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夏，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的父亲，接到北平师范大学的电报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信，聘他任教。父亲非常欣喜，回到上海同母亲商量，决定接受母校北大的聘书，同时回复师大，如时间许可，愿来校兼课。8月，父亲动身去北平。11月，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乘船到天津，往北平西单牌楼学院胡同住下。那时我还不到一岁，学院胡同的住家，自然全无印象，后来知道是个小院落，跟一位夏姓师长租下合住，环境既杂且挤，生活并不十分宽裕。
父亲于北大政治系课程之外，每周可在外兼课四小时，乃分配二小时在师大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二小时在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轮流授课。我们在学院胡同住了两年多后，搬到西城二龙路33号。这所房子比较宽敞，有大院子，可是地点不好，天黑叫洋车回家，车夫说那儿有个“二龙坑”，是从前犯人砍头的地方，晚上出现无头鬼，不拉。1936年4月，父亲经济状况比较宽裕，迁居西直门北沟沿大乘巷一号。这是个四合院，乃前清的一个公府，前后三进，前院客厅，正院厢房，后院一排五间，上房有玻璃廊子，很是气派。
二龙路时期，父亲在办《食货》半月刊及写中国政治思想史，几位比较亲近的学生，常来家中看老师。搬到大乘巷后，父亲有间大书房，书架上藏书甚多，学生们往往流连忘返。如是周末，父亲常带他们，叫上哥姐和我，去“代乳公司”吃三明治（“代乳”者豆汁是也）。这些学生研究中国社会史或经济史，为《食货》写稿，他们包括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曾謇、沈巨尘、萨师炯等人。燕京大学的连士升也常来讨论西洋经济史，后来成为父亲器重的《食货》长期撰稿人。
何兹全初次投稿《食货》时，尚是大四学生。他曾回忆说：“我写了《魏晋庄园制的雏形》寄他，刊在创刊号里。从此，我就常在《食货》上写文章。也从此，我和陶先生开始有了个人间的接触。他住在二龙路，我常去他家。现在记得院子里常有两个四五岁或五六岁的小孩在玩，不知其中有没有一个是现在宋史专家陶晋生师弟。”父亲的几位学生，就是这样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他们来我们家，有的是来听父亲讲时局、有的是来研究合写论著、有的是干脆来玩儿的。琴熏姐和泰来哥都跟他们处得很好，我和晋生太小，跳跳蹦蹦，跟出跟进而已。
“七七事变”爆发，我们全家逃出北平，先到武汉，再去重庆，成都住了半年，经安南去了香港。何兹全随《教育短波》到南京，后来辗转到重庆，进入艺文研究会工作，同时主编《政论》半月刊，后来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做史学研究工作。1940年，父亲在香港编办《国际通讯》周刊，聘何兹全为驻重庆编辑，此期间，两人通信频繁。1942年父亲回到重庆后，与何过往甚密，是师生二人交情最好的一段时期。
我正式跟何兹全先生通信，后来在北京见面，是60多年以后的1998年。那时我正在写“高陶事件”，晋生四弟转来何先生寄给他的一大扎信件－－父亲1938至1940年写给他的27封信的复印本。这批信的原件，曾经两次横渡台湾海峡，居然得以保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原来，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何兹全，1947年拿到奖学金赴美留学，行前把这批信件收进书箱，存放在史语所。1949年，这个书箱随着中央研究院迁到了台北，在储藏室里躺了41年，才由高去寻所长找出寄回北京，于1988年6月物归原主。何兹全记道：“信到北京之日，传来圣师在台北逝世的噩耗。”次年初，晋生把全件转寄给了我。这批信件，是父亲与何兹全之间师生情谊的纪念。
1999年4月19日，我夫妇二人飞抵北京，第二天一早，与姐夫沈苏儒同乘出租车直驶北师大红二楼何兹全宿舍。故人相见，备极喜悦兴奋。兹全先生已高龄八十八，身体仍然挺拔健壮，夫人郭良玉红颜白发，岁月风霜磨不掉她年轻时的灵慧秀丽，两老亲热地叫我们“小师弟，小师妹”，自称“大师兄，老嫂子”，我们自此即相互如此称呼。老一辈的读书人对于辈分的分际，是很认真的。
大师兄说：“我在北大时，影响我最大的是先生，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主要是受他影响。其次是胡适、傅斯年，再次是钱穆。他们的治学方法，各有特点，对我都有好处。”他又感慨地说：“留在大陆的我，后来竟成为《食货》的‘余孽’，如今是食货学派的‘孤臣孽子’了。”
22日下午，我和内子再去北师大探望师兄师嫂及辞行。大师兄把父亲写给他的二十七封信原件，以及他1943年写的前言，郑重地交给了我。信已黄、纸已脆，钢笔写的字都已褪色，毛笔字的尚属完好。这是师兄保存60年的瑰宝，“文革”时期幸免于动乱的破坏。大师兄说：“我身体还可以，还能写作，我将写一本研讨食货学说的书，以今天的历史宏观，评定先生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成就，和他以及《食货》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年春天我们再去看望，大师兄赠我一本他两年前完成的自传《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老嫂子赠德顺她的自传《平庸人生》。中午，两老请我们在校区实习餐厅吃饭，下午再回宿舍继续那说不完的话。4时起立道别，老嫂子要了车子送我们回住处。老嫂子交代车队派车嗓门特高，她笑称自己是“这一带的丐帮老大”。
此后十年，我们几乎每年都到上海小住，每次都到北京去看望大师兄和老嫂子。如不去，则一定通电话问候。每次去，他们必定盛情款待，常去的两处饭馆：北师大的实习餐厅，或侧门外的饺子店。每次都由老嫂子亲自点菜，里外张罗，兴致极高。
大师兄尝说，“我的史学研究，有三个领域：一是中国社会史（周到隋唐），二是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三是汉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寺院经济是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围；我研究的兵制，也是从社会角度出发。”他认为海内外有成就的学者，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或多或少大约都可以说是属于胡适、傅斯年一派”，但只有他自己，“主要是属于陶希圣一派和半个胡适、傅斯年派。”这是大师兄治史的特点。
大师兄是位忧国忧民的爱国书生。“文革”期间有个青年教师批评他“你哪里是做学问的？你是搞政治的！”让他难过了一辈子，他说：“我真是念书的人，确又真是一个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国民党时代我爱国，共产党时代我仍爱国，爱国关心政治成了罪状了。”那句批评的话，却也使他深自警惕：要读书，不要使人说你不是读书人。
“文革”期间，大师兄夫妇遭受过多次批斗羞辱。他感到，被揪出的人已不是人，他们是罪犯，是奴隶，没有了人的尊严，没有了人的自由。
老嫂子是我们所见到的，最率直，最敢说敢言，最疾恶如仇，最有真性情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绝不妥协的侠义女子。很难想象以她那样刚烈的个性，要有多么强韧的忍耐力，才得以在“文革”群众的无情批斗羞辱之下，身心创伤累累地保全了性命。
大师兄说过：毛主席有句话：“要夹着尾巴做人。”本意是要人谦虚，不要骄傲。“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真成了狗，连夹着尾巴做人都做不成。
他又说：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大时代的小人物－－何兹全》。从外表看，大师兄的确是位再平凡不过的小市民，成天穿着一套深蓝色的粗布“毛装”，戴一顶布“毛帽”。他跟我们说过一桩趣事。北京的出租车按每公里单价分两等：1元8角和1元2角。一次在师大门口招手叫车，司机都不停，好容易一部车停下了，司机摇下车窗对他说：“后面车1块2”，然后急驶而去。
2006年三月，我应北大历史系之邀前往演讲，在勺园住了一星期。我周末只身去看望两老，时值中午，他们留我便饭，吃的是烤白薯和糙米杂粮粥。非常科学的保健食物，我深信两老必将长命百岁。
不幸，2007年大师兄一家发生了变故。先是他们的独生子、北大副校长何芳川英年早逝，接着，悲伤过度的老嫂子随之而去。知道大师兄夫妇早年坎坷生活的人，都了解芳川自襁褓起就体弱多病，在父母片刻不懈的呵护之下，曾经度过多少次生死关头，总算长大成人而且事业有成。他的去世，给耄耋父母的打击该有多么沉重。
老嫂子走了，大师兄一人过活，其艰辛可知。对于老伴，大师兄曾在《三论一谈》中写道：“我们两人共同生活了六十多年，今年（2001）兹全九十岁，良玉八十六岁。兹全的生活经历，也就是良玉的生活经历。我们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有着共同的命运。都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那年，我们不敢去看他。
2009年4月，我们专程往北京看望老先生。高龄九九的大师兄，见到我们十分高兴。他除了右耳略背，脚力有些不济坐上了轮椅之外，身体仍然健壮。一位河南籍的中年保姆料理大师兄的生活。可惜的是，老嫂子已经不在他们共同居住了四十多年的红二楼了。
红二楼原本杂乱的书房如今收拾得明亮洁净，书桌上摆着许多镜框，除了家庭照片之外，一幅“优秀党员”证书特别显眼。临别时我对着他的耳朵说：“大师兄，您明年一百岁，我们回来给您拜寿。”大师兄笑答：“我真的很老吗？”然而，非常惭愧，我们第二年因故没去北京，引为终生遗憾。
2010年2月15日，大师兄以一百零一岁高龄仙去，官方讣告写着：“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等学会顾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大师兄留下那么多代弟子，不朽的学术著作，以及令后世景仰的学者风范。他堪称福寿全归。大师兄和老嫂子那令人倾倒的音容笑貌，我们永志心怀！
2010.8.10旧金山
《随笔》总第198期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