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开始朗读他的获奖演说时,阎连科的手不断地颤抖,原本以为他是出于紧张,后来才知道,是灯光投射的阴影完全挡住了稿子,他什么也看不到。就像他的演说里,把自己比作那个只能感受黑暗的人。

作家阎连科有个爱好,就是搜集名作家的小塑像,已经搜集了十几座,其中有一座歌德的,其实是个装佐料的瓶子,能从歌德的头顶倒出胡椒粉来。“简直超乎想象。”阎连科说。

令他失望的是,在布拉格,他只找到了卡夫卡的塑像——黑的、白的、青铜的、陶瓷的,却没有找到其他优秀的捷克裔作家的纪念品,无论是还活着的伊凡·克里玛、米兰·昆德拉,还是已经去世的赫拉巴尔、哈谢克。

记忆的残酷,胜过文学史的残酷。被写进历史及教科书的作家众多,然而,被长久地记住,被反复以其作品中的古老怪诞的预言,去比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的小说家,那些“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却只有寥寥而已。

阎连科算其中一个。

成为获得卡夫卡奖的首位中国作家,阎连科终于结束了他漫长的“陪榜”生涯。这个延续了十四届的奖项,他之前从未入围过,捷克语的《四书》一经出版,即刻获奖。上一个获此待遇的得奖者是英国作家品特。

《四书》讲述了黄河边一个右派劳改农场里的故事,这是一部仿圣经体的小说,所有残酷,在腾空的语言里,都显得诗意和富有张力。在这本书里,他是逃兵,逃避现实的书写;是叛徒,背叛了所有写作的规则;更是一个疯癫的预言家,呢喃着脑海中的图景。

“阎连科的写作,描述了无法描述的场景,以及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记忆。”卡夫卡奖的授奖词中这样写道。

颁奖仪式在布拉格古老的市政大厅举行,这座尖顶的建筑外壁镶嵌着的星象钟,是一个颇负盛名的旅游景点,因为它显示着巴比伦时间、古老的捷克时间和现代时间。这座大钟目睹过这座城市里伟大的人物和澎湃的文化,血腥的历史与愤怒的时代,精确地把一切记录下来,一如小说家所尽的职责。

颁奖那天下了雨,城市愈发地冷,却依然有很多市民穿着正装,自发地来见证典礼。

在刚刚开始朗读他的获奖演说时,阎连科的手不断地颤抖,原本以为他是出于紧张,后来才知道,是灯光投射的阴影完全挡住了稿子,他什么也看不到。就像他的演说里,把自己比作那个只能感受黑暗的人。

阎连科从来就不是在花团锦簇中歌颂光明的作家,也和文坛的热闹保持着距离。他也能写温情脉脉,甚至把人感动得潸然泪下的书,例如他最畅销的书《我与父辈》,可这种写作,因为难度低,而让他警惕。

简单地说,阎连科写不来那种让读者看了高兴的书。可是,正如卡夫卡20岁时在一封信中写到的:

“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阎连科小说之所以如冰镐一样凿碎我们的心,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幻想家。众人皆残的受活村、人人都生了热病的丁庄、以难以控制的速度膨胀的炸裂乡,这些都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的幻觉,也不是什么病态的梦境。小说里那些难以想象的罪恶,以及毫无希望的规则,恰好构成了我们的现实。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会经历厌倦、自我怀疑和失望,而阎连科从来不掩饰他的挣扎与患得患失,“有时会因为生活中很小的一件事情而沮丧十几天,导致对阅读和写作都失去意义和追求。”他也不止一次地抱怨,上一部小说《炸裂志》的语言并无特色。

然而,对于写作,他一路丢弃又一路重拾,如今依然保持着每天几千字的创作量,工作量超过一个壮年的作家。并且,还坚持手写——正如同他坚持不学英语的固执,把手稿交给打字员,有时还会被过于负责任的打字员强行修改她认为不规范的词句。

相对于创作的深刻与严肃,阎连科在生活中却有一种不被岁月侵蚀的诙谐本能。仿佛是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预言,当他写了几十年的荒诞,生活中的荒诞便如约而至。例如,通知他得卡夫卡奖的邮件,因为他不懂英文,而被遗忘了好多天;领完奖之后,他带领着陪同领奖的朋友和捷克文翻译,饥肠辘辘地寻找一个温暖的餐馆,如同领着羊群的牧羊犬,却几乎没有一个餐馆能容纳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他懊悔没有戴着领奖的一条漂亮的红围巾,第二天就永远地遗失了。

阎连科总爱调侃自己的河南口音,还有白得不够彻底、不够漂亮的头发。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幽默最大的功能,是让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得模棱两可,而阎连科的幽默,也让他所经历的坎坷与苦难,争议与荣耀,都变成了漫长的路上模糊不清的影子。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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