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联合检查团来监狱视察，这是破天荒的事，支队开大会隆重欢迎，还奏着军乐。检查团分成小组下监舍，找犯人谈话，询问有无受虐待，受非刑或监狱管理人员有无不法行为，认真调查，大造声势。以后检查团又留驻一段日子，接受犯人申诉，对有些案件进行甄别，这使犯人们大受震动。然而，正式出面申诉的，全监只有两个，什么内容，什么结果，都不知道，那两个犯人以后也仍在监服刑。但确实有的犯人被“甄别”释放了，最使我吃惊的是，刘清被释放了。向一大队的人打听证实，而他的刑期也只差两个月就满了。我为刘清高兴。他肯定不会申诉，这甄别只能说明是冤案错案，属于错判。到刑期快满了才甄别释放，也不宣布是否平反，一切都稀里糊涂。反正放了就好，他可以回家了。他家就在邻县的一个村屯，不太远。以后听说他在公社的机械厂还干铸造这一行。我想的是，这孩子以后还会受人欺侮吗？经历磨难之后，他的人生道路应能坚强走下去了吧？……
国庆日到来，伙食大改善。全支队还搞了一次演出（不是会演），各大队出几个节目，没叫我参加。邢良修出监了，支队宣传组也没出面，演出很不热闹。总算好，最后有场电影《小刀会》，古装又是彩色的，犯人们都高兴。这演出仍在大厂房。新建成一个大会场，大跨度的钢梁、水泥地面。有舞台，没座位。虽仍简陋，但能挡风雨，不怕冬日寒冷和夏季烈日，犯人们已很满意，叫它“大礼堂”了。可是国庆时正在安装电器线路，因而演出还在大厂房。而这新的“大礼堂”六天后第一次启用，竟就是为了我。
10月6日，星期六。上午还正常劳动，下午就停工，全支队召开批判反动思想大会。被指定到会场的中队犯人们排着队进入这大礼堂，都自己带垫子席地而坐。其余的在监舍听喇叭播送实况。三大队各中队全体到会场，我也在伫列里。会场没有标语，也没挂横幅。宣传科丛科长主持。丛科长是新来的青年知识份子干部，30多岁，戴着眼镜，口才很好。他宣布大会开始，批判许进，核心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反动思潮（我注意到他用“思潮”这个辞汇），指出这是世界性的反动思潮，犯人中以我为代表也有反映。今天集中批判，由犯人自己发言，也是自我教育的一次机会。他讲完就开始发言，这时大队教导员和中队长叫我出来，没有厉声呵斥，而是小声的，叫站出来面对全体犯人，中队长还搬来一把椅子，放在舞台前左侧，叫我坐下听大家批判。这样的礼遇在劳改队是前所未有的，真想不到。我坐下，老实低头的样子，免得引起反感。
事先布置好的犯人按顺序一一照讲稿发言。其中有刘志中一个，他讲的是揭露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反动本质，搜集了许多资料和各国评论。这些发言稿都经政府审查修改，发言者讲修正主义的危害，讲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等等，全是照抄报纸。丛科长最后宣布，大会明天继续开。要求全体犯人通过批判大会提高认识，认清形势，加速改造。
第二天是星期天，却开了一整天会。我还是坐昨天那张椅子。今天不是犯人发言，而是政府干部批判。丛科长第一个做了长篇报告，从国际共运发展史，讲各种机会主义，一直讲到现代修正主义，“和平长入”理论是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又深入分析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出现的历史背景，其反动理论的迷惑性及危害，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他年轻，口才好，精力充沛，掌握材料也丰富，很用了番功夫。
下午杨科长做“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的形势报告，其中讲到美帝在南越的“特种战争”惨遭失败，印度支那问题，古巴问题，南朝鲜李承晚被赶下台，美帝又扶植朴正熙傀儡集团。人民的反美斗争高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形势大好，以中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苏联拥有核武器，使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大为减轻。制止核战争的危险不是乞求和平而在于斗争。还讲到“麦克马洪线”和中印边界紧张局势问题等等。最后是三大队教导员讲“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而继续奋斗！”没什么新内容，但明确指出今年农业丰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已胜利度过，这倒是好消息。还有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已被粉碎，这也是好消息。
最后杨科长宣布，批判大会胜利结束，我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木然坐在那椅子上几乎一整天不动，现在总算解放了。像这样的平和、文明，甚至客气，真没有想到，劳改队似乎也进步了。这次大批判，支队主要领导都出动了，吴政委却没有露面，为什么呢？国庆日大会时曾看见他在台上，但隔得远没看清，他没讲话。我倒希望听到吴政委报告。
犯人们都说大会开得好，对我受到这样的待遇都说好，赞扬政府的“人道主义”。可是又猜测不会就此拉倒，可能会给什么处分。许进刑期明年就满了，只怕到时出不了监，不加刑也一样，到时候不放，过去就有过。我怀疑，真会这样吗？那可糟了。可是看情况，到时不放出监似乎不大可能。
中印边界打起来了。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英勇反击。同时美苏在古巴的尖锐对立出现了加勒比海危机，双方剑拨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监内又涌起了思想波动，对我前途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
10月末，监内犯人发棉囚服。1960年前是蓝色的，1960年发的是黑色的，而今年，1962年发的却是那种土红色。这时我突然被告知，不再参加劳动，人还在本中队，借去支队宣传组工作。因政府要举办一次大型形势教育展览会，支队宣传组人手不够，第一个指名借调的就是我。同时从各大队中队也都抽人。
我很高兴，并不特别意外。支队宣传组的邵本栋、刘福顺、红维都熟，已合作过多次了。邵本栋主要搞音乐，也搞美术，刘福顺原本就是画家，绘画书法都有相当水准，且热爱古典文学、诗词，和我友好已三年多。这时我开始每天去支队宣传组上班，关系更密切了。展览会的总体设计就由邵本栋、刘福顺、和我三人负责，美术和布置由刘福顺负责，我为文字总撰稿，邵本栋则为总负责。其他借调的犯人开始集中，支队宣传组那曾做排练厅的大房现在摆起一些课桌，铺架起两大排画板，加中间一架乒乓球案，可同时容纳六、七人画画，还有四人写文字，我则和邵本栋、刘福顺在里间办公。
按照政府指示，展览共分五部分：
一、血泪国耻民族恨；二、敢教日月换新天；三、东风压倒西风；四、反对修正主义；五、三面红旗万岁。
展览主要是图画、图表和少量新闻照片。首先编写文字稿定下篇目，苑干事拿来许多书籍，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义和团和八国联军》、《驻华美军罪行录》等，非常之多。先调来的几名搞文字稿的犯人便奉命阅读材料。展览会前言和结束语由我撰写，五个部分每一部分前有不超过三百字的精练短文为总纲，也都由我执笔。五个部分的文字稿由几个犯人分工写，拟出图画画面，下面为一段说明文字，这样一幅幅连接组成一个部分整体，所有文稿都由我统一修改润色，最后报宣传科审批，工作量非常大。
这展览是今年冬训主要内容，一个半月要全部完成，相当紧张。我干得十分起劲，和刘福顺、邵本栋合作很顺手，互相间还有许多私下交谈：分析中苏关系发展的危险，赫鲁雪夫在加勒比危机中从冒险主义走向投降主义，加强了中国的理直气壮。还有毛主席新发表一些诗词的内涵或暗示等等。
刘福顺说我：“你本作为修正主义代表受批判，今天反过来让你来搞形势教育和反修宣传，真有意思。”两人都不禁觉得好笑。
展览会文字稿送审已获批准，进入绘画阶段，加快速度。有几幅大宣传画由刘福顺画，一个小伙做帮手。这几幅彩色胶粉画，看上去却像油画，要求庄严、气派。如各族人民在万面红旗下团结奋进，蓝天上有毛主席挥手巨像。还有卡斯楚、霍查等都要出画面，马恩列斯更不能少。刘福顺用心画这些领袖像，画得相当好，大家极口称赞。展览的大批画幅规定好尺寸，一律用单线平涂，通俗画法，统一风格，间或插几幅有立体透视的彩色画。有两个年轻犯人画得相当有水准，有一个还是美术学院的高材生。我文字稿结束后，苑干事叫我也去画那像连环画式的画幅，这正合我意。我自幼就喜欢画，这时也拿起画笔涂抹起来，自己设计画面，很能发挥想像和创造力。我是全支队犯人中的著名人物，大家对我都颇有些崇敬，有关画面如何表现文字稿内容问题经常和我商讨，大家干得热热闹闹。每晚加班，有一顿品质很不错的夜餐，人人都十分高兴。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训练讲解员，苑干事指示叫现有画、写的犯人都学会当讲解员，交我统一培训。实在不行的另调几个极年轻而伶俐的犯人来，每天大声朗诵练习，有许多讲解词要背诵熟记。最后布置展馆，在大礼堂用专用木架绷上蓝布，将画纸一幅幅用针别上，大厅里摆拦出多道曲折，有几幅大宣传画高悬，展幅中还穿插些大图表之类的宣传板。邵本栋指挥布置，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审美修养。这时我训练讲解员进入最紧张阶段，请袁干事专门来审听了足足三个半小时。忙了40多天的展览筹备工作终于完成。先举办预展，支队吴政委、支队长和几位科长，各大队领导全部沿展幅走了一遍，看画、听讲解，审查结果，批准展出。全支队犯人按照排定日程以中队为单位依次参观展览。我讲解前言，其他讲解员按分工讲解，总算如期完成了任务。展览讲解一直到1963年新年才结束。
中印边界战事扩大，我反击部队追歼印军深入其国境，印军望风披靡。正当我大军逼近新德里时，突然主动停火，奉令全线后撤，迅速撤离印度国境，凯旋而归。显示泱泱大国风度，堂堂王者之师，扬威域外，又大行礼仪，主动文明撤军，开历史新纪元。对这一切，我大为兴奋，赞佩毛主席的英明。可是国际反应却对我不利，苏联明显支持印度，其他国家也都偏向印度，我国的外交陷入了困境。
我回到三大队，正逢改编，设备科机修为一中队、工具为二中队，基建、水暖为三中队，我分到一中队机修大组，仍回备件库，又恢复了原工作。
这时，中队指导员找我说，紧急任务，赶紧编写文艺节目，春节演出。总共只有20来天，怎么来得及呢？指导员说好办，抽人脱产干。首先我脱产编写，备件库的事还让小张先干着。我想，这将是自己在监狱的最后一个春节了，那就再组织一台演出吧。于是静下心动手编写，进入创作状态，晚上自动加班，又独自从看守室过来过去，又成为独来独往的特殊犯人了。我自己都想不到，这次创作竟文思泉涌，写来十分顺畅，进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先编一个相声《捣乱的逻辑》，写印度反动派挑起战争以失败告终。一个山东快书：《一网打尽》，讲一个美蒋窜犯东南沿海的故事。一个快板剧《同走一条路》，表现犯人积极改造内容。再搞一个说喜庆话的小演唱《庆贺新春》。指导员说最好再加两个，于是又赶编讽刺犯人中消极现象的相声《有这么一个人》，和旧曲编新词的集体演唱《春光明媚又一年》。我一边写，大队、中队的干部都亲自出马迅速选派犯人排练，边写边排，半个月后所有节目编写完成，好几个节目也排练得差不多了。这里机械加工的犯人比过去一车间铸造那些犯人素质普遍都高些，有文化，有些能说会唱有舞台经验。当这些节目最后排练时，我只对少数的表演加以指导改正，多数基本肯定。政府干部总是亲临排练督促检查，借道具，借乐器，奔走联络，都不厌其烦。终于在春节于全大队顺利演出，大家普遍满意。
举办展览和组织春节演出两件事，使政府干部对我大加好评。认为接受改造，改正错误，展览会文字稿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艺节目更生动形象地批驳了各种谬误观点。自己勤奋刻苦，圆满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成绩出色，大队在大会上予以表扬。原先怀疑我不能按期出监的犯人也不再怀疑了。而我还有五个多月，现在就提前蓄发了，却没有人说什么，政府也不过问。
备件库的工作越做越好，设备科主管固定资产机械设备的孙文君干事，又交给我编制全支队机电动力设备按计划预修制度的年度修理计画。我开始学许多技术管理资料，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了解固定资产原值、残值，设备三级保养和大、中、小修的周期安排。万米厂房已有600多台车、铣、刨、磨各种金切设备，其中还有东德、捷克、苏联等国进口的，有的属稀有，归部管、省管、局管等，还有包括大水压机的许多锻压机械和天车等起重机械，要了解各种设备的修理复杂系数和使用损耗计算公式，安排出详尽的修理计画，包括停工台时，修理材料供应和修理费用预算，一直到材料供应计画（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化工、油脂等等），我又夜以继日地忙碌。这时劳改队对外已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机床厂了，一切都要求正规。部、省有许多具体规定，特别设备管理要求很严。孙干事深知这项工作的艰难，经常来备件库和我一起干，两张办公桌面对面一起忙，晚上加班也来，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有时就叫我直接到寇里去办公，甚至将卷柜的钥匙也交给我了。这样我一直工作到出监。
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个初春的夜晚，星期六。犯人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学习，星期六周末和星期天不学习，自由活动。快到就寝的时间，中队指导员忽然来监舍，把我叫了出去。他只说“许进，你跟我来”，我就跟他走。指导员一路吸着烟，乐滋滋的，却没有说话。我跟他走出监舍大院。夜，静悄悄的，厂区大道上灯光明亮，高墙电网上也隔几米亮盏灯。指导员领着我径直向监狱大门走去。
到哪里去呢？我正在纳闷，到了最严密的大门甬道，指导员把我领进了看守室，他和值班的看守员嘀咕了一阵，说：“许进，走吧。”推开一扇门，进到里间，这里是卧室。又推开一扇门，是一个小过道，有梯级下去，哦！这是地下室。我跟着指导员下去，灯光一直很明亮，这才进了一个不小的客厅，布置得相当讲究。屋里坐着一个人，穿着呢子中山装便服，一看就知道是位首长。指导员一进去就对那位干部说：“来了。”那人竟起身相迎。我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这位干部，中等身材，头发已拔顶，圆脸，隆鼻，薄唇，无须，浓眉，眼却不大，觉得好像见过，又似没见过。指导员介绍说：“许进，这是吴政委。”我内心一惊，去年国庆日隔老远见他在讲台上，看不清脸貌，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也想不到这监狱大门的看守室还有地下室，而且修得这样好。这劳改队的建筑基本上全是基建犯人修的，但从没听有人谈起过修地下室，估计是找建筑工程队修的，对犯人保密。
吴政委站起身对指导员说：“你回去吧。”指导员出去后，他亲自把门关严实，回头招呼我坐下，拿茶杯倒了一杯热开水，端到我面前说：“许进，今天找你来是随便谈谈，无拘束地聊聊。最近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你都看了吧？就从这里谈起吧，怎么样？”
我这时还穿着红棉袄，感到这屋里好像很热，坐在这铺着绿绒台布的大桌子面前，在这样一间近于华丽的房间里觉得自惭形秽，似乎很不调和。而坐在自己对面的是这劳改队的最高领导，双方各方面的距离都相差很远，这样的平等谈话能相称吗？可是看到吴政委满脸的祥和善意。说话声音也很诚恳，我也就释然了。估计这也就是位团级干部，相当于团政委吧。过去在部队，在军、师、团三级政治机关我都工作过，接触过许多干部，包括师政委、军政委都有过私人接触，因为都是革命同志。我又有过当新闻记者的职业体验，加之那时年轻气盛，首长们又都喜欢我的文化知识层次较高而又聪慧机敏，因而能从容自然应付裕如地在这些领导干部面前说说笑笑，发表见解，长期养成了大大方方善于应对的习惯。因此，即使今天已沦为囚犯，但我的心境并未沦降，而吴政委又毫无矜持之态，所以只有一刹那的犹豫之后，便迅速坦然了。
我端起茶杯喝了两口之后说：“这些文章我都读了，写得都好，值得读。特别是关于陶里亚蒂的两篇，很有分量。”吴政委仔细观察着我说：“你认为对陶里亚蒂的批驳有说服力吗？”
“有，但也不那么简单。”
“为什么？”
“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战略构想和变化，涉及许多根本理论问题，不是几篇文章可以简单谈完的。他们有他们的理论，而且并不单是陶里亚蒂和意共的问题。”
“你是说这种批驳实际不仅指向陶里亚蒂”
“是的，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指向赫鲁雪夫和苏联的。”
“你认为赫鲁雪夫和陶里亚蒂是同一观点吗？”
“我想可能大体上是一致的。”
“南斯拉夫呢？”
“也差不多。”
“那为什么没有批赫鲁雪夫呢？”
“也许目前还有其他考虑，但早晚会公开批的。”
“如果那样，中苏友好关系不就完了吗？”
“中苏由分歧走向分裂已是必然的事，爆发大论战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混乱了。”
“真的会那样吗？”
“我看已经很难避免了。”
短时间的沉默后，吴又问：“为什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都反对我国呢？”
“因为我们不跟赫鲁雪夫的指挥棒转，坚持革命原则。”
“那么说，他们就都放弃或者背叛马列主义了吗？”
“恐怕不一定，各有各不同的说法。”
“这样，我们是不是树敌过多，使自己陷于孤立了呢？”
我怀疑吴政委到底要谈什么，是不是来测验考察自己呢？便说：“从目前情况看，也许是这样。”
吴政委端起茶杯喝茶，沉思。缓缓地说：“中苏关系真的会公开破裂吗？”
我肯定地说：“会的。”
“中苏关系破裂后，各兄弟国家兄弟党都站在他们那一边，我国陷于孤立，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我们的国家不是很危险吗？”
“也不一定。”
“为什么？”
“过去，我们没有任何外援，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不也取得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胜利吗？中国革命胜利完全是独立奋斗的结果，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这是一个特点。”
“唔，说得很对。可是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过去用小米加步枪可以打败敌人，但今天，一切都要放到国际大环境中去考虑，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成一体，脱离国际大环境革命胜利就无从谈起。你对这问题怎么看？”
“我认为，今后我们肯定会更加困难，更加艰苦。但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去迁就依附别人，毛主席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觉得很对。”
“我们现在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难，今后又要面对国际大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更大的困难和压力，不影响我们的革命前途吗？”
“有影响，但也没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饱经忧患，有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和光荣历史的国家，又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困难和压力呢？”
“会起到激励推动的作用。”
“为什么？”
“多难兴邦，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吴政委大为高兴，又问：“你看我们的政策会变吗？”
“是指那一方面？”
“比如说，重新和苏联言归于好，恢复友好团结，加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我沉吟后说：“恐怕不可能。”
“中苏分裂后，我们的国内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这个……我还没考虑过。”
吴政委看看手表，说：“许进，你谈得很好，你认真学习，勤于思考，有很多自己的见解，这都是应该肯定的。你不久就要出监了，我们希望你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希望你继续坚定地站在马列主义这一边，不要站到修正主义一边，我们还会是同志。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次交谈，你能敞开思想，有忠诚老实的态度，这很好。今后我们还有机会谈，但你不要向其他犯人谈。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我们准备给你多一些方便条件，可以给你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资料学习，你行动上也可以自由一些，你有什么需要也可以随时提出来，你看这样好吗？”我激动地站起来说：“吴政委，我今天随便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很不成熟，请政府多予批评教育。政委刚才说的，我一定牢记。我没有什么其他要求，能多给我一些资料学习，我非常感谢。出监以后，我要继续加强学习，接受政府的教育，争取做些有益的事情，发挥积极作用，让自己的下半生更有意义。”
吴政委一边连连说很好，一边拿起电话，轻轻说：“谈完了，来吧！”
“许进，今天已经晚了，就谈到这里吧。过两天我叫人给你送些资料去看，但要严格保密，绝不可外传。”我点头称是。我看见报架上夹有《参考消息》，很想看，试试提出来借看不知是否能行。正想说，指导员进来了，对政委笑了笑说：“许进，回去吧。”吴政委也说：“好，再见。”
监舍犯人已入睡，我蹑手蹑脚洗完脚上炕，这一夜翻来复去，回忆今晚的这番特殊的晤谈。一位政委和一个犯人能这样完全平等地谈话，实在是想不到的事情，看不出有任何别的意思，也许这是一种教育方式。
吴政委问题提得很有思想，态度很虚心，有的问题几乎是请教的口气，是真诚的共同探讨，他也是位知识份子干部，难得的好干部。
两天后，还是中队指导员到备件库给我送去了第一批资料，叮嘱不许给别人看，不许带回监舍，一周以后来收回。我应诺。这一摞资料并不机密。有三期新的《世界知识》，几本《时事手册》，两本《学习》杂志等等，我翻看，发现有一张《参考消息》，还有一份《内部情况通报》，这太好了，这无疑属于机密的。我如获至宝，躲在备件库小办公室里仔细阅读。
年度的设备预修计画制订后，分解成月度计画，我自己刻钢板、油印，还自己发到各机修小组，跑机修现场和各中队的设备保养组，要贯彻计画的执行，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很认真，但中、小修常常不能按计划执行。我每次去厂房，总会遇到一大堆提问：“这月计画修的0172号C620能不能不修？床子上活太多，停不下来。”
“机加二那台插床干吗要中修？”
“到期了，要修。”
“那插床好多日子没干活，现在各处都好好的，修啥？”
“停台没有报，我们怎么知道？”
“修理周期不是死的，得按实际开动台时算，不能修。”
有的中队，计画修的没有修，却将一台没有计划的修了，理由是这台机床闲着，那台忙得没空，那就修这台顶那台，反正完成计画了。这怎么行，不都乱了吗！小修更胡来，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就算完，有的就拿清洗换油顶小修，我为这些经常认真去查究，向孙干事汇报，将生产实际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时向寇里报告，以免将来检查机床完好率时质问预修计画为何不贯彻执行，担不起责任。
这个时期我认为自己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机械设备的维修这一大摊子活确实够忙的，备件库还要搬家（新修了一座较大的库房），库内的金属制品全部要酸洗防锈处理，重新建分类明细帐，货架摆放要规范化，五五成行，帐、物、卡要三统一，财务科还要来核定储备资金，一天真是忙得不得了。幸亏小张已熟悉了业务，发料和入库清点，查对更换货卡等这些事都由他干了，不然更忙不过来。
备件库搬家时，基建中队来了不少人，那个小眼睛组长关照：“大家都听许进指挥。”他心里想，现在的许进不是去年那阵归他管的许进了。许多熟识的基建犯人见我已留起了小分头，故意喊我“许师傅”，我半嗔半喜地斥道：“别瞎叫！”犯人们嬉皮笑脸地议论：“那怕啥，没多久就是许师傅了，这又不是瞎说！”就连以前预言说我到期出不了监并一再坚持这种预言的犯人也都放弃预言了。
“怎么不见大个张？”“他已经到出监队了，比你早。”那时监狱开始实行出监队制度，刑期届满的犯人，出监前两个月集中到出监队，脱离原中队，便于管理和教育，也杜绝在监犯和即将出监的犯人建立联系搞名堂。但是，政府干部已告知，我因工作需要不去出监队了，到时直接出监。
吴政委说话真算数。从第一次叫指导员送来一些学习资料后，以后每周几乎都送来。内容有时有变换，但《世界知识》、《参考消息》几乎每次都有，也有是旧的，有时有《国际通讯》之类。从这些资料里，我知道了许多情况：苏联撤走了一千多名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加勒比海危机的前前后后；美苏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情况的对比；中印边界的历史问题和边境反击战的详情；参加可伦坡国际会议的亚非六国就中印边界战事发表的声明和建议，相当程度地偏袒印度一方；以及有关古巴的情况；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和南斯拉夫近况；还有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一些情况等等。
有好心的人曾劝过我，不要过多关心时事政治，并说：“有什么用。”这话我不爱听，可我也确实不知有什么用。但却仍对此近乎痴迷，想要知道一切，已成习惯。
尽管工作忙，自己的特殊学习又多，但更多关注的是出监。天热了，我忙着准备，将自己的物品一一清理，该扔的就扔，监狱的东西一样也不带出去，原先保留有一套黑色的新囚服，就送给小张吧。要带走的全是自己的，棉被已坏了，棉絮，被里都已坏得很，但被面还好，也是金玉买的。几件衣服倒还保存得好，还有一件不错的府绸白衬衫，还有毛料的西服裤，出去都可以穿。一切准备好，就等这一天了。和监内这些人没什么可说的，但却专门到支队宣传组去一趟，和邵本栋、刘福顺告别。刘福顺11月也要出监了。
吴政委一直没有再找，我却一直在盼望。出监的日子终于到了。五年前，7月26日被捕，一千八百二十五个日日夜夜，一天不少，可怕的岁月啊！
1963年7月25日，我度过了整整五年监狱生活后，扛着行李卷走出监狱大铁门，什么手续也没有。既没有释放证，也没有什么凭证，那时好像都不需要。走出北大门（这监狱南面有座三层大楼，是支队办公楼，大门对外挂着机床厂的牌子。而北大门则没有挂牌，电动铁大门，人们都知道这就是劳改队），前面有座小洋楼，是支队政治处。出监时被告知先去政治处。
我到小洋楼门口，放下行李卷进去，楼上下来一个很年轻的女干部，就伏在楼梯扶手上说：“你是不是叫许进？”我说是，她说：
“你到铁西就业大楼去，根据政策，给你戴坏分子帽，你明白吗？”
我嗯了一声，她说：“那你去吧。”
没出监前早就听说犯人出监后，家在农村的大部份都回去，在城市的大多都留队就业当工人，铁西大楼也早就听说了。戴帽就是继续剥夺政治权利，像现在附加刑那样，宣判时就有“判处有期徒刑×年，剥夺政治权利×年”，就是刑满后还有×年附加刑。可1963年那时没有这样，只宣布戴帽，几年不知道，实际是无期，远不如今天“剥夺政治权利×年”好。戴帽子就不是公民，也就是打入“另册”。虽然生活在社会人群中，但你是“专政对象”，人人都有权监督你。以后我知道，就是不戴帽的实际也属于“另册”，统称“劳改释放犯”，说得好听点叫“劳改就业人员”。不戴帽名义上有公民权，实际并没有，叫做“视为公民”，而且随时都有戴帽的可能（就业人员每年有奖惩会，摘帽就是最好的奖励，而戴帽则是仅次于逮捕法办的严重惩处）。有了这些知识，因而对那位伏在楼梯扶手上轻松对我宣布就业和戴帽的女干部，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瓦房店是沈大铁路辽南段的编组站，铁路南北向穿过，将市镇分为铁东，铁西两面，劳改队监狱在铁东，而就业大楼和家属宿舍则在铁西，往返都要跨过好几条铁路。我第一次到了铁西大楼，三层的钢筋水泥建筑，一去就安排住机修宿舍，我安好了铺。因为这里的“工人师傅们”（大家都这样称呼）都是从大院里出来的，因此很多都认识。
这里也是中队编制，我们设备科中队有一位元管教干事姓王，他似乎很了解我的情况，叫我先休息几天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并发给我粮票、烟票，要买什么自己上街买。不再像监内用监币，而是和社会上一样，我也在出监时换回了不少人民币，随即请假上街了（上街是要请假的）。
瓦房店那时虽是复县政府所在地，实际还只是个镇，远不像现在瓦房店市的规模。那时只有两条街，我都熟悉。先上饭馆吃了顿饭，就去王金玉家，这个过去她多次邀请而我却未去过的家，现在必须去，因为我的衣物、书册、箱子都放在这里。
跨进院门有条树荫通道，蝉呜阵阵，清风徐徐，里面是玻璃明亮的大瓦房。我迟疑地向前走，忽听得房里，院里有细碎人声，接着就有人喊：“许进来了！”几个房间都有人涌出来说：“快进屋请坐。”这个端椅子叫坐，那个倒水叫我喝，还有拿扇子打扇的，我都来不及细看是些什么人，只被他们热情友好感动着。
这时有人陪着一位老太太出来了，她抽着很长的旱烟杆，站着细细把我端详了一阵说：“好哇，是他，没错，没错，多好的人哪！”然后她就吩咐着，叫把我的东西都拿出来。我心里纳闷，怎么不见王金玉，而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偏他们却都认识我，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都围着我看，互相间小声议论着，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和我说话。
她说：“金玉昨天还回来过，今天又回去了，她和一个农村的结婚，在××公社。知道你这两天就会出来的，明天她准会回来。俺们家的人都知道你，了解你，你一进院门就有人认出你来了。咋认识的呢？看照片呀！你在俺家照片可多呢，你瞅墙上，那不还挂着吗？”
我抬头一看墙上一大镜框里镶着好多张照片，最突出位置那张，正是我在瓦轴时照的。这时有人搬来皮箱，正是我熟识的自己的皮箱，老太说：“快打开瞧瞧，当面清点清点，你受苦了，好好多歇息些日子。”我肯定这就是金玉的母亲，便连声说：“多谢大娘。”
我打开这没有锁的皮箱，十分惊奇地发现，衣物件件都摆放得齐齐正正的，那块“三度士”手表也在，我上了几圈弦，“的答的答”很好走动了。老太说：“你箱子里东西俺们家的人谁也不动的，你看看有没有少什么？”我说：“不会的，什么也没少，不用看的。”我只觉得热，不知怎么感谢这一家人才好。急忙关上箱子，提起来就告辞说：“谢谢你们，我今天先回去，金玉回来我再来。”我迈步出门，老太和许多人送我到院门口，一面不住地叹息：“多好的人哪！”我深深被感动了。
下午，楼下传达室喊我去会客。我想今天早上刚从大院里出来，哪来的客人呢？下楼一看，竟是刘从俭、罗一夫妇，还领着他们已经五岁的女儿一起来看我，见面大家都止不住地激动。
我说：“怎么知道我今天出来？”
“怎能不知道呢？五年来，我们都记住这个日子，盼了好久了！”他们仔细打量我，连说还好还好，吃了不少苦吧，我说没什么。我很抱歉，没法请他们上楼去坐一坐，那是集体宿舍，一间房里住十几个人。房里除了大炕外，只有一张桌子，两个凳子，外人尤其是女宾根本不能去的。从俭夫妇很理解，我们就站在门口一起谈谈。从俭说：“明天晚上去我家吃饭，我们还住在老地方，你熟悉的。”罗一说：“你一定要来的，我妈说的。”从俭说：“我们先回去，明天再谈吧。”我送他们出门，紧紧握手道别。
五年前，我新入监不久，刘从俭曾去监狱看过我一次，但我们没有见到面。那时我在一车间当宣传员，有天，看守室一位大个子王干事到宣传组来看我画宣传牌，不经意地问我：“刘从俭是你什么人？”我惊奇地望着他，见他一脸善意，就说：“是朋友。”他四下看看没有人，悄声说：“他来看过你，但不能接见，写了个纸条让我带给你。”他把折得很小的纸条塞给我。又说：“我跟他也是朋友，打球认识的。”说完匆匆径自走了。
我打开那纸条，是一个卷烟盒纸拆开写的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烦恼，阴郁的日子里要心平气和，相信吧，快乐的一天终会来到……。”
没有署名，前面也没有写我的名字。但从这粗犷的笔迹，一看就知道是从俭手书。当时我的眼珠被泪水模糊了。这诗是我几年前介绍他读的，他记在心里。在那样的政治空气压力下，他跑来监狱看我，要有多大的勇气冒多大的风险啊！这岂只是朋友，简直是手足兄弟的情感了。
黄昏时，王金玉的大弟弟推着自行车，给我送来一只盛书刊的木箱和一个装满杂物的网篮。我们过去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上楼，没等我道谢便匆匆走了。
晚饭后，比我早一年出监的黄晋善来邀我上街喝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不久，经济开始复苏，街上有了小市场，还开了一家小咖啡馆。晋善领我去的就是这里，有咖啡、牛奶、甜茶等，我们慢慢地喝着咖啡，轻声交谈着。这里只有五、六张小圆桌，客人不多。我们只是沉浸在这宁静安祥的氛围里，谈的话并不多。晋善又是一个从来不多话的人，他常是默默地看着我。当我谈到度过一千八百二十五个日日夜夜，终于走出了大院后，他说：“只不过走进一个更大的监狱罢了，哪里走得出去！”
是的，就业队尽管表面上与社会上许多方面都相似，但实际上仍然更接近监狱。但我忽然想到，他说的不是这意思，而是指整个社会。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整个社会都处在不自由的状态，所说的“更大的监狱”，其意可能即指此。
第二天上午，楼下传达室又高喊叫我会客。我忙下楼去了，大门口却站着王金玉，我意外又是意中，立即上去和她问好。她端量我好久，差点要哭了，我忙拉她说：“走，咱们上街去。”她跟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我问：“去哪里？”她说两个字：“公园。”
瓦房店就这么一个公园，里面有些树木花草长条椅，还有青草坡，其他什么也没有，过去我们都来过。今天我们一起来，找个树荫的草坡地坐下，慢慢叙谈起来。她说：“饿饭那阵我听说劳改队死了好多人，我真担心死了。今天看到你养得还不错，真谢天谢地。”我说：“你在公社过得还好吧？我听说已有3个孩子？”她说：“嗯哪，大丫头四岁了，小子还不满周岁。”我俩都默然。她忽然岔开话说，给我保管的东西，1958年我被捕后，保卫科通知她去清点东西。她去看屋里翻得乱七八糟，书和笔记本全抄走了，杂志给留下了，衣服、鞋子其他东西一样也不少，她全给搬回家去。有两个存款折，一共800多元，其中一个是别人的名字。这是我当年为了帮助一个青年工人，他患有骨结核病，治疗需要钱，我给他，不肯收，我就用他的名字存了一些钱。金玉说，这钱她都取出来，我入监后给我送的新棉被、新毛衣等以及一些食物、香烟等等都是用的这钱。以后她被厂里开除了。去农村，在困难时期，这钱都花掉了。她想一笔笔报帐似地讲给我听，我说不用，你花了是应该的，只要对你有用，花了我也高兴。为了我，她受了多少累，连工作也丢了，我这一点点钱怎能补偿！这时我卧倒在草坡上，她也躺过来紧紧靠着我，我俩拥抱着。她激动地说：结婚后和男的互相缺乏感情，生活得不幸福。她不愿在那家过，想要离婚，再跟我结婚。我一听不好，立即说：“不行，不行，你知道我出来还戴着帽子，你这样一来，你家男人再给我加上一条破坏家庭罪，我岂不又要进去了？这事绝对不可以，你要这样就是害了我。”
金玉这时竞哭起来，眼泪像掉线的珠儿纷纷滚落，我搂住她说：“你对我好，我真心感激，我对不起你，欠你的太多，只有一辈子感激你。现在你有了家庭，有了儿女，我只希望你能好好过下去，将来儿女长大了会了解你的辛苦，你一定会越过越好的。只要看到你过得好，就是我心中最大的快乐，我自己是无所谓的。”
经我反复的劝说，安慰，她慢慢地止住了泪水，身子却紧紧地依偎着我，似乎也能得到一点满足。我又一再告诫她要和男人好好相处，千万别提离婚的事，她最后点头同意了。中午，我俩上街吃完饭，互道珍重，再见。我还劝她尽量不要再到就业大楼来，免得对她有影响，叫她多为儿女考虑。她说：“嗯哪，你说的对。”这以后许多年我们都没有再见面。直到1978年，也就是15年以后，我们才恢复了联系。
黄昏时分，我应约去刘从俭家，仍是我熟悉的那幢轴承厂家属楼。从我们就业大楼到轴承厂大约有四里地，现在已有公共汽车了，但很长时间才一班车，我还是步行去。路还是老路，但宿舍楼多了。
六点多钟，我上到楼上，从俭全家已在等我了。一进门，罗一的娘就走近我细看，眼泪悄悄流出来，我说：“伯母，你好，老人家还是那样健康呀！”老太说：“唉，真作孽，你吃苦了！”我说：“没有吃多少苦，真的，你老放心。”罗一深情地说：“你是为我们大家吃苦的哟！”
从俭说：“不说那些了，来来，吃饭吧。”这时，我被他们拥到里屋，桌上摆满了酒菜。从开着的窗户里看到隔壁那座楼房与这相对开着的窗户里，缪炳德正在窗前，我刚要和他打招呼，从俭高声喊道：“小缪，许进回来了，过来一起玩玩。”缪炳德看见了我忙转过脸去，他老婆蒋俊伸过头来看，夫妻俩急急将窗子关上了，好像生怕受什么病菌传染似的。
我立即感到我的突然出现，也许会有什么不良影响；从俭却忿忿地说：“什么东西，不要理他，算了，我们喝酒。”罗一说：“今天一定要喝，这酒就是给你洗洗晦气，过去那段日子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边吃边谈，我听他们谈厂里这几年的变化，一些过去熟悉的人，某某怎样了，某某又怎样了，等等。谈三年困难的景况，以及国际形势变幻等。饭后，我和从俭到另一室单独喝茶细谈，最后我告诉他，虽然出监了，但还戴着帽子。现在又提出抓阶级斗争了，我不愿再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今后我想不来了，只愿你们过得好，我就高兴了。从俭说：“不要管那么多，我不怕什么，没有做坏事，怕什么！”我一再劝诫他，今后还是多加谨慎好。
夜色中我告辞，从俭送我出来，陪我走了很远一段路才回去。这以后，我还去过几次。1964年起，我真的再没有去过他家。
休息了三天后上班，我直接到设备科。想不到的是，孙干事和科里另几位干事都让我到寇里坐，连科长也叫我参加寇里的工作会议，像科员一样。并想法给我定个计画员的名衔，还决定我的工资定为每月50元，和寇里其他干部差不多。同时还叫我兼负责备件库，我一个人实际干两个人的事，精力也足够担当起来，于是我又开始新的忙碌了。之后不久，我就发现就业工人的工资大多都是30几元、40元以下，还有些30元以下的，根本没有50元的。领导上告知，由于没有50元工资等级，我的工资暂定为45元。待统一调资时再上调。除了工程技术人员（黄晋善等在技术科的那些人）和个别高级技工以外，45元已经是一般就业工人中最高的了，我很知足，不要求再调。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