岁的肖洛霍夫来说，这篇特写是他与高尔基和《真理报》很有影响的撰稿人拉狄克交战的总结。
肖洛霍夫的这篇特写，从它所提各项内容看都是批判的。当然，无论是编辑部还是作者本人，都不能允许他作出如此毫无节制的总结，只是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这些总结已经有了，如今有了些削减，降低了调子。但毕竟还是揭露。明察秋毫的读者可能产生怀疑——这不是同领袖论战吗？
领袖宣布了: “要像人那样地生活”。作家就在特写中写进了哥萨克农庄庄员抗议的独白: “只要是个哥萨克——不论是当生产队长还是当生产组长。他们这些公狗，把铅笔往耳朵上一夹，当起领导，游游逛逛，而婆娘们又要扶犁，又要赶牲口，又要做饭！我们不愿意这样生活，苏维埃政权可不是这样说的！”
肖洛霍夫的指责像连珠炮一样: “他们不能真正地学会组织劳动……那是什么生产竞赛呀！一半的牲口都放倒了……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事先没有想到……人们被愚弄，精神极为痛苦。” 这就是你“要像人那样的生活！” 而且还有、还有、还有。当时农庄女庄员遇上了从上级来的党的领导: “我们这儿没有哥萨克男人！没有人陪我们睡觉，你们却来动员我们去播种……” 这里她们说的是经过了一战和国内战争之后，村子里差不多没有男人了。……
斯大林同志，你看看你的子民活得像个人样吗？没吃没穿，缺柴少炭，女人没有男人。你应该向肖洛霍夫学习，下到农户考察一下，揭开农民家的锅盖看他们吃些什么，摸摸他们的床铺看铺盖暖和不暖和嘛。你为什么不给肖洛霍夫回信？而是发表《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若干问题》一文警告: “某些‘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把伪装过的托洛茨基的破烂货拖进我们著作中的企图，应当得到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坚决回击”。
过了一年多，未满28岁的小伙子肖洛霍夫年轻气盛，又给最高领袖上书了。这次，他走得更远，因为他看到农民活得更不像人样了！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