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历都用数字，好几个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双数”里。十月十号是国庆日，称为双十节。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人在北京附近伪造了另一个事件，它就称为被人痛恨的七七事变。日本人可能是发现了委员长在统一中国上很成功，所以他们就不再等待，而必须进攻。他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占领了北京，那天早上天亮后不久，日本人把炸弹扔到离我们不远的兵营里，惊醒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轰炸，也是很可怕的一次。在校园里造成了惊恐，最为怪诞的流言蜚语也有人相信。
对我来说，紧急的问题是：或者和其他大学一样，立即迁到自由中国的某个地方去，或者留在原地接受那个后果。谁也无法预料日本人会做些什么。我咨询了所有的各种朋友，他们对这个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都没有确切的意见。最后，我决定留下来。恢复了停掉的入学考试。我们第一次在相当高的旗杆上悬挂了美国的国旗。过去，我们只挂中国的国旗，或者挂三角的大学校旗。
几乎每天都出事，。一般都是些小事，但是，特别是由于双方在语言上的限制，以及占领军在敌对的领土上自然会有的怀疑，小事都可能变得严重起来。不久，我请我们的一个毕业生来帮助，他幼年时的家庭情况，【127】和他后来在日本的学习，使他能够像日本人一样流利地讲日文。在我们不断和日本军官和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的作用是巨大的。关于他的地位，这里有个东方人的面子问题。必须给他一种地位，让他高得足以使他能够和日本人尊严地打交道，但又必须不高得伤害比他老的和有更高学术地位的教师的情感。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十分强烈，；当教师和学生见到他和那些侵略者友善地亲切交谈时，那种愤恨也把他包括在内了。
每当他提出来，我就招待日本的官员或军官，作为在如此微妙的情况下改善关系的一部分代价。日本最高当局不时安排他们的国人代表团来访问华北，以便加强他们对文化的控制，或者让“回到家”的那些人感受到自己的胜利。他们总是将燕京大学包括在行程之内，我也就需要让我的西方同事帮助我招待那些来访者。偶尔也请几个中国人参加，佐证超出民族自豪的善良意愿。代表团有商业的，教育的，有一次甚至是一组基督教牧师。这个牧师代表团吸引了我们比较活跃的中国教徒的兴趣；看到基督教的理想战胜了种族的感情和相互的困境，是使人喜悦的。
除非在特殊的安排下，由我的秘书或另一个人的陪同，否则就不允许日本人进入大门。我很快就发现和他们打交道的秘诀是将和善和坚定混在一起。他们的武力和他们使用那些武力使得中国人在他们目面前怯懦退缩。在另一方面，他们所面对的就不过是被迫的驯服。尽管他们狂暴，但是他们对自己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弄不清美国的态度，对它还有一定的敬畏。在这种情况下【128】，他们最愿意的就是受到礼貌的对待。一方面对他们的武力不惧怕，同时在态度上热忱，这使得我在许多微妙的交往中，能够对付他们的粗野，或打破他们那神经紧张的缄默。
学生们在美国人拥有的校园里面受到保护时，他们也理解不能利用这个处境来进行反对日本人的活动。不只一次，我提醒某些爱国分子，他们或者离开校园去做他们所想做的，或者完全停止活动，这样就能避免危害到他们的同伴和他们自己。日本人一直在监察着地下的斗争；他们有一批秘密警察和密探，这些人的报告导致了很多逮捕和刑讯。我们的学生受到了特殊的怀疑。一般的做法是从周末去城里的校车里把他们拖出去。我的那个足智多谋的秘书十分幸运，能够不太久也不太费力地使他们得到释放。
但是有一个男生被很恐怖地虐待，以至于他最后被放出来几个月之后，甚至还害怕他自己的母亲。在允许我到他家看望他的时候，他仍然处于那种病态的恐怖之中。在这之后几年，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他的情况使我害怕在占领区继续大学的工作。另一个男生带有明显的羞愧向我坦白，在秘密警察恐怖的审讯时，让他在受刑和同意在燕京校园里做密探之间作选择。他只好选择了做密探。要他一星期向他们报告一次情况。我告诉他，我不谴责他什么，也不阻止他把在校园里面看到的报告给他们，但是要他不时地告诉我他们的反应如何。没有多久，他告诉我，他们不让他干了，因为他们对他的报告不感兴趣。【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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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爱国和其他原因，学生不断地通过一些途径悄悄逃到自由中国去。我和某些原来是我们的学生的年轻教师，找到几个合适的途径。一条是从京汉（北京到汉口）铁路再走内地，一条是经过上海，另一条更远一些，但是对女生更好些，是经过香港、曼谷和缅甸的道路。沿途我让朋友给他们资助和其他帮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受到监禁的初期，日本人曾四次把我带到宪兵司令部，冗长、严加审问了我。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最热切想知道的那个秘密通道；他们的效率很高的密探对那个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知道有那些通道，所以他们要知道详情。我设法使他们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诉他们我觉得我就像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去，则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们很难反驳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套出哪些中国人帮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们，那些人的命运会是如何，所以我拒绝告诉他们，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对那些人不忠诚，即便是那些询问者必然也看不起我。我还说，我已经老朽，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也不大了。对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都回答；他们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但是我不会做任何危及我的忠诚的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
他们问我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的性质和目的。我知道这个问题长时间以来就使日本军方迷惑不解，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这样一种规模的大学会是出于宗教和慈善博爱的意图，完全是由私人创办的。【130】在我们还开办着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高级官员要来看我，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这使得我极为惊恐，生怕我或者我们之中的什么人做了什么错事。但是到来之后，他只是想知道鉴于我们的经济需要，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以当地中国傀儡政府的名义，给予相当数量的补助。我对他解释说，我们完全依靠自愿的私人赠款，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给过一元钱，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政治方面的款项。说到这里，他大为惊奇，惊奇得把他固有的日本礼貌都忘了，没有习惯性的礼仪告别，就离开了房间。询问我的人也是这样怀疑，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奇特的现象变得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不再探询美国政府渗透的证据，而只是为了好奇而进一步问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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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我和蒋介石的关系。在七七事变后，我和傅泾波每年春天到香港参加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的会议，因为我长时间以来就是那个会的理事。过去，都是在上海和北京开会。 我每年借这个机会从香港飞到战时的首都，第一年那是汉口，后来是重庆。这是从北京到这两个城市的最短的、实际上是唯一的途径，尽管那意味着穿越整个的中国，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后尽管冒着日本飞机追踪的危险，而乘飞机西行。
我每年这样走，主要有两个目的。那是对所有关心燕京大学的人表示，【131】它虽然在日本人占领下继续开办着，但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于中国的事业。我也想知道那个事业正在如何进展着。我们知道的新闻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可靠、真实的消息，特别是使人打消疑虑的消息（基本上常常是如此），会振奋我们校园里面的士气。我给教育部带去燕京大学和处于类似情况的那些大学的常规报告。这些走动极有意义。委员长和其他各种政府官员都和我见面、交谈；还和传教士、燕京校友聚会；如果时间允许，也和尽量多的其他团体聚会。在我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在一个下午近傍晚的时候，我第一次经历了那里的轰炸，那时我正在等车接我去赴蒋委员长和夫人的晚宴。我看到了二十七个轰炸机排成完整的“V”字形，从山那边下来。随后的那个夜晚是可怖的，第二天早上我走了四五里地，一路上都是炸后狼藉，到处可见烧焦尸体的残迹。
在我第一次做这种旅行回来之后，我对我的老朋友王克敏谈了我的印象；他是华北有名无实的政府的首脑。他曾经长时间地犹豫，是否接受在日本太上皇下面这个明显的卖国职位。我向他说，在委员长激励人的领导下，各阶层的人民都决心坚持抗日。他听了之后，问我是否愿意让他安排，把这个情况通告给日本军方。 日本军方当然知道我的行止，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一个中立国公民的旅行。这个提议很让人为难。但是最后我同意了，让傅泾波像往常一样，同去做我的勇敢的译员。后来我旅行时，我就事先大胆地告诉日本当局，并且问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询问我的人特别想知道的是在这些旅行中都透露了些什么。【132】我讲，委员长是位坚强的爱国者，保卫对他国家的入侵，并且告诉他们，日本应该比其他民族更以自己强烈的爱国热情去理解他。我继续说，我个人十分渴望这两个国家能够以友好的条件和友善的意愿，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我也知道，至少绝大多数我的美国同胞也是这样。不幸，日本的决策者采取了相反的道路。无论如何，我和委员长和其他中国人的关系预示着可能有一种比较愉快的发展。我完全知道，他和其他的那些人都不反对日本，只是反对暴力、侵略和占领。他们辩解说无法采取其他的立场态度，但是他们说他们的意愿是被大大地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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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是说我和日本的和平运动有联系。在日本，一向有人反对那个“中国事件”（他们愿意给它起这样的名字），在日本军队陷在中国这个宽广的泥塘沼里面、战事无限期地在拖延着的时候，日本很多有影响的民间人士，甚至军队的领袖，都急切要把战争以最好的办法结束掉。有些这样的人曾经和我接触，我的秘书（主要是他自己提议，当然得到了我的同意）去了东京两次。我用无害的概括说法来回答，而拒绝谈细节，也不提出人名，只是说让他们去找我过去的秘书，我知道我的那个秘书很能够照料好他自己。但是实际上，在我后几次旅行时，那个和平团体的一个成员曾经让我带信息给委员长，问他要什么条件来结束战争，并且带回了他的（当然是非正式的）答复。【133】他的条件在那时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在那四次审问时，主持的人都很谨慎、礼貌，没有我多次听说过的那种威胁和恫吓。每次都让我自己坐在那里，等一两个小时，然后带入审讯室。在第一次以后，我发现那是为了使我紧张不安的伎俩；我就强制自己从容一些。那个桌子上高高地堆着写着日文的我的档案，他们不停地参看这个或那个文件。最后那天我离开时在座的那个官员说话和好，告诉我，他终于尊重了我的观点。
在开始占领后不久，一再有日本人督促我聘任一位日本教师，由他们的政府任命，由他们的政府出资支付。有时，提出来是说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有时则暗藏着威胁。那是非常麻烦的一种局势，但是我拿定了主意：停办也比丧失自主性为好。最后我相信他们会同意一个决定：我和我的同事商量，由我们主动邀请一位因为声望而不会怀疑到有政治意味的日本学者。大家，特别是中国人，同意这是真诚基督教、胸襟宽阔的行动，以此来对付日本人的批评。 我们在三四个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选择了鸟居龙藏博士（R Toni）他的社会学和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都是在中国进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国也受到很高的推崇。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但仍然精力充沛，在日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他的政府的军事冒险完全不表同情。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参赞；在他扬言我们无法请到像他那样的一位学者的时候，我们告诉他，【134】鸟居（Toni）博士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鸟居博士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保护他不受他自己军方的压力。我们向他保证，只要他不离开校园，那就很容易做到。他有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是他的英文助理，另一个是法文助理；这三个人都和他一同做研究。他的独子被应征入了伍。他们不顾所有的那些反对日本人的偏见，在我们小小的社团里奋勇前进，;看到这些，不由得不使人心满意足。他们是最有教养的日本人，有真正的国际观点。他们本能地加入我们的社交生活，但是同时又避免开让人为难的议题。作为特殊的优待，我们允许高年的学生陪同鸟居博士和他的家人短期去现场工作，以便更好地学习他们的精神。有一个这样的学生后来和他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们生活在城里，几乎处于清贫之中，由两个女儿维持生活。他拒绝了所有日本方面所提出要给予他的意图，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生活：“一入燕大，终生为燕大人”。在恢复了和平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特别高兴在其他的车子（他的儿子在里面）开路下，在我车里带他去他以前的住所。时光的流逝以及战争的压力都在如此感觉敏锐的他的身上显示了印记。我们决心以他自己的意愿终生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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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来看我。他是位从医的传教士；在山西他一直看到日本军人残酷地侵占那个地区，那时，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只是在精神上和他所服侍的整个社会和中国的基督徒一同悲伤是不够的。那些人既无自卫能力，又无从表达自己的心思，而这时，他却很知道日本人依靠着美国卖给日本的基本作战物资；【135】而他可以说话。无法说这是不合道理的。他必须告诉美国人民那邪恶的买卖，是它使得我们也参与了那个掠夺。这意味着在日本人还统治的时候，就一直离开中国，辞去传教的工作，在没有收入，、毫无保证不知道美国的公众是否会听他的意见，、甚至是否能够有最低的交通费用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次圣战、远征。他所有的本钱就是他在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在公共演讲上取得过成就，以及他必须要献身于极为折磨他灵魂的信念。这使人想起希伯来先知们的作为，那是信仰的宏伟的惊险活动。在他对我说到日本人的暴行，和如果不去阻止它们会给中国造成什么后果的时候，他变得十分激动。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能恳请他不用对像我这样的人浪费口舌，而把他那灼热的雄辩口才用在国内的人上。他完成得十分成功，他后来成了国会卓越的成员，使他开创了继续对中国有用的途径。在他回去的时候，为了他心目中的这个目的，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正在物色一位发言人；这对所有有关的人都很幸运。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维持了一个小小的自由绿洲，反对着日本人的压迫，并且加强了我们希望显示的原则：我们反对在精神上任何形式的强迫和统治。不论是在当时激情感受到的事情里，或是在和它有关系的更为广阔的范围里，我们的作为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在正常时期，我们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和国外。但是在这段时期，学生几乎只是来自京津（北京－天津）地区。【136】但是急切想避开日本人对文化的控制的人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不顾对卫生和其他的考虑，而使他们过于拥挤地住进了我们的宿舍。这是艰巨、但使人愉快的四年。
（待续）
转自《二闲堂》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