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当我为了劳动不如人，无法完成定额，而家庭又面临崩溃的危机，因而情绪低落、心情抑郁，一天比一天消沉、一天比一天颓丧的时候，有一天，何书记和郑场长打发一位生产队长把我从田间叫到了他们办公室。他们告诉我：农场决定成立一个牧鸭组，专门喂鸭子，给省里的首长们供应鸭肉和鸭蛋，进一步改善他们的营养保障他们的健康。但这鸭子不是圈在农场里面养，而是放到田野、山坡、溪流等野饲料丰富的地方，让它们自由觅食；这个地方的野饲料吃完了，就把它们赶到另一个地方，正如蒙古草原上的牧民赶着牲口逐水草而居一样。
他们已经决定由雷特超当牧鸭组的组长，因为他在衡阳农村监督劳动时放过鸭子，懂得一些放牧的技术，成员有资道成和彭浚二人。现在还差一个管帐的。他们决定派我到牧鸭组管帐兼做饭。
“管账？喂鸭子还有账要管？”
“有账要管，而且，这个账很重要，所以要专人负责。”郑场长神情严肃地说。“要管好三笔账：第一笔是鸭子账。每天要清点数目；如果有走失、死亡，要查清原因。第二笔是鸭蛋账。下了多少蛋，每天要登记。每10天送1500至2000个蛋到农场，到时候你得提醒雷特超，让他别忘了。第三笔是饲料账。现在已经是10月底，天气越来越冷了，可供鸭子吃的野饲料越来越少，每天得喂一些谷子。这饲料谷也得有一本收支账。这三笔账，每月月底结算一次，并且，向农场书面报告。
“怎么样？任务就这些，你愿意去吗？你应该会愿意的。”何书记好像征求我的意见，又好像命令似的说。
“我们领导上对你是信任的，否则就不会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我们知道你的责任心比较强，一向都能服从安排，所以才派你到牧鸭组去。你是牧鸭组的当家人。”
我沉思了片刻才懒洋洋地说：“好吧，我去，我去牧鸭组管账，做伙夫。”
我无可奈何地给了何书记和郑场长一个肯定的答复。我那时已经消沉到极点：让我去哪里、干什么都行，即使跳火坑、下地狱，我也不会有片刻的犹豫，何况我只能俯仰由人，身不由己，除了同意，我还能有其他的选择？至于书记和场长说的什么信任呀、责任心呀、服从安排啊，不过是官爷们要利用一个人时的高帽子而已，这种手法，我很清楚，我永远也不相信那一套。
雷特超，这个新近任命的牧鸭组组长原是湖南省公安厅的一位科长。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一直不服罪。几年来，他不断地申诉，向他的原单位－－省公安厅，向中共湖南省委，甚至向公安部。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他的申诉都一一被驳回：有的劝戒他深刻反省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认真改造，转变立场，争取光明前途；有的严词斥责，语带威胁。但不管是善意的规诫还是恶意的恫吓，雷特超都不在乎，仍然把申诉材料一份份地送出去。知道他在翻案的人都劝他算了，这种申诉是没有用的，只会妨碍他的改造，延长右派帽子的时间。可是，雷特超怒气冲天地说：什么鸟反右，一场大骗局。我就是要把这个案翻过来！”
这是一个攻于心计，城府极深的人，人们很难揣摩雷特超的心里在想什么，他的脑子在转什么念头。这时，农场的右派分子大都因为摘帽子的希望十分渺茫，因而越来越自暴自弃。但雷特超不是这样：他时时刻刻都在睁大着眼睛，观察周围的动态：上自农场领导，下至他周围的右派同伙，都在他的精确的审视之中。他要在这饥饿、劳累、政治压力和死亡威胁着生存的阿鼻地狱中、摆脱一切反人性的清规戒律，求得完美的自由。当他听说农场的顶头上司－－湖南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批示农场成立牧鸭组喂养鸭子时，他立刻想到了远离农场领导、逐水草而居的自由天地，于是，对于放牧鸭子的技术一无所知的他竟然斗胆向场长和书记毛遂自荐，谎称他在衡阳农村监督劳动时喂过鸭子，懂得一些放鸭子的技术。书记和场长正在为了找不到一个懂行的人而发愁。听了雷特超花言巧语、胡诌瞎吹之后，不禁喜出望外，当场拍板，任命他为牧鸭组组长。雷特超打铁趁热，推荐了他的哥们儿资道成和彭浚为牧鸭组成员，推荐了即无技术、又无力气、而且体质嬴弱的我到牧鸭组做饭－－管帐是书记和场长加的任务。在宿舍里，雷是我隔着蚊帐的邻居，早晨和晚上得空的时候，我们也闲聊几句。他自以为对我很了解。
牧鸭组的成立完全是雷特超一手操纵的，根本不是“农场公告”和书记、场长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书面汇报所说的：“由书记、场长”和生产队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而成立。”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正在监督劳动中的右派分子居然把农场领导人如臂使指地玩弄于股掌之上，犹如木偶演员摆弄木偶一样。
几天之后，牧鸭组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我挑着一只用篾片编成的牧鸭人住的鸭棚子和几件炊具，雷特超、彭浚和资道成赶着300多只鸭子，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农场。
雷特超的自由王国终于如他所愿地建立起来了，而且是一帆风顺，不费吹灰之力。
（二）
来到牧鸭组，我沉默得像个哑巴，一天难得说上10句话，他们问我什么事情，我总是用点头、摇头表示我对语言刺激的反应。按照巴普洛夫的学说，我已经丧失了“第二信号系统”。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有什么好说的？发几句牢骚又有什么意思？说不定让居心叵测的“积极分子”抓住小辫子，打个小报告，只会加重我的“罪孽”。这种亏，我吃少了吗？
在这粮食极其匮乏的苦日子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填饱肚子。至于用什么东西填，只要吃了不死人，什么都可以。在塘渡口邵阳县铁厂时，不就是靠山上的树皮草根、塘里的浮萍，河里的水草度日么？农场领导考虑到牧鸭组在野外活动，我们的口粮略高于农场本部的右派。然而，这种“略高”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安慰，并不能把我们的肚子填得饱饱的－－同农场本部的右派分子一样在挨饿，每天早晨，我们狼吞虎咽地吞下一小钵饭后，瘪着肚皮，扎紧裤带，晕头晕脑地把鸭子赶到田野。雷特超他们三个就躺在树阴下不断地抽着喇叭筒，我则到山坡上捡些枯枝落叶做柴火，到附近的圩场买些廉价的菜蔬。
有一天，天还没亮，我们4个都醒了。他们三个人在扯谈，说的还是老问题：这顶右派帽子何时才能摘掉。我听了一会儿，忍不住插嘴：“这帽子不能摘，我已经无所谓了。58年6月，我被4支枪押到邵阳县监督劳动－－顺便告诉你们，所谓监督劳动是没有枪杆子压迫地劳动改造，换句话说，我们是没有枪杆子强迫的劳改犯。这是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会一位部长说的。尽管这样，我还是满怀信心，以为只要谨言慎行，老老实实劳动，忍受着严寒酷暑的摧残，忍受着残酷的精神折磨，不惜违背自己的良心说着假话，总会有感动“神明”给我摘掉这顶右派帽子的一天。可是，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积极性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折。现在，三年多了，不但帽子没摘掉，我那原本幸福的家也被惩得到了几乎妻离子散的地步。反右斗争是个大骗局，摘帽子又何尝不是骗局？骗得我们这些人来当农奴。劳改犯还有一个刑期，知道哪年哪月可以走出监狱，右派帽子却遥遥无期，我们连劳改犯都不如！
”
我的话没说完，雷特超早已忽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大声嚷着：“你这臭小子，总算开口说话了。你这家伙成天闷着头干活，不说一句话，我以为共产党割掉了你的舌头呢。我早就料到你对共产党心怀不满了，想想看，你本来是大学的领导干部，一声喊就把你打成了右派分子，整得你妻离子散，沦落到劳改犯不如的地步。共产党给你这样毁灭性的打击，你会毫无怨言地忍受吗？亲身遭受着共产党的残暴和毛泽东的阴险毒辣，你还能心甘情愿地做‘驯服的工具’吗。我们就是要联合起来，造他妈的共产党的反！”
我吓了一大跳，赶紧闭上嘴。“造共产党的反”！这不是反革命叛乱吗？我没想到我几句牢骚竞引起雷特超一番足以招来杀身之祸的言论。我再也不敢吭声了。从此以后，雷特超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在我们三个人面前煽动我们对共产党的不满，我只好用别的话岔开，或者装聋作哑，绝口不应。我已经被惩得呜呼哀哉，只剩下一只没有思维、没有意志、没有感知的臭皮囊，什么人生意义，政治前途、理想抱负，早已不知失落在何方。如果同雷特超混在一起，谁知道他会惹出什么使人身败名裂，陷入万劫不复的祸事来呢？
资道成是个跟屁虫，雷说什么，他跟着说什么，好像没脑子似的。彭浚听到雷的煽动就摇手，说：“什么鸟政治，老子吃的亏还不够吗？不谈不谈。肚子空空的，还是睡觉好。”他把脑袋放在枕头上，一会儿就发出了轻轻的鼾声，接着就开始格格地磨牙。
（三）
摸清了我们三个人的性格和思想上的需求以后，有一天吃午饭时，雷特超说：“晚上开个会吧。”
在苦日子里，各级党政领导为了维系人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特别多：政治学习会、时事政策学习会、业务学习会、生活检讨会等等。然而，不只是农场的右派分子，就是机关干部、学校教师，无不把开会当作累赘。在农场，无论什么性质的会，一开始照例是冷场，然后，在与其说是启发，不如说是在组长的哀求之下，右派分子们开始轮流发言了：假话、大话、空话一通之后，连连的呵欠声和肆无忌惮的鼾声促使组长不能不宣布散会。
我们对雷特超要开会的反应是：“我们这几个人谁还不清楚谁？开什么鸟会？”
雷笑着说：“当然是有好事才开会，你以为是那种假话连篇的会？”
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四只脑袋挤在一起。
“这是一个改善生活的会，”雷特超开门见山地说。“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会。”
接着，他说：“现在，口粮定量低，大家都是饿着肚子干活，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长久下去，会影响健康的，水肿病又会卷土重来，太可怕了。但是，要改变目前这种生活状况，在我们这里不是没有条件。你们看，”雷特超指着外面的鸭圈、床下箩筐里的鸭蛋和沿着棚壁的麻袋装的饲料谷。”这里有的是肉、蛋、粮，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吃一点？鸭蛋几千几千地往农场遂，鸭子成百地运往长沙，让首长们坐享其成！保障他们足够的营养固然重要，眷们这些生产第一线的难道就应该饿着肚子苦熬？而且，就算我们吃一点，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消耗的百分之几，甚至只是百分之零点几，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规定，我们每星期吃一只鸭子；每人每天吃一个鸭蛋，煎、炒、蒸、煮，各人自便。至于粮食，他的意见是用饲料谷同农民换红署，因为一斤谷子换不到一斤米，倒可以换到好几斤红薯，这样，我们就可以敞开肚皮吃了。他还规定：我们4个人，每人每月轮流休息3天。
这三天，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妻儿，可以到外地探访朋友，可以进城去逛街、看花鼓戏。回家时，每人可以带20个鸭蛋，可以用谷子到粮站去换粮票带回家，让家里人也吃得饱一些。
“鸭子是不会打收条的。”他看着我说。“你这个当家人只要在账上打个马虎眼，大家的肚皮就可以圆鼓鼓的了。”
“不过，他最后叮嘱我们，“要勤快点，把鸭子喂好，喂得肥肥的，多产蛋，我在书记和场长面前才好说话，我才能封住他们的嘴巴。”
每10天，用不着提醒，雷特超会给农场送鸭蛋。晴天，他衣衫褴褛，脚穿草鞋，戴一顶破草帽，满身尘土；雨天，他斗笠蓑衣，满腿污泥，脸上溅着小泥点，显得十分艰苦。那些蛋，农场自有人加工，做成盐蛋或皮蛋，运往长沙，供首长们享用。每逢机关事务管理局通知农场要鸭子时，雷特超十分配合，要多少给多少，从不讨价还价，而且，只只膘肥肉厚。机关事务管理局十分满意，多次表扬，甚至有些首长也知道农场有一个名叫雷特超的右派分子会养鸭子。
每个月，雷要我给何书记和郑场长各送去一只蒸熟了的鸭子，那鸭子肚子里塞满了金黄色的大豆和雪白的糯米，还有黄芪、党参之类的补药。那天我以汇报工作的名义走进了他们的卧室。我把鸭子从盖得严严实实的篮子里端出来，摆在桌子上时，何书记和郑场长板着脸说：“你这是干什么？我们不要，我们不能搞特殊，这是原则问题，难道你不知道？”
我一番劝说之后，他们仍然峻拒。我说：“鸭子已经蒸熟了，送来了，难道我还拿回去不成？你们既然讲原则，我只好把它倒进厕所了。那也未免太可惜了吧。”
何书记犹豫了片刻，眼睛望着郑场长，好像征求意见似的说：“好吧，你放在这里，下不为例。”
“这次就算了，以后可别这样了。”郑场长也表态了。
何书记又再三叮嘱：“以后别这样了。”
第二次，我把鸭子送去时，何书记和郑场长一番推让，又再三声明“下不为例”之后收下了。我再一次送鸭子时，他们不再推辞，也不说“下不为例”。从此，给何书记和郑场长送“补药鸭子”悄悄地成了一个例规。
吃得好一些，我们几个的体力、精神和气色都有好转，可是，我却陷入了一种为难的困境：作为牧鸭组的当家人，我必须洁身自好，遵纪守法，何况我对这里的鸭子、蛋和饲料谷还有保管监督之责，然而，我却和雷特超沆瀣一气，监守自盗。且不说这事情被发觉后，我的处分会比他们重，即使这问题不暴露，我的责任感和良知也在不断地折磨着我。我想找一个借口离开这既使人留恋又使人惶惑不安的、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可是，吃饱肚子的求生本能却使我心存侥幸：这事情未必会败露，我们4个都知道要严格保密，我们也知道怎么保密；就算东窗事发，大不了这顶右派帽子多戴几年，反正头顶帽子已经这么多年了，再多戴几年又如何？
但是，牧鸭组监守自盗的问题终于暴露了。那时，我已离开农场，在一所中学工作。好在省公安厅经过调查作了结论：这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个多吃多占的小集团，不涉及政治问题。可是，那正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谁不小心打破一只茶杯也可上纲上线－－直到被扣上“反革命破坏分子”的帽子。于是，在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以迫害知识分子而蜚声全省文教界的方用①为首的工作队不顾省公安厅的调查结论把当年省直农场牧鸭组的问题歪曲夸大，无限上纲，变成了“省直农场雷特超反革命集团事件”，而我也就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工作队还造谣，说“雷特超这个首恶分子已经被枪毙”，这样就显得我“罪大恶极，非严惩不可”。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的煽动之下，那些惯于用惩人的手段、踏着弱势人群的尸体向上爬的阴险卑鄙、利欲薰心之徒，更是兴风作浪，助桀为虐，企图把我一棍子打死，即所谓“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也”。
这是后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注：
①方用：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刽子手。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湖南省教育厅长。这些职位为他迫害知识分子提供了方便。
（四）
1961年12月下旬，农场领导召开了全场右派分子大会。何书记在会上宣布，将摘掉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为此，右派分子们停止劳动三天，进行评审鉴定。具体办法是以劳动小组为单位，各人写出“右派分子改造总结”，然后在组内宣读，全组讨论。讨论的重点是一看总结内容是否与本人实际情况一致；二是分析改造成果和缺点的根源，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但是，不评等第，不作能否摘帽子的结论。那时，牧鸭组正游牧到了一个离农场很远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同农场取得联系。知道这个消息后，雷特超立刻赶到农场去摸底，打听一下牧鸭组的4个人中，哪几个在摘帽子之列。
凭着对他的信任，何书记和郑场长向他透露：牧鸭组的4个人中，只有他和我可以摘掉帽子；雷是喂鸭子有功，多次受到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表扬。至于我，几年来－－从在邵阳县塘渡口的砖瓦厂和铁厂，一直是勤勤恳恳地劳动，劳动能力不强，但劳动态度突出，而且，向领导的“思想汇报”一直没有间断，数年如一日（那些领导们没有发觉我的“思想汇报”中的假、大、空的豪言壮语掩盖着我对反右斗争和迟迟不摘帽子的敢怒不敢言的愤慨。可见在那种环境中，说假话是多么重要）。书记和场长认为资道戍和彭浚没有突出的表现，只能等到下一批了。
“下一批”？“下一批”是什么时候？又要等多久？为了摘掉这 顶可恶的帽子，右派们已经被折磨了快5年了；不错，1958年摘过一批，一般是监督劳动场所的右派分子的1％或者不到。一晃又是3年！“下一批”还要过几年?夜长梦多，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不能再拖了。于是，雷特超使出了浑身解数，试图说服何书记和郑场长，把彭、资两人列入摘帽子右派的名单。他列举了许多领导人很少注意的细节，为彭、资二人的劳动态度、劳动效果和改造决心作注释。
“人的行为中的许多细节是领导同志难得看到的，只有我们朝夕相处的几个人才知道。像他们两个那样的改造决心和劳动态度还不能摘掉帽子，那就有失公平了。您看，是不是？”
一番花言巧语，软磨硬泡之后，何书记和郑场长终于答应“考虑考虑”。
雷特超从何书记手中接过4份“右派分子改造总结表”。回到牧鸭组，他向我们复述着他同何书记、郑场长的对话，他绘声绘色地说得十分详细。最后，他安慰彭浚和资道成：“老彭和老资还是有希望的，你们放心，我会利用一切机会去争取的。”
按照农场领导的布置，我们还得写出各人的“改造总结”，开会讨论。但是，雷特超说：“我看我们不必开什么鸟会了。”他看着我说。“我们三个人的总结，”干脆你一个人包干，反正你会做文章。这种东西，你写起来是不费什么力的。”
他的话没错。这些年来，什么“思想汇报”、“改造规划”、“改造总结”，“乃至认罪书”、“检讨书”、“自我反省”之类的无原无故臭骂自己的文字，我还写得少吗?这种文字的常用词汇、句型、语气、感情色彩等，我太熟悉了。任何人，即使他只犯了鸡毛蒜皮的错误，我也可以代他写出一篇痛哭流涕的检讨来，让领导们不能不批上这么几句话：“检讨深刻，对错误有认识，改造信心足，决心大……”我早已成了一个“右派改造老油子”了。于是，牧鸭组包括我自己的4份。“右派分子改造总结”很快就出笼了。4份“总结”的内容、口气、笔迹各不相同，看不出是出自一人之手。
（五）
1962年元旦上午，省直农场召开了“右派分子摘帽大会”。
离“农场公告’’规定开会的时间还有两个多钟头，右派们已经在作为临时会场的食堂里正襟危坐了。会场里十分安静，没有平日开大会时的喧闹，没有人放开嗓子争吵，没有粗鄙的笑骂，甚至窃窃私语都没有：这是大雷雨前的沉闷，这是决战前夕的紧张，这是法官宣判前的焦虑和期待。好容易度“秒”如年地挨到了开会的时间。何书记庄严地宣读了摘去帽子的20个右派分子名单，牧鸭组4个人都在摘帽之列。摘了帽子的右派固然感恩戴德，噙着眼泪三呼万岁，没有摘去帽子的也无比振奋，他们看到了一线朦胧的希望，一缕微茫的光明。
他们涌进了小镇的邮电所，有的写信，有的发电报，有的打长途电话，把这生死悠关、惊天动地的消息告诉家人。食堂宰了一头肥猪。在午餐桌上，黄澄澄、四方四正一坨坨、散发着酱香味的是红烧肉；几乎手掌大一片的五花肉，上面盖着厚厚的翠绿的青蒜和鲜红的辣椒的是回锅肉；长圆形的白瓷盆里，有头有尾焦香扑鼻的是红烧鱼。这是真正的牙祭，同过去的迥然不同。那时，凡是对首长们健康不利的食物就是右派分子祭牙齿的佳肴：臭了的咸鸭蛋，发散着硫化氢臭气的皮蛋，陈、腥、辣的臭鱼，死猪肉腌制的腊肉，这些东西才是右派分子们忍着腥臭吞下肚的牙祭。
晚上，举行了“省直农场庆祝1962年元旦文艺晚会”。在这些右派分子中，有来自省话剧团、省歌舞团、省京剧团、省花鼓戏剧团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其中不乏小有名气的台柱。他们一碰头，一台精彩的晚会就筹备就绪了。于是，搭台的搭台，说戏的说戏，有人在背台词（与其说是“背”还不如说是“复习”）有人忙着借服装。到晚上，文艺晚会在欢快的掌声中开幕了，文艺晚会后，接着又举行了舞会。舞姿优美的舞场精英同专踩人脚趾的“拖黄包车”共存，谁也不厌弃谁。留声机沙哑的曲声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在这次摘帽子之前，也就是在1961年12月下旬，我听雷特超说我的右派帽子可能摘去时，我的心境与其说是平静，不如说是处于一种“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的冷漠之中，好像那是别人的事，同我不相干似的，这些年来，希望，失望和虚妄已经轮番地把我的心蹂躏得破碎不堪了。1958年国庆节前夕，我把那次的评审误以为是摘帽了的前奏，那固然是我对右派改造政策的无知，而1959年国庆节的那次摘帽了却致命地击垮了我的改造信心，那时邵阳县铁厂150个右派分子中，只有一人摘了帽子，不到1%，诗人李白曾惊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是，谁会料到右派分子摘帽之难有胜于上青天者，1960年，来自长沙，当时，来自长沙几所大专院校的右派分子奉中共湖南省委之命，由邵阳县调回长沙。当时，上自中共邵阳县委的宣传部长下至七里山农场的书记和场长，无不确信我们回到长沙就会摘去帽子，恢复工作，谁知我们不但希望破灭，而且，身不由已地变成了为首长们的健康而卖命的农奴！
失望和绝望已经把我折磨得遍体鳞伤，了无生气，充塞着我内心深处的是沉沉的暮气、怀疑一切的焦虑和绝望被死神搂住的那种绝望。
因此，当何书记宣读完了“摘去右派分子名单”的一瞬间，人们欢声雷动，狂热地鼓掌时，我的头脑突然成了一片空白，对此时此地所发生的一切，我几乎失掉了感知，而这些年来的冤屈和悲愤，一时都涌上心来；当人们沉浸在欢乐和幸运中时，我只想大哭一场：摘帽子这一天啊，你为什么来得这样迟啊？为什么当我充满信心，对人生满怀乐观时你不来，一定要在我被折磨得失去思维、失去意志、失去情感，陷入麻木不仁的时候，你才姗姗来迟呢？我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废人，一具没有理想、没有意志、没有回忆的行尸走肉，一只没心、没肺、没脑的臭皮囊，我还有什么用处？我还能做什么？
“回答我！回答我！“我的两只手在空中乱抓乱舞，好像扭住了一个人在推搡着。
从理论上来说，摘掉了帽子，我就不是右派分子，而是国家干部了。可是，截止1962年九月底，距离我摘取右派帽子已经九个月了，在这一段重新开始人生的日子里，无论从哪一方面，我都体会不到我的政治身份的变化：我仍旧是每月领取生活费15元，我仍旧蹲在那刺鼻的鸭屎臭的鸭棚子里做饭，潮湿的树枝树叶熏得我泪流满面，咳嗽连声；我还是衣衫褴褛，趿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跟”的解放鞋；我到圩场上去买菜时，人们瞪着眼睛看着我，一面紧紧地捂着他们的口袋。最令人尴尬的是没有右派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的国家干部还得同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一起开会，一起政治学习，他们挨起骂来，我们同样俯首贴耳地听着，“不分彼此，有难同当”。
1962年九月底，我揣着省教育厅的一纸调令，离开了省直农场，结束了5年的右派生涯。原来，最后的九个月是监督劳动－－没有枪杆子押着的强迫劳动改造的延续。
后记
外省的做法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湖南，1962年的那次右派分子摘帽子是最后一批。省直农场何书记答复雷特超说彭浚的资道成的摘帽子只能“等下一批了”。恐怕何书记自已也没料到他亲口许诺的“下一批”是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其实，这也不能怨何书记言而无信，他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千万颗棋子之一而已。
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粮食和各种农产品的供应有了保障，“省直农场”这种专为首长们服务的机构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于是，它被撤消了。没有没有摘帽子的右派们大部分由原单位“收回”在共产党的心目中，所有的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不过是无思想、无知觉的物体而已，所以右派分子可以“接收”、“下放”，甚至是可以被“消化”的），继续监督劳动。当然，生活条件的劳动情况同在农场比起来，可能有所改善，但是，人格上的歧视、对人的尊严的伤害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使他们感到比农场更加尴尬。有些右派分子由于原单位合并、撒消等原因，变得“无家可归”，他们只能转到屈原农场的各个分场去继续当奴（好在屈原农场有关10多个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还有少数人因为年龄偏大，体弱多病，单位不愿“回收”，别的农场不肯“接收”，他们只好回家，在饥饿、贫困和病痛中挣扎。
这些人是在1962年后又苦了18年，到1979年全国右派分子“改正”，他们的右派帽子才自然消失。
（《浪放记》完稿于2002年四月，以后，经多次增删，最后定稿于2006年6月24日，2007年又作了一次修订、整理。）
2007年5月31日誊清于懒楼
时年86岁
（续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