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三个人被引进的房间是总统的书房。
“总统阁下马上就下来。”伽玛仆役长把他们留在了那里。
赫姆霍尔兹放声大笑。
“这倒不像是审判，而是请喝咖啡。”他说，然后倒进了最奢侈的气垫沙发椅。“别泄气，伯纳。”他瞥见了他的朋友那铁青的不快活的脸，又说。伯纳却泄了气。他没有回答，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只走到屋里最不舒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那是他小心选择的，暗暗希望能够多少减轻首长的恼怒。
这时野蛮人却在屋子里烦躁地走来走去。他带着一种模糊的表面的好奇窥视著书架上的书、录音胶卷和编号的小格子里的阅读机线轴。窗户下的桌上有一本巨大的书，柔软的黑色人造皮封面，烫着巨大的金T字。他拿起书，翻了开来。《我的一生及事业》，我主福特著。是福帝知识宣传协会在底特律出版的。他懒洋洋地翻了几页，东看一句，西看一段，正想下结论说这本书引不起他的兴趣，门开了，驻晔西欧的世界总统轻快地踏进门来。
穆斯塔法蒙德跟他们三个人—一握手，话却是对野蛮人说的。“看来你并不太喜欢文明，野蛮人先生。”他说。
野蛮人看了看他。他曾经打算撒谎、吹牛或是怒气冲冲一言不发。但是总统脸上那亲切的聪明却叫他放下心来。他决心直截了当说真话。“不喜欢。”他摇摇头。
伯纳吃了一惊，满脸惶恐。总统会怎么想呢？给他安上个罪名，说他跟不喜欢文明的人做朋友——而且是在总统面前，不是在别人面前公开表示，太可怕了。“可是，约翰……”他说话了。但穆斯塔法·蒙德瞄了他一眼，他便卑微地闭了嘴。
“当然，”野蛮人继续交代，“有一些很好的东西。比如空中的音乐……”
“有时候千百种弦乐之音会在我耳里缭绕不去，有时又有歌声。”总统说。
野蛮人的脸突然焕发出了欢乐的光彩。“你也读过莎士比亚？”他问道，“我还以为这本书在英格兰这地方没有人知道呢。”
“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是极少数知道的人之一。那书是被禁止的，你看。但这儿的法律既然是我制定的，我当然也可以不遵守，我有豁免权，马克思先生，他转身对着伯纳，加上一句，“而你，我怕是不能够不遵守。”
伯纳沉入了更加绝望的痛苦之中。
“可是，为什么要禁止莎士比亚呢？”野蛮人问道。由于见到一个读过莎士比亚的人感到兴奋，他暂时忘掉了别的一切。
总统耸了耸肩。“因为莎士比亚古老，那是主要的理由。古老的东西在我们这儿是完全没有用的。”
“即使美也没有用？”
“特别是美的东西。美是有吸引力的，而我们却不愿意让人们受到古老的东西吸引。我们要他们喜欢新东西。”
“可这些新东西却那么愚蠢而且可怕。那些新戏里除了飞来飞去的直升机和叫你感觉得到的接吻，什么都没有。”他做了个鬼脸。“山羊和猴子，”他只有通过《奥塞罗》才能找到表达他的轻蔑和憎恶的词语。
“可爱的、驯服的动物。”总统喃喃地插嘴道。
“你为什么不换个办法，让他们看看《奥塞罗》？”
“我已经告诉过你，《奥塞罗》太古老。何况他们也读不懂。”
是的，说得对。他想起赫姆霍尔兹曾经怎样嘲笑过《罗密欧和朱丽叶》“那么，”他停了一会儿说，“弄点他们能够懂的新东西，要像《奥塞罗》那样的。”
“我们想写的正是这种东西。”长时间的沉默，赫姆霍尔兹插嘴，打破沉默说。
“可那是你绝对写不出的东西，”总统说，“因为，那东西如果真像《奥塞罗》就没有人懂，不管它有多新。而且如果它是新的，就不可能像《奥塞罗》”
“为什么？”
“对，为什么？”赫姆霍尔兹也问。他也已忘掉了自己的狼狈处境。可伯纳对处境却牢记在心。他又着急又害怕，铁青着脸。别的人没有理他。“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世界跟《奥塞罗》的世界不同。没有钢你就造不出汽车，没有社会的动荡你就造不出悲剧。现在的世界是稳定的；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要什么有什么，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绝不会要。他们富裕，他们安全，他们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快快活活，不知道激情和衰老；没有什么爸爸妈妈来给他们添麻烦；也没有妻室儿女和情人叫他们产生激情；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实际上不能不按条件为他们设置的路子行动。万一出了事还有唆麻——那就是你以自由的名义扔到窗外去的东西，野蛮人先生，自由！”他哈哈大笑。“想叫德尔塔们懂得什么叫自由！而现在又希望他们懂得《奥塞罗》！我的好孩子！”
野蛮人沉默了一会儿。“可是《奥塞罗》是好的，《奥塞罗》要比感官电影好。”
“当然要好，”总统表示同意，“可那正是我们为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你不能不在幸福和人们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就用感官电影和馨香乐器代替了艺术。”
“可那些东西什么意思都没有。”
“意思就在它们本身。它们对观众意味着大量的感官享受。”
“可是，它们是……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
总统哈哈大笑。“你对你的朋友华生先生可不太礼貌，他可是我们一个最杰出的情绪工程师呢……”
“可是他倒说对了，”赫姆霍尔兹阴郁地说，“无事可写却偏要写，确实像个白痴……”
“说个正着，但是那正好要求最巨大的聪明才智，是叫你使用少到不能再少的钢铁去制造汽车——实际上是除了感觉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用，却制造着艺术品。”
野蛮人摇摇头。“在我看来这似乎可怕极了。”
“当然可怕。但是跟受苦受难的太高代价比起来，现实的幸福看起来往往相当廉价。而且，稳定当然远远不如动乱那么热闹；心满意足也不如跟不幸做殊死斗争那么动人；也不如抗拒引诱，或是抗拒为激情和怀疑所颠倒那么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伟大。”
“我看倒也是的，”野蛮人沉吟了一会儿说，“可难道非弄得这么糟糕，搞出些多生子来不行吗？”他用手摸了摸眼睛，仿佛想抹掉装配台上那一大排一大排一模一样的林儒；抹掉布冷特福单轨火车站门口排成长龙的多生于群；抹掉在琳妲弥留的床边成群结队爬来爬去的人蛆；抹掉攻击他的那些千篇一律的面孔。他看了看他上了绷带的左手，不禁不寒而栗。“恐怖！”
“可是用处多大！你不喜欢我们的波坎诺夫斯基群，我明白；可是我向你保证，是他们形成了基础，别的一切都是建筑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是稳定国家这架火箭飞机，使之按轨道前进的方向陀螺仪。”那深沉的声音令人惊心动魄地震动着；激动的手势暗示着整个宇宙空间和那无法抗拒的飞行器的冲刺。穆斯塔法裳德解说的美妙几乎达到了合成音乐的标准。
“我在猜想，”野蛮人说，“你为什么还培育这样的人呢？——既然你从那些瓶子里什么东西都能得到，为什么不把每个人都培养成阿尔法双加呢？”
穆斯塔法·蒙德哈哈大笑。“因为我们不愿意叫人家割断我们的喉咙，”他回答，“我们相信幸福和稳定。一个全阿尔法社会必然动荡而且痛苦。你想象一座全是由阿尔法组成的工厂吧——那就是说全是由各自为政，互不关心的个体组成的工厂，他们遗传优秀，条件设置适宜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进行选择，承担责任。你想象一下看！”他重复了一句。
野蛮人想象了一下，却想象不出什么道理来。
“那是荒谬的。硬叫按阿尔法标准换瓶和按阿尔法条件设置的人干爱扑塞隆半白痴的工作，他是会发疯的——发疯，否则他就会砸东西。阿尔法是可以完全社会化的——但是有个条件：你得让他们干阿尔法的活。爱扑塞隆式的牺牲只能由爱扑塞隆来做。有个很好的理由，爱扑塞隆们并不觉得在做牺牲。他们是抵抗力最小的一群。他们的条件设置给他们铺好了轨道，让他们非沿着轨道跑下可，他们早就命定了要倒霉，情不自禁要跑。即使换了瓶他们仍然在瓶子里——他们被一种看不见的瓶子像婴儿一样、胚胎一样固定。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总统沉思地说，“都是在一种瓶子里度过的。可我们如果幸而成了阿尔法，我们的瓶子就相对而言比较广阔。把我们关在狭窄的空间里我们就会非常痛苦。理论上很明显，你不能把高种姓的代香摈加过低种姓的瓶子里。而在实践上，也已经得到了证明。塞浦路斯实验的结果是很有说服力的。”
“什么实验？”野蛮人问。
穆斯塔法·蒙德微笑了。“你要是愿意可以称之为重新换瓶实验。是从福帝纪元四七三年开始的。总统清除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全体居民，让两万两千个专门准备的阿尔法住了进去。给了他们一切工农业设备，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结果跟所有的理论预计完全吻合。土地耕种不当；工厂全闹罢工；法纪废弛；号令不行。指令做一段时间低级工作的人总搞阴谋，要换成高级工种。而做着高级工作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串联回击，要保住现有职位。不到六年功夫就打起了最高级的内战。等到二十二万人死掉十九万，幸存者们就向总统们送上了请愿书，要求恢复对岛屿的统治。他们接受了。世界上出现过的唯一全阿尔法社会便是这样结束了。”
野蛮人深沉地叹了一口气。
“人口最佳比例是”，穆斯塔法·蒙德说，“按照冰山模式——九分之八在水下，九分之一在水上。”
“水下的人会幸福吗？”
“比水上的人幸福。比你在这儿的两位朋友快乐，比如。”他指着他们俩。
“尽管做着那种可怕的工作！”
“可怕？他们并不觉得可怕。相反倒喜欢。因为清闲呀，简单得像小孩的玩意。不用训练头脑和肌肉。七个小时半不算繁重的劳动，然后有定量的唆麻、游戏、不受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他们还会有什么要求？不错，”他说下去，‘她们可能要求缩短工作日。我们当然能够给他们缩短。从技术上讲，要把低种姓人的工作日缩短为三四个小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们会因此而多一些幸福吗？不，不会的。一个半世纪多以前曾经做过一次实验。爱尔兰全部改成每天四小时。结果如何？动荡不安和更高的唆麻消费，如此而已。那多出来的三个半小时空闲远远不足以成为幸福的根源，却使得他们不得不休唆麻假。发明局里塞满了减少劳动的计划，有好几千。”穆斯塔法·蒙德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很多。“我们为什么不实行？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拿过多的余暇折磨他们简直就是残酷。农业也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每一口食物都可以合成。但是我们不干。我们宁可把三分之一的人口保留在土地上，那是为了他们好，因为从土地上取得食物比从工厂要慢。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稳定，不想变。每一次变都威胁稳定。那是我们很不愿意应用新发明的又一个原因。纳科学的每一个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就连科学有时也得被看做可能的敌人。是的，就连科学也如此。”
“科学？”野蛮人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个字，可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莎士比亚和印第安村庄的老人就从来没有提起过科学。从琳妲那里他也只归纳出了一点最模糊的印象：科学是你用来造直升机的东西，是让你嘲笑玉米舞的东西，是让你不长皱纹不掉牙齿的东西。他竭尽全力想抓住总统的意思。
“不错，”穆斯塔法·蒙德说，“那是为稳定所付出的又一项代价。跟幸福格格不入的不光是艺术，而且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得给它小心翼翼地套上笼头，拴上链子。”
“什么！”赫姆霍尔兹吃了一惊，说，“可我们一向都说科学就是一切。那已经是睡眠教育的老调了。”
“十三点至十七点，每周三次。”伯纳插嘴道。
“还有我们在大学里所做的一切宣传……”
“对，可那是什么样的科学？”穆斯塔法·蒙德尖刻地说。“你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无法判断。我原来可是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可是太善良——我不明白我们所有的科学都不过是一本烹饪书。书上的正统烹饪理论是不容许任何人怀疑的。而有一大批烹调技术不经过掌勺师傅批准是不许写进书里去的。我现在做了掌勺师傅，但以前也曾经是个爱刨根问底的洗碗小工。我开始自己搞一些非法的、不正统的、不正当的烹调。实际上是真正的科学实验。”他沉默了一会儿。
“后来怎么啦？”赫姆霍尔兹·华生问。
总统叹了一口气。“几乎跟你们面临的遭遇一样，年轻人。我几乎给送到了一个小岛上。”
一句话吓得伯纳魂不附体，做出了不体面的过分行为。
“送我到岛子上去？”他蹦了起来，穿过屋子，来到总统面前比划着。“你不能够送我去，我什么也没有做，都是别人做的，我发誓是这样的。”他指着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啊，请别把我送到冰岛去。该做什么我保证都做。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求求你啦！”他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告诉你吧，那都得怪他们，”他抽泣了起来，“别让我去冰岛。啊，求您了，总统福下。求……”他卑劣的情绪发作，跪倒在总统脚前。穆斯塔法·蒙德想扶他起来，他却赖在地上不动，咿咿唔唔说个没完。最后总统只好按铃叫来了他的第四秘书。
“带三个人来，”他命令道，“把马克思先生带到寝室去，给他一剂唆麻雾，送他上床，让他睡。”
第四秘书出去了，带回来三个穿绿色制服的多生子下人。伯纳叫喊着抽泣着被带了出去。
“人家还以为要割他的喉咙了呢，”门关上时总统说，“不过他如果有一点点头脑也会明白，这种处分其实是一种弥补。他要被送到一个岛子上去，那就是说他要被送到一个他可以遇见世界上最有趣的男男女女的地方去。那些人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特别自觉地独行其是的，他们跟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对正统不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总而言之都算得个角色。我几乎要妒忌你呢，华生先生。”
赫姆霍尔兹笑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是在一个岛上呢？”
“因为我最终选择了这儿，”总统回答，“他们曾经给过我选择：是被送到一个岛子上去继续搞我的纯科学，还是进入总统委员会——其远景是在适当的时候继任总统。我选择了这个，放弃了科学。有时候，”他说，“我为放弃了科学感到遗憾。幸福是一个很难服侍的老板——特别是别人的幸福。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特别设置得可以接受幸福而不提出疑问，那么幸福就比真理还要难服侍得多。”他叹了一口气，又沉默了。然后才以较为活泼的口气说下去。“好了，职责就是职责。应该如何选择是无法讨价还价的。我对真理感到兴趣，我喜欢科学。但是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危害社会。它的危害之大正如它的好处。它给了我们历史上最平衡的稳定。跟我们的稳定相比，中国的稳定也只能算是最不可靠的。即使原始的母系社会也不会比我们更稳定。我再说一句，我们要感谢科学。但是我们不能让科学破坏它自己办成的好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的研究范围——正是因此我几乎被送到岛子上去了。除了当前最急需的问题，我们都不让科学处理。其他的一切探索都要非常小心谨慎地遏制，”他沉吟了一会，又说，“读一读我主福帝时代的人所写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那时候的人似乎想象科学是可以肆无忌惮、无限制地进行下去的，知识是最高的善，真理是最高的价值，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不错，甚至在那时候观念就已经开始改变。我主福帝就曾经做过极大的努力，要把强调真与美转轨为强调舒适和幸福。大规模生产需要这种转轨。众人的幸福能让轮子稳定地运转；而真与美不行。而且，当然，只要是群众掌握了政权，重要的就会是幸福而不是真与美。但是，尽管如此，那时还是允许无限制地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们还在谈着真与美，仿佛它们就是最高的善，直谈到九年战争之前。是那场战争让他们彻底改变了调子。炭疽杆菌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真呀美呀知识呀对你还有什么意思？就从那时开始科学第一次受到了控制——九年战争之后，那时候人们还准备好了连裤带都勒紧呢。为了安定的生活什么都是可以放弃的。我们进行了控制。当然，那对真理不算太好，对幸福却大有好处。有所得必须有所失嘛，获得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就要付出代价了，华生先生——因为对美的兴趣太浓而付出代价。我曾经对真理的兴趣太浓，我也曾经付出过代价。”
“可是你并不曾到海岛上去。”野蛮人说，打破了长久的沉默。
总统笑了。“我的代价是：为幸福服务。为别人的幸福，不是为我自己的幸福服务。幸运的是，”他停了一会儿又接下去，“世界上有那么多海岛。要是没有那么多海岛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来只好把你们全送进毒气室了。附带说一句，你喜欢不喜欢赤道气候？比如马奎萨斯群岛或是萨莫亚岛。或是别的更能够刺激你的地方？”
赫姆霍尔兹从他的气垫椅上站了起来。“我宁可选一个气候极端恶劣的地方，”他回答，“我相信恶劣气候会使我写得更好。比如，常常有狂风暴雨……”
总统点头表示赞许。“我就喜欢你这种精神，华生先生，的确非常喜欢。其程度不亚于我从我的职位上反对它，”他微笑了。“那么福克兰岛怎么样？”
“好，我看可以，”赫姆霍尔兹回答，“现在，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看看可怜的伯纳怎么样了。”
第十七章
“艺术，科学——你好像为你的幸福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只剩下他们俩时，野蛮人说，“还付出了别的什么吗？”
“当然，还有宗教。”总统回答，“以前曾经有过一种叫做上帝的东西。那是在九年战争以前。不过我忘了：关于上帝你是知道的，我估计。”
“啊……”野蛮人犹豫了，他想谈谈孤独，夜，月光下的苍白的石源，悬崖，谈一谈往阴影里的黑暗中跳下去和死亡。他想谈，但是找不出话来表达，甚至用莎士比亚也无法表达。
这时总统已走到屋子另一边，开始打开一个嵌在书架间的墙壁里的保险箱。沉重的门一晃，开了，总统伸手在黑暗里摸索，“这是一个，”总统说，“我一向很感兴趣的题目。”他抽出一本黑色的厚书。“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吧？比如。”
野蛮人接了过来，“《圣经·新旧约全书》，”他念著书名页。
“这书也没有读过吧？”哪是一本小书，封面没有了。
“《追效基督》。”
“这书也没有吧？”他又递给他一本。
“《宗教体验种种》，威廉·詹姆斯作。”
“我还有很多，”穆斯塔法·蒙德说下去，“一整套猥亵的古书。保险箱里放着上帝，书架上放着福帝，”他指着他自称的图书馆——那一架架的书，一架架的阅读机线圈和录音带盘——哈哈大笑。
“可你既然知道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野蛮人义愤填膺，问，“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有关上帝的书给他们读？”
“理由跟不让他们读《奥塞罗》一样，古老了。那是几百年前关于上帝的书，不是关于今天的上帝的书。”
“上帝可是不会变的。”
“但是人会变。”
“那能有什么区别？”
“有天大的区别。’穆斯塔法橡德说着又站了起来，走到保险箱前。“有个人叫纽曼主教，”他说，“是个红衣主教，”他解释道，“也就是社区首席歌唱家一流的人物。”
“哦，美丽的米兰的潘杜尔夫，红衣主教，”我在莎士比亚里面读到过。”
“你当然读到过。好了，我刚才说到，有个人叫纽曼红衣主教。啊，就是这本书。”他抽了出来。“我要谈纽曼的书，也想谈谈这一本书，是一个叫麦因·德·毕兰的人写的。他是个哲学家——你要是知道什么是哲学家的话。”
“就是能梦想出许多东西的人，梦想的东西比天地间的事物还多。”野蛮人立即回答。
“说得很对，我马上就给你念一段他确实梦想出的东西。现在你听一听这位古时候的首席歌唱家的话。”他在夹了一张纸条的地方翻开，读了起来，“我们并不比我们所占有的东西更能够支配自己。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自己，也无法超越自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上帝的财富。这样来看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吗？认为自己能够支配自己能得到幸福吗，能得到安慰吗？少年得志的人可能这样想，以为能使一切事物按他们的想法及方式做很了不起，不必依靠任何人。对视野以外的东西一律不予考虑，不必因为总需要感谢别人，征求别人的意见，总需要祈祷而烦恼。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少年得志的人也必然会跟别人一样发现，人未必是天生独立的——独立状态并不是自然状态。独立在一定时间内也许可能，却无法使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穆斯塔法·蒙德停了停，放下第一本书，拿起了第二本翻着。“就拿这一段为例，”他说，然后就以他那深沉的声音念了起来，“人是要衰老的；他从内心强烈地感到衰弱、阴暗、烦恼，这种感觉是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最初有这种感觉时他以为是病了，以为这种痛苦处境是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用这种想法来减少恐惧。他希望那病跟别的病一样，能够治好。这是幻想！那病叫做衰老，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有人说对死亡和死亡后的恐惧使人到老年之后转向宗教，但是我自己的体会使我深信：宗教情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与这一类的恐惧或想象并无关系。宗教情绪会发展，因为那时激情平静了，幻想和感受力随之减弱，难于唤起，于是理智活动受到的干扰减少，能引起人们的想象、欲望和妄想的东西对理智的影响也减少，这样上帝就出现了，宛如云开日出。我们的灵魂感觉到了，看见了，向诸般光明的源头转了过去——很自然地，无可避免地转了过去。因为现在给予感官世界以生命和勉力的东西已经被筛掉，离开了我们；那惊人的存在现在已不再受到内在和外在印象的支持；我们感到需要依靠一种永恒的东西，一种永远不会欺骗我们的东西——一种现实，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是的，我们无可逃避地要转向上帝。因为这种宗教情绪的本质是如此纯洁，使能够体会到它的灵魂如此愉悦，可以弥补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损失。”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天地之间有一种哲学家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存在，那就是我们，（他挥舞着一只手）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世界。你只能在获得青春和昌盛之时对上帝独立。独立并不能把你安全地送到最后。可是我们却自始至终得到了青春和繁荣，随之而来的能有什么？显然我们是能够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宗教情绪将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可是我们并没有需要弥补的损失；宗教情绪是多余的东西。既然青年时期的欲望全都可以满足，为什么还要寻求那欲望的代用品呢？既然我们能够从自古以来的种种胡闹活动获得尽情的享受，为什么还要追求那类娱乐的代用品呢？既然我们的身心都能在活动中不断获得愉悦，为什么还要休息呢？既然我们有唆麻，为什么还需要安慰呢？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社会秩序，为什么还需要追求永恒呢？”
“那么你认为上帝是没有的？”
“不，我倒认为上帝十之八九是有的。”
“为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上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在现代期以前上帝的表现正如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上帝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呢？”野蛮人问。
“喔，他表现为一种虚无的存在；仿佛根本不存在。”
“那可是你们的错。”
“把它叫做文明的错吧。上帝跟机器、科学医药和普遍的幸福是格格不入的。你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的文明选择了机器、医药和幸福。因此我就把这些书锁进了保险箱。它们肮脏，会吓坏人的……”
野蛮人打断了他。“可是，感到上帝的存在不是很自然的吗？”
“你倒不如问：穿裤子拉拉链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总统尖刻地说，“你叫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这样的老头，他叫布拉德利。他对哲学下的定义是：为自己出于本能所相信的东西寻找出的蹩脚的解释！仿佛那时人们的信仰是出于本能似的！一个人相信什么是由他的条件设置决定的。找出些蹩脚理由为自己因某种蹩脚理由相信的东西辩护——那就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因为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相信。”
“可是情况还是一样，”野蛮人坚持不懈，“在孤独的时候你就相信上帝，当你很孤独，在夜里，思考着死亡的时候。”
“可是现在人们是决不会孤独的，”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把他们制造得仇恨孤独；我们为他们安排的生活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孤独。”
野蛮人神色暗淡地点了点头。他在马尔佩斯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他孤立于村庄活动之外；而在文明的伦敦他也感到痛苦，却是因为无法逃避社会活动，无法获得平静的孤独。
“你记得〈李尔王〉里的那段话吗？”野蛮人终于说道，“诸神是公正的，他们使我们的风流罪过成为惩罚我们的工具；他在黑暗淫亵的地方生下了你，结果使他失去了他的那双眼睛。这时爱德蒙回答道——你记得，他受了伤，快要死了，‘你说得不错，大道的车轮已经循环了过来，所以有了我。’这怎么样？这不很像有一个掌握万物的上帝在奖善惩恶吗？”
“真的吗？”这一回是总统提问了。“你可以跟一个不孕女尽情地寻欢作乐，决不会有被你儿子的情妇剜去双眼的危险。‘车轮循环过来了，所以有了我。’现在的爱德蒙会怎么样呢？他坐在气垫椅里，搂着姑娘的腰，嚼着性激素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诸神无疑是公正的，但是他们的法律归根到底却是由社会的组织者口授的；上帝接受着人的指令。”
“你有把握？”野蛮人问，“你有充分的把握坐这儿气垫椅里的爱德蒙不会遭到跟那个爱德蒙同样严厉的惩罚？——那个受伤流血快要死去的爱德蒙。诸神是公正的……他们难道不会因为他寻欢作乐、成为邪恶的工具而贬斥他？”
“在什么地方贬斥他？作为一个快乐、勤奋、消费着商品的公民，这个爱德蒙无懈可击。当然，如果你要采用跟我们不同的标准，你也许可以说他被贬斥了。但是我们应该坚持同一套规则，不能按玩汪汪狗患离心球的规则玩电磁高尔夫。”
“但是价值不能够凭私心的爱憎决定；”野蛮人说，“一方面这东西的本身必须确有可贵之处，另一方面它还必须为估计者所重视。它的价值必须这样来确定。”
“好了，好了，”穆斯塔法·蒙德抗议了，“这不离题太远了吗？”
“如果你让你自己想到上帝，就不会让自己因为风流罪过而堕落。你必须有理由耐心地承担一切和鼓起勇气做事。这，我在印第安人身上看见过。”
“我肯定你看见过，”穆斯塔法·蒙德说，“但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没有必要让文明人承担什么严重的折磨。至于鼓起勇气做事——福帝禁止这种念头进入人们的头脑。如果每个人都独行其是，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叫打乱了。”
“那么对自我否定你们又怎么看呢？既然有上帝，你们也就有自我否定的理由。”
“但是必须取消了自我否定才会有工业文明。必须自我放纵到卫生和经济所能容忍的最高限度，否则轮子就会停止转动。”
“你们有理由需要贞操！”野蛮人说，说时有点脸红了。
“但是贞操意味着激情，意味着产生神经衰弱而激情和神经衰弱却意味着不安定；从而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没有大量风流罪过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明。”
“但是上帝是产生一切高贵、善良和英勇的东西的原因。如果你们有上帝的话……”
“亲爱的年轻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绝对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这类东西都是没有政治效率的病症。在我们这样的有合理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表现高贵或英勇。这种机会只能够在环境完全混乱时出现：在战争的时候，在派别分化的时候，在需要抵制诱惑的时候，在争夺或保卫爱的对象的时候——显然，在那种时候高贵和英雄主义才会有点意义。可是现在是没有战争的。我们为防止对某一个对象爱得太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这里没有派别分化这个东西。你的条件设置又让你忍不住要做你应该做的事；而你应该做的事总体说来又是非常愉快的，能够让你任意发泄你的种种自然冲动，实际上不存在需要你去抵抗的诱惑。即使由于某种不幸的意外确实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那好，还有唆麻让你远离现实去度唆麻假；永远有唆麻可以平息你的怒气，让你跟敌人和解，让你忍耐，让你长期承受痛苦。在过去，你得做出巨大的努力，经受多年艰苦的道德训练；现在只需吞下两三个半克的唆麻就行了。现在谁都可以道德高尚，一个瓶子就可以装下你至少一半的道德，让你带了走。没有眼泪的基督教——唆麻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眼泪是需要的。你还记得〈奥塞罗〉的话吧？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就让狂风恣意地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常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是关于玛塔斯吉的姑娘的。小伙子要想跟她结婚必须到她园子里去锄一上午地。锄地好像很容易，但是那儿有许多许多有魔法的蚊子和苍蝇。大部分小伙子都受不了叮咬，可受得住叮咬的却得到了那姑娘。”
“这故事很好听！但是在文明的国家里，”总统说，“你可以用不着替姑娘种地就得到她。也没有苍蝇蚊子叮咬。我们好多个世纪以前就消灭了蚊蝇了。”
野蛮人皱起双眉点了点头。“你们把苍蝇蚊子消灭了，把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消灭了，而不是学会忍受它们。‘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面对着苦海，拿起刀子做个一了百了。’可是你们两样都不做。既不‘默然忍受’，也不‘一了百了’。只是把毒箭取消，那太容易了。”
他突然沉默了，想起了他的母亲。琳妲在她三十七层楼上的房间里曾经飘浮在一个弥漫着歌声的海里，那儿有光明和麝香的爱抚——她飘走了，飘到空间以外，时间以外，飘到她的回忆、习惯和她那衰老臃肿的身子的囚车以外去了。而汤玛金，以前的孵化及条件设置主任汤玛金，现在还在唆麻假期里——那摆脱羞辱和痛苦的唆麻假里，在一个他听不见嘲弄的话和讽刺的笑，看不见那张奇丑的面孔，感觉不到那两条湿源源的肥胳臂搂住自己脖子的世界里——美妙的世界里……
“你们需要的是，”野蛮人继续说道，“换上点带眼泪的东西。这儿的东西都不如眼泪值钱。”
（“造价一千二百五十万元，”在野蛮人对他提起这话时，亨利·福斯特曾经抗议过，“一千二百五十万元——那是新的条件设置中心的价值，分文不少。”）
“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进里头不是还有点东西吗、”他抬头看着穆斯塔法·蒙德问道，“与上帝无关——当然，上帝也可能是理由之一。危险的生活里不也有点东西吗？”
“有很多东西，”总统回答，“男人和女人的肾上腺素每过一些时候都需要受到点刺激。”
“什么？”野蛮人莫名其妙地问。
“那是身体完全健康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才把接受V．PS治疗定为义务性的。”
“V．P．S．？”
“代猛烈情素。每月固定接受一次。我们让肾上腺素弥漫了整个生理系统。从生理上说它完全和恐怖与狂怒相等。它所能产生的滋补效果跟杀死苔斯德蒙娜和被奥塞罗杀死相同，却丝毫没有它的不方便。”
“可是我却喜欢那种不方便。”
“可是我们不喜欢，”总统说，“我们喜欢舒舒服服地办事。”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
“实际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
“那好，”野蛮人挑战地说，我现在就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你还没有说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害怕明天会发生的事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良久的沉默。
“这一切我都要求。”野蛮人终于说道。
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他说。
（未完待续）
（[英]阿道斯·伦纳德·赫胥黎/著，孙法理/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