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几天就是世界人权日了。几个文友准备开个小型座谈会，我和老朋友乐加翻开从前那些发黄的照片。忽然，一张《二月画展》的请柬将我们带回26年前的1979年。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确，当我们回首往事，才蓦然发现，生命对于我们，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悄然远去，再也不能回来了。
乐加有非凡的记忆力。他说，成都的美术界，在1978年有：官办机构——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和成都市美术家协会。他们合法地、公开的经常举办美术展览，规定参展作品要粉饰太平，否则不会接纳展出。另一机构是群众艺术馆和市工会所辖的文化宫，每年也要办很多画展，其题材、方式与美协并无二致。除此之外就是由知名画家及其追随者形成的圈子，他们绝大多数是纯技巧的探索，其作品都是在圈子以内互相观摹。从画种上分无非两类：即国画和西画。国画有陈子庄、刘既明、周抡元、谭昌镕、赵蕴玉等。西画有顾达先、胡仁樵、万启仁等。
《二月画展》就是在民间圈子中剥离而聚合的又一圈子，他们是由一群经历曲折，在压抑和痛苦中从事绘画的青年画家组成。他们是：苟乐加、邱克、路万景、刘伦剑、谢山、刘正伟、陈卡琳（女）、熊北琴等。年龄最大者34岁最小者19岁。
1979年，元旦过完，这群画家便聚集一块商量筹办画展。商量结果展览场地由草堂小学美术教师熊北琴负责；作品收集由苟乐加负责；人选作品由集体投票筛选。
乐加回忆说，开始，找了许多地方，都没人敢承接这个活动。多次失败，我们没有退却，熊北琴老师终于说服了校长，由草堂小学在寒假期间为画展提供两个大教室（约80平方米）和一个40平方米的会议室供画家们研讨之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对校长冒着风险帮助我们充满敬意和感激之情。紧张的筹备工作结束，正是二月。“二月”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它告诉人们，严寒快要结束，万物呈现生命活力的时刻就要莅临。画家们都希望通过绘画作品与观众对话，将那个历史时期广大无辜者的遭遇和情感渲泄在画面上。因此画家们一致赞同以“二月”为画展命名。
1979年2月7日，《二月画展》正式在成都市草堂小学展出，展出作品100余幅。有油画、水粉画、水彩画、色粉画、版画、速写、人物写生等。第一天观众就达300人次。展出期间总计有2000余人观看了画展，并留下了宝贵的意见，给予画家们热情关注和鼓励。展出时间长达13天，于2月20日结束。
展出的主要作品有：油画《人》、油画《墓地上空》、水粉画《华表坍塌了》、油画《挡不住的阳光》、油画《梦幻》、油画《被扭曲者》、油画《华夏日月》、油画《沐浴》等。这些作品受到观众的极大关注，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作品展现了被那个时代扭曲的人性、在苦闷和痛苦中挣扎的痕迹。同时展出的速写和人像写生、真实地再现了那个年代人的精神面貌，直率地表达了人的痛苦和被痛苦挤压得麻木的表情。
《二月画展》从筹备到展出，受到社会上众多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其中《野草》文学社给予了很多实际支持和关注，特别在选材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野草文学社大部份友人来观看了画展，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作品以意见簿的形式给予认真细致的评价和论述。
2000年，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建在他的《中国知青文学史》一书中有关于《二月画展》的记载，同时提到，这是中国大陆50年代以来第一次由民间举办的绘画展。
因为这些画家差不多都是熟悉的朋友，笔者自然也参观了这个画展，当时就被这群忠于自己艺术良心的画家们感动。其中，《华表坍塌了》和《人》是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文革”以后，中国的艺术、包括美术作品，曾经以“伤痕文学”的方式，抚摩过华夏民族的痛处。但真正表现伤痕、尤其是深度伤痕的作品寥寥无几。似乎，时间的流水冲刷了一切罪恶，并多少镀上一层灰暗的金属色，让后人莫明所以。
乐加说，一年以后，在四川省展览馆展出了青年画家高小华的《为什么》，画面上二个“红卫兵”仿照罗丹雕塑《思想者》作沉思状，两人之间有一挺吊盘机关枪，满地子弹壳；程丛林的《某月某日。雪》，将画面置于学校门前，刚刚结束武斗的两派学生，胜利者耀武扬威的正在接受失败者垂头丧气的投降。两副油画表现的主题基本上是武斗造成的结果和产生的困惑，提出了“反思”的需要。客观地说，上述两位画家所表现对文革的反思是极其可贵的。可惜，这样的反思在中国文艺界实在是凤毛麟角。
乐加个人经历非同寻常，年仅十四岁就糊里糊涂当了“反革命”，锒铛入狱。在狱中，跟著名漫画家汪子美、油画家邱成久学习绘画。他不仅因此练就了深厚的素描功底，更从两位老画家以及自己的人生际遇当中学会了思考。在这个基础上，乐加对以绘画艺术表现沉重的历史究竟有多大的可能，进行了更深的探索。油画《人》就是这种深度探索的产物。
1968年，武斗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人民南路贴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人被开膛挖心、抽脚筋、点天灯、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照片下面用毛笔大字写着：“看！造反派某某某的下场”。落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某中学分部。
此前，照片上的这个人曾经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分团”的“团长”，也是一个武斗司令。据说是在医院看病时，被对立一派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抓住。小将们将其开膛破肚抽筋点天灯后，游街示众曾轰动全城。乐加不由开始思索了。这是为什么？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怎能干出如此令人发指的兽行？历史上异族统治者为了征服，对我们民族曾经实行的血腥屠杀，激起亿万同胞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结。而现在对同是“紧跟领袖”、不过观点之争的对手竟然施行如此残忍的暴行！惊悸之余，萌生了偷走照片的念头。于是，等到深夜，悄悄取走了照片并私下收藏起来。直到1977年底“文革”结束一年后，才将照片找出来，精心的进行了艺术处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油画《人》。
如果高小华、程丛林的反思，还只是局限在对同学们为什么会卷入武斗，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层面上。那么，乐加的《人》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人的生命，难道可以在什么主义的幌子下予取予夺，难道可以随意践踏？是什么怪异的土壤生发出这样的“恶”？
这里我不想讨论画家的技巧或派别，只想说，衡量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心，并不困难。我的朋友乐加即使在那个阴暗的时候，也没有泯灭作为画家的良知，没有丧失自己的思考能力。这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智慧。要知道，那是1968年，流行的时尚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任何对“革命”、“牺牲”和“斗争”的怀疑都可能招致难以抵挡的祸患。
时间才走过不到三十年，可那段每时每刻都令人心惊肉跳的历史，仿佛已经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埃，看不见了。在尘埃之上，自得其乐的各色人等，都歌咏着、舞蹈着，“忽悠”在有意识造成的“比傻”语境中。说不定，当初沾满鲜血的“红卫兵小将”，现在正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指责美英联军的虐囚丑行；或者换了另一副面孔，以笃信基督或皈依佛门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阴暗历史。也许有人指责我不够宽容，中国历来有“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更有中庸、宽恕的所谓美德在先。
但是，我不想中庸，我崇敬那位犹太“纳粹猎人”清算罪恶的不懈与执着。他不仅清算策划者、指使者也追究刽子手，一个也不放过。他说，我进入天国的时候，可以对几百万死难者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我认为，无论是一个民族或者任何个人，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就不该获得宽恕。
2005/11/28
（《民主中国》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