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59)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1)

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的第一年即遇到了粮食危机。1927年8月开始发生粮食收购难问题。

斯大林后来写道,粮食危机的产生,既由于农民、首先是富裕农民想要暂时储存粮食,也由于国家收购部门犯了错误,它们相互竞争,提高粮食价格,还由于农村的地方党组织放松了同富农的斗争以及送往农村的工业品数量不足。后来斯大林也承认“中央的错误”,实际上承认自己本人有错误: 1927年底斯大林和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忽视了正在发展的粮食收购危机,在联共(布)十五大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里却对此只字未提。

1927年12月14日,联布(布)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布命令: 必须彻底改变粮食收购工作中完不成任务的现状。

12月16日,莫洛托夫在联共(布)十五大作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他说,谁要是现在建议我们实行这种强制性借贷政策,即强制性地没收1.5~2亿普特粮食的政策,即使是从10%的农户中没收,就是说不仅从富农,而且也从一部分中农阶层没收,那么,不管这一建议如何充满着善良的愿望,他也就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莫洛托夫说完这些话之后,斯大林插话说: “!”

12月24日,联共(布)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布命令,重申12月14日的命令,要求彻底改变粮食收购工作的现状。

1928年1月6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工作委员会起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就粮食收购工作给地方党组识的命令》。该命令由斯大林签署下发。命令指出各地存在以下严重问题: 农民CP员、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和合作社的积极分子都没有把全部余粮拿来出售;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没有把商品粮全部交来;他们有时把粮食卖给私商;等等。命令说,中央作出七条决定,其中包括: 必须完成商业人民委员会给各省(州)下达的收购粮食的任务;尽快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必须对破坏农产品价格的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采取特殊的镇压措施;等等。

1月14日,斯大林代表联共(布)中央致电乌克兰CP中央委员会等党组织,指出: “要想恢复我们的价格政策并取得大的进展,就应当立即打击包买主和富农,应当拘捕投机倒把分子、富农分子和其他破坏市场和物价政策的分子。” “粮食收购是个堡垒,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攻破。如果我们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用布尔什维克的干劲去进行工作,就一定能够攻下这个堡垒。”

当天,斯大林就御驾亲征,启程前往西伯利亚主要产粮区,解决粮食收购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督促完成粮食收购计划。

1月18日,斯大林在新西伯亚出席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常委会议,并作情况通报和谈粮食收购中的几个问题。会议还就粮食收购问题作出若干决定,其中包括运用刑法第107条的规定惩罚那些哄抬粮价、拖延交粮和不交粮的富农。(苏联刑法第107条规定: 对以包买、隐匿或不让商品上市的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剥夺自由一年以下,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也可以不没收财产。)

1月19日,斯大林从新西伯利亚发密码电报给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柯秀尔,向他们通报情况说,1月18日干部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第一,根据刑法第107条,对破坏革命法制的投机商和富农包买主进行打击;第二,根据刑法第105条,对下级机关中破坏苏维埃法律、姑息迁就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和这种行为的同谋者进行打击;第三,惩治破坏粮食收购统一步调的人;第四,立即组织全体苏维埃的和党的高级领导人较长时间地到地方去工作,并竭尽全力地利用好报刊。”

1月20日,斯大林从新西伯利亚致电联共(布)中央,说与西伯利亚毗邻的哈萨克等地区有严重违反粮食价格的现象,这从根本上破坏了西伯利亚及其相邻产粮区的收购工作。

同一天,斯大林出席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秘密会议并发表讲话,谈农业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他认为,继续发展农业有两条道路: 一是继续巩固和发展富农经济,苏维埃国家不可能走这条道路;二是把小农户联合成为大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农庄。

这期间,斯大林在西伯利亚各地区发表关于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讲话。关于粮食收购,斯大林提出以下建议: 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如果富农不服从法律,就依照刑法第107条把他们送交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25%,按低廉的国家价格或者用长期信贷的方式分配给贫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关于农业发展前途问题,斯大林认为,目前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 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化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所以,要巩固苏维埃制度并使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单是工业社会主义化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从工业社会主义化进到农业社会主义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2月6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

2月13日,斯大林以《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为题给联共(布)各级党组织去信。关于开展收购运动的原因,斯大林指出: 1926年底收购粮食4.28亿普特,1927年底才勉强收购3亿普特,减少1.28亿普特,发生了极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关于造成危机的原因,斯大林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正在发展和富裕起来。农村富裕阶层今年已经有可能依靠原料作物、肉类产品等等来周转,而把粮食囤积起来以抬高粮价。第二,收购机关没有担负起自己的任务。第三,农村工作路线在许多地方被歪曲了。党组织同富农和富农危险作斗争不够。

5月28日,斯大林与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谈粮食战线上的情况。斯大林说,粮食战线处于困难状况,摆脱困境的出路是: 第一,从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有机器供应的、用科学成就武装起来的、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从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公共的集体经济。第二,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第三,不断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

    以上就是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阐释。领袖指出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下面如何照办才能走上正途呢?

就在苏联按照斯大林的最高指示,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久,1929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斯大林大喜过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只有苏联经济表现出蒸蒸日上的活力。但是当时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使之无法取得外国投资,斯大林决定自力更生解决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于是,布尔什维克的刀子首先就割在广大农民身上。斯大林的上述理论一一得以落实,灾难也就随之降临在苏联广大农村。

作家闻一在《回眸苏联》一书中对当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热昏状况这样评论:

斯大林有坚定不移的决策,中央有明确的指示,地方上在执行时则由于种种原因(权力的、升迁的、趋炎附势的和害怕惩处的等等)而层层加码,于是,“全盘集体化运动”就搞得越发轰轰烈烈,就越发声势浩大,就越发不可阻挡。在斯大林看来,这就是胜利,这就是无与伦比的胜利,这就是在他领导下的史无前例的胜利。为什么不去对这种胜利推波助澜?为什么不去对这种胜利大唱凯歌?全苏集体农庄委员会就是这么一个推波助澜和大唱赞歌的机构。它在一份份内部报告上,上报的都是“全盘集体化”的喜讯: 全民皆大欢喜,一片兴高采烈,生产蒸蒸日上,提出的都是进一步强化消灭“富农”的具体建议——“为什么不能接受富农加入集体农庄?” “什么样的农民叫做富农和准富农?” “怎样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怎样处置富农?” “如果一个中农不加入集体农庄,他还是中农吗?能不能叫他富农或准富农?”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真理报》也就此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它在193021日的社论中表述了一个“弯弯绕”的逻辑: “现在我们所进行的不是单纯的剥夺,而是全盘集体化基础上的富农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从整区整区的全盘集体化和不接纳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必须得出的实际结论。” “富农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多么好听,这多么具有社会主义的味道!然而,斯大林本人却更坦率。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讲话中表述得毫不含糊: “实现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主要方法是大规模集体化的方法。所有其他的措施都应服从这个主要方法。所有与这一方法矛盾或者削弱它的方法都应该抛弃。” 所以,斯大林的结论是: 现在,“消灭富农是主要的口号”。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胜利充满了斯大林的脑袋,这胜利使他对自己安排下的历史进程有了更美好的期望。对他来说,这期望就是无止境地前进,就是更快的速度。1930年初,加入集体农庄的只有20%多的农户,斯大林不满意,于是3月初就达到了50%以上。

从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到1930年年初的短短几个月中,“全盘集体化运动”就给苏联农村带来了以后许多岁月都无法补偿的损失: 大批的“富农”和“准富农”及其家属被赶出村庄,迁往他乡;许多中农因种种原因(不愿加入集体农庄,和村干部关系不好,拒绝反对“富农”等)被划成“富农”;在“富农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旗号下,生产资料严重流失和遭到破坏,生产力急速下降;刚刚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流于一种形式,成了一种专门从事反对“富农”的政治工具,组织生产的事根本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农村阶级关系全面紧张。最为严重的是,农村中不满和反抗的情绪在迅速滋长,并逐渐发展成为农民反对反“富农”的暴力、反对集体农庄运动的群众性行动。这样的行动在193013月间发生了2200多起,参加的人数多达80。最令人思索的是,反抗最激烈的恰恰是“全盘集体化”硬性指标订得最高、完成时间最快的地区——北高加索、中下伏尔加河沿岸、中央黑土区、莫斯科州和中亚的一些共和国。

斯大林当时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五年计划的出发点是: 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化以外,还必须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拥有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作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唯一的稳固基础。斯大林为五年计划规定了农业的基本任务。他说: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无法利用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农户联合为用一切现代最先进的农具武装起来的大规模集体农庄,并在所有的闲置地上建立国营模范农场。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小农国家变为拥有建立在集体劳动基础上并能提供最高商品率的大规模农业的国家。

既然要求提供“最高商品率”,那是不是要注重经济效益呢?斯大林说: “有人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十分能够赢利的,说它们耗费很多资金,说保留这种企业是毫无理由的,说最好把它们解散,只把其中能够赢利的保留下来。” 斯大林接着说: “决不能用商人眼光,从目前着眼来看赢利问题。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从几年的时间着眼来看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不能从经济方面考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得失,而要从政治上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用。不能单纯地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斯大林的这种决策思维逻辑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了苏联的行政命令体制不断巩固和强化。不考虑“赢利”问题,不考虑经济效率,最终导致苏联经济越来越失去活力,使苏联在经济上一蹶不振,结果酿成后来的政治激变。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决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前文已讲过它的主要内容,这里只指出往往被人所忽略的一点: 必须反对阻止集体化运动发展的一切企图,同时反对任何从上面对集体农庄运动“发号施令”。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如果不从上面对集体农庄运动“发号施令”,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能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吗?

正是在上面“105”文件的发号施令下,下面的农业集体化才如火如荼地行动起来。但在这个大规模的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走样”情况频频出现。同时,在同富农作斗争时打击面过大,相当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也被列入被清算者名单。有些地区被清算者竟达15%一20%。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极其粗暴地、毫无道理地、“罪恶地”对待农民。在一些地方存在着官僚主义行政命令,从上而下规定庞大的集体化数字,弄虚作假,某些地区几天内集体化就从10%达到90%。还有诸如强制地实行住宅、家禽、自用产奶牲畜公用化,以及在反对宗教偏见方面和城乡商品流通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走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地方领导的原因,他们追求集体化的高速度,高数量,搞了不少花架子;同时也有中央领导的问题,这是互有关联的。一般地说,凡出现地方领导搞花架子,弄虚作假,都与上层决策效应有关,也就是说,下边出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上层决策效应的回应。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本身就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动因,所以,这种决策的动因不可能不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得到体现。因此,如果想要纠正这种偏差就必须从决策本身和决策实施两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斯大林却将这些错误一股脑推到了地方领导身上,指责他们是“胜利冲昏了头脑”。

闻一在他的文章中对此问题作了如下论述:

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的唯一担心是农民的反抗,农村有骚乱。对于农村中已经出现的农民的反抗和骚乱,斯大林主张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但联共()中央内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做。19302月,农村中农民的反抗达到高潮,联共()中央收到了全苏集体农庄委员会的许多报告,内容都是有关各地的农民骚乱的,只不过在文字上用的是“富农的反抗”罢了。220日,联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的集体化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镇压措施后退,作出了某种让步,承认在这些地区模仿全盘集体化地区的剥夺富农的办法是不对的。

集体化进程中的“过火行为”已经提到联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所谓“过火行为”用当时全苏集体农庄委员会报告的话来说,就是把中农同富农等同起来,剥夺中农;剥夺富农的生活用品;广大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对剥夺富农袖手旁观;等等。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农业人民委员部责成集体农庄委员会进行调查,并要求其迅速发表有关材料。

对此,斯大林表面上没有异议,但在228日,中央委托斯大林写一篇文章,对“过火行为”作出解释。这种委托实质上是让斯大林自己来说清问题,示意由他来承担发生“过火行为”的责任。斯大林却无视这种暗示,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发表于32日《真理报》上、后来名噪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在文章中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存在“过火行为”,但他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地方。他说,出现“过火行为”是由于“一部分党员产生了鲁莽情绪”,是“某种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暂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的和冷静的眼光”。于是,在中央的所有报刊上都连篇累牍地刊载应由地方来承担“过火行为”责任的文章。可是地方干部在读过斯大林的文章后纷纷叫苦和抱怨,说他们在“全盘集体化”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下达的指示、决议和命令办的。在整个集体化过程中,谁也不敢,并且也不可能自行其事。此外,中央督查极严,那些违反中央决议精神的干部早就因为不去搞“过火行为”而被撤职查办了。他们都认为,如果承认有“过火行为”,那这些行为都是中央指示下的行为。不少地方干部和群众上书中央和斯大林,质问为什么要把“过火行为”的责任推给地方。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斯大林同志!我是个普通工人,《真理报》的读者,一直关注报纸上的文章。围绕农业集体化问题和谁来领导集体农庄问题早就有喧闹和喊叫了,但人们只能佯装听不见,难道这些人有错吗?我们这些在底层的人,确实是忽略了集体农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了,而您呢,斯大林同志,您那时大概也在睡大觉,也什么都没有听见,也没有发现我们的错误吧,所以也应该整治整治您才对。而现在斯大林同志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地方,这是在为自己和最高领导层推脱责任。

这封信的署名人是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冲床厂的工人别利克。

             (末完待续)

荀路  2022317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