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第一次婚姻
哪一个人在结婚的时候不希望白头到老？若能预见日后还有离婚的一天，谁还会去膛那趟混水？但是，人际中最复杂的娇姻关系，却大都成就在人们尚不够成熟的年轻时光，在正常的岁月中，都未必能够正确地选择和驾驭婚姻，更何况一个非正常的年代？只是，一个人走错了路可以回头重来，买错了东西可以退货再买，但惟独人生是条单行道，不可能毫无痕迹地重新生活一遍。尤其是婚姻。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在苏联五十年代电影的熏陶下度过青春期的时候，对爱情和婚姻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可适婚年龄却恰逢一切都乱了套的文化大革命。
我的第一次婚姻，从一九六八年端午节开始，维系了十二个年头。本来，婚姻的私人性质极强，不必公诸于众，特别是我的前夫早已再婚，我也有了新的家庭，两个孩子已随我移居美国，正在继续学业，往事早已逝去，前路仍需努力，何必再费神去对那场已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婚姻我是你非地说短论长？但是，直到一九九八年夏天，我才从一位挚友曾在广播界工作过的母亲那里听说，对于我那场婚变前后的无数谣言中，在中国广播电视界流传得最广的竟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版本：一九七八年，完成了对邓小平日本之行的报道，我与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一起搭机抵达北京时，被一辆日本驻华使馆的小卧车径直从机场接走并就此失踪。她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想必还有更为“精彩”的情节，不然怎么能成为流传甚广的“口头文学”？
虽然这种无稽之谈着实令我啼笑皆非并已无动于衷，但我却因此改了主意，接受了建议，谈谈第一次婚姻的前后左右。
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在婚恋上重精神而不重物质的理想主义是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人共同的特点。我也并不例外。
虽然我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工作，胸无城府，环境又十分单纯，但年轻的时候，大约有些像现在人们爱说的“玩深沉”，我幼稚地从进电视台后遭遇的一件小事中总结了一些形而上学的人生经验，并影响了日后的生活。
十岁那年，在一次社会活动里，我结识了一个小男孩。从四年后我们重逢开始他一直与我通信。后来，我去了电视台，他进了艺术院校。
我曾经推崇“青梅竹马”，认为彼此知根知底，可以有个长长远远的一生。虽然我们之间有着朦朦胧胧的感觉，我也以为一切已尽在了不言之中。只是我们当时实在年轻，而“立业”又是人生的首要大事，所以，交往时都十分理性和矜持，单纯得连手都没有拉过一下。但是，少男少女间缺乏激情的交往大约注定先天不足，注定不再会衍生出爱情。
爱情火花的碰撞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后来，在艺术院校共同的学习生活中，那男孩与他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伙伴相爱了。但他们的相爱却在班级里弓！起了轩然大波。只因他们的班主任以及班上的一些同学都与我相识，并知道那男孩与我的交往。不久，我收到了那些同学中一封打抱不平的“揭发信”。
客观说来，那男孩和那女孩，在共同的学艺生涯中相爱，实在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事情。人世间曾有几人能把青春期感情的萌动维持一生？而求新欲原本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男孩应该有选择的自由。
回眸往事，我与那男孩之间充其量有的只是青春期少年人的友情，连初恋都算不上，所以，收到“揭发信”后我并没有像“失恋”似的情绪波动。当听说周遭对他们的压力，连我都感到过分得太多，以致还给那女孩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并不责怪他们。我说，我们是自幼的朋友，不要因此影响了我们的友情等等。这封信并没寄出。对我们都熟识的一位长者那时正巧来北京开会，他看了我的信并劝阻了我。我没有问过不要寄出那信的理由，只因他是我敬重的人，我相信他自有道理，就把那封信销毁了。
自我收到“揭发信”后，一句话都没对那男孩说，也不与那男孩再有任何联系。不久，男孩的姐姐，也是我的好友交给了我一块天蓝色的羊毛方头巾。她说，是弟弟托她转送给我的。天蓝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颜色。一切仍尽在了不言之中。
虽然，我对那两位自十岁就相识的童年朋友并无怨恨，虽然，那男孩的母亲后来仍然邀我去过她家，当然是那男孩不在家的时候。她说，要我去看看那男孩的父亲。虽然，两位老人待我一直像自己的孩子，但我明白，我应该远离与他的生活有任何牵连的人和事。这对他、对她、对我，都好。在那个干冷的初冬，我与那两位童年朋友之间，画下了一个永久的句号。
虽然，我默默地埋葬了那段少女时代朦胧的感情，但我却决定十年之内绝不再接触“个人问题”。我汲取的是并不正确而又自认为饱经沧桑的人生经验。我的幼稚加上五、六十年代的道德教育，以至日后在我遭到“文革”灭顶之灾的前夕，在第一次婚姻中，匆忙地打发了自己。
人生是条单行道，谁都没有回头的机会。
一九六七年底，广播事业局的“文革”派仗正打得如火如茶。有一天，也同是保守派“兵团”成员的小嵘找到了我。那时，小嵘是广播电视剧团的儿童演员，小时候在电影《小梅的梦》和《鸡毛信》里演过戏。她的丈夫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她说，她从丈夫单位借了一些腰鼓得还回去，已约好了人到大门口取走，但她一个人拿不动，求我助她一臂之力。
在剧团，她应该轻而易举就找得到一个帮忙拿腰鼓的人。我们并不在一栋楼里上班，何必舍近求远，非得跑到电视台求我帮忙？但我何尝会在那时去问个究竟？待我跟她去取腰鼓的时候，只见到二。三个腰鼓而已。这让我一个人再多提上两倍都毫无问题，可她居然说一个人拿不了？我提着一个小腰鼓跟在小嵘的后面，实在感到有点小题大作的滑稽，但派性加上我推崇的“哥们儿义气”，使我对同观点的“战友”亲如家人，自会有求必应。我实在没有料到，要我帮忙送鼓的真实目的是介绍对象。我名副其实地被蒙在了鼓里。
电视播音员好比一本杂志的封面，是个引人注意的职业，特别是年轻的姑娘。从步入中央电视台以来，台内台外以各种方式向我表示好感的小伙子不下四十个之多，但鉴于我“十年不接触个人问题”的决定，哪怕平日与我关系十分融洽的同事或朋友，一旦对我有所表示，尽管人家并非恶意，我往往立即“冷若冰霜”。如果我自己对某个小伙子有所好感，也会将那感情即刻掐死在萌芽状态，绝不星火燎原。中国的老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的适婚年龄已逢乱世，选择的尺度原本已很难驾驭，加上我自以为是的“经验教训”，终于自食苦果。但当时，我曾把这标榜为“事业心”，并为这强烈的“事业心”自傲。
摄像组一位与我很接近的李姓朋友曾对我说：“大渝，你将来的情况准是极端，不是最好，就是最坏。也许你会当部长夫人。”他这番评论的根据，是出自我收到“揭发信”后，为获准报考电影学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他还说，大家和我交往的感觉像“兄弟”一样。
那时，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听了李姓同事的议论，我想，我自我约束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当部长夫人那么“庸俗”。我要用行动证明自己。虽然我看不清楚未来将会怎样，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我的人生之路竟会那么不顺。
“送腰鼓”那场戏的策划人是小嵘和也在广播局工作的周大姐。周大姐的丈夫和小嵘的丈夫是同一部队文工团的。据说因为我前夫的女友“脚踩两只船”引起了“公愤”，致使大家要帮他找一个“更好的”，于是，我被镇定成目标。来取腰鼓的就是我的前夫。
小嵘和周大姐都是我同派的“战友”，而当我听说了前夫“前女友”的“劣行”以后，也曾与小嵘和周大姐一样，对他深表同情。
其实，那位“前女友”引起的所谓“公愤”，不过是一个未婚女孩子原本无可非议的选择对象的权力而已。早年间，社会舆论往往把封建社会的“从一而终”硬发扬光大到青年男女交朋友的过程之中，女孩子一旦有所选择，便斥之为“轻浮”。这实在是一种干涉个人隐私、侵犯人权、害人匪浅的观念。因为畏惧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男女凑合成了并不美满的婚姻。
送腰鼓之后，我被介绍了对象的消息在兵团“过大江”战斗队中不径而走。自此，我也背上了顾虑人家说我“轻浮”。“朝三暮四”的心理压力。在交往中，我始终处于犹豫状态，致使我一直交待当年在广播局幼儿园工作的朋友小荆做我的“小尾巴”。童年好友郭言也被我拉着陪逛了一次北海。
尽管我对那场婚姻并不满意，但人类对于自身的命运往往是有所预感的，潜意识里，我似乎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在我的“文革”厄运到来之前，有一阵子我常常心神不安，似乎急于要捞到一根救命稻草。这一心态是促使我结婚的因素之一，我不该回避。
半年之后，在犹犹豫豫之中，我结婚了。没有兴奋，没有向往，只有几斤水果糖，还有小荆借给我做“礼服”的一件暗绿格子的的确良长袖衫。
结婚的当夜，我竟觉得身边躺着的是个陌生人。在黑暗中，我反复地询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婚姻？
尽管我自己不是个学问家，但年轻的时候，我是个爱才的人，惟有才华横溢的男子才会让我臣服。人的成长需要时间。当时我并不懂得生活的复杂和现实，不懂得美满的婚姻不仅仅是一个“才华横溢”就能维系得长长远远的。
一般说来，对心仪之人需要一种“崇拜”的感觉才能维系者，往往是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尚且幼稚的表现。当我还年轻，在感情生活上还只能归类于幼稚之列的时候，我就匆忙地嫁掉了自己，而对我婚姻的对象，自始至终我从没有过心仪的感觉。这，大约是我那次婚姻潜伏着的一个危机。
二十四岁那年，虽然我毫无激情地把自己“下嫁”了，但从当年的社会标准而言，我却处于劣势，因为结婚才一个星期，我就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揪”了出来。
我的前夫是从部队战士演出队调到北京的。作为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又是农村出身的人来说，实属不易。而且，他是党员，属于那种在基层定是“五好战士”，在北京又是“五好文工团员”的一类，极其正统。
不言而喻，我的“反革命”身份给原本政治条件不错的他抹了黑。我被“揪”出之后，他曾在一张纸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要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这张纸又孤零零地醒目地被摆放在书桌正中我必看得到的地方，显然是对我的示警。每天早晚，房间里虽然只是我们两个人，可他也绝对要让我和他一起站在毛主席像前高唱《东方红》，还得“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三十年后再话说当年，那个场面似乎十分滑稽，但那确是当年大多数“正统”的中国人的真诚，尽管愚昧迷信得如此透顶。
就在我“夹起尾巴”做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日子里，虽然内心深处从没怀疑过自己是个好人，还认为中国人的想法如果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能不好吗？但是，在我自己的丈夫面前，我却永远得像在“党”的面前一样，从不敢讲一句犯禁的话，就连小弟大谷被无端关押了四年我常暗自流泪的时候，对他却四年如一日，滴水不漏，只因怕他去揭发。在他长久见不到小弟而起疑时，我仍守口如瓶，直至林彪爆炸，小弟回家。
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多年来僵化教条的教育和自身的局限，当年，我的前夫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绝没对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奇谈有过任何怀疑，并认为惟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怪论才是行动的正确尺度。我当了反革命，他后悔与仅仅交往了半年的我，因“不够了解”就结了婚，以及婚姻撮合者为他介绍“错”了对象而觉得对不起他的心情，我至今抱以理解和谅解的态度。我了解那个时代。
尽管自第一次婚姻伊始，政治便搅进了我的婚姻，但如果在我的“文革”逆境中，在外受到不公正的批斗羞辱之后，回到家里，我的丈夫也能像自幼的挚友郭言一样，让我在他的面前畅所欲言，得到安慰，再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生的成熟，我们的婚姻或许也会成长。但是。在我的逆境之中，在自己的家里，我连句能够发泄郁闷的真心话都不敢说，非得在憋闷得忍受不了的时候，单独跑到好友孙文冬和郭言家去大放“厥词”，才能得到疏解。
我是多么羡慕孙文冬和她的丈夫李观承之间的毫无顾忌的谈话啊！从少年时代起，我在集体中生活居多，我喜欢朋友，而我的朋友又大多不够正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时，我的丈夫是我朋友圈子局外人的感受格外强烈。如此，一个原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婚姻在婚后的八年“文革”中并没能成长。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逐渐懂得还有除了“才华横溢”以外的许多东西能使婚姻得以维持和成长。从女人的角度来讲，诸如：男人的体贴、大度和宽容，富于活力的朋友圈和幽默感，危难中的无私相助以及和谐的夫妻生活，等等。遗憾的是，这一切都不存在于我的婚姻之中。
我刚刚走出十二年的婚姻，又回到马将军小院的一天，一个曾与我的前夫一起当过兵的不速之客突然走进了我家的小院。他说，他从西城骑车赶来，只是想向我提两个问题，一是，我为什么不早些离婚？二是，我觉得我的前夫有朋友吗？我告诉他，为了孩子和顾忌舆论，所以我没有离婚。说到我前夫的朋友，我说，如果有的话，你是惟一的一个。他说，我们只是战友，我那时去你家前，都先要问问：“大渝值不值班？”你不值班的时候我才去，我喜欢和你聊天。
来去匆匆的他，爱写文章，爱探讨问题，不“左”，是个可以做朋友的人。
第一次“***事件”之后，因为日益严重的神经性咽炎，我去上海求治于林俊卿大夫时，曾好奇地去请一个有名的瞎老先生“算命”，不料，刚一进门，只听得：“属牛和属羊在一起的不要来找我，早早晚晚要分开。”我没再说一句话，便走了出来。我的前夫属牛，我属羊。当时我不过把这看成个笑话，但后来果然被他言中。这是怎么回事呢？人类的姻缘果然早在“月下老”的掌管之中吗？
老时候的中国人在婚姻中讲究的“门当户对”或许不无道理？如果双方的背景、个性、教育和经历都大相径庭的话，共同生活中各方面的格格不入大约在所难免。
我和我的前夫都是不坏的人，只不过原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却彼此都在错误的年代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婚后的十多年来，我的心时时感到孤独和饥渴。我虽已过而立之年，但在感情上可能还在追求着从少年时代就幻想着的“美丽的星星”。
一个夜晚，我在已经少有人迹的电视台等候着，等候着直播完节目最后的简明新闻和结束语再下班回家。
那是个雨夜，我没有雨具。我多么希望我当时的丈夫能打来个电话，问问要不要给我送把雨伞？其实，我自然不会要求他单程奔波四五十分钟，仅仅为了送一把雨伞。那时，我的婚姻，虽然已濒临破裂，但放眼望去，在我熟识的同代人的生活中几乎见不到文学、戏剧和电影中描绘的那种令人神往的美好爱情，加之顾及舆论和孩子，我便认了命。我把精神都寄托在了工作上，不但没有改变个人生活的打算，并还持有修补裂痕的愿望。待我自己打电话回家已经够没意思了，但得到个“你自己想办法回来吧”的冷冷回答时，就更加没意思了。
那个雨夜，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一直坐到夜深雨停。从广播大楼到西单的三站路程，我没有搭乘“大一路”。我不想回家。华灯的倒影映照在长长的东。西长安街上，我一个人踟蹰而行，感到这世界上只有我孤独的一个人。
多少年了，我仿佛一直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可又说不清楚我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文革”结束后，我曾常常发火。有一次，七岁的儿子在新街口粮店前对我说，如果家里有一个礼拜不吵架，他就觉得特别高兴。我很心酸。我对他说，你还太小，有些事还不能懂，要不是为了你和妹妹，我可能早就离婚了。
其实，在婚姻中，我还肯吵闹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坏事，因为其中还包含着想改变些什么的指望。此时，如果懂得婚姻危机的根源，精心修补，婚姻或许有救，而对于我们之间缺少了的东西，他似乎毫无感觉。
那次雨夜独行之后，我不再发火了。对婚姻的前途来说，连架都懒得吵了的沉默是致命的。
那时，正是我开始从单纯播音向采访、撰稿。编辑、播音全方位的主持人方向发展的时候，我渴望加盟王元洪刚刚组建的《人物述林》专栏。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可以从事业的乐趣中得到弥补，我并没有离婚的打算。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这众多人口的潜能常内耗在各种名目的人事矛盾之中，某些政工人员又以“党管一切”的名义将干涉他人私事为己任，猜忌、嫉妒、红眼、报复之类的弊病屡见不鲜，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空气十分令人窒息。
访日归来不到两年，我遇到另一次人生坎坷的时候，恰是我的婚姻濒临破裂的边缘，但是，我的前夫在复杂的人事纠葛中，以我们的婚姻矛盾为砝码，加到了所谓的“组织”一边，终于使我毫无反顾地走出了第一次婚姻。
其实，我的前夫不过是一颗被利用了的棋子。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在新街口街道办事处门口，我听出了他对“组织”的埋怨和悔意。他说，当初那么起劲，现在怎么都撒手不管了？
因为加班过多，我积累了近二十天的存休。当时的顶头上司曾让我根据工作日程自行安排补休。但正是那自行安排的一天补休，却给我带来了一场灾难，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有一个朋友，刚刚搬到劲松小区的新楼。她要我利用去深圳出差之机，为其新居扛回一个浴室用的塑料壁柜。那时的国内市场，商品远不似如今这样丰富。夏天样子秀气些的女式塑料凉鞋得托人到上海去买，塑料制品家具更要远到深圳才有。
我从深圳回到北京的当晚是个星期四，和一起出差的同事顺便说了我的去向之后，就乘坐了那位托带东西的朋友为我安排好的日本“农家乐”小车把壁柜运去了她家。那是个天蓝色的小壁柜。为此，我在她的新居留宿了一夜。我想，后来谣言中所说的把我从北京机场径直接往日本驻华使馆的小卧车，大约就是从这辆没棚的日本小货车演绎而来的。
第二天早上当我准备离开时，朋友的母亲正为周末乔迁喜筵的菜肴发愁。她大家围秀出身，并不是位好厨子。我以为拥有了自行安排存休日的权力，便很踏实地“见义勇为”，帮她去了趟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不料，正在我帮着老太太杀鸡的时候，我的朋友气急败坏地跑了回来，她说，“大事不好”，公安局要对“失踪”的我进行“通缉”了。
原来，专题部记者王元洪接到去采访一位非洲国家元首的任务，便到播音组点名找我与他同去工作。这种差事王元洪基本上只找我合作，所以十分招嫉。为此而产生的人事矛盾不言自明，假如恰是我的上司成为了我矛盾的另一方，于我则是祸不是福了。或许我这种猜测是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但我实在没有料到，为了那一天我自行安排的补休，在还没有弄清我的下落的情况下，竟会闹到要公安局对“失踪”的我进行“通缉”的地步。
刹时间，从生活作风、经济犯罪到政治问题，凡是能加到一个女人身上各种版本的谣言，铺天盖地而来。
自那以后，对我漫天飞舞的谣言发展到了离奇的地步，诸如：走私黄金、倒卖兔子、看见我在日本大使馆的院子里溜达、会四国外语以及五花八门的桃色诽闻。而且，越是不认识我的人，对我越“了解”。连日本某通讯社居然都登出了一条新闻，说我走私情报，“已被捕判刑”，甚至是“确定无疑的”。
《参考要闻》是一本类似三十二开杂志的中国上层每日出版的内部资料，俗称“大参考”。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写的那条被转载在“大参考”上的“新闻”时，正陪朋友去拜访一位老者。那位老者曾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他请我吃苹果的时候开玩笑说：“你还不错，坐了监狱还能吃苹果。”在我莫名其妙之际，我在他家见到了今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的《参考要闻》。
看到那条日本通讯社的“新闻”，我惊呆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播音员，是被一位打成“右派”的电台播音员形容为“肉喇叭”的播音员而已，除了每天播送的天气预报，我又能有什么国家“情报”可去“走私”的呢？
赴美后，我才知道这大千世界还存在着一项“诽谤罪”，日本人在他们的媒体上白纸黑字地对我公然造谣，已构成“诽谤罪”无疑，但当时的我却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
对一个人来说，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说是加油站也好，说是避风港也罢，总的来说，家人的支持，特别是危难之中的支持，往往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假如在我访日归来的那场危机中，我的前夫采取了搁置个人恩怨而拔刀相助的做法，依照我的个性，我们的婚姻或许会因此而起死回生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纵观我所听到的五花八门的离奇谣言，许多都与日本有关。这便是我前夫的“贡献”。我一位好友的被称为“日本大叔”的邻居，是日本归国华侨，并仍有家人侨居日本。访日归来，他们曾托我的朋友请我数次赴宴。这一交往，使我的前夫耿耿于怀。在我陷入单位人事危机和我的婚姻濒临破裂的时刻，我与“日本大叔”家人的来往被他提供为推波助澜的炮弹。我猜，一切“日本大使馆”或一切“日本人”类的谣言版本大约都源于此处。
平心而论，但凡对“文革”前后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工作有些常识的人，那些漫天飞舞的谣言哪经推敲？但当时确是传得五花八门。
第二天，当那一、两位“组织”从同去深圳出差的同事处得知我的去向，给我的朋友打了电话，找到了我之后，却要我交待其间分分秒秒的行踪。我是个“顺毛驴”，坚决拒写“交待”。在电话中，我对那位领导说：“如果你每天的行踪，包括上厕所都得向你的上司报告的话，我才告诉你我的行踪。”我激怒了他。他说：“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我答：“负责就负责！”摔了电话之后，我“罢工”了，几乎整整一年没上班。
当年，个别领导干部生活不检点，可谁敢有半句非议？但对待一个多年来认真努力工作的普通人，就算在处世上有些不周之处，何不坐下来像长辈似的、像朋友似的好好谈谈？对一个平头百姓怎么竟如此粗暴？我感到十分寒心。
往事如烟……婚姻的不谐调没有对错可言。有人说，婚姻关系就像鞋和脚的关系，合适与否，只有脚趾头知道。但是，将纯属私人范围的恩怨和纠葛搅进工作单位的人事矛盾之中，基础原本就并不牢固的婚姻何以能够再凑合下去？就在把凡是能泼到我身上的脏水都泼够了以后，则物极必反了。我毫无留恋地走出了那个有着太多“文革”烙印的婚姻。
在法院里，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被争取到了我的手中。我深信我会带给孩子更好的成长条件。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我的前夫，我已不心存忌恨。每个人都有做人方式的自由，每个人的成长也都需要时间。岁月流逝，面对着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人都会有所变化。而且，他毕竟是个父亲，两个孩子已经都被我“拼”了过来，与我生活在一起，我不想再对他有所伤害。
但是，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极其艰难的。虽然我的内心时时感到脆弱，时时感到疲惫不堪，但是，为了孩子，我没有丝毫软弱和伤感的退路。我知道我必须挺住！只有我成了强者，孩子才有安全感，才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或是因为我长大成人后一次次坎坷的经历，多年来，我格外看重生活中对我充满了人情味的人们。我始终铭记着那些在中国整人成风的年代里，给予过我支持、理解和关怀的朋友。同事和领导们。
尽管当年个别的“组织”催化了我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但我始终记得一些正直的政工干部。其中，特别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当年把我选拔进电视台的人事干部郑薇。我深深感激她在祸从天降，直至我离开中国前夕，对我一次次的谈话，那充满信任、关怀和感人至深的谈话。
就在社会上对我的谣言如大军压境之际，曾在“文革”中主持会议把我打成反革命的赵忠祥，却做了一件出我意料的事情：过年前夕，他托人给我捎来了一只鸭子，没带一句话，也没附一个字。那大概是单位分给员工的年货。那只鸭子，唤起了我感慨万千的回忆。我伤感地想起了我们一起在电视台初创时期度过的青年时代，想起了那段纯洁向上的日子。
为了打发时光，我报名参加了一位名叫陈坤的年轻服装设计师举办的日本原形服装裁剪训练班。结业时，虽然我设计。裁剪和缝制的一件连衣裙在评比中获得了二等奖，但那毕竟是一段很不快乐的日子。
马将军小院里养了一只猎。每当看见那只并不名贵的老猫，毫无烦恼、自由自在地在屋顶和墙头跳来蹦去的时候，对比人世间躲都躲不开的纷争和干扰，我觉得“人不如猫”。
十数年前，在中国一个宿舍大院里，我曾被一对每天傍晚散步的老夫妻深深感动。老先生是位大学教授，年轻的时候可能英俊潇洒过，但那时已经弯腰驼背，比也是知识分子气质的老太太矮了一大截。他们一辈子的话可能都说完了，所以总不见他们交谈。但是，惟有在青壮年时期共同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大悲大喜的夫妻，才能换来晚年如此和谐地结伴而行。那对在夕阳中互相搀扶着默默散步的老夫妻，真美！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晚年都会有这样的福分。著名老作家钱钟书所著《围城》中的几个人物，在谈到结婚离婚时引用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议论，诸如“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形容婚姻“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些议论可能说出了许多婚姻的状况。但是，对于一场不幸的婚姻，惟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个中的无奈。
二十四 柳暗花明
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是个特殊的职业。在我几近一年不会上班的日子里，当我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度过了少年时代的马将军小院时，我对自己的职业思考了许多。
我清醒地看到，即使一个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已经跻身于名流之列，但假如没有真才实学和实际技能，一旦离开了观众和屏幕，则会像崔健后来在歌中唱的那样：一无所有。
过了而立之年，我已不满足只照本宣科别人的稿件，特别是我日益严重的神经性咽炎，不脱离播音工作便永无痊愈的可能。长久以来，我渴望在审查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尝试电视编导的工作，做些有点人情味的节目。我自己选题采访、自己编导撰稿、自己带队拍摄、自己剪接配乐、自己解说演播的愿望日益强烈。这是一个比电视播音员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更多主动权的选择。
说起向电视编导的发展，在我做电视播音员的后期，常找我合作的专题部记者王元洪就支持过我的想法，并给了我一次次的机会。那时，我制作了《哦！少年时代》和《哦！教师》等节目，并得以在他的栏目中播出。
《哦！少年时代》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时，为那幻灭了的少年时代的美好理想而采访制作的。
许多观众在童年、少年或青年时代都看过儿童片《祖国的花朵》。马将军小院的街坊、印尼华侨老杜甚至在海外读中学的时候，因为向往《祖国的花朵》里的孩子们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幸福生活”，而在五十年代末期毅然回国就学。当然，在“文革”期间老杜指责我参与过的那部儿童片“欺骗”了他，则不是我能负得了责任的事了。
最早，我计划通过电影《祖国的花朵》的片断去追寻当年的小演员、如今的中年人：科技人员、矿工、教师、文艺工作者……的足迹做个专题节目。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既引人深思、又富于人情味的节目。但是，那个年代，电视节目的选题还不似如今这样宽松，加之我本人又介入那部儿童片，为了避嫌，我只好放弃了这一构思。
“文革”结束不久，正值北京市少年宫举行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写了一首诗，作为少年宫初创时第一批老组员的发言，在后来毁于一场大火之中的大殿里，由我、栾景泉、张筠英及瞿弦和集体朗诵。我因此受到启发，把采访对象，改成了在少年宫里度过少年时代的中年人：科技工作者、小学老师、芭蕾舞教员……
但是，我仍不能忘情于《祖国的花朵》主题歌。凭着记忆，我写出了那首主题歌的全部词曲，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曲作者刘炽叔叔寄了去，希望得到录音带。我打算把它用在《哦！少年时代》里。
“哎！伙伴们，唱吧。谁有我们这样高兴，我们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见了远大的前程。远大的前程，美丽的星星。”回忆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总想哭……
“文革”后的长影没有给我回音，我没能得到那首歌的录音带。后来，刘炽提起我给他寄去的歌篇时说：“你比我记得还清楚。”
刘炽叔叔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毫无所知，见面时，也一句没问。那个年月，他的日子想必不会好过，多问只会平添伤感。我猜，他的原稿一定是在那灾难的十年中毁掉了。
我接着制作的另一个专题是《哦！教师》。这个节目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跟王元洪等一起到广东和福建拍摄《访东方宾馆》、《访深圳海关》和《福建行》时，我就福州一中的语文教员崔兴成老师的住房问题所作的即兴采访。
平日，崔老师及其也曾是教师的老岳母和大舅子、小姨子共三、四个户口本的三代十几口人，竟只能在那一间属于老岳母的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古旧老屋里繁衍生息。
我们的摄像机拍下的那间屋子，摆放着仅以蚊帐作为每户“疆界”的两张大床、一张小床和全屋仅有的一张书桌，还有在房中半空架起的楼板，上面住着大舅子一家三口。
就是在如此不可思议的居住条件下，这个教师之家的两代五位教师仍然无怨无悔地为国家培养着后生学子，他们有的还是学校的骨干力量。
在《哦！教师》中，崔兴成在呼吁有关部门关心教师住房问题的时候，对十年“文革”之后的国家仍然充满了谅解与期待。
崔老师对我侃侃而谈。中国教师的奉献精神使我感动万分。我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深深的尊敬和同情。
中国电视观众惯于把报纸、电台、电视台当成国家的代言机构。其实，《哦！教师》这类节目，对结束了十年浩劫，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政府和人民之间，不乏沟通和桥梁作用，有益无害。节目播出之后，虽然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特别是受到了教师们的欢迎，一些北京的教师们甚至把赞扬的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感谢我理解和讲出了他们的困境。但是，当时一位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却对节目给予了严厉的点名批判：“吕大渝利用极端事件挑动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
或许是“文革”之后，人们已经厌倦了大人物一言九鼎祸及百姓的整人方式，当时主持电视台宣传工作的副台长阮若琳几乎没有理会那则批评。她说，节目是经过台领导审看后播出的，便没有再追究我的责任，否则，我可能又会招惹一场无妄之灾。
在亲自动手采制节目的过程中，我熟练地掌握了电视编辑机的声画剪接技术和基本的蒙太奇技巧，为日后正式调往专题部担任《人物述林》组的编辑、记者和主持人做好了业务准备。
就在对我漫天飞舞的谣言之中，我的好朋友、录音师小纬多次到我家探望和劝说，我才结束了近一年的“罢工”生涯，回到电视台上班了。
八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新开辟的栏目《人物述林》组主持人的位置曾为许多人向往，首任组长王元洪因为在多年合作中对我的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了解，又对于逆境中的我十分仗义，他告诉了我热衷那个职位的一些人名，但他斩钉截铁地说，那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只为我一个人留着。王元洪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深怀感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虽然人生的逆境伤害了我，但却使我在阮若琳副台长的首肯下，得到了那份心仪已久的《人物述林》组的工作。此后，又使我走上了完全不是我预料之中的生活道路。中国人常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冥冥之中，人的福祸是否都有个定数？我说不清楚。
一九八四年春天，为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我曾带队跟随国际航线江平的机组去美国和英国采访，我们拍摄的电视专题片《我们的机组》也在全国专题节目评选中获了奖。在那次赴美拍摄的时候，我结识了美国女作家包柏漪。
包柏漪当时的管家龙姐是印尼归国华侨，电影女导演张暖听中学的同学。我赴美时受托给龙姐捎去一点中药的时候，包柏漪在她纽约的家中招待了我。我们相谈甚欢。谈得较多的是“文革”。她是位作家，比较关心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记得她问起我在广播局的批斗大会上，挨打了没有？广播局毕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武斗的情况井不多见。我告诉她台下的人只是对我喊口号，没有打过我。造反派如果动手打一个二十岁才出头的女孩子，可能也会不得人心。她还问我，在台上挨斗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我说，那天，我穿的是一件浅蓝的确良短袖衬衫、深蓝人造棉裙子和一双白色塑料凉鞋。虽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我仍不愿低头弯腰过于狼狈。我想的只是台风要好，不要“三轴平行”。因为我站得挺胸收腹，目光平视，台下便有人为了“痛打落水狗”，喊口号叫我“低头”。当然，在那种被动的处境之下，众人硬坚持要我低头弯腰的话，我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我只把视线降低了一点，台下的人们竟然就放过了我。我猜，大多数人对我还是有恻隐之心的。我开玩笑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在能容纳千人的广播剧场舞台上，我已经沦落到了挨斗的地步，想的竟还是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面对的好似仍是我的电视观众。包柏漪听得哈哈大笑。
包柏漪随上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夫婿洛德到北京不久，我就接到了龙姐的电话，包柏漪要请我去吃晚饭。说实话，“文革”刚刚过去，我对这种单独进入美国驻华使馆赴宴的举动，仍心有余悸，十分矛盾。不接受邀请的话，实在失礼。如坦诚地说出我的顾虑，又恐怕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虽从未回绝过任何类似的盛情邀请，但内心却始终忐忑不安，担心给自己惹来新的麻烦。
洛德任内，包柏漪在中国文化界颇为活跃。她经常在大使馆里举行招待文艺界人士的电影茶会。
那次晚饭之后，我又应邀去参加过一次包柏漪的电影茶会。在茶会上见到的还有英若诚、宋丹丹等很多人。女作家张欣欣也去了。那时，张欣欣正和中央电视台专题部的记者童宁合作电视报告文学，拍的是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在包柏漪的电影茶会上，张欣欣问起了我的遭遇。她说：“你好好想想，究竟得罪了谁？”她还说：“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当然不是现在。”
一代名优阮玲玉曾在自杀前留下了“人言可畏”的名句。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虽然如始终关心我的一位台领导和我广播学院的一位同窗好友判断的那样，鉴于我的个性和经历过“文革”遭批斗的锻炼，我不至于寻短，但总让那些流言蜚语像影子一样跟随着的日子实在令人厌倦。
当年，在我人生极度低潮的时候，曾有一位作家朋友也劝慰过我。他说：世界上的人分成议论别人的和被人议论的两种人：有成就的被人议论，没成就的议论别人。他开玩笑说，美国人为了出名是不择手段的，而我身上的中国色彩太浓了，所以才会那么在乎别人的议论。虽然他的劝慰并不能令我释怀，但他说，在中国，为右派分子平反用了二十三年的时间，现在，你又不能指证出造谣的人，根本别指望有谁能为你辟谣。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日子。这很实在的话语我是听进去了。
美国大使馆的那次茶会至今，十五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忘记张欣欣的建议。但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已经开放了许多，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以往那些个别政工干部及顶头上司以手中的职权嫉贤妒能，甚至以干预百姓私生活为己任的作风早已没了市场。
当我远离了故土，在不惑之年又从零开始了艰难起步的时候，人生道路上往日的恩怨得失，那些粥少增多的红眼嫉妒，那些我是你非的鸡毛蒜皮，那些婆婆妈妈的飞短流长，早如过眼云烟，从喧嚣归于平静，无足轻重。
日前，北京市侨办的两位领导干部造访华盛顿，作为大华盛顿地区北京同乡会理事会的成员，在欢送他们的晚宴上，我听到了国内关于“六八人”的说法。
那是令人羡慕的一代。他们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过后出生，躲过了饥馑的年代：“文革”中盛行“知识无用论”的时候，他们还是学龄前儿童；中学毕业，他们恰逢恢复高考；该走进社会了，他们又赶上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步入市场经济的好时光。刚近不惑之年，他们当中的精英，已经成了社会的脊梁。
我没有“六八人”的福分。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的停滞和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电视事业无法发展。在我青春鼎盛的年代，纵有无限才智和激情，也没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氛围，使我对爱情和婚姻充满了精神重于物质的向往，但“文革”中人性的暴戾，使一切美好情感的生存环境都荡然无存，使只能在人世上走一遭的人们，感情生活极度贫血和残缺。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第三次回到北京，听说曾在美国流行的小说《廊桥遗梦》在大陆中年人中畅销并引起了强烈共鸣。我深深理解这一社会现象的含意，理解我同代人感情的期望。失落和生不逢时的苦衷。
午夜梦回，我偶然也会以平静的哲学心态，使思绪回到远去了的岁月，在五、六十年代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前的大背景中，审视和解剖自己。
虽然，我和我的同龄人没有“六八人”的福分，但我仍为他们的幸运感到欣慰。毕竟，社会在进步，后来人终于能够比我们有个更富裕、更能施展才华、更充满人性的环境。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