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
因为我是在人事处挂起来的多余人，派不上用场，1961年4月，人事处通知我到人民大学农场下放劳动锻炼。于是，我拖着行李到农场去报到。
人民大学农场在丰台区看丹乡，有几十亩地，是北京市批给人民大学作为劳动锻炼用地。下放到这里的有三类人，一类是“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一类是历史有问题的，第三类是一般下放干部。一般下放干部，又分三类，一类是在历次运动（如肃反、反右）有问题的，二类是由于各种原因受过组织处分的，三类是轮流下放的普通干部。显然，我属于第二类。
农场场长是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戈平。除场部外，下设两个生产队，我被分到生产二队，全队有10多个人，记得有计统系王传伦教授，法律系吴山教授，附中数学教研组组长阎士文老师，还有一些是反右被划为右派的和历史有问题的人，队长是计统系办公室主任王紀霆。
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家，农活对我并不陌生。育苗、插秧、浇水、除草，我比别人都更能干。
农场环境比较宽松，没有那么多人眼睛盯着你，也没有人打小报告。
当年7月1日，。王紀霆下放期满被调回学校，场部让我担任队长。王紀霆回校前曾向我交待说：“计统系右派陆戈，是陆定一的侄子，18岁被评为讲师，人有点骄傲，你要注意。王命先是王稼祥的儿子，是历史反革命，要注意他的动向。还有小胡是学生右派……”
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当时只有30几岁的儿子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
我历来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什么右派，什么历史反革命，与我不相干，只要他们好好劳动，完成劳动任务，我就尽到责任了。
我们宿舍共住8个人，自从我当队长之后，宿舍也有了变化，白天干活，晚上各行其是，陆戈在读《古文观止》，小胡在拉胡琴……
18岁被评为讲师的陆戈，像王紀霆所说，人确实很聪明，各种报表交给他，他一会儿就给你做出来，文不加点。
而那个“历史反革命”王命先，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很少和别人沟通。他对人很戒备，最初是凡有事要问我，总是毕恭毕敬哈着腰“王队长”长，“王队长”短的，表现出一种谦卑。但是，他看到我对他并不怀有敌意，因而对我也不像对别人那样戒备，终于称我“老王”了，并且向我坦露了他的经历：
王命先长我10岁，他是1925年生人，是王稼祥原配夫人查瑞香所出。查瑞香在月子里因病去世，所以王命先对母亲没有一点记忆。而王稼祥在儿子还没出世时，就离开了家乡参加革命。王命先在亲友的照顾下，在家乡生活了24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稼祥即将赴苏联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才把他接到身边，父子才得以相见。那是在1949年3月，王稼祥在紧张繁忙的赴苏准备工作之余，十分挂念家乡，想念自己没有见过面的儿子，便通过各种关系寻找自己的儿子王命先，并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到北平来。于是，王命先带着妻子（当时他已经结婚，并生有一子）和儿子辗转来到北平，素未谋面的父子终于见面了，自是一番详谈。没过两天，王稼祥把中南海的住处整理好，便接儿子一家在此住下，并安排王命先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王命先在华北革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空军报》做联络工作，一年后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计统系的“造反派”，舖天盖地地贴了王命先许多大字报，揭发他的“罪行”，他不堪重辱，跳河自尽了。他是人民大学第一批被迫害致死的教师。
那个学生右派小胡，饭量大，发给他的一个月的饭票，他半个月就吃完。吃完饭票之后，他就坐在床上，披着袄，不说话，也不去劳动。大家只得给他湊饭票。那时谁的饭票都不够吃，湊饭票就越来越困难，于是，我让他的同学（也是“右派”）替他管理饭票，每天发给他一斤。
小胡吃不饱，就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晚上，别人睡下，他就去地里捉刺猬。他捉刺猬很有办法，脱光脚，轻轻走过去，不出声响，等到刺猬发现，已经被他用鞋子扣住了。
回来后，他就扒掉刺猬皮，用砖头支上脸盆，再找些柴，炖刺猬肉。那刺猬肉比鸡肉嫩，更比鸡肉香。
农场公休，我就回天津，这时淑蕙怀孕已经3个月，我们在天津东局子营房（淑蕙在66军子弟小学教书）有了自己的住室。
大约是在当年秋天，人事处通知让我回学校谈工作调动，人事科长毕风问我：“既然不能调到天津，是否可以调到天津附近。”我问他调到哪儿，他说：“到霸县怎么样？”我说：“霸县到天津，并不比北京到天津方便，我不去。”他又指着地图说：“去清武行吗？（堂堂人事科长，竟然把地名倒着念，把武清说成清武）”我说：“清武更不去。”
我们谈的不欢而散。
我当天回到农场，那时中央公布了12条，强调劳逸结合，农场冬天也没有多少农活，我既可以在农场读点书，也可回天津休息。
1961年12月31日18点15分，我们的女儿呱呱坠地，她的第一声哭，带给我们的是无比的欢乐。
她是在困难的、饥饿的1961年最后的一天、最后的几个小时降生的。她带给我们的礼物是：当年全年的布票，一个月的粮票、副食票。在那饥饿难捱的岁月，这可是大事。
接着是为女儿取名，她生在除夕，我们想叫他“王夕”，但“夕”字含有夕阳、落日、黄昏的意思，虽与她生辰相合，但不吉利。叫“王希”，又觉得“希”是俗字，重名定多。于是我们定下，就谐音给她取名叫“王曦”。
月子里，淑蕙就住在娘家，有她母亲照顾。满月后，我们搬到东局子营房。因为56天产假之后，淑蕙就要上班。
一个月之后，孩子会笑了，睡梦中她竟然笑出声来，不知道她梦见什么高兴的事。我们在她的床头挂一个红布条，她目不转睛地在看，她就是从这个红布条开始看世界万物的。
就这样，白天我看孩子，洗衣服，洗尿布，晚上淑蕙带孩子。好在那时有食堂，孩子有奶吃，省去做饭买奶粉等等的琐事。
但是，我也得时不常去农场应个铆，在我去农场期间，淑蕙就把孩子放在床上，好在孩子不会动。待她会动时，淑蕙就用一个两边装满沙子的布袋子把她围起来压住，免得爬到床下。
“可怜天下父母心”“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自从有了女儿，我时常想起我已故的母亲，想起我在病榻上的父亲，他们一辈子受了那么多苦，把我们养育成人，该是多么不容易。父母之恩，我无以报答。
1996年在迁葬父母的坟茔时，墓碑碑语我写了这样的话：“养生送终失您意，含辛茹苦顺我心。”
春节前夕，父亲所住的医院发来加急电报：“父病危，速来”
接到电报，我如五雷轰顶，心如刀绞。我想，两年来，父亲一个人住在邯郸矿山医院，我没能在他身旁照顾他，伺候他，没能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心，一种疚歉之情敲击着我的心。
当我赶到邯郸矿山医院时，父亲已经出现严重心力衰竭，卧床不起，靠镇静剂维持强烈的心悸。
人都说，亲情可以疗疾，亲情可以治病。没想到，自我到邯郸之后，父亲的病一天一天好起来，自己竟能下床活动了。
春节就要到了，我想和父亲一起过年，但老人家一定执意让我回天津。因为他知道王曦初生，淑蕙一个人照顾孩子有困难，我没违父命，回到天津。
近几年，医院曾多次为父亲报病危，但他总是以坚强的毅力度过一次又一次险境。当年他在战争年代里，也是以这样的毅力，躲过敌人的抓捕。
没想到他的老境竟这样頽唐……
（39）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
1962年3月，人事处通知我到干部科找科长毕风。
进到毕风办公室，我没打招呼，也没说话，坐在椅子上，瞅着他。他大概意识到我们上次谈话的僵持，主动说：“上次调你到霸县、清武（他又把武清说成”清武“）你都表示不愿意去，附中现在缺语文教师，你去不去？”我说，可以考虑。
这两年，我和人事干部打交道多，觉得人事干部都是很有耐心的，当你硬时，他就软下来，当你软时，他就硬起来。
我决定去附中还有个原因，就是想做点实事。毕业两年多，一年在农场劳动，一年给上课的老师改改作文，做点辅导。那时正处在由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大饥饿中，中央公布了12 条，强调劳逸结合，我几次去学生宿舍辅导，都发现他们不是睡觉就是打扑克，根本没有人在学习。人大和师大不一样，是培养当官后备队的殿堂，而不是学堂。
附中虽然隶属于人民大学领导，但还是一个比较相对独立的单位。离开人民大学这座马列神学院，我毫不觉得可惜。
当时附中教师缺额，从人大各系抽调一批教师支援附中，调到附中的除我之外，还有党史系的柳成昌，哲学系的司有仑，俄语系的方志强，理科系的华之斐、冯亚保、戚志廉等人。
于是，我到人大附中报到。接待我的是教导处的冯志荣老师，安排我住宿的是总务处的魏永吉师傅。
当时人大附中在校生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深造的，像我国第一次登上珠峰的登山英雄屈银华这样的工农干部，称做“工农班”，另一部分是普通初高中学生，称做“普通班”。还有一个班叫“师预班”，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预科班，在我来人大附中时，这个班已经结束。
来人大附中之后，我首先观察了办公楼里的“领导层”：这里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校长室，在办公楼的一层，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右边一间是校长邸文彧，左边一间是副校长董桂芬（董放），中间的屋子是校长秘书宋丹办公的地方。
其次，是教导主任办公室，是教导主任石维新和此后调来的贺平办公的地方。
下面设两个处：教导处、总务处；两室：校医室、财务室。在办公楼办公的，包括领导层在内，只有十多个人，而当时学生有1000多人。
那时的人大附中，是小国寡民的管理方式，不像现在的人大附中，副校长就有近20人，校长助理就有几十位。
人大附中的前身是工农速成中学。劳动模范郝建秀、杭佩兰、陆阿狗，女扮男装的战斗英雄郭俊卿，作家高玉宝，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在人大附中报到之后，教研组安排我担任高中64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我是在学期中间接课的，原来教课的杨老师，因照顾家庭关系调离附中。她是老教师，课教的好，而我是一个没上过讲台的新教师，接她的课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语文教研组组长是张帆先生，他解放前曾干过报馆工作，旧学底子厚，对年轻教师要求严格，是凡新来的教师上课，都要试讲。试讲通过，才能上讲台，试讲通不过，就要继续进修。有的教师来人大附中一年多，也没获准上课。
我试讲的课题是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大致意思是：
“我”在被分配工作时，结识了一个老实，害羞的通讯员，通过我们的谈话得知他是“我”的老乡。在为部队向老百姓借被子时，他开始找一个新媳妇借，却没有借到，“我”得知后来帮他，最终借到了那床新媳妇的嫁妆——红底上缀有百合花的新被子，他还把衣服挂破了。后来，他回去了，给我留下两个干馒头。“我”则找了几个妇女帮忙给伤员擦洗，其中就有那个新媳妇。开始，送来一个通讯员，“我”还紧张了一下，发现不是他后才放心。后来，又送来一个通讯员，看见那个挂破的衣服，“我”才知道是送我的那个小通讯员，很担心，后来从小通讯员的战友口中得知，他是为了保护医护队才受伤的，待医生来后，他已经牺牲了，而那个新媳妇却在专心致志地为他缝衣服上挂破的洞，最后，新媳妇把自己的作为嫁妆的被子盖在他身上。以表对他的敬重。
小说情节十分简单，但却是一篇有争议的小说。当时正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以战争为背景的文学作品，都是批判的重点。海默的《打狗》、和我一起编辑《蓓蕾》月刊的萧平的短篇小说《三月雪》等，都在被批判之列。《百合花》也有人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作品，也在争论中。但是茅盾先生肯定了它。
我不能把这些学术界的争论带给学生，我只对小说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写作手法进行了分析。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我有意回避了。
听我试讲的都是高中语文教师，印象里记得除张帆之外，还有张广酉、朱明瑞、杨爱瑜、蒋广恕、杨俊、鲁善夫等，他们都有多年教学经验。面对他们试讲，我是有点紧张，但是，我的试讲终于被通过，并且他们对我的试讲，还觉得很满意。
就这样，我在人大附中开始了30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
语文组的矛盾很多，主要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和被整的人之间的势不两立的矛盾，每到星期六政治学习时，有的人就找个由头吵个不可开交。教研组长张帆，是个好好先生，他不是党员（后入党，预备期满又被除名），压不住阵脚。每次政治学习，都是不欢而散。
我新来乍到，每天只是忙着备课、改作文，从不介入任何矛盾。闲时也跟团支部的王秀华、刘书艺、宋丹几个年轻同志摆摆龙门阵。
我同宿舍的是一位比我大十几岁的语文老师，他叫郭林工，我们相处得很好。郭老师社会经历比较复杂，能说会道，处事圆滑，课讲得生动，但是多有哗众取宠、插诨打科的话，弄的一些同学很反感。
那时他是中教三级，按当时人民大学规定，中教四级以上，配备沙发椅、布面床，每个月有半斤豆，半斤糖，称“糖豆干部”。我们新来的老师，只能坐硬板儿椅，睡硬板床，既无豆，又无糖。
附中的人际关系不像人大那么复杂，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校长邸文彧，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宽容大度，平时不太管学校的事情。具体管事的是教导主任石维新、贺平等几位。
在我教的学生中，有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小虎子的陈帆，有著名作家胡可和戈扬的儿子胡小胡，有后来成为我女儿老师的杨凤墀、冯筑生等。大约是我年龄和他们接近，他们和我的关系都很好。
这半年，我忙于教学，几个月都没能去看看我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我觉得我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暑假前，淑蕙来信说，组织上准备调她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子弟小学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自然同意。于是她办理了调动手续。
趁着暑假，我们就忙着搬家，好在那时我们东西不多，天津部队派一辆马车，就把我们连人带东西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北京的七月天，骄阳似火，干热干热，屋子里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女儿长了一身痱子，伸着小手去挠，那稚嫩的小手像挠在我们的心上。
自从春节前父亲报病危之后，一直住在医院，我们决定趁暑假去看他。也顺便就近去看看淑蕙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姐姐。
父亲住的是邯郸磁山铁矿矿山医院，见到我们，他自然很高兴，尤其见到刚满半岁的小孙女，更是高兴万分。父亲在战争年代就患有肺结核，他怕传染我们，多年来都是分开餐具、分桌吃饭，不许我们动他的碗筷。他喜欢小孙女，但不允许小孙女接近他，只是远远地望着她笑。
和父亲住了一周，我们动身去郑州淑蕙的姐姐家。淑蕙的姐姐周淑英和姐夫于希忠，是1958年从北京下放到郑州铝业公司工作的。两个人都做财务工作，工资也比我们高，生活过得比较充裕。
在我们离开郑州之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尴尬事。在我们临来之前，姐姐写信说让我们从北京给她买一件塑料雨衣，那时塑料产品刚问世不久，价格昂贵，一件雨衣竟花去我们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当我们把雨衣带到郑州时，姐姐说雨衣已经托人从上海买到，让我们把雨衣拿回去自己穿，这样我们就拿不到买雨衣的13 元钱，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回北京买火车票的钱。
俗话说，“一个铜板难倒英雄汉”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让淑蕙腆着脸向姐姐借10元钱，才狼狈地回到北京。
此后我们按姐姐的要求，从北京买一些价值相等的东西寄给她，算是还上这10元的欠债。
那时我的工资56元，淑蕙工资54元，三口之家，在那个温饱都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我们在北京算不上最穷的人。
（40）当爹当娘一肩挑
淑蕙带着刚满半岁的孩子，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子弟小学上班。这个小学，设在南口装甲兵部队的一个营房里，学生都是装甲兵部队子弟，平时吃住在学校，每两周回家一次。老师既要管教学又要管生活。
和学生一样，淑蕙每两周带着刚满半岁的女儿回家一次。那时从南口到北京，没有像现在那样方便的公交车，要坐火车到西直门车站（现在的北京北站），再转乘32路（现在的332 路）汽车到人大附中，到家常常是在夜里10点之后，第二天中午又要赶火车回南口学校上班。
教师工作是十分辛苦的，淑蕙比别人更辛苦的是，她既要管学生，又要管自己的女儿。白天上课，晚上带孩子，由于过度劳累，不久她腰疼不止，到医院尿检，红血球满视野，医生诊断是急性肾炎，她住进了解放军二六二医院。
就这样，把刚满周岁的女儿丢给我，我只得又当爹爹又当娘。
1953年的春天，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过去，物资供应奇缺，孩子断奶，饿的哇哇哭，只得打些糊糊给她吃。我去上课，孩子没人看，就送到楼下姚学元老师家，请他母亲姚奶奶帮忙看。三天后，奇迹出现了，女儿竟然会走路了，姚奶奶领着她竟能围着操场400米跑道走一圈儿。
淑蕙病情较重，床头加了蓝布条，是特护，吃低盐伙食，大夫不让下床活动，每礼拜我都领着女儿去医院看她。
我既要上课，又要带女儿，实在顾不过来。于是经人介绍，把女儿托给在复兴门住的一家人家，对这家人家我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一次三弟去看侄女，看见这家人在吃白面烙饼，而女儿在桌子上啃窝头。三弟一气之下，当时就把孩子接回来，我们也不再向这家人索要孩子入托时交给他们的粮票、油票和托儿费。
女儿在呀呀学语，似乎懂了些人事。只要抱她出屋，她就挣着说：“不（去），不（去）……”那意思好像是说，不再去这家吃窝头。
经几个月的治疗，淑蕙的病终于痊愈出院。医院开了一个月的假条，女儿有了妈妈照顾，欢快多了，她每天偎依在妈妈的怀里，一刻不离开，好像生怕妈妈再走掉。
我们决定把她送到幼儿园。当时人民大学幼儿园要满3岁的孩子才收，而女儿刚刚一岁半，我们只好把她送到西安门一个街道办的托儿所。这半年淑蕙住院，女儿连裤子都没有，淑蕙就用我们的旧衣服裁剪给女儿做了一条裤子。当一周后的礼拜六我去西安门托儿所接她，那裤子，破得像渔网一样，千疮百孔。
当我把女儿抱上公交车，车上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瞅着她，在他们眼里，那分明是一个没人管的流浪儿……
自从把女儿送到西安门托儿所，我们轻松多了。但好景不常，托儿所闹肝炎，好多家长把孩子接走，我们也怕女儿被感染，把她接出托儿所。
马上就要开学，我们再没有别的办法，经过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天津姥姥家去。
暑假前，学校宣布下学期的教学分工，我被分配教初中64级两个班的语文。人大附中语文组老教师多，论资排辈思想严重，如果哪位教高中的老师突然让他去教初中，会认为是降格使用，那会闹得沸沸扬扬，而哪位教初中的老师被调去教高中，那会感到无尚光荣。
我是新来的年轻教师，教初中高中无所谓。
我教的是64级三班和四班。三班班主任林克光，是同我一起从人大历史系调入附中的，他没有做班主任的经验，管的班乱哄哄的，自习课竟有学生坐在窗台上念书。
四班班主任刘荫基是一位做班主任多年的老教师，他工作勤奋，爱岗敬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课堂上，学生坐姿端正，听课别无旁骛。课后，他就来征求上课老师的意见，问在课堂上有哪些人违反课堂纪律，不认真听课。如果有任课老师提出哪个同学的不良表现，他马上会找这个同学谈话，那被找的同学，走路腿会打哆嗦。
为此，“文革”中，刘老师吃了不少苦头。
多年以后，已经做了人民大学校医院院长的李建华，她谈起当年刘老师对他们的教育，一种敬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从刘荫基老师那里学到不少管理学生的、做班主任的经验。
在我教的学生中，有今天成为著名画家的吴尔鹿，还有著名作家陈建功。
陈建功个子矮，同学给他取的绰号叫“小辣椒”，他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平时不多说话，为人低调。他的作文写得好，我曾把他的作文收到人大附中学生作文集里。离开人大附中后，他到京西煤矿当了采煤工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煤黑子”），他在做矿工时，勤奋写作，积累生活，写出许多篇优秀作品，他的短篇小说《丹凤眼》等，曾在全国多次获奖。近年他改作行政工作，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品逐渐少了。
30多年，我在人大附中教过很多学生。有些学生在校学习时对老师毕恭毕敬，虚心求教，甚至不惜程门立雪。一旦离开学校，考取名牌大学，即便是第二天和老师走个对面，也不再打招呼。
陈建功却不是这样，即便他担任要职之后，也从不打官腔，不摆官架子。一次我请他来给人大附中文学社的同学讲课，他痛快地答应了。还一次，我的老同学洪镇涛准备出版一套中学生阅读的书，请他担任顾问，他也痛快地答应了。
前几年，在一个全国诗歌教学座谈会上，一位“评论家”说贺敬之的诗，政治口号多，缺乏诗味。而陈建功讲话开头却说：“我走上文学道路，首先要感谢初中教我语文的王传业老师，是他当年让我读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一些诗，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显然陈建功和这位“评论家”唱了反调。
陈建功为人厚道，他不溢人美，更不道人非。
此后，一次我和贺敬之谈到这位“评论家”和陈建功的讲话，贺敬之说：“从他（指”评论家“）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奇怪。”
一个教师讲课的效果，除了自身知识底子、教学技巧之外，学生的配合是一个重要因素。我教的64级两个班的学生，他们都很配合我，哪怕一点小事做得都很得体。比如有的班值日生，临到老师快进教室才擦黑板，粉笔灰在讲台上飞腾。四班卫生委员刘小滨知道我怕粉笔灰，每次上课之前，她都用湿搌布把黑板擦得一干而净。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他除了把教材上的主要内容教给学生之外，还要用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去熏陶学生。在我讲司马迁《荆轲刺秦王》时，我介绍了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和司马迁写的几位刺客，还简单介绍了《秦始皇本纪》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对《史记》的主要内容有个了解。
《荆轲刺秦王》故事十分生动，在讲完这课书之后，学生心悬荆轲朋友高渐离的处境，于是，我又向学生介绍了高渐离被秦王击杀的后续故事。
多年之后，学生对当年语文课已经淡忘，说到荆轲的形象，他们还记忆犹新。
（41）我接了个烂摊子
1963年的暑假，学校让我担任初中65级四班的班主任，同时教三、四两个班的语文。我从来没做过班主任，而且接的是一个乱班。四班班主任是吴俶春，吴俶春是我师大校友，高我一个年级，比我早一年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直属汉语教研室，后来和我差不多同时调到附中。
四班学生很乱，吴俶春根本镇不住他们。他上课板书时，竟有学生将教案传给后边的学生，待他转身看到讲台上教案没了，问：“谁把我的教案拿走了？”没有人吭声。这时，一向调皮的马有庆跑上讲台，拿起教鞭，晃动着喊：“谁拿老师教案了，赶快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老师就生气了。”弄得课也上不成。
一次，他把班上一个叫刘海燕的同学找到宿舍谈话，他的宿舍只有一把椅子，为了让刘海燕也坐下，他去隔壁刘荫基老师屋子里借椅子，他刚出门，刘海燕就把门倒插上，待他借椅子回来，不管怎么敲门，刘海燕就是不开门。
像这样的恶作剧，在四班不是一宗。
接这样的班，对我该是十分困难。感谢刘荫基老师，是他把做班主任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他告诉我，要搞好班集体，首先要培养干部，让干部把同学管起来。其次是抓调皮捣蛋的学生，就是抓两头，带中间。然后他又逐个分析每个调皮捣蛋学生的特点（他教这个班的地理），介绍他们的家庭、特点以及对付他们的办法。
他还帮我重新安排座位表，告诉我xxx和xxx不能坐在一起，xxx要坐在前边，在老师视线之下，xxx近视，xxx个子小，要坐在前边……他虽然只教这个班地理，对班上学生情况却了如指掌。
然后刘老师又在班上说：“过去吴老师做班主任，对你们宽容，大度，你们欺负他。新来的班主任王老师，他可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你们如果再像从前那样，他可饶不了你们。尤其谭幼军你们几个调皮鬼，更要小心点。”他连哄带吓地说了一番，果然起了作用。
我第一次进教室，鸦雀无声，静得似乎能听到每个人呼吸的声音。我说：“学校任命我担任咱们班的班主任，我有信心把班上工作做好。你们都清楚，过去我们班有点乱，从现在起，我们要重打锣鼓新开张，现在我宣布……”
接着，我宣布了新任命的班干部名单，重新排定座位。
刘老师告诉我的“抓两头，带中间”果然起了作用，每天晚自习时，班干部轮流值班，坐在讲台上，一方面解答同学学习上他们能解答得了的问题，另一方面，照顾自习纪律，并作记录，每天把记录本送给我看，那些过去经常闹自习的同学，就怕记录本上记他们的名字，每天班干部送记录本，他们都伸着脖子来看，看记录本上有没有他们的名字，过去乱哄哄的像赶集一样的晚自习，变得安静了。
过去吴老师为了整顿晚自习纪律，曾想过许多办法，下过很多功夫。比如他把帽子放在讲台上，表示老师还没走，有时他又把自行车故意放在楼道里，表示老师还在学校。但是，这些办法，只能管一时，久而久之，就被学生看穿。
吴老师的做法，使我想起农村农田里的稻草人。稻草人是农田间用来驱赶鸟雀、防止其偷食粮食的偶人，因以稻草为之，故名“稻草人”。稻草人的寓意也指代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一种默默无闻，而又无私奉献，平平凡凡，却又不平凡的人。他们是值得尊敬，值得敬仰的人。
对于调皮捣蛋的几个学生，我定期给他们开会，先表扬他们在学习上的进步，然后再让他们自己找不足。这样，几个捣蛋鬼也开始有了进步。
班长杨玉萍、副班长马淑文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即便我两天不到班上去，班里也秩序井然，这样我的班主任工作也变得轻松了。
一次体育课，李桂英同学从双扛上坠下，小臂骨折，同学马上用自行车驮着她，送到北医三院住院。孙桂英父母都是工人，生活比较困难，同学就凑钱给她交了住院费，并且轮流看护她。
通过这样的活动，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增强了班集体的凝聚力。
多年之后，四班同学聚会，李桂英同学谈到当年情景，还对班上同学充满感激之情。
班上唯一敢跟我顶嘴的是一个叫谭幼军的同学。一次，我批评他星期日回校上晚自习迟到，他不承认，说我偏听偏信，那记录本是马淑文瞎记的。
谭幼军出生在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是将级军官，母亲是海淀区委组织部长，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我做他的工作，跟他讲，你的爸爸妈妈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这是他们的光荣，你不能跟着沾光，你要继承他们的光荣传统。我又问他：“你爸爸是带兵打仗的，如果一个战士在战争中违反了纪律，他会怎么办？”
他说：“关禁闭”
我又问：“再严重呢？”
他说：“枪毙”。
我说：“对了，一个军队如果没有纪律，就不能打胜仗，一个班集体，如果没有纪律，就不能搞好学习。”
经过我不断的说服教育，谭幼军有了变化，他变得守纪律了，不久他被空军征召去做飞行员。
在他还没正式飞上天时，“文革”风暴来到，他的父亲被打成“苏修特务”，他从部队下来，街道办事处分配他去卖酱油。
他父亲落实政策后，他重新入伍，去学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担任了解放军309医院胸外科主任，远离了他卖酱油的生活。
四十年后我们又重逢，他已经退休。2006年我心梗住在西苑医院，他去看我，坚决反对我在西苑医院做手术，他说：“中医就是把脉开药方，不能玩刀。”这时，西苑医院已经请一位院士两次给我会诊，决定给我做6个支架，谭幼军和我的儿子王刚坚决反对，他们果断地把我转到北医三院。
北医三院心外科主任杨碧波，是谭幼军在309医院的老同事，后来在美国进修从医多年。由他执刀为我做搭桥手术。手术从下午3点开始，到5点50分，他从手术室给王刚和谭幼军发出信息：“手术成功，搭了4根桥。”
是谭幼军帮助我夺回生命，但此后不久他却患脑栓塞病倒在床。
今年春节前我去看他，他已经失去语言能力，不论你说什么，问什么，他只会含混地说“谢谢”。他家的将官楼正在翻修重盖，他住在临时安置房里，他的第二任妻子冯洁上班，有一位家政服务员照顾他。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松，眼睛看着我，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他病倒之前，每次见到我几乎都要说：“王老师，你语文从来没给过我5分，所以我去学医而没有学文。”
现在，他已经不会再讲话了……
我含着泪和他告别，他在服务员搀扶下，蹒跚地走到门口目送我离开………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