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加拿大回到麦地生已经是三月了。在家里,我没有事可做,我们只有一间住房。其余的厨房与卫生间是与另一家(王宜权)共租的。做家庭妇女,实在是无聊。中国正在抗战,处处都有救亡工作需要年轻人去做。我决心回国了,可是在美国的朋友们都劝我:“要借这个机会,继续学习深造,将来为国家更有用。”但是,我没有这样一笔足够的钱呀!

我在燕大的时候,是主修英文文学。战争改变了我的思想,使我想修社会学。因此,我需要补修许多大学社会学学分。我要拿到硕士学位必须要有两年的功夫。但是,我手边的钱,只够我读一年的。假设我十分努力,能够得到一个奖学金,那就好了。我就到威斯康辛大学招生办公室去登了记。我发现,所有的功课都不难,尤其我在个案课堂里,老师经常朗读我的个案分析。我在燕大的时候,选修过的心理卫生课,它给了我很多心理学的基础学识。所以,我能够对个案作很好的分析。我在威大已经读了一个学年,已经有资格申请奖学金了,而且,奖学金委员会的老师们,已经向我道过喜了。我心安理得地度过了寒假。学校又开学了,上课了,但是,我的奖学金没有来。

一天,斯旺牧师电话请我吃饭。饭后,他对我说:奖学金委员会里有一个教授对他(斯旺牧师)说,这一笔奖学金,规定只给未婚女学生的,这只是一个口头不成文的规定。他们在评定了给你奖学金以后,有一位教授忽然想起来,你是已经结了婚的,而且主婚人就是斯旺牧师。所以,他们让我对你讲,这笔奖学金,你拿不到了。请你原谅我,我不能说谎!

根据我们中国的习惯,到现在,我还是用自己的姓和名,还是用“小姐”的称呼,因此,就造成这样一个误会。(以为我还没有结婚)。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一回国就可献身于许多救亡工作。但是我一个好朋友,莱斯丽.史宾丝教授,她是威大的英文文学教授,建议我去向芝加哥大学社会福利行政学院(Social Service Adimiistration)申请奖学金。她说,S.S.A是美国最好的社会福利行政学院。这个名字,在美国人的耳朵里就像打雷一样响亮。我想:“这样好的学校怎么会要我呢?我连大学的社会学基本知识都不完全,还是买船票回国吧!”她说:“你试一试无妨嘛,它只要你六分钱的邮票!”。

两个礼拜后,使我完全意外的,我获得了攻读S.S.A的半工半读奖学金。每周在图书馆管理借书两个晚上,每个晚上四个钟头共计八个小时,就可以免去学费了。每周六的下午,在一个最普通最经济的女生宿舍(革慈大楼)帮助工友换每间宿舍的窗帘、床单、枕头套、桌布,帮它们配颜色。这项工作,可以免去我的住宿费。

到学生的膳食合作社,每餐去帮助开饭洗碗,就可以免去膳食费,我当然非常高兴。只差零用钱尚无来源。景云在大学当助教,工资每月60元;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个钱可以免强维持,但是两个人分开来过,就不可能够用。一天晚上,我的威大的同班同学,组织了一个欢送晚会,邀我去吃饭,并且要我准备几句临别赠言。饭后,有一位姑娘通知我要我赶快回家,摸一摸壁橱里我大衣口袋里有什么东西,马上打电话过来,他们在等着我的电话。我一回家就发现口袋里有五十块钱,我立刻打电话告诉那个姑娘,但是她不肯告诉我这笔钱是谁送的。她说,圣经上说过:当你的右手做了善事,你不应该让你的左手知道。可是,我心里想,我的穷困,只有莱斯丽教授知道,只有她或者是她的创意,大家才会捐出这笔钱的。同时,我立刻下了决心将来我也要帮助穷学生,来报答她们对我的这番援助之心。

从麦地生城到芝加哥,要花一笔旅费。莱斯丽教授为了替我省钱,她亲自驾车,把我和景云两人送到芝加哥大学。我住在芝加哥大学革慈女生宿舍二楼,但四楼也有一个中国女学生,也是燕大毕业生,她的名字叫陈文仙,她曾经是上海女青年会的干事,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的校长,艾迪斯?爱博德,她不赞成学生们攻读博士学位,她认为社会学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去取得实际经验。但是,我了解到陈文仙她曾做过很多的实际调查和研究。有一天,我到她的房间里去,发现她也是满屋子乱七八糟堆满了书籍与衣物,正像那天早上我在麦地生城看见景云的样子。她疲劳得像要死了一样。她一定是做毕业论文,太累了。我立刻对她产生了敬佩之心。她这样苦练学问,将来一定会是对中国有用的人才。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工作,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老师们所有的演讲都与美国的政治社会情况,编织在一起。所以我们学的知识都是非常实际而有用的。

芝加哥大学的S.S.A学院的学生们,多半是在政府和社会工作中有多年经验的人,在他们在讨论中,显示了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是很有经验的,我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这种经验学生。我在他们的讨论中,学习到很多书本以外的知识。

我们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实习功课,是与芝加哥市政府社会福利局的工作安排在一起的。教这门功课的老师,就在市政府社会福利局里面。我实习的地方,就是中国城和欧洲移民的贫民窟。

在我工作过的个案中间,有三个是中国家庭。其中之一姓丁。家里有一老祖母,和一个六岁的小孙女。四年前老祖父过世。老祖父曾是一家中国人开的店的店员。他去世后,这个家就失去了经济来源。老头在世时,他们家就没有后代。他认领了一个当年一岁的小女孩,祖母与孙女彼此十分相爱。祖母并已准备在几个月以后送小孙女上学了。这个小姑娘当她生下来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有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姑娘。他们的父亲又失业了,他们只好把这个小姑娘送人。但是两年以后,这个已经失业的家庭忽然大发其财。他们开了一家洗衣店,生意兴隆。他们想把自己的小女儿要回去,并且提出补偿老太太一大笔抚养费。可是老太太只要小孙女,不要钱。

有一天早上,消息传来:老祖母突然去世了。当小姑娘醒来的时候,她发现她身旁的老祖母已经僵硬了。当我(社会工作者)赶到她家的时候,警察和邻居都已在场了。她的邻居姓蔡,也是我的工作对象,他愿意领养这个现年已经六岁的小姑娘。所以我必须先去了解小姑娘亲生父母,要他们表示他们的态度。她的父母、二个哥哥、一个姐姐,都非常高兴,因为终于有一个机会把妹妹领回来了。小姑娘就说:“他们(指她的父母)从前不要我,我现在也不要他们。”我只好把她父母从前的困难解释给她听,告诉她,她的父母现在已经富有了,而且从去年起就要求老祖母,把她还给他们。小姑娘因此沉默了,未置可否。我又去拜访了她的父母,发现她的母亲已经为她购买了新的漂亮的衣服,欢迎她回来,她的哥哥、姐姐准备了好多的玩具礼物。我就把小姑娘在老祖母身边的生活习惯告诉了她的父母,也把她现在的想法,告诉了她的父母。我又回到姑娘那里,告诉她,她的全家是在如何的等待她欢迎她。小姑娘说:她可以回去一个礼拜,试一试再作决定,于是她母亲与我两人就把她接到家中。以后,我又连续地去看过她多次,小姑娘的将来,就这样地安定下来了。

至于姓蔡的那一家,夫妇都已年过半百,身体健康而能干。蔡的妻子为二位未婚的职业妇女作她们的家庭清洁工作。五个星期以后,她又找到了一个钟点工的工作,为人家看管婴儿。蔡的大儿子,想学小提琴,由我介绍他去了附近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学习。这个社区活动中心是由市政府社会福利局在不同的区域内,都办有的。为社区内的贫苦家庭,丰富他们的生活。这种在其中教授手艺的老师们,也是工赈对象,也接受一点微薄的工资收入,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才有所用,不至于全靠救济。

再另外第三个中国家庭,两夫妇总在为谁是家长而争吵。他们的三个儿子都站在母亲一边。他们是生长在美国的。他们都厌恶这个观念:“母亲是被父亲买来的。”他们认为所有的婚姻都应该来源于自由恋爱。所以他们都不喜欢他的父亲。他们认为他们的父亲应该对待母亲既有“爱”,也有“敬”。他们的父亲想做家长,就是想压迫母亲,所以他们反对。事实上,他们的母亲确实是被父亲从人贩子手中买过来的。其实他们的父亲也是很贫穷的,在社会上受压迫的。我是政府派来的社工,除了经济方面的贫穷我要管,在其他的方面,我都要管。我必须成为他们都喜欢的好朋友。我就创造了一些与他们聊天的机会,把中国移民早期的艰苦情况告诉这些孩子们,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的父亲,要知道,他们父亲的今天也是来之不易的。我也创造一些机会,与他们的父亲交谈,把今天的夫妇之间的看法,讲给他听。我与这位父亲做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的年纪比我大,他所知道的人生经历比我多。不过,因为我是一个大学女生,又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对我不得不尊敬而又耐心地与我交谈。后来,他看见我在帮助他找工作,慢慢地我们就成了朋友。我终于在中国城里一家店铺里替他找到一个店员的职位。他也就没有闲时间与老婆争吵,与老婆争领导权了。

社会福利工作是一项引人入胜的工作。它是在行政中教育你发展你的是非观点的判断能力的。也是教育你,发现每一个人的个性,和他们彼此的特点。从我的工作中,我找到了去了解帮助别人,把快乐带给人们的工作的乐趣。这是非常实际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政府的整个大的计划所无法包括的,然而,它们又是无处不在的。政府虽然有社会福利局这样的组织,但是它们并不能了解和解决那些家庭成员之间的每个独特的困难与矛盾。

只有一个经济发达了的国家才能够贡献出一批了解人的有学识的工作者。从他们的社会服务中,来提高人民的素质。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必须充满爱心与同情心;有一个有理性的实际的头脑。我回想起,我们S.S.A艾博特院长,她收的研究生,不一定是学过社会学的大学毕业生,而是从事过护士,教员,监狱管理员等等。换句话说只要是做过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那种工作的人,她都愿意收作研究生。她愿意学生们重视实际工作的经验,而不只是书本上所给的知识。

S.S.A有一位教授她也同时是一位律师,她的名字叫苏菲里斯芭.布洛肯瑞奇,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七十多岁了。她仍然在教“法律与社会”课。她的讲课,总是最受欢迎的。她从来不专讲理论,总是跟社会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讲。她非常幽默。她的语言常常使学生捧腹大笑,但是她自己却一点不笑。她经常为山区的穷民无偿地打官司,根据学校的规章,教授们年过七十就应退休。但是她从来不理会这件事。有一次校长,请她的社会学系主任去她家建议她退休。当这位系主任隐约地提到她的年龄已过七十,她就很生气地站了起来,并大声地说:“先生,我是从弗尔吉尼亚来的,那里的上等男人,没有一个敢像你这样提到女人的年龄的。”说完就气冲冲地上了楼,把那位系主任丢在客厅里。这位女教授的工资,是由“社会学术组织”发给的,不靠学校。所以她继续开课。不论人们说她什么。星期天或节假日是学校图书馆打烊的日子,但是她身上总是挂满这些地方的钥匙。当你发现图书馆在应该关闭的时候仍然亮着灯,那一定是她在那里看书。

她的好朋友,S.S.A的院长,艾博特,也是一个令人寻味的角色。她从来不关心她的衣服和戴什么帽子,她那一顶羊毛帽子,从冬戴到夏,总是要等她的秘书来给她换季。换成一顶纱帽,而这一顶纱帽又要从夏戴到冬。也要由秘书给她换。她的学生给她做了一首歌:艾博特、艾博特、你帽子底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指她的学问)

我每一想起,我这些可爱的教授们,我心中充满着敬与爱。我感觉着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极其美好的。

在学校的课程和实习以外,艾博特院长安排我去到一些与儿童福利有关的机关去参观。例如:孤儿院、行为问题(小流氓们)儿童改良院,为健康的婴儿和儿童服务的机构。我也参观了一些老人院、残疾人的、弱智人的、和经神病人的收养院,还有监狱;以及与小学教员们的谈话会。参观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教职工会议我就旁听;与他们的收容人员谈话。我以这样的方法,学到一些书本上所不能教给我的东西。我很感谢,S.S.A所给我的这样的教育与培养。我对自己讲;S.S.A教给我的这些原则与方法帮助我更深一步地探索和钻研社会服务的知识。因为中国的情况是不同于美国的,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社会工作者必须做许多的调查研究来建立一套社会服务的方法和制度。我们中国是需要社会工作但是不能硬搬美国的这一套,所以我认识到,我毕业回国以后,要献身于实际工作,而不是教学。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十四个州,为特殊儿童,包括孤儿离婚子女,和受虐待的儿童,身体和精神有问题的儿童,行为问题儿童,童犯和少年犯的机关教养的研究。毕业论文写完以后,就要温习两年来的所有课题,准备进行答辩。最后的口试终于来到了,可是我有两门课程:法律与统计没有来得及温习,我一进那个考试的大厅,就发现一个新月型的大桌子,坐满了教授们,我一看,法律课、统计课的教授没有来。我站在中间,像一个受审的犯人,老师们的问题,像箭一般地从各方飞来。我要回答所有的提问来保卫我自己。最后,艾博特院长站起来宣布:我的考试及格了!她第一个与我握手道贺,其它教授们也如此。我终于取得了硕士学位。

我一个礼拜在图书馆工作两个晚上。在没有人借书的时候,我同样可以干我自己的作业。每晚当10点图书馆关门时,就有几位半工半读的学生来搞清洁工作。有一个青年,走到我的面前,问我:“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接受外国的传教士去传播圣经;你们自己的孔孟经典不是要比圣经完全得多吗?例如,孟子远在基督来到之前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学生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假设这些传道士读了你们的经典,他们一定会对他们自己的骄傲感觉羞耻。”我想了一下回答说:“你的思想开放,所以你能吸收别的国家好的一面。不过,孔、孟是伦理学,是属于人伦之类的。而基督教是宗教,包括生前与生后的。我希望我们今后有时候多谈谈。”我问他,你主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他主修的是汉学。非常可惜,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很可能,他的半工半读的时间表改变了。

1940年我在芝加哥的小火车旁

毕业以后,院长有一天叫我到她办公室去,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她是为什么叫我去。当我坐在她办公室桌子旁的时候,这时有一个电话找她,她就起身到另外一个桌子上去接电话。我看见她的桌上座位前面就摆着翻开了的我的档案。档案里一开始就是关于我的一封推荐信,我就伸出脖子去偷看了。那个写信者姓名的第一字母是“X”,我想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头一个字母是“X”的。信的内容把我夸上了天。这个时候,院长回到了她自己的座位上。我也不敢再偷看了。院长与我谈完话以后,我离开了她的办公室,但是脑子里,带了一个大问号。我想了又想:谁是那个“X”?几天以后,我恍然大悟!我想起来了,在我去芝加哥之前,莱斯丽请吃饭。把我安排在威斯康辛州政府社会福利处处长的座位旁边。那位处长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她的名字头一个字母是“X”。那一定是她,被莱斯丽所托,为我写了那封申请奖学金的推荐信。莱斯丽她从来也没有向我提过。一定是耶稣的教导:“当你的右手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我就想,我以后也要这样帮助别人。我在写这篇自传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过去有过几次机会,去帮助别人,但是我没有努力去做。我觉得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上帝。

每晚我从图书馆回到自己的宿舍,都是晚上十点以后了。我还需要读书,但是,我不敢开灯。我只好拿出一床毯子遮住我的窗户。在我窗户斜对个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一位十八岁的大一的女生,她怀着满腔的青春热忱,但是没有男朋友。她就把她那满腔的热忱投在我的身上,她经常把一些她写给我的情书塞在门缝底下,她称我为“心尖的快乐”,或者是“玫瑰花朵”。她这些称呼,使我肉麻。她只要一看到我房间的灯亮了,就会来到我房门口,欢迎她进来是很容易的,请她出去,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不得不用毯子遮住我的窗户,让我还能继续读1-2小时的书。谢天谢地,在学期终了之前,她找到了一个男朋友。我终于解放了。

我们宿舍的习惯,下午五时,男性的工友就下班回家了。此时,宿舍里的女生们仿佛得到了解放,大家一齐脱光了衣服。在彼此房间之间串来串去,嘻嘻哈哈地无拘无束,显示她们裸体的美。我虽然觉得这种习惯很奇特,但是,我还能忍受。我有一位依伦诺爱大学的中国女生常来看我,她说,她受不了,她总是板着脸,横起眼睛,看着那些裸女。

除了研究院的研究生以外,美国大学女生给我一个印象,她们来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找男朋友的。她们下课以后,很少读书,就在等待参加晚会或郊游的邀请。她们认为这些邀请是她们的荣耀和愉快。当一个姑娘得到一个约会,她就会激动得大喊大叫,恨不得人人都知道;她的邻居或朋友也一齐参加她的激动,献出她们的最好的首饰,借给她去约会,当这个女生挽起那个男生的手,走过她们的窗外时,其他的姑娘们就都会一起爬在窗户上,发出羡慕的眼光。我记得,中国大学的女生们,不会这样为男朋友而疯狂。我们也一样对男性感到兴趣,但是我们没有忘记保持自己的庄重。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美国女孩子是天真、开放、自由的,放纵身体与精神的阻拦与限制。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一个中学去演讲,会后女生们邀请我到她们宿舍里去玩。当她们发现我已经结婚了,一齐爬在我的身上叫喊:“你真幸福呀!你有了一个男人!”我真没有想到在她这样幼小的年龄,就会认为一个男人如此重要。

中国受过教育的妇女,是在1911年孙中山民主革命以后才醒悟到自己的重要。我们一直认为,在男女平等的要求上,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思想,是从美国妇女那里传来的。我记得我在芝加哥神学院女生宿舍的阁楼上,免费住宿时。一个姑娘忽然在楼下大喊:“我订婚啦,我订婚啦!”此时,所有宿舍房门都大开了,一齐围住她欢呼,她也就直冲上阁楼来打开我的房门,向我大叫:“我有了一个姓了,我有了一个姓了。”我问她:“你不是原来就有个姓吗?你为什么这样激动?”她就说:“我是海瑞生太太了!”在那个时候,我对美国女人非常失望。我心想:是你们,你们西方女人,教育了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的价值;也是你们教育了我们要为男女平等而斗争。我们是被你们的革命欺骗了吗?我们一贯是仰望你们,要向你们学习,这么多年来,我们羡慕你们,以你们为楷模,来鼓励我们前进,但是,现在就在我眼前,活生生的你,这个真正的美国女人,却令我失望。

我感觉到,中国就像一个大的穷家庭,它的孩子们,懂得他们应该努力求学,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而美国的孩子却像生活在富人的家庭,有舒适的环境,不需要他们去努力,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变成一个很好的世界,他们只把视点集中在眼前的快乐、舒适、需要和兴趣上,没有理会到一个长期的远景。也许,我讲的这些话,太笼统了。因为事实上,还是有许多有作为的有理想的美国的男生女生,他们在为整个社会、整个大众而努力着。

当我还住在那个普罗的盖茨楼的时候,一位即将毕业的女生,到我房间里来闲聊,我就问她,你找到了工作没有?她回答说:“找不找到一个工作,我并不在乎,重要的是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好丈夫。我希望有一个甜蜜的家,有一些孩子。”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读两年书?好玩吗?”她说:“从S.S.A毕业,就不必发愁。因为政府和私人机关都非常重视S.S.A的毕业生。但是我是反对妇女工作的。妇女的工作就是应该好好的持家,帮助丈夫安心工作。也不要去抢别的男人的工作。我们锻炼自己成为一个能工作的人,是为了当我们找不到一个好丈夫的时候,能够自力更生。”我自忖:根据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美国女人可以不工作,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我们需要每一个知识分子,不论男女,都要为社会工作。

离我宿舍不远,有一个国际学生的俱乐部,名叫:“布莱特屋”。传说这幢楼房的主人,布莱特夫人生前主张要有世界和平,就应有不同的国家的学生彼此交往,才能增加了解,建立不同种族的友谊,推进世界和平。她死后,她捐出这座楼以及她的全部财产,来完成她的夙愿。每一个礼拜,在这座楼中,都组织了国际学生的活动。由一个学生委员会来组织他们的活动,陈文仙小姐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也喜欢参加他们的活动。芝加哥大学附近还有一个性质相同的单位,名叫:国际公寓,但是,里边日本学生太多,他们认为我也是日本人,找我跳舞,所以我不愿意去。1940-1941年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后一年,我被选为北美中国学生会主席,北美是包括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常常要在国际公寓开会,我只好戴上有中国国旗的胸章前往,避免那些日本学生来找我跳舞。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认为是芝加哥和美国两个国际活动中心的活动人物,几次被调查这两个“中心”的活动情况。我说来说去,这些“活动”总是跳舞、唱歌、打牌、游戏。就是不能被置信。他们也无法相信,一个美国老太太会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办这种“活动”。他们认为我一定是一个国际间谍!我也认为:这些红卫兵们对事物的看法简直不可想象。

芝加哥大学,一年四个学期。每个学期两个半月,学生们要读满三个学期才算一个学年。我要每个学期都上课,六个学期(时间是一年半)我就等于读满两个学年了。

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让我住在他们第二女生宿舍的屋顶阁楼上,同意免收住宿费,也免去我的劳动。因此,每个礼拜六的下午,我就可以读书,而不必为住宿而劳动了。它这间屋顶阁楼供我一人住,实在太大,我就用两个屏风将这间阁楼隔得小一点,但是卫生间很大,我就与另一位女生分享。她也是住在屋顶,但是她有一间正式的房间。在我住的那间较小的阁楼里,我利用了房间里的两个凸出去的部分,一处当衣橱,挂衣服;一处做厨房,放上一个电炉,平时,可以做做中国饭菜,比外面的既便宜又可口。有时我一边读书一边煮鸡汤,请我的中国同学们来吃晚饭。阁楼上的大窗户非常好,它能将我烹调的气味,全部带走,一点也不会留在楼道里而被人发现。每天的中餐我是在学校里膳食合作社吃饭。我的这间阁楼距离S.S.A的教室、图书馆,以及“布莱特屋”都很近。我住在这间屋顶的阁楼上,真是非常自由,就像一支海鸥住在海滨一样,没有人来打扰我。不久消息传来,神学院的总务主任要派我做神学院的两个女生宿舍的女生总监。这两个女生宿舍中的第一女生宿舍是一栋非常有名的建筑,名叫“船屋”,舍监的屋子,在“船屋”的第二层,房子很大,1/3是睡房,睡房里又有两小间,一间挂衣服,一间是卫生间。1/3是书房,最后的1/3是客厅,客厅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凉台,可以在上面观看风景。我住进去以后,就像叫花子拾到了一袋黄金,喜欢得不得了。我的职务还包括管理厨房、食堂(就是膳食合作社)以及两个管清洁卫生的黑人工友。

有一天总务主任问我需要不需要工资?我想,我的丈夫现在已经得到了博士学位,而且已经在纽约太平洋学会做研究工作。工资甚丰,每月还给我零用钱。所以我就天真地告诉他(总务主任),说我的钱够用了,不要工资。所以我在那里做了三个学期的无偿的舍监。这件事(无偿工作)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有些反映。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凡参加政府工作的工作人员都要写他自己的历史、经历等等详细情况。当他们读到我曾经担任过女生宿舍的舍监时,问我拿多少钱的工资?我回答他们说,没有拿工资。他们认为我一定与神学院之间有什么秘密的关系。就没完没了的盘问。我当时真是恨不得跑回芝加哥,向神学院讨回我那份应得的工资。我恨我当年的太天真太纯厚了简直是愚蠢。

作为一个舍监,我是非常窝囊的,记得有一次,神学院院长,他曾在日本传教五年才回美国的。他很不喜欢神学院女生宿舍的女生们要到每晚一点钟才回宿舍。来宿舍会女友的男生,也要到凌晨一时才离开。这位院长要我召集一个会议,宣布女生宿舍,每晚十一点以前,周末十二点以前,女生必须回宿舍,否则锁门。但是遭到了女学生们的猛烈反对与批评指责,认为这位院长老头,思想落后于时代,是由于在落后的日本传教五年的关系,日本是东方封建国家,你不能把基督教好好的传给他们,他们却把封建主义传给了你。我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性,我们知道怎样爱护自己。学校用不着来为我们操心。他们之间辩来辩去,决定每晚十二点以前,周末一点以前要回学校。会后几天,半夜里风雨大作,雷声不停。我就起来关客厅的窗户。我刚刚走到客厅门口,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不用来关窗户了,我们已经关好了。”我认出了这个声音,他是别的州的一个“圣品”人到这个神学院来进修的。我就回答他说:“暴风雨越来越利害了,时间也很晚了,你最好是马上回到男生宿舍。”我没好意思告诉他,是他在破坏我们女生宿舍的新的规定。

景云常常在星期五晚上从纽约到芝加哥来看我,星期日的晚上返回纽约。他不愿意按门铃,以免惊动宿舍里其他的人,他就爬墙到凉台上来敲我的门,我告诉他,作为一位舍监的丈夫,半夜爬墙是一件不太有名誉的事情。他说:他讨厌当一个规规矩矩的丈夫,学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行为,是多么有趣呀!只可惜他不会弹罗密欧的吉它。我说:“宿舍里的女孩子恐怕不太喜欢你的这种行为”。他说:“假若知道了我做了这件事情,他们都会喜欢做我的朱丽叶!”

战云在天空越来越浓密。世界第二次大战即将开始。

听说海洋上的商船不久就要禁航了。我不能等待毕业典礼,我必须赶回中国去。纽约的基督教传教办公大楼,将我回国的路费也寄来了,正当这个时候,冀朝鼎(向景云的好朋友)当时是中国贸易公司的经理。从纽约打电话给向景云,聘请他去担任这家公司的代理经理,有一笔很可观的薪俸。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为国民党购买军火去与共产党作战的。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命令冀朝鼎回中国就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这个委员会是英美两国帮助中国稳定战时金融的机构。当时景云抓着电话筒征求我的意见:是回中国,还是留下来担任冀朝鼎的这个工作?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不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在美国享受平静与舒适的日子。当中国所有的官员正在穿着草鞋上班,同时卖军火去杀中国自己人,绝对不是我的工作。”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就朝着电话筒里大吼了一声:“NO!”冀朝鼎那边也一直不放弃对向景云的劝说。直到冀朝鼎都到了机场(准备回国),仍不放弃要求景云去担任他的那个位置,但是景云就是不松口。

莱斯丽. 丝宾斯教授

我们的钱只够景云一个人从芝加哥回威斯康辛去向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告别。我留在芝加哥等景云回来。当我在电话中听到莱斯丽的声音时,我忍不住哭了。后来是莱斯丽开车把景云送回芝加哥,来向我送行的。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与她(莱斯丽)的永别。当火车离开芝加哥时,我们彼此招手道别,直到我看不见她时为止。我心里一直在设想,当我能够重新返回美国到威士康辛的时候,我一定去找她!没有想到共产党执政后,没有人能够为了私事而出国的,当时认为“出国”是一种“叛国”的行为。

当年我从美国回国以后,我们(我与莱斯丽)保持了通信的关系,但在1957年反右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通信了。二十年过去了,毛主席去世了。我们又恢复通信,很幸运,她还活在世界上,她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虚弱,住在敬老院,她又是一个孤寡老人,从来没有结过婚,逢年过节,特别是她的生日,我们没有忘记送她礼物。连老人院的管理人员我们都送。希望他们好好的照顾她!她退休后的几十年中,她的工作就是办一个杂志,名叫:“更好地办好广播事业”。与她一起合作的有一位律师和一位秘书。由于当时的广播节目均属纯娱乐性质,所以她想将广播节目办成具有社会教育工具性质,这就是她办杂志的目的。1986年9月,我与景云才有一个机会因公去美国。很悲痛的知道她已经在四个月之前即五月十八日去世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威斯康辛州州长为了纪念她成功地把威市广播事业改变成为一个社会教育的工具而将每年的五月十八日那一天定为莱斯丽.史宾丝纪念日。

刚到旧金山,景云就病倒了,我们下榻旧金山的国际公寓。只能一边看病,一边等船。最后有一条运军火去新加坡的荷兰船,甲板上装满了战斗机和军火,用篷布盖着。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一条船,是最后离开美国去香港的机会。乘坐此船的乘客们被一部大巴士送到港口。乘客上船以后,才看到那么多的飞机与军火,神色都紧张起来,气氛是非常令人害怕的。船离港以后,三天中,我们就发觉它不是直航,而是走的弯弯曲曲的路,因为,有一艘德国潜水艇正在跟踪我们。最后,船长宣布:“为了躲避德国潜水艇我们现在只能开往澳大利亚。”我很快活。因为我们可以不花一文,而去澳大利亚游玩。可是,我又非常失望,德国潜水艇已经放弃跟踪了。我们这条船到达珍珠港时,珍珠港中停满了美国的军舰。每一个美国水兵都拥着一个姑娘在酒吧间里喝得醉醺醺,脚步颠倒。他们又笑又唱,好像出来旅游似的。这种景象使人们想起三国时代的“赤壁之战”。那次战争曾使曹军全军覆没。当时,我们就想到,美国军队太骄傲,所以不可能聪明。日本当年雄心不仅仅想占领中国,侵占东南亚,而是对全世界它都流着口水。

后来,当我们的船到达菲律宾时,“太平洋学会”的菲岛研究员们到码头上来欢迎向景云,并且请我们吃饭。

最后,我们到达目的地新加坡后,又换乘另一艘小船去香港。我们是1941年9月18日抵达香港的。那一天正是“9.18”事变的十周年,我们正与中国旅行社洽谈飞往重庆的事,在香港的大街上巧遇冀朝鼎。冀说:香港的平准基金委会员正需要向景云这样一个人去工作。而且,由香港去重庆的机票很紧张,常常要等几个月。他劝景云,不如先在这个委员会的香港办事处边工作,边等飞机。有了飞机再去重庆不迟。由于我们那时也了解到像向景云这样的非国民党身份的人想在重庆找一份合式的工作很不容易,因此,我们也就同意了冀的邀请,接受了他的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工作。我与景云就在九龙戚咸道找到一套住房。房子对面就是大海,非常安静与美丽。景云的办公室在香港,我们住的地方在九龙离码头很近,过渡到香港很方便。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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