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燕京，我亲爱的母校！”
我当时就肯定，在燕京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受聘于晏阳初平民教育学会，这个平民教育学会的工作是在河北省定县。我的工作就是去收集民间歌谣，去除之中的迷信、封建的部分，参入新的进步的思想，返回农民，让他们去演唱。这正是我一辈子所想要做的事业。可是它的工资仅够糊口。假如我不是因为欠着一大笔圣公会的四年大学学费和贷款。我就不会牺牲了平民教育会这个工作，去接受汉口一个教会女子中学教员职位。我在这个女子中学中只教了一年，校长就不愿再继续我们之间的合同，他说我在传邪教。在一个礼拜五的圣经班上，我对我的学生们说，没有真正的天堂与地狱，天堂地狱就在我们的心里，做了好事，心里快活，你就上了天堂，干了邪恶的事，你心里终归会不快乐的，那你就是在地狱。当时，政府的规定，毕业班的学生都要会考。我是初中三班的主任。我领着我的学生到汉口第一女子中学去参加会考。我在这个学校的校门口安排学生们依序进入考场的时候，我偶然看见该校的校长就是1926年我在汉口第二女子中学读书时的校长。他见着了我非常高兴。他握住了我的手说：“你曾经是一个好学生，但是被学联开除了你。我曾代表学校去到教育局请愿，为你恢复学籍，但是局长说，国共是合作的，教育是在共产党的管理之下，”学联“的权力比教育局高，即使教育局也得听学联的话，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你曾经是一个好学生，我相信你，现在也一定是一个好教师。请你到我们公立中学来教书好吗？”正好我很快就会被解雇，所以我很高兴的接受了他的邀请，我的工资也翻了一番。所以我对圣公会的还债计划也能提前了。但是我很不习惯这个学校的一套正统思想，例如当时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把蒋介石奉为神明，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就像希特勒在德国一样，无论何时何地，言语中一有蒋介石的名字，就得站起来立正，反对者就要下狱。
我父亲当时是个军法官，一再地写信警告我：必须从俗。我是燕京的毕业生，燕京给我的教育是思想自由，个性也要争取自由发展，我受不了当时中原一带，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校长也警告我：“要小心！”当时女教师们都穿蓝布旗袍，不带任何装饰品。而我呢！却戴上珍珠耳环，穿着大红绸旗袍，去到教室上课。十多年以后，我在上海由我自己创办的“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中任总干事时，我的一个职员，她曾经是那个学校的学生。她笑眯眯的来告诉我：“你还记得我曾经是你的学生吗？也是准备带领全班同学哄你的堂的那个学生吗？因为，你当时打扮得太漂亮了，不合乎当时我们对一个教员的概念。是因为校长告诉我们，要郑重行事，给你一个时间，看看你究竟是一个好老师还是坏老师，再作决定。可是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学生都发狂地爱上了你、拥护你。”她讲完这段回忆以后，我们两人都大笑了。
我当时除了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教书以外，还兼任汉口广播电台（XGOW）的儿童节目的主持人。我在里面讲儿童故事，唱儿童歌谣，这些歌谣有些是我自编自唱的。有时是与儿童的父母谈话，如何了解儿童，教育儿童，做儿童的好朋友。常常收到一些听众来信，表示对我的欣赏与鼓励。有一次我在广播里说：“小朋友们，请你竖起耳朵听我的故事。”以后几天，我收到许多孩子们的来信，说：“刘姐姐，你上个礼拜教育我们不要骂人，但是你今天自己骂人，骂我们是兔子，只有兔子才能竖起耳朵。”我一时疏忽，就被他们抓住了辫子。我只感到，我的小朋友太可爱了。
1937年7月7日的早上，我还清了最后一笔贷款，四年大学生活中贫寒学生大学教育贷款基金会的钱。那个会计老先生从他戴的老花眼镜上面笑嘻嘻地看着我，说：“刘小姐，你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十六年来唯一的一个还清了债的。恭喜，恭喜！你的责任感使我们能够多帮助一个学生进大学。”他的话使我飘飘然。很快的，这种自满的心情就被墙外的“号外”声惊破了。报童在喊着：“号外、号外，东洋鬼子炮轰卢沟桥！”街上忽然有千千万万的跑步声，我也跑到大门口，发现，处处都乱成一团。人们都在喊着说：“我要一张号外”。战争终于来临了。
我们的毕业班照常进行：开了一桌酒席，请她们最敬爱的老师吃饭，表示感谢。我很荣幸地同她们的班级主任教数学的王老师一同被请。当时，当地的居民，正在向西方疏散。在筵席上，泪与酒一同向肚子里吞，日本飞机在天上绕。酒席在终了以前，已经有好几个姑娘被她们的父母叫了出去，一起向四川逃难。再见的声音，热情的拥抱，与别离的眼泪。使我们完全失去了胃口。
在政府的口号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的朋友王应安：武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也是圣希理达女校的同班同学。她带头号召武汉青年们，负起战时市民的责任，来救孤儿，组织难民收容所、帮助伤兵。她提倡富人出钱，年青人出力，来做这些服务的工作。人们都很热情地响应她的号召，一般的市民都很相信她的领导，富人们也都相信，交给她的钱能得到最合理的使用。她在武昌鲶鱼套火车站设立了一个重伤兵休息站，又把我们圣希理达女子中学的校舍，改变成武汉第一难民收容所。她总是创立一个工作以后，就找一个人来继承她的这份工作，以便她能去创立第二份工作。所以我就听从她的指挥，上午在难民收容所工作，下午去重伤员休息站工作。她也启发了一些自愿的医生和护士来帮助伤兵，因为她们的医院已经西迁，但是她们不愿意随医院西迁。她（王应安）也号召家庭妇女，一个妇女担负一个伤兵的每天的伙食。我也找了一些女学生来，为伤兵写家书。把这些年青的人组织起来，为伤兵开晚会。至于那些难民，他们都是从长江下游逃来的。他们包括各种各类不同职业的人，我把他们组织成不同的小组：一个是为难民煮饭，一个是为难民分配捐来的衣物，一个是为难民打扫清洁卫生。很运气的，难民中间有两位护士，我就请她们管理药品，组织一个诊所，还有一个小组，就挖防空壕，还有一个小组就维护防空时的秩序，知识分子就教识字班，和儿童的课。儿童被组成三个年级。还有几个人，就组成娱乐小组，他们每天晚上演唱节目。我没有想到他们中间还有滑稽演员，他们的表演使得大家的空气变得愉快。
整个所的会计和经理，是从难民中间自己选出来的。这位会计很能理财，很会运用这些捐款，他们两人（经理与会计）把所有小组的组长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难民的活动，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运作得非常有效，我不必天天亲自过问了。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1995年全世界都在庆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中国也在庆贺抗日战争的胜利。我就写了一篇纪念性的文章，登在北京《当代》杂志上，我很惊奇地收到一封来自内蒙古名叫董雨青工程师的来信。他信中说，他就是当年难民收容所里的一名儿童，虽然当时他只有八岁，但他还记得我的面貌，他现在的年龄已经退休了，他说，他正预备带着他的妻子，走访当年走过的地方，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与我重见。随信还送给我一张他们夫妇两人的近照。我就把创办者王应安现在在上海的地址告诉他，希望他能去与她见一面。我现在把这个小故事写下来，是希望读者与我共享这种奇特的愉快。
1937年的冬天，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半年，当时我年轻，感到浑身是劲，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正撞上我大学同窗好友区储，去延安路过汉口，她来找我，告诉我：燕京同学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延安。他（她）们现在的工资收入虽然少得可怜，但是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精神都很愉快。我当时已经读了很多红军帮助农民的故事，他们除了帮助农民种地以外，还自己开垦了广大的土地，为自己生产了很多粮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们在官兵之间是平等的，有如兄弟之间的感情。虽然红区的生活贫困艰苦，但是他们是平等、自由而快乐，他们很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我听了区储的话以后，很受感动，非常急迫的想去到那里。区储写了一封信给一位燕京的同学，他是延安共产党驻汉口的秘密代表。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只记得他高高大大，穿一件中式长袍，住在一条很普通的里弄之中。他非常重视区储的这封信，马上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陈铭枢，并且握着我的手说：“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你要非常小心。”我按信封上的地址，马上去见陈铭枢。我早就知道陈铭枢曾经做过福建省主席，并且在那里组成了一个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后来蒋介石安抚了他。想不到现在他正在秘密地运送大批的青年人去延安！我毫无阻拦地冲上二楼陈铭枢的办公室将介绍信递给了他。他读了我的介绍信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对我说：“国民党有一个部队的长官秘密地允许了我用他的军车送青年人去延安，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只允许你带一件行李，明早六点到这里来上车。这是最后的唯一的一次机会。”我立刻回到武昌老家那边去整理我的行装，武昌这个古老的大宅，当时已经空了。我们全家人已经撤退去了四川，只留一名老厨工在那里守屋。我正要上床睡觉时，我的大哥走了进来。他是当时国民党第十军的军医，随部队上前线路过武昌，顺便回来看一看童年时代的老宅。我告诉了他我的计划：我明天就要去延安了，他很高兴，觉得我有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他就去买了酒与熟食卤菜来为我饯行。我们两人大吃大喝了一顿，庆祝兄妹重聚和我的即将离去。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种难得的兄妹相见，还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吃喝完了，就睡了一大觉。黎明前，我醒来了，发现我全身奇痒，起了风疹，脸肿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我这位医生哥哥诊断我是因饮酒而引起的敏感。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去红区的机会。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