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了。次日“真理社”即发布《济南失陷，王耀武下落不明》的新闻稿，引起极大震动。这一战实为淮海大会战的序幕，济南此一军事重镇失守，使国民党军心更涣散，悲观失望情绪弥漫。这条新闻稿见报，引发了当局的震怒，据说是蒋介石发火了，亲自下令，立刻以“造谣惑众，为匪张目”罪名查封“真理社”。当天，内政部，首都卫戍司令部和警察局就派人到我家宣读查封令，抄走了已印和未印的新闻稿，但未抓人，也没有乱翻搜查和拿走其他东西。其实，除一架油印机外再无新闻社物品，都是家用生活器具，当然也无理由拿走。连续几天，我家门外均有人监管把守，一些便衣特务进进出出，其中一个戴墨镜又高又胖的家伙，几乎整天坐在我家客厅，他也有“记者”身份（那时特务组织也办了几个“通讯社”，让特务们以“记者”面目四出活动，但那些“通讯社”却很少或从不发稿），很生硬地找我们“攀谈”，我们都只淡淡应付几句，不愿理他。父亲根本不见他们，只忙于跑内政部，侍从室等单位解释疏通。母亲出面应付特务，告诉他们：我们新闻社没有外人，只有两个儿子当记者又当编辑，家里没有“共匪”。特务们都知道母亲是党国元老女儿的身份，不敢造次，更了解父亲的地位，见面仍很恭敬，这样的紧张空气几天后就消除了。此前不久，“新民报”刚被查封，“真理社”又继之，各报都刊登了消息，不用言词地表露了对新闻自由被践踏的抗议。
“真理社”被封，我家内部也出现紧张，父亲已经察知我思想受“赤化”影响，但无证据，我也没说过。因此，他只能训诫要注意“不要误入歧途”，他认为那是“幼稚”，但并未更深责怪我。母亲更是无一句批评之言，哥哥也没有怨我，那时我们俩还都同时兼任其他一些新闻机构的工作，仍然每天外出采访，避开了一些矛盾。
而对我来说，“真理社”被查封正是实现了我的计画。因为，地下党通过“火苗社”早早就向我警示：“’真理社’属反动新闻机构，不要为之服务。”我表示，不可能退出，只能利用这机构反过来为解放斗争服务。“真理社”被查封是利用反动势力自动将这反动新闻机构关闭，是最理想的处理结果，我将这一见解向“火苗社”的同志们讲了。
解放全国决定性的三大战役已经开始，东北即将全境解放。“火苗社”的同志们非常兴奋，为迎接黎明的曙光总想干点什么。这时，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就筹画出版一期地下刊物，在南京秘密散发。由我负责编印，高文宗、柏胤顺、张达明、孔繁荣等积极支持配合。张达明说可在他家一小密室干。高文宗提供材料，我就带钢板、蜡纸去张家刻写。这是一间半地下室的小房，原先可能是做储藏室用的，从地面入室要下三级台阶，桌凳全有，窗帘拉得严严的，我就在这里干。张达明把守门外，不许任何人入室。这里也是路翎的家。张与路是同母异父兄弟，路翎生父姓赵，但他随母姓徐，名徐嗣兴。其母后改嫁张家，但路翎只用现名，没人知道他徐嗣兴原名了。《财主的儿女们》第一卷已出版，路翎已是有名的青年作家了，这时他也正在家中，但我没有见过他。除了这间小小密室外，张家的其他房间我都未进去过。
这个秘密的地下刊物，我们取名叫《前哨》，高文宗说：“让蒋介石知道，共产党的前哨已经进入南京了。”我先刻画封面，“前哨”两个空心的美术字挺大，背景配以烽烟和图案。第一页，我刻了一张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图，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我居然能相当完整地画出一张全国地图，用斜纹、横纹、反斜纹等几种线条和空白标出老解放区，新解放区，正在战斗即将解放的地区和国统区。没有详尽的参考资料，图形也不可能准确，总之是尽量夸大解放战争的胜利。画这张图耗费了我很大的心力。接下来的是高文宗等送来的材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八条，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还有解放区简介，名词解释等，全部由我一个人刻写。孔繁荣、柏胤顺等找来一架油印机，张达明弄来纸张，高文宗和大家一起忙着油印、装钉，这些年轻人干着没干过的事，极为兴奋而紧张，说话都悄声细语。忙了几天，一本本油印的刊物装订完成了，共印了大约三四十册，决定分别从邮局寄给国民党各个机关和头目个人。大家分头去打听要寄物件的位址，然后卷成通常邮寄的印刷品，一卷卷，大家书写完毕后，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全体出动在全市各个邮筒分别投入。除各人自存一份外，其余的连同印废的和蜡纸全部一把火烧干净。
那天一清早大家将一卷卷的《前哨》裹在衣裳里出发去分头邮寄，真是很庄严的一幕，很像“青年近卫军”。如果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必然被捕，也许就要付出青春的鲜血甚至生命。这事没有对宋德裕等说过，高文宗说：“不要对任何人讲，要是说了，恐怕就做不成了。这就我们’火苗社’自己干的，一切后果我们自己承担。”大家都说对，因而所有稿件都没有送请地下党组织审查，行动也就特别迅速。投邮那天，大家都怀着一种神圣的心情，互相对视，默默无语地去执行使命，似乎此去就一去不复返、可能不再回来了，敢于牺牲、义无反顾那般。现在回想那段年轻的幼稚仍觉甜蜜。
完成了秘密投寄地下刊物的任务后，“火苗社”同志再聚，无一发生意外，大家高兴极了，就期待看下一步：反动机关和头目们看到《前哨》后如何反应，那可能是爆炸性的，那才大快人心呢！可是，并没有盼到这个反应，几乎一点反应也没有。是可能邮局检查发现全部扣发了？还是各机关传达室发现销毁根本没让人看到？或者……，但这时的南京已风声鹤唳，十分紧张，街上宪兵、员警都比平日增多，似乎预示着将有大的白色恐怖降临。
我将最后留存的一份《前哨》邮寄给了长沙熊秉勋，他在六队。亚妹去上海戏剧学校读完也回了六队。
一天，我正打算去宋德裕处，突遇李永铎，他问：“你还没走？”我很奇怪：“走那去？”李说：“你有没有听说黑名单的事？”我说：“没有。”李说：“据了解，新定了一个黑名单，人不少，可能有你。我就要走了，老宋已经走了。”说完没等我回话，他急匆匆走了。
我当时一听，突感危险，冷静一下，马上去找高文宗，告知他情况。他问去哪里？我毫不犹豫地说去武汉，从那里去解放区。然后匆匆回家，父母都已于几天前去上海了，这正是出走的好机会。我把情况和打算对次妹说了，她支持我赶快走，并帮我收拾一只皮箱，带些简单的衣物，但不让哥哥知道。这时小弟忽然问：“二哥，你要走了吗？”小弟才16岁，初中才毕业刚上高中，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听次姐说的，你去哪？”我小声说：“去解放区。”他走开了。次妹很快来说：“带小弟走吧。”我说：“那怎么行？他知道吗？”小弟过来说：“我跟你一道去。”我说：“一切都没把握，怎么好带你走呢？”小弟说：“我都懂，没关系的，你放心吧。”我拥抱他：“好，我们一起走”。
那时，我身上只有很少的钱，家里妈妈的钱也不知放在何处，我们几个人翻都没找到。哥哥回来了，我们三个人都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让他发觉。
我又去找高文宗，他说：“不要紧，冯玉芬已经帮你买好去武汉的船票，明天早上的，她在码头等你。”我说：“不行，要两张票。”高说：“我找冯玉芬，叫她赶快想办法。”事情不能耽搁，赶快回家收拾好。第二天一清早，和次妹匆匆告别，带着小弟就乘公共汽车直奔下关中山码头。那已是10月下旬，南京的深秋已有几分寒意，那天早晨又是雾雨蒙蒙。一到码头就看见了高文宗、柏胤顺、张达明、孔繁荣等“火苗社”的同志们都已先到了，他们专程赶来送别。冯玉芬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少尉的军衔，胸前还佩着一枚“联勤总部”的证章，她递给我两张船票，我紧握她的手，没有说声谢谢。高文宗等一一伸出手来，一个个紧紧握手，没有眼泪，只有期望的目光。临别时，冯玉芬递给我一张崭新的十元面额的金圆券，我深为惊异，急忙接过来．说谢谢。这钱那时还相当管用，随即转身踏上栈桥登上轮船，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挽着小弟， 在轮船舷梯旁，我再次挥手向“火苗社”同志们告别，望着那一双双年轻火热的眼，我们曾有过共担危难的惊险，曾有过憧憬美好明天的理想信念。在这霏霏细雨中我们分别了，等到明天全国解放在光辉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再在胜利歌声中重逢。再见吧，亲爱的朋友们！可是谁也不曾想到，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除了冯玉芬和高文宗），包括我的次妹，那竟是一次永别。从此我离开了南京，离开了父母，也是永诀。
1948年10月下旬，在南京的离家出走，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成为决定我命运的关键的一步。然而当时却根本没有成熟的思虑，没有完整的计画，也没有通盘的谋算。只有一个想法，到解放区去。之所以去武汉，是因为相信黄侅等人有地下党的关系，可以进入中原解放区。武汉我也比较熟，因而决定从武汉到解放区去。可是事情未必如想像的那样顺利，如果到武汉没法去解放区怎么办？如果进解放区中途受阻甚或被捕怎么办？即使进了解放区人家不相信你又怎么办？这些本应考虑的问题当时却一点也没考虑，有很大的盲目性。因而应该说这次行动是莽撞的、轻率的，是一时的情绪冲动所造成的。缺乏权衡利弊和辨析利害关系和后果的理性，这是我性格上很深刻的缺点，以感性来处理重大事件而导致麻烦以致灾难，在我以后的生命历程中也时有表现。
五十多年后反思，我当年追求光明投奔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必然。至于以后的变化，谁也无法预料。当年幼稚，头脑简单，以为和家庭只是短暂的分离，革命会很快胜利，家庭还会团圆。那一次离家出走，父母都不在南京，我不辞而别，连最起码的向二老辞别也没有，却万万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永生永世的诀别！父母生我育我养我教我21年，曾对我寄予极大期望，倾注了二老的心血，使我健康成人，懂得为人处世，我却无有丝毫回报，无一日孝侍，反而从心灵上使二老受到极大的伤害，这怎能不痛心疾首呢！尽管我坚信走革命的路没有错，但在亲情方面太大的牺牲，总不能不感到憾恨。
我曾经有过一个十分温馨可爱令人羡慕的家庭，当时却不懂得珍惜。待到以后我在人生途程中历尽磨难，长期失去家庭温暖，孤身一人困苦悲凄，再回首往事，真是欲哭无泪了！
离开南京还带走了父母最宠爱尚未成年的小弟，更增加二老的悲怆。我自身都难保，还带着从未吃过苦的他，前路茫茫往何处去？这真是对自己和小弟的青春、生命极不负责任的糊涂行为，经半个世纪后的反省不能不深深地自责！
解放以前，人们都盼解放，比喻为“天亮”，拂晓就是天亮的开始。我从南京家中出走，到解放的这段时光称为“拂晓以前”，应是允当的。
登上去武汉的轮船，与“火苗社”的同志们挥手告别后，我和小弟如何在船上度过这三天两夜，现在一点记忆也没有。为什么去武汉？离家时就定了：一个心眼到解放区去，以为武汉那里有路子可以过去，其他的完全没有考虑，头脑简单得令人不可思议。登上江汉关码头已将日暮，立即毫不犹豫去找黄侅。到他住的地方找，以前我曾去过一二次。在那街后小巷，敲门许久才来开门，却只开一条缝。一个中年妇女问：“做么事?”我说：“找人。”“找哪个？”我说：“找黄侅。”她马上关门，我硬推住，她硬关；说“这里没得！”我问哪里去了?“不晓得。”搬了？我感到不妙。怎么办呢？忽然想到去找贺捷，就带着弟弟拎着行李奔去贺捷家中。我和贺捷不大熟，他的家从没去过，但记得他住的地方。贺捷以前在《正义报》当校对，后当编辑，也是进步青年，我在武汉时期只与他见过面，没有交往。这时冒冒失失来到他家，贺捷很惊讶，却仍热情接待了我们，他妻子为我们烧了一桌饭菜。听贺捷说，才知道黄侅已于几个月前被捕，在“特种刑庭”受尽折磨。这“特种刑庭”是国民党政府专为审讯共产党（所谓“阴谋颠覆国家政权”）而设立的。提起“特种刑庭”，真是谈虎色变，令人毛骨悚然的。贺捷又说“特刑庭”半个月前又把黄侅放出来，在青年会楼上，监视居住，是“吊线”的，特务就等着抓人。千万不能去看他。贺又说：“现在局势很紧，白色恐怖严重，外面天天抓人，你来这里很不安全。”问去解放区的路，他说：“所有关系都断了，要能去，我早去了，现在没有办法，我只有到乡下去躲躲了。”当晚他安排我们兄弟住下，不要出去，让我们在那大架子床上睡觉，明天赶紧离开。
贺捷的家只有一间房，后面可能还有半间厨房，我没有去。这间房也不大，一架大的高架老式床占了一半，床前还有一块踏板。他让我和弟弟睡大床，他们夫妇睡哪里呢。他说：“你莫管，我们有地方。”于是我们兄弟在床上很快睡着了。贺捷妻子，我应该称嫂子的那位，我一句话也没说过，甚至连多看一眼也没有，完全记不得什么模样。第二天早晨醒来，才发现他们夫妇睡在地板上，整个房子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我真不好意思，只能说抱歉的话。贺捷只说：不要废话了，赶快走吧！哪里去？唯一的路是去长沙，演剧六队在长沙，亚妹和熊秉勋都在那里。贺捷说：“那就去长沙吧，我不送你了。”我们拎着行李走了。
这样的客人，这样的主人，今天想来都叫人啼笑皆非，实在太不正常了。但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
我带着弟弟，在晨光熹微中赶去青年会，我还是想见一见黄侅。青年会我是熟悉的，早晨没有人，那楼板有一个方口，爬梯子从这里上去。楼上空荡荡的，中间有张大乒乓球台，上面躺着一个高大的身躯，被盖蒙头。我悄悄走近前，他突然警觉地掀开被盖，我一看吓了一跳！这人披头散发、满脸胡须，他大吼一声：“谁？”这人好可怕！他是黄侅吗？突然他认出了我，激动得眼中闪出泪花。
“怎么是你，你来干什么？”他压低着声音。我说从南京来找你。他坐起身焦急地说：“楼下有人吗？你赶快走，马上走，快走呀！”我没来得及多说，急忙下楼，带着弟弟飞也似地奔出了青年会。雇上一辆人力车，直奔大智门火车站，登上了南去的火车。
在车上，惊魂甫定。黄侅怎么办呢？他还能活下去吗？现在自己走投无路，毫无计画地去长沙。离开长沙已十年了。
亚妹1945年重庆一别，去了泸州参加演剧六队，后去上海剧专毕业又回六队，这也三年多没见了。秉勋1947年武汉别后也一年多了。事前没有联系，贸然而去，会怎么样呢？
七个多小时后到了长沙，街头就看见演剧六队公演的大海报，在联华剧院，我们就去那儿。第一个见到的是亚妹，她并不感到十分惊奇，只有看到小弟有点意外。“你怎么也来了。”接着熊秉勋来，先接我们进去，到联华后台，他板着脸开始训我：“你干什么，搞个什么油印小册子，到处寄。”他把一册《前哨》“啪”的一声扔在桌上。
“这是干什么！表示自己革命是吧？还是怕反动派不来抓你？”他一连气数落了一大顿：“你们没有经地下党同意就这么干，想没想到会惹出什么乱子？莫名其妙！”我想他说得对，就没有辩解。其实离开南京时，我已意识到了，这件事做得不好。那时以为很了不起，还寄了一册给秉勋。
当时六队正在公演话剧《金玉满堂》，亚妹是主演，忙得很。她对演剧六队的同志见一个就说：“这是我二哥。”刘斐章队长在武汉就认识了，这里又认识了鲍训端、徐淑华夫妇，叶向云、朱启穗夫妇，刘高林、胡扬夫妇，队里很少的几对已婚夫妻，大多数男女同志都是单身。还认识了秉勋的好友胡有仪－－胡扬的弟弟。
没地方住，秉勋就把我和小弟领上后台天桥上临时睡。那儿既没有房间，也没有床铺，那是演出时舞台顶上搞灯光布景的地方，木棍木片架起吊在舞台上，一边靠墙，摇摇晃晃走人的地方。还堆放着一些景片，灯光器材，队里也有人睡这里。这样安排，队领导没出面，没有点头，也没有制止。但秉勋说：“临时住两天，赶紧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就是赶紧离开，这里不留我们。我也想赶紧找工作，没打算留这里。忽然想起，欧阳敏讷在长沙，也是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十年前，1938年抗战时，我全家在长沙曾多次见过他。现在他是长沙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社长，新闻界中也是出色人物，我便去找他。
欧阳年轻时英俊而有才，富正义感、勇于向恶势力斗争，在湖南新闻界也颇有名气。由于恋爱、也由于开罪恶势力，被人谋害用镪水洒面部毁容，虽经救治及长期医疗痊愈，至今面部疤痕仍深。他为人忠厚宽容，主持全省大报，但并非“党棍”之流，对左派乃至亲共言论并不“格杀勿论”。我称他“欧阳叔”，他说：“你跟你爸爸在南京不是干得很好吗？跑来长沙干什么？”我告诉他“真理社”被封后，有人告诉我最好离开南京，我是在父母不知的情况下来长沙的，我请他替我找一家报社工作。第二天再去，他就呵呵大笑说：“你看，你父亲来信了，到处在找你，你还带了个弟弟离家出走了，这太荒唐了！”他故意把信扬了扬，果然是父亲的笔迹。又说：“你看是你自己回去呢，还是我派人送你回去？”我说：“我不回去。”他胸有成竹地看着我说：“那你也不能在我这里干。”我说：“随便在哪里干都行，请叔叔帮忙。”他笑了，说：“好吧，常德有家《开平日报》是对开大报，我介绍你去那里，好吗？”我说：“好的，哪里都行。”他又说：“郑时学你认识吧？他也来了，他去那里当总编辑，你就跟他一起去吧。明天就走，好吗？”
郑时学就是“拾风”，《南京人报》的总编辑，著名的左派报人。这次也因“黑名单”逃出南京。我早知道他，在南京也见过，但没有往来。1946年夏天，我在武汉还未去南京，拾风曾和父亲吵过一架。起因就为1946年6月，上海和平人士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进京请愿，在下关被打伤的“下关事件”。郑时学主持《南京人报》，说这是特务分子所为，而父亲则说打代表的是“苏北难民”，他们受了共产党的害，因而气忿殴打帮共产党讲话的人。父亲是《南京人报》主笔，他写这样的文章，郑时学不让登，于是当面争吵。父亲又在别的报纸上写这样的文章，两人就疏远了。那时我不在南京，对此事完全不了解。回南京后听说郑时学以前和父亲关系很好，他比父亲小15岁，只比我大七岁，常去我家吃饭。我还听母亲说过：“郑时学确实是个人才。”尽管政治见解歧异，但我从未听父亲说过对郑时学非议的话。郑时学字拾风，写文章多用此名。他杂文写得很好，平时大家都呼他为拾风。现在有机会和他一起共事了。
5
我决定去常德《开平日报》，和亚妹商量，将小弟送到六队同志熟悉的一家书店当学徒。然后，11月初，我和郑时学同行到了常德。我拿欧阳叔的介绍信到报社见了社长何士林，郑时学也在座，何看完信高兴地对郑时学说：“他是许君武的儿子呵？”郑说：“不错。”何说：“那太好了，来当记者，我们欢迎。”何士林一口湘乡话，我一听还是小同乡，我也跟他说两句家乡话。这《开平日报》是李默庵办的，他当时是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这报就是司令部的机关报。郑时学抗战初1938年曾投笔从戎，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李默庵是教育长（副教育长是叶剑英），因而郑与李有“师生之谊”，他直接去见李默庵。何士林叫人把我简单的行李安置到报社楼上的宿舍，就领我到编辑部去。一间办公室，有几张办公桌，几个人都在工作，何士林走到顶头上一张桌前，说：“这是老戴，编辑部负责人戴承明先生，现在是副总编辑。”老戴忙从藤椅上站起来，与我握手，我说了自己的名字，何士林说：“你们谈谈，先熟悉熟悉吧。”他走了。
这位老戴，中等身材，稀疏的软发，脸上胡须也稀疏却似乎很长，可能多日不曾刮脸，一看就是不修边幅的先生。看样子有40多岁了，其实还不满30岁，还没成家。他一口的苏北如皋口音，讲话节奏快而零碎，话不好懂。他听我说从南京家中跑出来，很感兴趣，问了许多南京情况，然后介绍我认识外勤负责人龚慕陶，他是采访主任，大脸盘，头发让电吹风吹起波浪，打上好蜡。他穿一件美国军用哢叽面羊毛里的夹克式大衣，带有风斗帽。他随随便便，也不正眼看看老戴，对我也嗯嗯呵呵的，似乎不屑一顾。以后我一直没有与他来往过，相见如路人。
刚到报社约一星期，何士林通知大家去司令部开会，司令官要和编辑部全体人员谈话。一张铺着蓝台布的长条会议桌，两边都有椅子。房子很大，编辑部的人一共不过十来个（采访记者也属编辑部），李默庵一个人坐在长条桌顶头上，何士林和两个校级军官坐在右边，左边是郑时学、戴承明，然后是一些编辑记者，龚慕陶也在里边。我坐在离老戴较近的位置上。李默庵光着头，穿着中将戎装，挺胸凸肚地坐在一张大靠椅上，目光炯炯。何士林指着我对李默庵说：“这是报社新来的，其他人司令官都认识的。他叫许诒正，是许君武的儿子。”“哦……？”李默庵向我投来闪亮的眼光，仔细打量了一会说：“好的，开会吧。”那两个军官开始记录，李默庵没有“训话”，何士林讲了报社的情况，宣布任命郑时学为总编辑，戴承明为副总编辑，接着讲编辑部正在加强，要郑时学向司令官报告新的计画。郑时学表示，是有一个新计画，但他来的时间不长，许多情况还不熟，还是请老戴来具体谈谈。戴承明就按摆在桌上事前准备好的一份材料汇报，讲报社如何配合新的形势，编辑部的方针等等。李默庵边听边问，插话，也不拘形式。
李默庵是黄埔一期的，他是否认识我父亲我不知道。父亲与黄埔的人有不少是朋友，第一期如邓文仪、王梦谷等都有交往。但我没听说过和李默庵有什么交往。因此在常德，我从未以私人关系去过李家。
在编辑部，和老戴渐渐熟识，谈得来。我们俩住同一间宿舍，朝夕相处。另一间宿舍里住的是副刊编辑吴修秉，福建人。宿舍就只有我们三个单身汉，郑拾风不住宿舍，不知他住在何处。吴修秉很年轻，据说他20岁就给李默庵当秘书。他编副刊和武汉《中华人报》的宋肖虎一样，也是离不开剪刀浆糊。吴平日不大说话，与人少交往，但与郑拾风相处很好。他爱写格律诗，郑拾风也爱好，并且诗写得相当好。
老戴不要我出去跑新闻。而叫我坐在家里写南京的事，如“总体战”啦，“国大”的幕后新闻啦，马占山啦等等，这里还都是新闻。这些稿老戴都加“本报南京通讯”，以新颖标题刊出，很吸引入。老戴编稿总叫我坐一边，他对标题推敲有一番功夫，有时我也为某条新闻稿顺口拟个标题，老戴很赞赏。起先我很奇怪，老戴思想非常之左，而且常常随口讲马列主义。后来听人说才知道，原来1946年李默庵出任苏北前进指挥所（后为第一绥靖区）司令时，其部下曾在苏北与新四军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俘获共军一些人，其中有一个战地报纸的“头目”就是老戴。被俘后不投降，受了许多刑罚后仍不降。李默庵要他到报社来，他也坚决不干，最后绑赴刑场枪毙。枪声响过，其余的人都死了，而他却幸存，原来对他是假枪毙。这以后他被软化了，逐渐接受了条件，这就是今天的老戴。从共产党来讲，会认为他是“叛徒”，但他并没有从思想上降顺国民党。相反，他继续坚持信仰马列主义，拥护共产党，并通过日常接触，争取了周围许多人都心向共产党。当时报社年青一点的人都被“赤化”了，除龚慕陶这样极少几个“忠于党国”的人物之外，编辑部里几乎全是“左倾分子”。加上郑时学一来，报纸的进步色彩更明显了，有的日子一张报纸全是反国民党的言论。有趣的是李默庵在苏北时，所部与共军屡战屡败，手下军官不少都被共军俘虏过又放回（后据一位少校亲口对我说过，他已被俘过三次），背地里为共产党唱赞歌的不少，他们对这张报纸满意。当然也有军官拍案而起：“这哪里还是司令部的机关报，倒像共产党的报纸。”报告传到最上面，司令官本人却并不勃然，不置可否，风波也自然消停平静。
我也采写一些地方新闻，很少。有一桩民事诉讼案，法院判决不公，受害人喊冤不服，我专门去详细了解调查，连续写了三天专稿，最后以“打破砂锅问到底”为题质问造成不公事实的人员，一时成为当地人民关注焦点。
当时，以郑时学为核心，我们业余时间基本上和他在一起，大家很自然地聚在他周围。他轻松闲谈中，使大家都受益，并化解一些矛盾于无形。他叫大家不要太露锋芒，报上左的色彩不要太浓。这些都是在茶桌上随便说几句。老戴讲起政治和形势大事，非常认真，可是生活上却非常不认真，散漫随便得很。平常和他交往，感到他有时简直天真得像个小孩，说话和表情都这样，朋友们常和他开玩笑。当时司令部有两位参谋和他、也和我们大家接近，几乎天天在一起，相处得很好。一位元元是中校参谋高宏基，一位元元是少校吴大川，吴是高的妹夫。高宏基是河北人，吴大川是湖北人。高已近40岁，吴才30刚出头，好说好笑。高宏基则稳健，较深沉，但对人很热情、坦荡，易于接近。他们都敬佩郑时学，说他有学问。郑拾风最爱打麻将，高、吴就陪，还有一个就拉老戴，他也兴高采烈地上桌。郑的麻将打得极好，摸牌出手都漂亮，牌桌上总还有妙语解颐。高宏基老婆李家训，长沙人，牌也打得好，她总在高的身后当“高参”。吴大川的老婆，那位元元高宏基的妹妹，大高个，大嗓门，她站在吴大川身边指挥，吴大川每摸张牌都要看看老婆，听“指示”，有时干脆让位，请夫人上阵。戴承明则刚学麻将，还不很会，我也一样。我坐在他身边，我们两个“二百五”合起来也打不过人家。有时拿张牌，两人合计是打出去好还是留下来，郑时学坐对面就慢条斯理地说：“那张八万你留着没用，怎么样，少南，打掉算了。”（戴承明号少南，大家都叫他少南）老戴看看我：“咦！他怎么知道是八万的？”他果然听话，打了出去，郑时学把牌一放，“和了”，单吊！老戴这时拍脑袋“啊哟，中计了！”吴大川这时走过来一看：“啊呀！少南，你不是和了吗？八万自摸，嵌张七八九万，这不是和了吗？”他这一说，我也蒙了，打掉八万才“听”，等六、九条，怎么和了呢？老戴却听吴大川的，信以为真，大叫“拿来，拿来，我和了！”大家一看他这牌，和我说的一样，要和六九条，是吴大川拿他取乐，大家哈哈大笑。
这样几乎天天在一起的欢乐日子不多久，忽然郑拾风不见了，没有跟任何人告别，不辞而别了。报社里他并没有辞职，说是请假去接家眷，却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不说什么，心里有数。后来听到可靠消息，他是去了香港转解放区去了。
拾风走后，我们的牌桌又继续了，这回我上阵，还有老戴、高宏基、吴大川，我们四个加二位女将，从此我学会了打麻将。牌桌上他们说到要帮戴找对象的事，那时已有“物件”这名词了。
1949年新年（元旦）刚过，司令部传令，司令官要出巡。湘西地区都归十七绥靖区，这司令部是最高机关，司令官出巡是大事。我奉派作为随行记者参加这次活动，还有一个是摄影记者姚少沧。出巡伫列是一辆大美式十轮卡，载全副武装亮着刺刀的警卫营战士，车顶上架两挺轻机枪作开路前导。第二辆中吉普上是手枪排和作战参谋，第三辆是李默庵的轿车，随后是小吉普，参谋长和副官，我们是第五辆小吉普，随后又是一满车的武装战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司令官视察防务，检阅各保安部队，查验军需装备。到临澧、石门、慈利、大庸、沅陵、桃源等县转了一圈，各县官员恭迎恭送。但我并没有看见大吃大喝的宴请，我们都是自己统一吃饭、住宿。我一共只写了两篇官样文章的报导，发给老戴见报。
天气特别冷，大家都盼望快回去过年，那已经是腊月十八九了，终于回到了常德。
春节，大家都回家团圆了，只有我和老戴两个异乡单身汉，高宏基接我们去他家过年（吴修秉另有去处），吴大川就在隔壁，两家合一块。老高按北方习惯，包饺子。他妹妹、吴大川老婆唱主角，她擀皮，李家训和馅，老高自己揉面，我们大家动手包，老戴和我边包边被大川检查，不合格，补课。吃了热腾腾的饺子，少不得又来“四圈”。当时局势已很紧张，蒋已宣布退居溪口，李宗仁代总统。战场上解放军势不可挡，蒋军一败涂地。先是辽沈战役，廖耀湘、范汉杰都被俘。接着淮海战役，黄伯韬被打死，杜聿明、黄维等被俘。11月2日，解放军占领沈阳，东北全境解放。平津方面，傅作义统兵40多万却被分割围困。12月24日，张家口解放。接着陈长捷在天津战败被俘，傅作义被迫和平交出北平，解放大军在已丑年春节的正月初三浩浩荡荡进了北平城。南京政府立即匆忙准备“迁都”，行政院先搬去了广州。李宗仁则要派代表团去北平和谈。国民党上层弥漫着悲观空气，戴季陶继陈布雷之后，也服安眠药自杀了，那正是元宵节的前一天。过完春节，我就按照老戴的意见，综合每日电讯，依照我在南京采访熟悉的条件，将新闻稿改写成“南京快讯”，标题是《和云.战雾.石头城》，每日连载刊出，吸引了不少读者。老戴在每天刊出的《南京快讯》前还加黑体字“本报专稿”以引人注意。
把一张绥靖区司令部的机关报办成进步左派的报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经过许多的斗争。以郑拾风，戴少南为首的我们这群青年人团结在一起，对报社内部个别的反对者如龚慕陶等人面对面讲道理，坚持新闻的基本原则，必须真实、准确、快捷。他说“倾向性”，我们说“时代性”。他说“正统化”，我们说“大众化”，他总是理屈词穷。他有一二个追随者，也都无言可辩。每一次争论他们落荒而逃后，我们这群人都喜形于色。郑拾风走后，这样的交锋增多，为一篇具体的稿子，一个标题，一个版面的编排（我那时又兼编辑），都不时会引发争论，我们总是所向无敌。我得意洋洋地说：“随他们怎样，我们不怕，我们有辩证法。”老戴总用目光制止我：“不要说这样的话。”背地里他总批评我锋芒太露。和他在一起，他经常深入浅出地用具体事例给我讲马列主义不仅是认识论，更重要的学习方法论，要运用科学方法来剖析事物，如何透过现象认清本质。
吴修秉是我们这进步集团中的坚定一员，他在许多场合总明确支持进步的观点。他平素不爱多言，善于思考，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一发言总有分量。他做过李默庵的秘书，与司令官有较好的关系，二处的人不能拿他怎样，也不能把我们如何。还有一位赵大炮（名字记不得了），高个子，湘南人，大嗓门。他并无明确的政治观点，并不肯定拥护共产党，但他对现实生活总充满愤慨，常常情绪激动地指斥反动政府，是位冲动型的血性子人。
4月中，为发薪事，报社员工和社长发生冲突。那时“法币”已一文不值。程潜在湖南（他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银行发行纸币（叫“银元券”），但市面上最通用的是硬货币一“光洋”（有“袁大头”和“孙大头”两种），员工要求发“光洋”，何士林坚持发纸币。我们强烈要求，如不发银元就罢工抗议。何士林急切之下宣布：将闹事激进分子我和赵大炮开除，员工欠薪一律补发银元。今后发薪，纸币银元各一半，平息了这场风波。这大出我们意外。老戴等向何士林要求收回成命，将我两人留下，何士林态度强硬；朋友们劝我转弯，我也不低头乞求，卷起铺盖走路。这样我离开了《开平日报》，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戴承明、吴修秉。特别是戴承明，我视为亦师亦友，分别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解放后，我参军天南地北，但心常系念。80年代初，我调来南通，就打听如皋，知那里有个戴庄，猜想那一定是少南的家乡，很想去走访寻踪，却终未能如愿。到8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了，解放后，老戴果然被定为“叛徒”入了狱。改革开放后重新工作，任一家出版社副总编，有了家室，李家训成了他妻子（李如何与高宏基脱离转嫁老戴这段过程我不知）。以后老戴病重入院治疗，全靠李家训服侍照料，直到送终。我只能欷歔！
6
离开常德还是回到长沙。亚妹找到一个熟人张文毅，他家有空房，我租住一间，小弟又不学徒了，和我一起住。当时南京已解放，全国形势大局已定，解放大军分兵多路南下，估计长沙不久就会解放。我这时失业，为吃饭需要找份工作，但又不能乱找。大报社进不去，三流小报不能去，求稳妥只有等待。六队我仍去，但不能在那里生活，也不愿给他们添麻烦。六队最关心我的当然是亚妹和秉勋，另一个是胡有仪。我以前不认识他，去冬从南京来六队才第一次认识他，亚妹说他是胡扬的弟弟，现在我每次到六队，他都很注意我，经常跟我聊聊。有一天，他把我领到剧院舞台后面，他住的小房子里，问我“火苗社”的事，然后给一份复写的材料，叫我好好看看，不许拿走。我一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章程”，看完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我问：“有什么人？”他说人很多，有熊秉勋、周令谟、曾传新等，还有六队以外的，都是青年。我表示同意参加，他很快就将秉勋和周令谟、曾传新，还有周令芳等几个人找来，大家认识一下，说都是同志，共同学习，互相帮助进步。以后也没开过会，但传阅过一些书刊、文件。我只记得有份复写的邵荃麟写的关于批判文艺作品错误倾向的文章，挺长的，作为内部档传达，我全部阅读了。六队这时已不演出，联华在放电影，记得当时看过苏联电影片《体育的奇迹》。第一次看到苏联影片，是彩色的（那色彩全部偏红，很差），主要是体育表演。其中有莫斯科庆祝五一节盛大游行，有史达林的特写镜头。那是第一次看到史达林的形象（当时他还是进步青年崇拜的偶像）。和全体观众一样，我也激动地鼓掌。后来又看了《彼得大帝》上下集，由苏联功勋演员饰演彼德和他的儿子阿列克谢太子，演得都非常好，整个影片有震憾力，艺术性很高。
在长沙失业的这段时间，我还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去过几次岳麓山叔外公的庄园，和小舅新申有过一次长谈。我向他介绍全国面临解放的形势，讲解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新申舅是基督教徒，他也不反对共产党。
“新青社”的同志曾传新（以前用“燊”字）在六队是歌唱演员，他的声音很好，音色优美，与储声虹是两名出色的歌手。但我与曾传新没有往来，倒是和他哥哥曾传霖（后改名杨从）谈得来，杨从有学问，善言谈，听他讲故事总是有声有色很动人。通过新青社认识了周令谟，他是周令钊的弟弟，周令钊那时已是有名的画家了。周令谟在搞舞台美术，画得也有水准，我很喜欢这位年轻朋友，我也喜欢画。看周令谟的素描，感觉很不错，便请他为我画张像，他说：“不行，你不能画。”我问为什么？他说：“画人物素描，最好有点特征。你这样十分平常，一点特征也没有，很难画得像。”我说：“不管像不像，只要是你画的，我都喜欢。”他拗不过我，就给我画了一张。时间不长，画得挺快。画完后，我看觉得很好，蛮像的。这幅画像我收藏了好久，以后不知去向了。周令谟的妹妹周令芳在六队和亚妹差不多年纪。六队有不少女孩子，但我却特别喜欢周令芳，很愿意和她说说话。她很大方，也和我随便谈谈。假如不是临解放前那一个特殊的环境，我有可能会和她发展感情的。但当时不可能，我内心的私语她一点也不知道。
周令芳的歌唱得也不错，和亚妹一样，他们演员每天都要练声的，这是基本功。我曾看过亚妹独唱民歌《绣荷包》（“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掏洋芋》（“土溜溜的那蚂蚱）等，唱得相当有水准。这歌声50年后仍似在耳边。
六队的队长刘斐章，是抗战初演剧队的创始人之一，在队里威望极高，但谦和平易，不论大小队员都直呼他“老刘”，他也是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胡有仪也是地下党支部的一个负责人）。队里其他领导就是鲍训端和刘高林，他们的领导地位都是公认的。
在六队，我还见到过宋扬，就是“小嘛小儿郎”那首著名歌曲的作者，他还写过不少的好歌。他还有一支歌：“金凤子那个开红花，一开开在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我也学会唱，当时流行的《团结就是力量》、《茶馆小调》、《古怪歌》、《一根竹竿容易弯》、《插秧谣》等这些歌，我也都会唱了。
我不是六队成员，但对六队很有感情。在当时那样特殊的环境里，有这样一个团结、进步、亲爱、坚定的集体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全队的同志过着艰苦的生活却不以为苦，乐观向上，自觉遵守纪律，维护集体荣誉，互相关心体贴，真像一家人。
长沙当时有不少家报纸，小报如《小春秋》、《晚晚报》、《实践晚报》等，我都没熟人。《民国日报》更是不能去，不能再去找欧阳敏讷。这时认识了两位原从南京回湖南的记者，一个是张公度，另一个是蓝岗。张公度是湘乡人，小同乡，在南京见过。他在长沙一家报社当记者，结婚不久，特邀我去家中小叙。我一看，他家布置很漂亮，似有意向我炫示。虽然对我态度很好，但我隐约感到他可能有背景，正在向上攀升，我不敢高攀，以后就回避，再没与他往来。蓝岗则不同，完全是布衣老百姓风格，普通而实在。他在《自由报》当记者，我们有相同的观点，谈得来，在一起探讨唯物主义，痛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期盼着解放。他是茶陵、攸县一带的人，还介绍一位同乡小谭和我认识，小谭似乎是一家报社的校对，一个清苦的进步青年。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旧社会的黑暗，认为只有共产党能扫除黑暗，带来光明。
那时，我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潮流论》，可能就是小谭拿去，后来在《时代评论》刊物上发表了。《时代评论》是长沙当时激进的刊物，但出了几期我不知道，只看过那一期。那篇文章是论述时代潮流是不可抗拒的，革命是时代潮流，民主是时代潮流，潮流推动历史发展，时代潮流滚滚向前，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今天回想，以我当时那低下的水准，那肤浅的理论基础，写那样的文章，肯定是非常幼稚的可笑的甚至谬误百出的。40年后，我曾尽力找过那本刊物，那篇文章，没找到，找不到了。即使如此，那幼稚的文章还是我那段时期思想水准的一个真实记录。
湖南那时的最高领导是程潜，而长沙警备总司令则是曾在东北为国民党建立战功的四平保卫战名将陈明仁。7月，我们听到极秘密的消息，共产党代表已与程潜进行秘密和谈。可是陈明仁却在长沙到处大肆宣传，要坚决反共，保卫长沙。并调兵遣将，加强布防，甚至在长沙一些重要地区构筑工事，堆沙袋麻包，架设铁丝网，一派紧张备战空气。其实这正是为秘密和谈作掩护。
正在这时，白崇禧来到了长沙，“华中剿总”机关全部迁来，大批军队也涌来。武汉已于5月中旬解放，白崇禧将防线步步后撤，现在撤到湖南了。他这一来，长沙局势更加紧张。他掌握大权，气焰极盛，逼着程潜将绥靖公署迁去邵阳，程本人也只得去邵阳。白崇禧的桂系军队沿湘江布防直到衡阳，摆开要和解放军打一仗的架势。
有天，我在街上突然遇见一个人，是父亲过去的一个朋友，叫程天衡（程式），江西人。1938年我家在长沙，以后在重庆我都见过他。这时他穿着少将军服，有卫兵跟随，是白崇禧总部的一个处长（好像是政工处长）。他见到我问家里情况，我惊讶他的记性这样好，我长大了仍认得我。知道亚妹、小弟也在长沙，非要我们去他那里。那晚，我们兄妹弟三人一起去他住的一个很高级的饭店，他太太和小孩也都在，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我们对他很戒备，只能应付，说些谎话。他听说我搞新闻工作，暂时没有单位，马上为我安排到一个什么湖南工人报去当记者。他打了电话，又写张明片叫我去找总编陈某某。第二天晚上我去了，见到那位总编，我的印象此人已50多岁了，一口湘音，不像个文化人。一谈话，发现他自称是工人，坚决反共，铁杆的忠于国民党，这张所谓“工人报”是和当年在重庆出的《良心话》是同类反动报刊。我没有多说，第二天就不去了。躲避见此人，后来他那报社也不见了。
在长沙那短暂的失业是极艰苦的，失业就意味着没有饭吃。小弟那时在电影院学画广告，白天还是有饭吃，只晚上来和我一起睡觉，而我却常常空肚子。带的钱已用完了，有些衣物总不能拿去卖，也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亚妹），也不能天天往六队跑，只能自己撑着。只有一个信念，快解放了，快解放了，盼一天挨一天。那时有一首歌——“跌倒算什么？我们不害怕，爬起来再前进……”虽然饿肚子，也不愁苦悲伤，而是充满朝气满怀信心。秉勋和亚妹看出我的窘困，有时给我两三个银元，我又可以挨过几天。到书店去看书是不要钱的，那便是最好的去处。
终于白崇禧带着部队撤走了，程潜早已秘密回到长沙，与共产党代表和谈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开。陈明仁表态拥护程潜，湖南实行和平解放，没有战火，没有硝烟，这是最好的方式。
1949年8月5日，解放军开进长沙。当地各界组织早有“迎解委员会”，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和布置，整个解放过程极有秩序，有条不紊。那天，我和成千上万的群众一样，奔向解放军进城的地点（但并不知道在哪里，跑来跑去乱找），到处是鼓乐喧天，万众欢腾。终于看到了解放军，看到了日夜盼望的解放军，迎来了朝思暮想的解放，黎明前的黑暗过去，天亮了。
南京家中的情况，据哥哥45年后相告，他思想在淮海战役时急剧转变，并与我们“火苗社”同志冯玉芬恋爱，于48年12月结婚。1949年初，父母均在上海，4月19日，父亲自沪飞抵南京，令大哥带玉芬、次妹随他同去上海。当时，解放大军渡江在即，京沪形势十分吃紧，哥哥、玉芬、次妹都决意留在南京迎接解放。父亲再三告诫训斥，哥哥都婉言相劝，玉芬、次妹躲着不见面。4月20日，京沪铁路线已被切断，父亲焦灼异常，定要带子女走。22日晚，父亲千方百计找到四张飞机票，坚持要带他们一起去，哥哥反复劝解不肯走。第二天，4月23日上午10时哥哥将父亲衣物装箱，送父亲到明故宫机场，另一张机票给了父亲一随员。其他两张机票给了我家世交范家姐弟，同机去沪。在飞机舷梯旁父亲挥泪诀别。下午二时半，解放大军自挹江门进城，哥哥、玉芬、次妹涌去新街口欢迎解放军。5月25日上海解放后，6月中，哥哥接香港来信，父亲长谕斥子女不信父母之言，误入歧途，终必遭受祸害。随后父母去台。曾来电报查询骨肉是否平安，房屋有否被毁，哥哥立即回电禀告平安，请二老放心，从此成为永别。
三十多年以后知道了父母去台湾的详细经过。儿女一个也没有随行，他们“仓惶辞庙”，该是何等的伤心，一定是老涙纵横了！
如果他们不去台湾呢？父亲年轻时是认识毛泽东的，见过面，说过话，印象不好。和周恩来有过交往（抗战时同在政治部），但不是朋友。以他的坚决反共，共产党能容他吗？
他去台湾去对了，他应该去台湾。他是1924年入党的老国民党员，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一生都在为国民党效力，共产党不会放过他。在共产党统治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天地里，他肯定一天也生活不了。
我们儿女和父母政治见解不同，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不孝儿女只有默默为二老祝福，祈祷，永远为他们祝福！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