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58)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0)
1929年11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的《大转变的一年(为纪念十月革命12周年而作)》一文。斯大林把过去的一年即1928年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认为“这个转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在这一年中，取得三个主要成就: 第一，工人群众发挥主动性，掀起劳动高潮，使劳动生产率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第二，顺利解决了重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积累问题，加快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创造了把苏联变为金属(工业)国家的前提。第三，农业发展中发生了根本转变，即个体经济进入到集体经济。“由此应当得出结论: 党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了我们的退却，以便在以后，在新经济政策的下几个阶段组织转变并向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胜利的进攻。”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纪念文章，这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发出的改变政策、实行大转变的动员令。斯大林在这里虽然仍表示这种大转变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续，但实际上却改变了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过去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分子的退却，而现在则是要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实行全面进攻。在这里，斯大林突出了“阶级进攻”的内容，要开始折腾人了。新的转变时期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高速度实现苏联工业化；二是实现全盘农业集体化。而就其农业大转变的内容而言，就是全盘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这两个方面。
斯大林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与克服粮食危机联系起来。这就是斯大林开展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直接动因所在。他认为: “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扬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可是与斯大林的预言相反，三年后的1932年冬天，大饥荒笼罩了俄罗斯大地。苏联的农业经过全盘集体化之后，反而陷入了一种不能自拔的消极怪圈，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状态。这是斯大林在决策时所没有想到的，即实际结果恰恰是决策期望的反面。他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全党全国，罔顾客观规律，造成严重的后果是必然的。类似这种情况还发生在1958年的Z国，毛在视察人民公社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不到一年就发生了粮食少了饿死人的现象。1929——1959，真是三十年西三十年东呀。
斯大林在文章中总结说: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过去一年中最重要的成就。” 这里，斯大林用强制的办法制造了“新现象”，反过来又将这种“新现象”作为进一步推行其政策的实践基础，这种理论联系实践的做法高明呀！
斯大林最后得出结论: “我们正在开足马力沿着工业化的道路前进，向社会主义前进，把我们历来的‘俄罗西的’落后性扔在后面。我们的国家正在变为金属的国家，汽车化的国家，拖拉机化的国家。” 接着他说: “当我们苏联坐上汽车，使农夫坐上拖拉机的时候，让那些以自己的‘文明’自夸的可敬的资本家们试试追上我们吧。我们还要看看，到那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落后的国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先进的国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的荣誉感、虚荣心使得他多么想让苏联成为发达的工业大国！在斯大林看来，汽车化、金属化、拖拉机化是一个国家走向先进的标志，是苏联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他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上升为全党的思想，以这种能力和气魄、威望促成这次大转变。
这个时期，斯大林不断地发表讲话，阐述转变时期的方针政策。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再次强调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意义。他说: “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实行了并且还在继续实行我们整个政策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 这里，斯大林明确提出，要剥夺富农的全部财产，“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
那么，斯大林要消灭的富农阶级是什么样的群体呢？为什么非得要把这个群体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呢？研究苏联问题颇有建树的作家闻一在他的《凯歌悲壮》一书中，以《要不要有人先富起来？——是富农，还是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民？》为题，比较详尽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论据充足的阐述。下面摘录部分内容:
富农问题之所以成为1920年代苏联农村社会阶级关系变化中的关键问题，原因不在于富农本身。如果从该不该消灭富农这个角度来讨论1920年代的富农问题，必然要走上歧途，去重复许多历史学家重复过的一个理论上的严重错误。
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 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农村会不会出现和发展成一个新的、掌握经济优势的富农阶级？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联共(布)十五大后，一个权威的结论是: 在当时的苏联农村已经出现了一个掌握着经济优势的富农阶级。它的存在和发展已经阻碍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这种改造的深入，富农阶级的反抗会越来越激烈，因此整个农村的阶级斗争也会越来越尖锐。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剥夺，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十五大后，农村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折。1929年5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对富农做了明文规定，指出凡符合下列一条者均为富农户: 一、一贯使用雇佣劳动来干活的农户，或者在农业副业和手工业企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户；二、有各种动力机械或者有二盘及二盘以上磨的磨坊加工产品企业的农户；三、一贯出租有机械动力的复杂农机具的农户；四、经常或者季节性地出租某些有设备的处所作住房或企业之用的农户；五、有非劳动收入成员(经商、放高利贷、商业中间人、宗教人士)的农户。1930年2月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巩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指出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停止执行关于在个体农户中准予出租土地和使用雇佣劳动的法律，对富农的斗争可以采取直至完全没收财产和迁出原居住地的种种必要措施。
但事实上，对富农的剥夺从1928年春天就开始了。最初三个月的最激烈的剥夺是从强行收缴粮食开始的。因为当时粮食的短缺已经发展到了生命攸关的地步。到1929年底只有约十亿普特的粮食，充其量只能满足国家三个月的需要。加上当时对于富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所以有存粮的农户就首当其冲，成了被剥夺的对象。1928至1929年期间，有32万多富农户遭到了剥夺，被剥夺财产总值达1.8亿卢布，其中有77795户被迁出了全盘集体化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对富农的剥夺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保存农民的小商品生产，就不可能对富农实行完全的剥夺；而不剥夺富农，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因此，结论必然就是，要剥夺富农，要实现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就一定要对小商品生产者、对广大中农施加压力和限制。
事实上，1928至1929年剥夺富农的大规模阶级斗争把大量的小商品生产者卷了进去，剥夺富农的斗争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广大的中农户。历史学家B.达尼洛夫把当时对中农的打击方法归结为七点: 一、不履行法律手续就没收粮食；二、关闭集市，禁止粮食买卖；三、挨家挨户搜查粮食；四、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阻拦部队，查收粮食；五、施加行政压力；六、在计算粮食和出售稀缺商品时，强行分配“农民公债”的债券；七、试图进行直接的产品交换。总之，对富农的剥夺，采取了非常手段，动用了刑法107条。在1927年冬至1937年夏期间，总共有60万户富农受到剥夺，有24万多户被迁出全盘集体化地区。当然，这些被剥夺的农户并不都是真正的富农，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农户。例如，莫斯科省伊凡诺夫斯克工业区在1929至1930年间，有5.2万农户被当成富农遭到剥夺，后经专门委员会复查，约三分之一的被剝夺户实际上是中农户。
苏联农村1920年代社会阶级关系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在于忽视了过渡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特定条件，对当时国内的(尤其是农村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采取了不适当的办法，因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把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迟缓，归罪于个体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大抓对富农的剥夺，抓农村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以为这样，生产就可以上去，生产力就会发展，一切复杂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种在一切工作中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做法，不仅对当时农村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为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外有富农和阶级斗争，党内就必定有富农代言人，他们必定要提出一条右倾路线来和党的总路线相对抗。当听说有两匹马和两头奶牛的农民是富农时，联共(布)政治局委员李可夫表示，他希望在两年时间内每个农民都能发展成这样的“富农”。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认为，应该允许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有差异，应该允许农民通过劳动致富；对于真正的富农，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完全有条件可以不通过激烈的手段，而釆取和平的方式对他们加以改造，不能一提到“富”，一提到“和平”，就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于是，李可夫和布哈林被斯大林斥责为对抗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右派集团”。
斯大林制订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一1932)，决定用最短的时间赶超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苏联农业的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上述计划的需求。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从1924年开始苏联就组织农业合作社，建立集体农庄，可是这种生产成分在当时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在农业商品总产值中只占7%。斯大林认为，苏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
斯大林认为，要解决苏联农业分散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现代化拖后腿的状况，当务之急是“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来急剧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于是推出了迅速发展农业的新政，这就是继续加强“在苏联的产粮区强力建立集体农庄，建设国营农场，同时消灭小农经济，因小农的低效率，农产品的低商品率，在工业化形势下不能满足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决定开始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而同时消灭富农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具体做法是剥夺他们的财产和把他们赶到边远地区。虽然对什么是富农作出了解释，但是在执行中，稍微富裕一点的农民往往被当作富农。他们的财产被剥夺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闻一在《回眸苏联》一书中以《究竟谁胜利冲昏了头脑？》为题，对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及消灭“富农”的政策作出这样的评述:
不幸的是，限制“富农”，剥夺“富农”和“富农”作斗争却成了一根主线，成了在“集体化”旗号下发展大农业生产的惟一内容。更为严重的是，“富农”并没有出路，即使他们想组织集体农庄也不行，政府颁布法令严禁这样做。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作出了《关于不能接纳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和必须从集体农庄中系统清除试图从内部瓦解集体农庄的富农分子》的决议。这一决议实施的结果是，“富农”被清除出集体农庄，他们加入集体农庄被看成是违法行为，由他们组织的集体农庄被看成是“假集体农庄”、“被敌人操纵的集体农庄”。9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出了修改俄罗斯联邦刑法的决议，增加了对组织“假集体农庄”的“富农”以及宣传和鼓动组织“假集体农庄”的人们执行刑事处罚的条款。
组织集体农庄和“集体化运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而不是一场农民自觉自愿的发展生产力和变更生产关系的群众行动。最高领导的决策和政府的法令始终左右和控制着这一进程。所以，集体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很艰难和缓慢的，到1929年6月，全国才有了5.7万个集体农庄，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7%。
然而，这5.7万个和这3.7%却给了斯大林某种欣喜的感觉，他认为这是一种胜利。于是，他又琢磨出了一种独特的、甚至形象的词组: “全盘集体化”。这个“全盘”，如果再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所有的农民和农户(当然，打入另册的“富农”是不在此列的)要一个不拉地、一股脑儿地、不留死角地、统统地都在一个领袖规定的时刻加入集体农庄。因此，他欢呼这种胜利，大声疾呼: “从1929年夏天起，我们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完全是在自觉地行事，决意在追求一种自己意念中已经成熟了的东西。然而，他追求的并不是农业本身的长远发展利益，而是眼前的刻不容缓的“直接工业化”的需求。大工业工厂、大谷物工厂是斯大林“直接工业化”决策成败的关键。因此，他在全国兴建大工业工厂的同时，在农村大搞“大谷物工厂”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这种强化的、高速度的“全盘集体化”，强化的、高速度的“直接工业化”的前途是根本没有保障的。
1930年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就是以消灭富农作为基本特点的。1930年1月11日，《真理报》发表社论称: “没有以没收土地和生产资料为形式的对富农的进攻，全盘集体化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的。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内对富农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没收今天是‘集体农庄组织的组成部分’。”随后，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消灭富农的问题。1月31日，政治局批准了这个委员会提出的决议——《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决议规定除停止执行出租土地和使用雇佣劳动的政策外，要没收富农的一切生产工具、牲畜、经营用和生活用建筑设施，以及加工农产品的企业和种子储备。
这就是“天机”。所谓对富农的全线进攻就是没收富农的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没有对富农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没收，就不可能有集体农庄。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的集体农庄就是以“富农”的财富为基础的，这种“富农”越多，建立集体农庄的物质基础就越雄厚。过去是限制，那就还要给“富农”留下些什么，还要让“富农”生活在那块土地上；而现在是没收，是“富农”的一切都要没有，收了，一切都归集体农庄所有，“富农”要滚到边远的地方去，在集体农庄这张白纸上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多痛快！
然而，斯大林对“大谷物工厂”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他要更大型的“谷物工厂”，他要全国范围内的“全盘集体化”的集体农庄。因此，对“富农”财富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所以，“富农”必须越多越好，没收“富农”的进程越快越好。从此，以消灭和没收“富农”为中心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就以最快的速度席卷全国。于是，那种消灭和没收“富农”的上级指示就变成了硬性指标，变成了“控制数字”。一般来说，这个“控制数字”是农户总数的3%一5%。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不挖出这个数字的富农来，那是不能算完成了“全盘集体化”的。而在实际进程中，“富农”的比例要大得多。在许多地区，被剥夺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富农”数达到了农户总数的10%一15%，被剥夺选举权的富农”人数达到了农户总数的10%一20%。因此，把“富农作当一个阶级来消灭”的运动实际上有三个纠缠在一起的进程: 一是对“富农”本人的消灭和没收是与对其家属亲人的惩处联系在一起的；二是“富农”的被剥夺是和丧失选举权联系在一起的；三是对“富农”的迁移实际上是一种永不允许回归的放逐。
苏联虽然面积广袤，但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大部分地区农作物生长期很短，所以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主要的产粮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流域。他要靠农民这个“内部资源”积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就是为了把全国农民装进一个大袋子，好从他们身上榨出油来，润滑苏维埃这部国家机器。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