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莫言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自那以后，他在中国内外都因与共产党的文化体制合作而受到批评：他出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还说审查制度和机场安检是一回事。尤为富于争议的是，2012年夏，他参加特别纪念活动，参与手抄了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毛泽东为确立艺术正统的讲话，最后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文学审查制度的理论原始文本。但是，在莫言的《蛙》中，却看不出多少对中国共产党缔造的这个社会的认同。这是他2009年的小说，讲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翻译十分流畅。这本无法无天、残酷之书讲述共产党国家公务员的灭绝人性、中国人的无能为力，乃至寓于后毛泽东中国核心的道德真空。
小说发生在中国东北农村，主要讲述叙事者小跑的姑姑的人生与时代，从她于1937年出生到21世纪初退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美丽新世界里，姑姑拥有毫无瑕疵的政治记录。她的父亲是一位共产党医生，在“二战”的后期阶段被杀害，姑姑则被日军囚禁数月。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后，她在新医院里接受助产士训练，成了家乡村庄一带的著名产科医生。然而到了1960年，政治灾难降临了：她当飞行员的未婚夫投靠了共产主义中国最大的敌人台湾，姑姑遭到株连，成了政治毒草。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殴打和羞辱。然而这样的虐待并没有让她怨恨党。正相反，她发誓以无情地执行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来证实自己的忠诚，这一政策是从70年代末，毛去世之后开始执行的。在可靠助手小狮子的帮助下，姑姑开展了恐怖的统治，包括强制上节育环、输精管切除术和妊娠晚期流产。最后，两个女人死在她手中（包括叙事者的妻子），姑姑对“计划生育”的热情消失了。退休后，她制作了几千个娃娃，象征她杀死的那些胎儿。与此同时，小跑娶了小狮子，尽管她也参与了导致他第一任妻子死亡的强制流产。
读者如果期待小说分析姑姑的内心世界，肯定会感到失望。在整本书中，莫言的叙事仿佛东拉西扯：他用十几页描述歹徒的街头打斗；一个有妄想症的村民肆意幻想，觉得自己是堂·吉诃德。到了尾声，姑姑仿佛离开了画面，叙事者开始描述小狮子如何尝试孕育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没有成功。一个奇幻却显得真实无比的情节转折发生在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商业图景中——附近的牛蛙农场原来是一种掩护，其实里面开着一家人类的代孕机构。年轻女人陈眉的母亲由于受到姑姑的迫害，死于生产，陈眉一出生就要向政府交纳超生罚款，为了偿还罚款，她在工厂上班，结果却奇怪地在工厂的火灾里毁容，她为小跑和小狮子当上了代孕母亲。但莫言向读者充分描述了姑姑，人们可以推断出她的心理结构：一个粗俗自大的人，共产党教育的产物，绝望地想要证实自己是个好党员，在晚年产生了茫然的罪恶感。
莫言是以畅销小说家的身份成名和起家的。不过我有时会想，他是否更青睐那些更有视觉效果，在语言上更精简的文学形式——戏剧和戏曲。他2001年的小说《檀香刑》就是在想像中的中国东北的戏曲“猫腔”伴奏下展开的。而在《蛙》中，最精彩的是最后一部分，以九幕戏剧的形式写成，是关于陈眉为小跑代孕并生下孩子之后所遭受的虐待。戏剧的形式只集中于对话，莫言便可以关注陈眉处境中超现实的恐怖——她的五万元代孕费也被骗走了。生下孩子令她备受创伤，在这样一个决意在每个环节都羞辱她的体系里，她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蛙》不可避免地会被拿来同马健的《阴之道》相比。马健是一位流亡作家，《阴之道》是他于2012年出版的一本极为阴郁的小说，同样讲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但两本书非常不同。马健的书大部分都以平淡简洁的口吻描绘出中国的惨淡景象。莫言则正相反，他喜欢丰富的语言，特别是疯狂混合的情感、对血块形象的描述，乃至粗糙夸张的对话（“闻一下就知道你放的是哪种屁”），以及关于外国作家的滑稽内部笑话（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和乔伊斯是他特别喜欢的对象）。莫言描写追捕非法生育的女人的景象有时接近闹剧。
马健的书中大量描写了中国的现在，乃至不久之前发生的种种悲剧和不公，而莫言却绕过了共产党时代的若干重大政治禁忌。1953年到1957年被书中人回忆为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吃得饱，穿得暖，心情愉快”），而中国与西方的史书都指出，这个时期，共产党使用恐怖手段侮辱并摧毁对共产国家的威胁，大干快上的集体化则令经济蒙受了破坏。莫言还粉饰了1959-1961年的饥荒（他写道，土地“拒绝长出任何东西”），尽管学者们都认为共产主义经济的管理失当与无情的粮食征募导致那三年有3000万人死亡。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会注意到这种战术上的回避，但对于那些不了解的人来说，或许会被这本小说对历史背景的模糊处理而误导。
不管怎么说，细读《蛙》与《阴之道》可能会发现，两部小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分歧并不很大。它们都描述了一个迷路的国家，在这里，压迫的政府令个人无法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行为做出独立的道德判断，女人仍然受到无情的男性政治家与渴望传宗接代的丈夫迫害。毕竟，在50年代与60年代，毛鼓励人口增长，导致了从1953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增加了接近一倍。《蛙》中有这样一段，一个母亲即将因为早产而死，被带到姑姑那里去，她的丈夫发现新生婴儿是女儿，顿时忧心如焚，甚至没有注意到妻子死了。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描述并不像马健那样严厉，但如果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都能这样描写它的阴暗面，那么现实必定极为惨痛。
蓝诗玲(Julia Lovell)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担任现代中国历史讲师。她最新出版的书名为《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蛙》
莫言 著
葛浩文 译
388页，Viking出版社，27.95美元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