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巫宁坤在美国接到燕京大学的电聘，兴冲冲地回国任教。临别之际，他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的回答是：“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不料一语成谶。巫宁坤返国后壮志未酬，被迫洗脑，凡二十余年。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且至今有家归不得，流亡海外，当个寓公。
巫宁坤返国的1951年，敝人刚刚十岁出头，一个小屁孩。虽谈不上“生在新中国”，但“长在红旗下”则是确定无疑的。按理说洗脑轮不着我。
我是自己削尖脑袋往里钻。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前的四川小县城，死气沉沉。学校也搞“天天读”。每天上学后第一件大事是朝［读zhāo］会，众顽童齐集学校礼堂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音调低而平缓。复诵读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和尚念经，不知所云。1950年初春，倏地响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样欢快活泼、节奏感强的歌曲，太有诱惑力了。当时活泼、好奇、敏感的我，跟着了魔似的成天往县学联跑，扭秧歌，学唱革命歌曲，只觉得挺好玩儿的（四川话叫“好耍”）。
新生红色政权的文宣工作好生了得。当地驻军五十四师文工团反复演出歌剧《刘胡兰》和话剧《血泪仇》，免费观看。这些“寓教于乐”的作品极力渲染阶级矛盾，制造阶级仇恨，实际上是为即将到来的四大运动（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做舆论准备。我却看得津津有味，有些台词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一来二去，潜移默化，我这个小不点儿居然也跃跃欲试，要“投身革命”了。死皮赖脸地要求参加下乡宣传的队伍。在我的心目中，革命是无比高尚美好的事情。根本不懂得暴力与血腥本是革命的应有之义。一个世事不知的纯真少年，就这样稀里糊涂卷入革命的洪流。实则自此误入歧途，或曰自投罗网。
诚如伟人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发生在小县城的事情，渐渐地不那么“好玩儿”了，并且显露出不那么光彩的另外一面。
一日，在县师范学校操场上举行群众大会。现场人山人海，只见著名士绅、原国大代表张鹤林操着成都口音在台上交代：“本人张鹤林，解放前受的封建教育……”好像没让他啰嗦多久，下面“打倒张鹤林！”“打倒张鹤林！”的口号声就此起彼伏。最后是砰地一声枪响，将张鹤林当场击毙（俗称“敲砂罐儿”）。有生以来初次经历如此残酷的杀人场面，一种强烈的感觉是心惊肉跳和惶恐不安。后来也曾经历同样血腥的场面，那是当场枪毙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死者的头骨碎片飞入邻近的县文化馆院内，但作为现场目击者的我，已然无动于衷。我曾参加在废弃的机场举行的斗争地主大会，挨斗者就活生生地死在控诉者的皮鞭（实为树条）之下。
那场革命呼啸而来，我的姑父和我的舅父也难逃厄运。姑父成都高等师范毕业，曾先后担任四川省省议员、新津县县长和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的主任秘书。李家钰乃川中抗日名将，1937年率部千里奔袭，前往晋西南前线同八路军一起为抗击日寇浴血奋战，次年在战斗中为国捐躯。1994年，被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姑父抗战后返回故里，赋闲在家。1950年曾兴冲冲地以“开明士绅”身份参加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在清匪反霸运动中与张鹤林一样被当众处决，罪名是“恶霸地主”。我的舅父多年离乡背井，去西康省谋生。刘文辉率部起义后，舅父返乡赋闲。多年积蓄和苦心经营的商号统统化为乌有，一家老小生计无着。原系地下党员的老友聂瑞琪，如今有了一官半职，动员他去当教员，舅父嫌待遇太低，不够养家活口，婉言谢绝，在自家院子里搞起了手工业作坊，磨面粉、做面条，苦苦挣扎。但惨烈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无良小人又立功心切，趁机栽赃诬陷，舅父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一天夜里，自沉于后院的水井，撇下老母和妻儿撒手西归。
我的长辈，我的亲人当年受到的冲击，远远不止这些。但我丝毫不为所动，铁了心要跟党干革命。干革命就必须同反动的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譬如同姑母划清界限。姑父悲惨离世，姑母也跑不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被扫地出门，后半生受尽屈辱和折磨。姑母虽身处逆境，对我们这些侄儿男女仍然十分疼爱，百般呵护。我却表现得格格不入。每忆及此，即愧悔难当。
我参加了所谓的“催公债”工作。为应付财政十分困难的局面，新政权发行“中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名为自愿认购，实则层层摊派，于是学联就有帮助催公债的任务。各街道都有具体的任务指标。我分到东街街公所下属的东二保（相当于现今的居委会）。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每天挨门逐户地去催公债。记得有一位老先生身体虚弱，早已卧病在床，我们却不管不顾，每天跑去，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嚷嚷：“买公债！”“买公债！”如此折磨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情何以堪？我却乐此不疲，自以为是在干革命工作。
不料类似的场面又出现在五年之后的肃反运动中。初中毕业离开县城去省城读书，远离斗争的漩涡，加之功课压力大，暂时没有机会为革命冲锋陷阵了，这才消停了一段时间。
1954年秋季侥幸考入北京名校，来到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无比向往之革命圣地接受高等教育，且一切免费，衣食无忧，自然是如登天堂，幸福无比。我一门心思地攻读俄语，业务学习渐入佳境。岂料1955年夏天校方突然宣布学生一律不放假，留在学校搞肃反。我当时本已事先定好假期内学习舢板和射击两个军事体育项目，可以暂不参加运动。但我求“战”心切，遂中途退出训练，返校参加肃反。
本来，经过1950—1953年全国范围内的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沉重打击。朝鲜停战后，国内社会安定，社会秩序良好，并无重大敌情。然而，1955年4月3日，突然将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几乎与此同时，对文学理论家胡风的批判也步步升级，最后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被捕，一大批被定为胡风分子的进步作家也遭受牢狱之灾。伟人更危言耸听地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仅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这就是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的由来。他还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又说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于是运动中各单位就把百分之五订为指标。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在认定反革命分子时随意性很大。
当时我们都是一帮年幼无知的娃娃，入学时又曾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怎么会有漏网之鱼呢?偏偏我们这个小班就挖出一个来。许君是部队转业来上大学的，年龄偏大，平日表现与大家并无不同，将他定为肃反对象，是因为“历史可疑”。他本是孤儿，为生活所迫，进了国民党青年军的军校，后因思想进步，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投奔解放军。现在怀疑他是打进来的特务，却又无任何真凭实据。唯一的材料是他在国民党军校时的私人日记。只有进行轮番批斗。当时我正在申请入团，运动自然是对我的考验。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对许君的斗争和监视、盯梢（以防他有别的活动或者自杀）。会上发言力求尖锐有力，内心里尽量把他当成敌人来恨。我当时很希望他最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不枉斗争一场。冷静下来时，却免不了担心：会不会白斗一场啊？万一他不是反革命呢？
当时绝未料到，肃反运动将会成为本人“革命生涯”的终点。更想不到两年之后，我的身份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从革命者变成革命的对象，也就是阶下囚。
1957年春天，最高领袖一声号令，全国上下开展了整风运动。上面反复动员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给党提意见。5月，校园里开始出现大字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我早已深信不疑。想不到竟有这么多阴暗面！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党整风。因平时一心念书，孤陋寡闻，正愁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呢，这时我班许君出来鸣冤叫屈了。原来他的历史问题有了结论：政治态度属中间偏左，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本人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言词激烈，表示自己对此事的愤怒和抗议。作为一个曾积极参与其事、说得难听点是充当“打手”的我，感到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很为他抱不平。正是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肃反的若干副作用，如伤害被斗者的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造成新的隔阂等。一时冲动之下，便写了题为《肃反“收获”剖析》的大字报，结尾的一句话是：“可见，肃反运动的最大‘收获’是：后患无穷。”自认为是积极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
当时有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就是相当一部分平素对党紧跟、政治上十分积极的人这次却按兵不动。我也不动脑筋去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反而觉得自己是得风气之先，不像他们那样思想僵化、唯唯诺诺，而是独立思考、仗义执言。甚至还写大字报，说这些人都是“乖孩子”、“绵羊”。
师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始终都是一边倒，都是揭发缺点错误。直到有一天忽然看见这样的提醒：“同学们，不要忘了毛主席昨天说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却并未因此“清醒”过来，反而觉得这样的提醒纯属多余，而且可笑：谁离开社会主义了？我认为，大家都是怀着赤子之心，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给党提意见，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嘛。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自此形势急转直下。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通篇的调子和我们二三月份所听到的关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传达的精神相去甚远。从虚怀若谷、广开言路到舆论一律、实施反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中正式提出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的第三条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于是，凡在肃反中无辜受害并甄别平反、整风鸣放时又出来鸣冤叫屈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反右斗争中以“攻击肃反罪”划为右派分子。许君自然难逃厄运。更有甚者，那些在整风鸣放期间为肃反中无辜受害者鸣不平的人，也以“攻击肃反罪”划为右派分子。我就不幸地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三部分，明文规定了六种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就有“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我一个小屁孩说了几句大实话，难道连这种人都算不上吗？
如今回想起来，最可笑也最可悲的是，我真算得上是党的乖孩子，对于如此飞天横祸，居然能做到逆来顺受，决不申辩，甚至压根儿没有想到过要申辩，而是束手就擒。中毒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自己多年来一味紧跟、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所致。
最高领袖嘲弄说右派分子“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他当然不会想到，因他的“金口玉言”被定为所谓“右派分子”的好人，明明不是反派人物，却硬要被迫扮演反派角色，那才是怎么装怎么不像呢。当时的提法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或曰“否定旧我”。“旧我”统共十七八年，除去襁褓之中、牙牙学语、穿开裆裤、启蒙识字，真正记事也就那么七八年。如前所述，这七八年我都是在“跟党干革命”啊，何罪之有?况且我上中学读大学，均是靠人民助学金生活，用一句不太确切的话来说，是“党一手拉扯大的”。存在决定意识。我应该对党感恩戴德才是。话虽这么说，我当初可是冥思苦想，十分“认真”地深挖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无中生有、生拉硬扯。并从此走入误区。
当时很时兴的改造途径是向组织汇报思想，或曰向党交心。哪有那么多真实思想可汇报的呢?有时就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杜撰出稀奇古怪的想法，强加到自己头上，自以为挖得愈深，愈显得对党忠诚。没想到往往适得其反。你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不是授人以柄吗？不但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反而给人以思想反动、屡教不改的印象，结果是越陷越深。
我这个人就是“一根筋”、“认死理”，把所谓的“改造”当成头等大事，一点不懂人情世故。我曾在一所大学的文印室工作，刻写和油印讲义。室领导是个女打字员，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三十多岁，因为是党员，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领导，我们都尊称她为“老师”。这位“老师”左得可以，三天两头便开会批我。关心工作、出谋划策被说成“指手画脚”，甚至“不服罪”、“与党争夺领导权”。工作卖力被说成“与党团员争高低”。我则对此安之若素，手捧笔记本认真记录。但本性难改，过没几天即故态复萌，“又翘尾巴了”。一位老大姐看在眼里，找机会苦口婆心地开导我说:“你这个人忒老实，你老是戗着H老师，你看人家谁谁谁就不像你这样。”
在长期的“改造”过程中，为了表示对组织的忠诚，争取得到组织的信任，也沾染了不好的习气，如打小报告。因为在汇报思想时，组织肯定会要求你谈谈别人的情况。这也是潜规则。但不管怎么说，因此给他人造成伤害却是不可原谅的。这是本人此生中做下的恶，是很大的污点。
如果说“文革”前虽然处境不好，但日子还勉强过得下去的话，那么“文革”中的血腥暴政就逼得你走投无路、无处逃遁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可以朝你吐唾沫，甚至踹上一脚，一遍又一遍地把你当成社会渣滓任意蹂躏，把你折磨得猪狗不如，痛不欲生。最后，老实听话如我者也终于变得心灰意冷，对党、对领袖、对整个社会彻底绝望。当初哭着喊着要革命的小屁孩，未及弱冠即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最终则成了不革命。直到这时，我才终于大彻大悟，痛切地感到自己走错了路。不该卷入这革命大潮，或曰是非漩涡。不仅历尽磨难，痛不欲生，而且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前不久与两位初中同学相聚，颇有感触。当年我可比他们都积极得多，活跃得多，曾“官至”校学生会学习部长。他们则连积极分子都算不上，入队入团也比我晚，且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当逍遥派，从不出头露面。低调做人，波澜不惊。这辈子倒落得个平平安安，毫发无损。令我艳羡不已。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随笔》总第205期 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