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节余粮食也惹祸
因为跑乡工要吃百家饭，“肚子跌在别人饭甑里”，事实本是如此。可别人要这样羡慕地说着，我们只好谦逊地回答：“傍着东家的厚背棚（多肉的背部），靠靠你们的仓门板，混伙食！穷不做官，富不学艺。感谢市主肯帮忙不嫌弃，混大几个人（指孩子）！”。
年复一年，老是这样听着，也老是这样回答。
尽管我俩在农业大忙时赚工分，其它日子是日夜赚工钱买工分，最多年份也只有八千多个工分，达到了极限。把基本口粮和工分口粮加起来从未超过人平四百斤，低于队上人均水平，年终结算老是站在倒数第一这个位置上，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督名”。
可是，我家却是一个余粮户，一是因为祖母带着曾孙子们留守在家，食量不大，加之祖母是大跃进饿怕了的人，生怕浪费粮食，一只烂番薯削了又削，剐了又剐，舍不得丢弃。一粒米也要拾起，说粒米度三关，浪费粮食遭雷打。二是因为我们夫妻俩大多日子吃百家饭，家里有余粮是众所周知的。
于是一些少粮户也经常来向我借粮食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人家开了口，就要连肯顺肯答应，因为这是互通有无，互相接济。别人今天缺粮，今后劳力齐了也就会成为余粮进钱户的。将来我缺粮时，别人也会帮我的。我多余的粮食都借给了周边村组的市主，没打借条，只凭一句话就把稻谷担走了。几年间，我借出的稻谷就有二千多斤。
不料这个事情却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因为有人向政府汇报我有余粮借的情况。
我的堂弟是队上的贫农组长和大队的基干民兵。一日，他从区上开会回来告诉我，说会上提出我有余粮借出的事，可能会派工作队来找麻烦！听到这个消息，我镇定自若，只等待工作队来调查落实。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要市主把借走的粮食交给政府，没收余粮罢了。
不几天区上派来工作队王湘主和沈××来调查。我把余粮外借的原因及有余粮积余的原因都向他们说清了，并着重说明不收利息。如果借出的是晚稻谷，还的是早稻谷，就每百斤少收五斤，作为干潮补差。同时，我呈交了一份外借余粮明细表，有名有姓有地方，有重量，注明了早稻或晚稻谷，因为当时早稻价格略高于晚稻谷。请他们到各户去调查，老实听候政府发落处理。
工作队到有关家户进行了调查，并向区政府汇报了情况，要我莫隐瞒户头和数字，争取宽大处理。我感觉到这回惹了祸，惹了麻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做个吝啬鬼好了。可是有借有还，互通有无，开口求援非帮忙不可，何况都是些老市主啊！政府硬要没收，我也心甘；政府要市主莫还我，我也无悔无恨。
不久，工作队王沈二人把我叫去，说已调查了，特别是黄正凡等几户证明我不但不收息，还每百斤早稻谷少收五斤的事。于是当场宣布节余归己，并说互相调剂是政府允许的事，如果放了高利贷，收了加息就是违法行为。
随着孩子们的食量与年龄成正比增加，而队上分的口粮增幅不大，节余的粮食就不断减少。到“老燕筑新巢（后文叙）”那年，余粮基本耗尽，我也就不再担心节余粮食会惹麻烦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祖母。祖母说好事也难做，有时好事图不得好报！每逢工作队来找你，我就吓个半死！提心吊胆，看见竹片怕是蛇！不过调查了，实事求是，政府还是光明的。至于那个姓沈的拿去几丈布证（买布要）冇给钱也就算了。赔点小财可折大灾。
189、“反革命”成了诨名
醴陵社教工作队的老潘借宿的那户人家，也是姓潘，贫农成分。算是扎根于贫下中农，又是老家门。茶钱饭后扯起谈来，离不开“荥阳望郡”。特别是西晋潘安仁中桃于花县的典故，“掷果盈车”使妇女多么羡慕这盖世美男子。但他绝不提起北宋那个潘仁美，好比陈姓人不提陈世美，秦姓人不提秦桧一样。只有正面人物才光宗耀祖，才脸上有光。
可老潘选择扎根的住户中，竟有一个叫“反革命”的人。他很惊讶地发现，出集体工时，大家都叫这个迟钝的小伙子“反革命”，而家里人都叫他异伢，或富伢。为了不走错阶级路线，他郑重其事地私访了一些人。
这个“反革命”，偏矮略胖的个子，嘴唇外翻而厚，眼神迟钝，个性孤僻，语言不流畅。大跃进时随离弃的生母远奔江西，故名异籍。其父的第三任妻子生下三个儿子，依次名号贵乔、长乔和命乔。为了完整富贵长命这个吉祥词语，于是就把异籍改为富乔，一个多么有意义的雅号啊！异籍的称呼就淡化，只有他继母偶尔叫他异伢。
“1966年2月19日，浏阳县召开学习毛着积极分子大会，选57人代表出席地区会议。4月9日至29日，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老三篇。大发动，大讲用，大参观。毛着和语录的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当作至高无上的知识”（中共浏阳地方史第129-130页）。没有人知道学毛着高潮正是文革的前奏，即将拉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时，潘富乔正在龙伏完小读六年级，他的“反革命”外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冕的。没有人去追究具体原因，喊的人多了，喊的时间久了，似乎“反革命”喊成了习惯，就取代了原来“富乔”这个雅号。潘本人听得多了，也听习惯了，无形中接受了这个外号。回应起来是那么麻木，是那么无所感觉。似乎这个“反革命”的称呼没有一点政治色彩，嗅不到一点阶级成分的气味。从冷漠的眼神，到戏谑的口气，似乎看不到人性之所在。
尽管富乔一直默认着这个“反革命”的外号，我总是感觉到他的内心是多么痛苦。而时人总是这样麻木不仁地叫着令人心惊胆颤的“反革命”，很少人去反思这个时代产物的来历。
2008年，“反革命”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和我前妻的女儿是同年出生的。看到他，我就想起夭折的女儿也该五十一岁了，因为祖母说大办食堂时她在幼儿园负责看管两个孩子，就是富乔和我这个女儿。
我在“旧梦”组稿时，选定“反革命也成了外号”这个小题目，于是怀着难以抑制的心情走访了他。
这年冬天，我在他烧木炭的土窑旁见到了潘。他正在掏出炭灰，满身灰尘，手脸乌黑，比以前老了不少。他还是那样迟钝，走起路来还是向左侧着身子挪动。
我问他还做临时工吧？他说，身体吃不消了，这几年替人烧木炭，从装窑到出炭窑一个星期时间，从前每窑收二十元工钱，现在要四十元了。东西都涨了价，我也要涨点价。守了这个窑也算半个家务。我递给他一支香烟。他说：敬辞了，冇钱吃烟就不吃了。好得办了一个低保本子，自己立了一个户口……。
我和他同坐在一堆树筒上扯起了“反革命”的事。
“我那年在龙伏完小读六年级，校长是余成林（原教委招生办主任），教导主任是寻民恢（原社港区文教办工会主席），班主任是寻课录。有一天发现厕所里写了反动标语，就怪是我写的。我确实冇写，硬说是我写的。就开全校大会，站在台上挨了一餐批判，就把我开除了，从此冇读了书。在生产队出工，开头只算半个劳力工分，后来才平女劳力。”
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后来都叫我反革命，冇人喊我富伢了！很久后，有个姓张的学生（隐名）用农药闹（毒）了鱼，被发现了，他在写检讨时就交代了在厕所里写过反动标语的事，才证明我冇写。不过学校没有来过问这件事，就这样背个”反革命“名声！后来我去教革办找过几次沈利国（教革办主任），也没什么答复……。”
我深知那个年代发生的那个事，学校不抓出一个人来作处理，是脱不了身的。搞了个替罪羊就结了案，就不管你富乔的死活了。无情的光阴流逝了三十多年，阳光依然很难照射到每一个偏僻的角落。你烧你的木炭，一脸灰尘，“反革命”的外号还是经常有人戏谑地喊着啊！
190、天口崖下的冤魂
我的岳家保寿山所在地浏阳县山田乡原是106国道上的一个乡，现合并到淳口镇。山田塅西面的陡峭山崖叫天口崖。枫林峡谷水从崖下静静地流淌着，只有从崖下那座彭家坝向岩下潭冲泄时才发出可怕的声音，溅出的水花在坝潭里随着漩涡消失。自106国道在崖下修通后，我和妻子不知多次从这里坐在车上经过。但不敢面对这峥嵘的坝石和阴沉的坝潭，更不忍听那凄戾的流水冲击声，只好掩耳面壁，痛心地躲过那一段叫彭家坝的可怕路段。因为往事未如烟，触景生情，一幕永不能忘的凄惨景象涌上心头，锥心刺肺，不堪回首。
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属相，丁未年是个红羊之年。虽不遭兵燹之难，但人祸却降临岳家。一个阴沉的早春上午，社员们都在翻犁绿肥稻田。我扛着板锄刚到田里去灌水犁田，路上就碰上从山田来的堂妻弟戴腾龙，说是到我家找陵姐有事。他的突然到来，我顿感不祥。无事不登三宝殿，必然是岳家出了突然事故。
二人刚近大地坪老屋，妻子很惊恐地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妻弟说四婶（即我岳母）病了蛮严重，马上回山田去看看四婶吧。这时妻已有身孕，于是一行三人马上往山田进发，身重脚轻，心急如焚，三步当作两步走。一路很少讲话，心事沉沉，硬是在中午前赶到了保寿山。
穿过古老的官厅大屋就到了保寿山，庙门外有一小群人围在山门右边的屋檐下，檐下用竹晒簟斜搭在墙壁上，晒簟下的台阶上傍墙放着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物体——很快认出这是一具瓦棺材。妻子捧着大腹冲到台阶上，一眼看到躺在瓦棺中的就是心爱的母亲，哇的一声伏在瓦棺上抚着妈妈嚎啕大哭，痛不欲生。
我不能不把妻子拖开，因为她拖着沉重的身子步行了三十里路，已是非常疲惫了，又这样涕泪交加痛哭一场，给她的身体和精神是个沉重的打击。这种突然的打击她是难以承受的。
她想起妈妈为她“辍学从师”、“参师进厂”和“三过铁树坳”、“抱养外孙女”等大恩大德，却没有给妈妈半点回报，没有尽到一点孝顺之心。妈妈无私地操办了自己的出嫁，自己却没能帮助改变娘家的生活，使妈妈无法走出窘境，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深感内疚，痛心不已，无法报恩于九泉之下的妈妈。
岳家本是出自“二礼家声”的大户人家，现蜗居保寿山，何谈及遵礼丧葬呢？！生不能厚养，死不能厚葬；只能陈棺阶檐之下，不可陈棺庙堂之中；不能鼓乐闹奉，惮其“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吾母，生我劳瘁”之词。
是夜，我和姨夫姨姐妹们带着小舅子守坐山门内外，春雨霏霏，寒气袭人。屋檐水的滴答声打破死亡般的寂静，在幽咽地倾诉殁者的窘境和存者的悲哀。
次日早上，草草把岳母安葬在对门山上。送葬时，我看到十二岁的小舅子穿着麻衣，扶着桐杖的情景，更是心痛。
原来，有人看见岳母朝天口崖下的河边走去，以为她是去拔小竹笋；不谅她投在彭家坝的水潭里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年仅四十四岁。
后来妻子后悔莫及地对我说，“妈妈走这条无情路，实在走投无路的生活窘境下造成的。除紧张的政治运动的压力因素外，我们子女们也有责任。”
“当时祖母年高，父亲是个体弱多病的改锹子。生下的第十胎才是个弟弟，也是个秋瓜，还只十一二岁。大姐嫁出去了，夫家也是地主成分，自身难保，也是牵挂的；大妹孟林自己找了对象也飞走了，小妹孟熊不肯在我家过日子也回来了，我能赚点钱也出嫁了。剩下的五个人，没一个劳力，也没人赚钱，生活怎么过？没有一点指望的情况下，她走这条路，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家的社会关系都是高成分，连姨爷也划了右派，她是想不通的；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很要强，又无法支撑这个家。以前地方都称她易生娘（岳母姓易名依庭，淳口易应龙之次女），后来喊她易嫂子，又后来直呼她易婆婆，最后喊她地主婆了。她在内外压力之下能支撑住这五口之家吗？！”
“她一共怀了十胎，其中两胎是男双胎，共十二个，但其中的四男三女都夭折了。剩下五个又飞走了三个女。自己身子拖垮了，却得不到一个护阵兵……。她没有留下一个字，也没交代一句话，就这样走了，真冇得救星。假使有人发现救起了她，一定会劝她的。”
妻子这样痛心疾首地哭诉着。
“假使我们注意关心了她的苦楚，或她被人救起了，我一定把她接到龙伏来过生活！”我说。
“你这是董永婆娘打天讲。她走了，剩下的四个人吊起来喝西北风吗？！治保主任能准地主婆逃避管制吗？！何况我是地主子弟，你是右派分子！这是走到绝境，天不绝曹也要绝！妈即使活下来，也是活受累，打活磨头的。反悔的只是不该出嫁，该多帮她几年，等老弟大一点，经了力（成了年），生活有了指望，也可能救了妈妈的命！”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妈去了就莫想她！希望在你弟弟这个”秋瓜“上，想通些！想远些！你急坏了身子，我们也不得了！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只好这样安慰她。
写这文字时，“秋瓜”已五十二岁了。虽还未到“双柑风味”的晚景，但已露了“二礼家声”的端倪；也是托了祖荫，岳母含笑九泉吧！
191、班房袋在屁股上
自1966年2月19日浏阳县召开全县学习毛着积极分子大会和4月9日至29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老三篇，大发动、大讲用、大参观搞得轰轰烈烈。四卷红宝书分发到了各户，各户均在自家墙壁上钉了宝书台，宝书整整齐齐放在上面，以表示对几个伟大的“忠于”。
我们是黑五类，是不能有宝书的，不要每天背诵老三篇。出工和收工时，也不要站在晒谷场去搞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出工听钟响，绝对服从队长的安排，接受社员的监督就是。但我在学毛着运动中，也做了一些关系到学毛着的事情，在申报摘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时，列入改造表现好的材料，认为是我老实改造，立功赎罪的表现。
一天，大队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沈略超要我俩这几天不要去跑乡工做衣，要缝制语录袋。布料是大红洋布，尺寸按宝书的长宽厚度，还要编制带子做背带。为了取放宝书的自由方便，不做盖子。带子的长度是从左肩斜跨到右髋骨。袋子要缝得不松不紧，既不能现褶皱，又不能现瘪皮。要使宝书装进去显得严严实实，又要取出放进畅通无阻。
我们按他铺排，先缝制一个样袋，交他审定。他认为蛮好，只是背带的长短要做两个尺寸，因为个子有高有矮，手臂有长有短。就这样我俩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诚惶诚恐地完成了他指定的数目。
缝制时，妻子慎重地交关我，袋里要来回缝夹线，袋口要缝倒针。因为这是社员要背着宝书到田里地头做工的，一旦语录从袋底溜出到泻泥里，就惹了大祸，脑壳上的帽子就要加秋啊！
缝好了语录袋，事情还没完，治保主任沈干成又要我到临近大路的墙上和柱头上画毛主席像。这个任务就比缝语录袋的难度大，而且政治风险特别大，很容易戴上污损领袖形象的帽子。真是“仙人难倒了凡人”。我不能不想办法来做好这件事。
于是我从略超那里找到了一个印在语录本上的黑白头像，按比例放大到一块硬质纸板上，用小刀雕空黑色部分，头像有效宽度不能超过六市寸（因为青砖柱头宽七寸二分）。把样板端正固定后，再用红漆涂刷，稍干后才可取板，恐防走板污染了头像线条。
这样，从软桥组而上到长兴组，再到和瑞组，三处路边的柱头上墙上都涂刷了主席头像，并且在头像上面还有“最高指示”四个字。大队干部说这个方法又快又好，头像与语录上印的一个样子，冇走样。我认为自己算是一个改造表现，表了一个“扬”。后来，治保主任要我写“防火防盗防破坏”的警示标语，我也是照刻板涂漆的方法完成的，不过要刷到各个屋场显眼的地方。
社教工作队的老邱说，上级指示在大路边建块忠字牌楼。现在选了地方，是江美学校的操场边上，又当大路又显眼，到圳边洗衣的妇女一天可看好几次。立即行动，文字和头像交你负责，其他劳力由队长安排。
于是那个分肉只要颈圈肉的尾砖匠（沈略超之父）就带着砖刀挂尺（垂线木尺），系着围裙刨开路边松土下了毛脚（基脚），福厚和皆遂（拖楼梯一节中的地主子弟）担砖抄石灰。我就搞文字图像设计。上午用潮湿的土砖砌了个土牌坊，不等缝泥干固，下午就粉刷石灰。
尾砖匠不冷不热地说，这是做空事，土砖干了一缩，粉的石灰就成了一块空壳粉皮，搞不长久就要落个精光！吃了饭冇事劳空神！不过，他这不露声色的牢骚话，不会惹事。他去世时，我写的挽联中就有“老牌砖匠，地道农民”的词语。
等不得墙体干燥硬化，我必须在墙面顶部刷上红色主席头像，中间做个黑体大红忠字，再写上三忠于四伟大的条条。右边是毛主席万寿无疆，左边是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片红色，富丽堂皇。老邱亲自督办，亲自验收了，说是速度快，工效高。比邻队的忠字牌坊要雄伟些，上面来检查的一定会很满意的。
不到十天，土砖干燥缩了，石灰墙块真的开了坼。几块石灰粉皮落掉了，“忠”字不忠了！几场雨水的冲洗，裸露的土砖解体，倒在路边的水圳里。因为响应了号召，迎接了检查，倒就倒了，老邱也没说什么。
后来出工时，大家笑话尾砖匠的墙砌不正，打平水不准，粉的石灰就落了粉皮壳；这是不忠于……。他就认真了，发起脾气，“砌的湿砖冇干就粉细泥，细泥冇开鸡脚坼就粉石灰！要吃急火饭就搞不长久！就要落粉皮！下回再要砌”忠于“，去喊别人，我怕落粉皮。还怪我不忠于，去喊会忠于的人来砌……！”
社员在稻田里擂禾（用脚除草）时，手里撑着擂禾棍，肩上挂上装着红宝书的语录袋；也有人用语录袋装着收音机播放着；也有人边擂禾边背诵老三篇的。有时遇到困难功夫，就大声朗诵：“……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是学毛着的高峰阶段，也是田间一道划时代的风景线。
当此时，那个老邱又来要我完成一个特大任务。他说这是一个特大政治任务，非做不可。具体做法是要把楼里屋场正厅的神龛拆除，用土砖砌成新墙体，用石灰粉好后，画一个主席彩照像。他说砌忠字牌坊是其他大队都能做到的，画大型主席像的就蛮少。工作组已经决定画一个，硬要我完成这个任务。
我再三表明我是接受改造的右派，犯罪就是这支笔画了漫画。画不好就会戴个罪不可赦的政治帽子……！“不能推托，明天就开工！”老邱不由分说，撂下这句话就去找队长安排劳力了。
于是，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去问贫农组长明老星，他说不要太怕，只要照模子（主席彩印）搞，不走样就是。这个阿公说的真是轻松！
第二天，又是沈皆遂等几个人做小工，陪着尾砖匠砌墙。“尾师傅呀，这回再掉了粉皮壳，就要掉脑壳的。这回是去画主席像不是写忠字呀！”有人戏谑着。
“要吃急火饭就要掉粉皮！怪不得我！”尾砖匠带着一丝火气说，“砖干了缝干了再粉细泥，细泥里多拌些草筋；等细泥开了鸡脚坼再粉石灰，多压几次荡子，保证不掉粉皮壳！又要快又要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去要别个搞！”。
皆遂是我读书会时的难友，他也特地来提醒我：“社港镇街口的牌楼上，画了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俩伟人。是右派吴忠荣画的。有人提出他恶毒污损伟人形象，挨了好几次斗争！我们都是受政治迫害的人，不能重蹈覆辙。画主席像是最危险的事，是把脑壳提在手里，是把班房袋在屁股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想办法推托开，单纯去挨死力气，安全得多！”
我听了他的提醒，更加诚惶诚恐，不寒而栗了。明知洞庭湖翻了船，为什么还要过洞庭湖呀！我整夜都在做噩梦——被捆在台上挨斗争！
老邱把一张彩印主席像递给我，说这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民招手的样子，左手夹着正燃着的纸烟。要原样子放大，颜色也不能变，既要有英雄气概，又要有和蔼可亲。墙已经干了，就开始画起来，不准推诿。这是改造的表现！也是忠于毛主席的表现！
我在脚手架上整整画了七八天才算画完了，但是不是画好了，要等工作队来检查验收了才可以放下心来。我的心一直在随着架子的摇摆而打鼓，家人也在为我担心，生怕惹出祸来。
队上的明老星阿公，每天都站在厅堂里看我画像。一边吧嗒着旱烟筒，一边提出些意见。他说做的怕看的，只要没画走样就可以了。老邱每次来看，都拿着样板仔细对比，提些意见。
最后检查验收，得到了工作队的认可，还特别说这个不算做义务工，要队上按同等劳力给我记工分。
后来三忠于的热潮降了温，醴陵工作队也不知何时撤走了。虽然这个庞大的毛主席像没有掉粉壁，但也没能维持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被拆除了，至今能记起的人也不多了。只是我有惊有险经过了一场关煞，总算是把提在手里的脑壳放回了脖子上，也没关进袋在屁股上的班房里！谢天谢地！
192、重踏老路上蕉溪
前文写到“赴考过蕉溪”是上世纪初的事，隔我写这段文字时，已相距五十余年了，但这条老路并不陌生。洞庭滩的铁匠铺，黄荆坪的石灰窑，石洞岭的茶水店，蕉溪岭下的高家饭店，蕉溪岭上的仙人脚迹……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只不过以前是学生身份，这次是五类分子；以前是赴考求学，这次是改造罚工。
要修通蕉溪岭这条公路（今106国道），石方土方工程相当大，没有机械操作，全凭锄头扁担；科学一点的是燃引线用爆破。这样大土石方工程任务全部由北区农民来完成。我们龙伏公社分在南坡皂荚湾一段，公社下面各大队的民工分开驻扎，各立食宿单位。
通过几个月的披荆斩棘，肩挑手挖，终于完成了路基。农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北区与县城、与东南西三大区的沟通立下了汗马功劳。劳动报酬是队上按高于同等劳力记工分。民工们赚了工分又赚了饭吃，比在队上出工要强一点，也都愿意去，也很有积极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先就要建立后勤班子，办个临时食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小铁锅盆罐、蒸笼饭甑等全套炊具和起首的大米蔬菜都必须先行送到皂荚湾。这个任务由在治保主任监督下能出工劳动的五类分子去完成，我是其中一个，也最年轻的一个。
沿着这条老路走去，队伍很不整齐，死气沉沉的，路上很少有人说话，速度慢得像散步一样，因为徐霍霞、沈玉堂、潘宝仁等确系年龄很大的老龄五类分子了。我虽然也修炼了几年“三皮”，但担这七八十里路的担子，也是第一次。
这个场景，既不像“林教头刺配沧州道”，也不像薛仁贵的火头军。一不像逃难二不像躲兵，中午才到达黄荆坪，打了中伙，休歇了一下。
霍猫狸（徐霍霞）一边卷喇叭筒一边对我说，“还是土改解押去火官庙时走过这里，老样子冇变！”。玉老堂（沈玉堂）说：“这是烧石灰的地方，我也是和章天师五个人一起解浏阳时走过。不过现在老了难走了，少钦和水山是精壮劳力，担子也重些，说以前来这里推石灰，一车推得三百斤。这次只担几十斤还累人。”
改造组长说，短途担陡力，长途担耐力。我说以前去浏阳读书是祖父担行李，自己走空手也累死人。
治保主任于是就说，“不要翻旧事，越坐越不想动身。晚饭前必须送到皂荚坑，还要临时打灶托蒸笼。下午中途不歇气，不怕慢只怕站，屙尿的时间可走二三里。讲话不影响走路，边讲边走还轻松些！要吃烟的，也要边滚边走边吃！反正路上不停，早到早休息！”
黄昏时才到皂荚坑。晚餐是在邻队食堂吃的，虽然只是萝卜白菜粉皮汤，倒也吃得舒服。是夜，挤在地铺里睡得很深，连噩梦也不做了。
次日早晨我打量一下皂荚坑这地方，发现居然是个曾经来过的熟地方。回忆起在火官庙服刑时，姚麻子带我们来这里砍过大松树，是为了技术革新做土水泵。不由得心潮起伏到“火官庙”的日日夜夜，恍惚听到了那“黑夜梆声”。
活干完了回到大队上，治保主任向五类分子改造组长宣布：“这次送伙食担子的人占多数，下回送电影担子就不摊你们的义务工了。要这次冇来蕉溪岭的人去送，如果分子是老弱担不得担子，要屋里子弟代送！”
组长叫陈醒狮，是前文“绥和乡长陈闲僧”的儿子，现年高八十，还健在。其余的五类分子们，除了我之外，都早已作古了。
193、香炉山
1956年夏天，我和皆遂去橙桔峰（见前述第七章《扫盲与教书》文字）是从白荆源经香炉山的羊肠小道而去的。三十年后我又坐在香炉山的土塝上，用笔画下了白荆源全景图。香炉山于我虽不是个陌生的地方，真正识破它的真面目，还是社教后期住在香炉山下的时候。那时身在香炉山中，挖石砍树，垦发杉木林地，也是大队长陈间如在香炉山丧命那年。
60年代的某天，龙伏公社决定把香炉山开垦为杉木林基地的任务分摊给各大队去完成。香炉山的地貌形状并不很像香炉。它是由橙桔峰经大湾岭蜿蜒而下的一座山，并不险峻。东麓有个纵深很长的山冲，西麓属画眉大队辖地。向南延伸到黄桥一带的山体越来越低，形成红壤丘陵，土质酸性，树木稀少矮小而老化。
选择香炉山垦发杉木林基地是这一段山体有深厚的变质岩风化疏松土壤（俗称石子土），有良好的排水保水性能。同时，气候温凉（昼温夜凉），湿度均宜，并且没有夹杂大面积旱土。植被以混合林为主，山麓有零星竹林，山腰为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树混合成的茂密植被，山顶以杉林为主。
这种自然环境，完全适合杉林的生态生长，因此选择在香炉山开垦杉木林基地是有可行性论证依据的。可是后来却命名为白荆林场。香炉山并未因林场而出名，香炉山还是那个香炉山，只是白荆大队尾巴上的一个小地名。
来这挖山的民工由队上挑选精壮劳力，以民兵和干部为核心，能劳动的五类分子及其子弟都要去。社员和分子同工同酬，食宿都在一起，以大队为伙食单位。大部分人都住在食堂附近的香炉山徐姓聚居的屋场里，一切行动听大队长陈间如的喊叫和哨声。
上山时，每人肩上扛一把二号大锄，锄口五公分左右宽，既能挖土，又能斩断树根，俗称二能锄。由于库孔大锄柄粗，锄体厚实，具有很大的杠杆力，很适合撬出树蔸下的石头。这是我们唯一的工具，不用带其他肩挑工具，所以来回非常轻便。但也有私带砍刀的，是为了就地取材弄条扁带或锄把的，但只有社员身份的人才敢这样打个私主意。
晚饭后，有打扑克的，有到附近走亲访友的，少数人抽着喇叭筒轻声细语。食堂对面那个小山冲叫桦冲。几个大队农村剧团的干部和基干民兵（也有女的）都住在那里一户姓首的赤脚医生家里。晚上，那里倒是别有一番景象，弹出吹拉，热闹喧天。
我这个五类分子不能去那里现世，被子里才是我休息和回味往事的地方。这样的晚上，让人思绪万千，一时想起十几年前和皆遂去橙桔峰下考察“古橙桔寺”和“古银杏”，那时是何等的壮志满怀……；一时想起自己这个右派身份，不方便去附近大姐家走走，感到潦倒平生亲也疏的窘境……；更惦念着在家唱独角戏的妻子和年老担惊受怕的祖母……。我只好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同时暗自祈求安全无事回到家里。
三十年后我在龙伏中学教书时，有兄妹两个学生告诉我，他说他的爸爸姓首，做赤脚医生，住在香炉山对面的桦冲。我听了后，虽然没有讲出我在香炉山开挖杉木林基地的往事，思绪却马上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个浮想联翩的夜晚。这两个孩子后来都参加了工作，在网络世界里，可能会发现“香炉山”这个熟悉的地名，从中也会知道他的老师曾经在这留下过足迹和忧郁。
我们挖山的安排次序是一字排开从山脚挖起，挖除所有杂木杂草，进度基本一致；劳动时，怕倒树和滚石伤人，劳动强度并不大，因为陡坡挖掘，只能慢慢挖，既怕伤己又怕伤人。遇到难挖的树蔸和石头都互相帮忙，或者坐下卷个喇叭筒。大龄人喜欢翻陈事，年青人喜欢开玩笑。
我是第一次在深山老林里享受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这种气氛中，我也忘记了一切。但说话和劳动还是特别谨慎，怕将来总结大会来个秋后算账，冷狗屎发热烧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有一天，挖到一丛灌木蔸下，忽然发现伸在我额头上的枝条缠着一根艳绿色的绳子，定睛一看才发现是条小蛇，虎视眈眈，一动不动，口里吐着很小而开叉的针（舌头，也叫信子）。大家说这叫青竹篙，蛮毒的家伙，赶快打死它。皆遂跑过来一看，也说这是青竹篙，就是青竹蛇。又说古书里有“青竹蛇口毒，黄蜂尾上针，世上万般毒，最毒妇人心”的诗句来描写奸妇的阴毒狠辣。我后来在中学制作标本时，曾想起这条青竹篙是做保护色动物标本的好材料，可后来一直再没找到青竹篙。
大队长陈间如本是做老式裁缝出身，搞农业也是半个改锹子。当大队长是社教时的事，算是一个本真老实的人。这次挖山，他只要安排指挥就可以的；可是他从不空手进山，手里总是有把挖锄的。
一日，大家正挖到半山腰，他却在山脚边检查加工漏挖的地方。一块石头劈里啪啦滚下，在大家的喊叫声中，把他打伤了。因为伤了脑壳，抬回家就咽了气。丧事极简单，善后处理是工伤事故，没听说做了多大的经济补偿。对于垦挖这块杉木林基地，唯他作了血的贡献，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理应写下这一笔的，此志纪念。
194、冰天雪地上关山
这关山，指的不是广义的关山，而是社港大洛的关山水库。因为水库的堤坝建在关山杨家大屋上边的峡谷口地段，故名关山水库。库区不是狭长水面，而是像猪肚子近似椭圆形；东面一直淹没在夜合山的潭口和西面的镜山脚下，北至与平江相邻的小界。原正东面的大洛坪徐家大屋和徐氏宗祠均已淹没。
这座水库的主要水源来自夜合山之上的周洛洞，周洛横洞至周洛坳的小溪是石柱峰西坡的水源汇集而成，周洛的正洞溪流是由石柱峰北坡下的桂花峡至北斗庵的水流汇集而成的，两溪在火石桥汇合入夜合山峡谷，出潭口入库区。
关山水库的堤坝特点是坝身高，坝体宽，坝幅短，非常险要。溢洪时，飞瀑直下，吼声如雷。水流咆哮而下，经鲁家坪、渣石塅到花桥的关山嘴急转南流，形成捞刀河主源流。这是捞刀河的正源，主源头即周洛正洞。
关山水库堤坝下的关山杨家大屋坐落在关山峡谷的台地上，大屋周边有平坦的旱土和稻田，五进的正屋向两边展开，形成一个厅巷交错的建筑群。虽然不很完整，犹见当年杨氏家族的恢宏气势。
社教期间一个冰天雪地的暮冬，龙伏乡（或社港区）的五类分子被要求集中到这个大屋里集训，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在这市主上催着要寒衣，队上催着要投资的关键时刻，我只能忍着妻子唱独角戏的痛苦，挑着被盖和撮箕扁担，随着黑色队伍在泥雪混合的路上向北挪动着艰难的脚步。
中午才到达杨家大屋，住在大地主杨建安的偏屋里，只有杨的遗孀带着小儿子住在这里，大儿子杨培基杨培元兄弟均在外工作，但隔着海峡，天各一方。
我们围着火炉烤火时，那个小儿子喜欢坐在一边拉京胡，且弓法指法很到位，拉“苏三起解”时更使人浮想联翩。据说在改善两岸关系后，他家成了台属，杨氏兄弟（不记得哪一个了）几次回乡探亲祭祖，当然政协和统战部门会来邀请座谈，以上宾礼遇之。
其实这次到偏僻的关山来集训，对加高堤坝没有多大的贡献。扒开冰雪挖出的泥巴是稀泻的，倒在堤坝上是一堆牛屎，只能耙平一下，无法打夯压实。这种“泻泥糊塘坝”的操作应是隐患多多的无用功。水库工程指挥部的工程人员当然很清楚这种湿漉的雪水泥土，在低温下会形成冻土，会造成蜂窝架空。所以每天上堤坝劳动的五类分子并不很多，由各大队多少派出一些分子来画卯应个点，表示集训人员在关山水库劳动改造。
总之，这不过是个政治工，连治保主任也未必愿意来这里受此风寒之苦。根据往常的敏感猜测，突然把五类分子集中到某偏僻地方，一是可能有台湾反攻大陆的风吹草动，二是可能道县事件的余波未息。所以这次集训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集中管制便于应急处置。
在这大约呆了一个星期。除第一天在正厅里听了一个老调重弹的报告外，大多时间都是坐在一间大偏屋里烤火。不干不湿的柴火总是烧不旺，加上吹喇叭筒的枪手不少，烟雾缭绕，涕泪交加，就像薰黄鼠狼一样。
杨家寡妇地主婆不时来调理一下茶水摊子。我们这堆五类分子则一边烤火一边按治保主任的安排进行集训活动，还是几个老节目，首先重温报告认清大好形势，其次是背诵五要十不准，自我检查写交心书，最后一天是写改造规划。
我在谭家山煤矿劳改时，也习惯了围着煤堆烤火。这次烤柴火的人都是老五类，似乎有一点家乡气息。每次讨论交心总是东扯西扯，有时离题万里。淮驼牯（陈湘淮）扯到做牛生意时流着口水好起劲，霍猫狸（徐霍霞）讲起开斋房就发线缝（来劲），只有几个女五类分子不太做声。
治保主任于是说，总是几个原人发言，干劳动也是几个原人；有的人虽然老了搞不得劳动，发言又不是担担子，石匠凿猪槽—撬口不开。只是吃几天饭，烤几天火！还谈什么改造？！
其实，五类分子里有不少文盲，会写会算会讲的只有几个人。发言记录由组长写几页文字就交差了。交心书和改造规划也是对准五要十不准写几个条文就呈上了。每年如是炒剩饭，炒到己未年（1979）三月，全县10380人全部摘除四类帽子，改称社员，取消监管措施。1980年，浏阳全县561个右派全部平反改正。
写这些文字时，我走访了几位关山当地人，都说杨家大屋不复存在了。可惜了那些雕梁画栋，可惜了那些花隔挂檐。我不悔恨那次冰天雪地上关山，那是我唯一一次到关山，留下了这个轮廓印象。那个拉京胡的地主小少爷，现在也该年过花甲了。那些日子里他留给我“苏三起解”的悲惨音律，犹弥耳际。
195、刎颈惊魂
大地坪老屋西横厅内侧，住着寡妇陈氏母女俩。陈氏的丈夫是地方有名的好篾匠，解放前凭着一把篾刀置了两三亩水稻田，生活自足有余。土改时，划了个中农成分。大跃进饥荒席卷农村时，老篾匠做了饿鬼，陈氏母女从此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偏偏这个秤砣女又是个偏弱智的女孩，只能拿到半个劳力的工分，眼看成年了也没能嫁出去。母女俩人的基本口粮加上工分口粮合起来，勉强能解决肚子问题。陈氏代人纺棉纱和做点废棉布也能挣到几个油盐钱，母鸡下的蛋也要作为小收入来帮补生活。
出集体工时，青年男女逗笑的主题离不开男女之间的毛弹事（下流事）。有的说女大了不嫁就会发虫。有的说出嫁时要送一件玻璃衣一条玉石裤，脚手转不得弯，新郎公看得到肚脐眼下边。有的说办回门饭要送蚊子脑髓蚂蝗汤……。尽管大家拍手大笑打呵呵，她还是低着头干活，轻声回答：要嫁嫁你们！发虫就发虫！
她后来出工，腰上总是系着一条青布大围裙。这是普通的事，保护衣裤不容易脏，用不着去想个什么理由。虽然爱打扮的青年男女一般是不系围裙的，宁愿换洗衣服，也不搞老太婆的装扮，谁也没想到这围裙下暗藏春秋。
一天黄昏过后，夜幕袭人。我俩和往常一样，抱着孩子，背着尿片屎裤袋匆匆赶着回到大地坪老屋。漆黑的厅堂里寂静得可怕，只有一点点昏暗的油灯光焰在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上面微微晃动着。
我俩顿时惊恐疑惑地跨进厅侧的屋子里，惊魂未定就去问祖母，祖母怕惊醒孩子，对着我们耳朵说：“她肚子里袋了小人，天天出工冇人发觉，难怪都说她系个大围裙遮着肚子啊！今天被陈婆婆逼着她自己用菜刀割断了喉嗓，就死在后面小巷边的那间细房子里。”
“下屋里那个冇良心的家伙做的好事，害得红花闺女去了一口命，还有肚子里一坨货。其实陈婆婆知道女儿拐了肠（出了丑事），本可随汤下面，干脆就嫁给那个偷花惹草的家伙吧！他年纪又比女的大几十岁，陈婆婆不肯，就硬要逼着自己这个女儿用菜刀割喉割死了！”
我俩听完祖母的叙述后，就去做夜工了。做衣的房子就在大正厅西边，只隔一板木墙。脑子里已经知道，那黑乎乎的东西肯定是一幅瓦棺材了，瓦棺材里是血淋淋的孕妇……。突然隔壁厅里嚎啕大哭起来，哭得那样凄惨钻心割肺。我们不敢开门出去劝这个逼女自尽的老寡妇，只好闷头赶夜工。
她的声音越哭越低，最后只能听到呜咽的抽泣，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她架走了。随着呜咽的消失，厅堂里寂静得可怕，只有那一盏油灯在无力地微微摇曳这光焰。
我们从后门到大枫树的必经之路是那条雨天滴酱油水的脏巷子。自从在巷子边的那小房里发生自刎割喉的惨剧后，我俩再也不从这抄近路了。悲惨的哭声，漆黑的瓦棺材，血淋淋的菜刀，昏暗的小房子……这些令人窒息的记忆一直挥之不去，直到迁建蹉跎坡芸香居时才慢慢淡化，却总是无法从记忆中消逝遗忘。
这事并没引起刑事纠纷。据说肇事者只出了一幅瓦棺材钱就不了了之。后来陈氏进了五保，去世时由队上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了结了她的一世。她过世后，生产队拆掉了她的房子，材料建了队上的厂房，算是忌物利用吧。
写这些文字时，不由想起这样的恶性结局，是由强奸？还是私通？还是风流等原因造成的？还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呢？是属民事还是属刑事呢？
重提旧事也是旧事过去几十年后的今天，冇事人在茶前饭后、街头巷尾扯起谈来也总结了一些流行词语，说底层人物的不当男女关系是偷野老婆、偷婆娘、偷野老公、偷男子、偷女子；稍正经一点的说是蛮乱、作风不正、乱搞两性关系。说中层人物是红杏出墙、外遇、婚外情、玩弄妇女、私情、私通等，说偷香窃玉的很少。说未婚青年是偷食禁果。说高层人物是金屋藏娇、包养情妇、养小秘，女的傍大款，文人是风流才子等。
像李隆基等领袖人物就堂而皇之冠以风流天子风流人物，其实杨玉环本是李隆基的儿媳妇，却被豪夺过来成为妃嫔；如果李隆基是普通老百姓，就称之为乱伦和扒灰老子了；但因为他是大人物，就称风流天子，无可厚非也；但风流天子却由此带来了马隗事变，十年国难。古鉴既遥，今鉴未泯矣！
196、滋结子
叫他滋结巴也好，滋结子也好，滋老也好，反正他都不生气。扯起谈来也是一些不上油盐的陈烦琐事。抽起烟来，也是一个薄膜袋里装着废纸条和草烟丝，卷个喇叭筒，划根火柴就吞云吐雾。做工夫也是头顶草帽，高脚扎裤。他与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与他父亲没什么不同。只是他父亲是叼着长杆旱烟筒，他父亲能扯（拉）琴吹唢呐。
他的妻子也做裁缝，和我俩同行，所以也划得来。为了减轻机架重量，我替他做了个木架子（缝纫机架）。他说我是多面手，是个不错的改锹子。他说他不能算是真正的改锹子，是从小跟着父亲在泥巴里滚大的；现在丢官回了老家，算是返老还“农”。
一天，他送来一把从湘阴县带回的烤烟叶给我。他说这是做纸烟（香烟）的原料，筋细味道正，只是用煤火烤出来的，怕有些上火。以后，我们来往密切，成了忘年之交。其实也是难友（大家都是右派）。自土改后，我一直未见过他，只听说他在湘阴县法院当了官。有人说是当了秘书。我很惊奇，当文秘要是个笔杆子蛮行的官，滋结巴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政界文人？！
原来他父亲丁老鼠（陈丁才）是个彻底的贫农，在生计维艰的情况下，他作为长子也无法从泥巴里走出困境，就由人介绍到龙伏简熟陶先生那里学谱师，因此有缘与文字打上了交道，从刻字排版到印刷装帧，学到了文字的偏旁结构和文字组合词句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并且简先生结交了地方的商绅政要人物，从他们的言谈中滋结子也领悟到很多知识。作为一个谱牒学徒，只能眼明耳聪心里记，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中，他没受风寒雨晒之苦，却受到汉字文化的熏陶。
然而，命运并没有让他走上谱牒行业这条路。土改运动的到来，简先生就地划为地主，接受改造。作为被剥削者的学徒当然要解放出来，于是他回到老家务农，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成为贫协成员，并被推举当上了太和村（今石江村江美片）的秘书。他是贫协中唯一有文化基础的人，是政府培养的对象。这时我还是儿童团，并不知道他后来从政升迁到政法部门，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在湘阴县法院工作时被划为右派的。
后来他全家遣送原籍落户后，他也成了和我一样专职拖楼梯的专业人才。但他没有像我一样跟着妻子李氏学会缝纫，返老还农算是半个改锹子。他虽手中很拮据，但他的两个男孩都很聪明可爱，一家人和谐相处，苦中有乐。
他可能后早就摘除了右派帽子，只是双开了，所以不参加我们的五类分子改造活动。他的身份应是摘帽右派，右派的阴影依然与之形影相吊。直到右派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他才回到原单位，恢复了工作。上世纪末，他的两个孩子虽已成家立业，可妻子去世，使他晚年凄凉。他很怀念家乡，每年回来看看亲属和邻居乡亲们。
我和他同住一个村子里，上下相邻。为避忌政治嫌疑，关系也不能过于密切。相遇只能是扯谈抽烟，应付。但在社教运动即将结束时，大队安排我和他为“社教运动成果展”作文字与绘画工作，才相处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地点在驻队工作队的住户里，由一个在职老师（极左分子）监督主管。他负责文字书写，我负责画图设计。谨心慎为，依葫芦画瓢，皆是惊弓之鸟，不敢作出山之泉，幸甚没出差错麻烦。这是和他相处时间最长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
最后，要说出的是，滋结巴就是陈滋清先生。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