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开始朗读他的获奖演说时，阎连科的手不断地颤抖，原本以为他是出于紧张，后来才知道，是灯光投射的阴影完全挡住了稿子，他什么也看不到。就像他的演说里，把自己比作那个只能感受黑暗的人。
作家阎连科有个爱好，就是搜集名作家的小塑像，已经搜集了十几座，其中有一座歌德的，其实是个装佐料的瓶子，能从歌德的头顶倒出胡椒粉来。“简直超乎想象。”阎连科说。
令他失望的是，在布拉格，他只找到了卡夫卡的塑像——黑的、白的、青铜的、陶瓷的，却没有找到其他优秀的捷克裔作家的纪念品，无论是还活着的伊凡·克里玛、米兰·昆德拉，还是已经去世的赫拉巴尔、哈谢克。
记忆的残酷，胜过文学史的残酷。被写进历史及教科书的作家众多，然而，被长久地记住，被反复以其作品中的古老怪诞的预言，去比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的小说家，那些“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却只有寥寥而已。
阎连科算其中一个。
成为获得卡夫卡奖的首位中国作家，阎连科终于结束了他漫长的“陪榜”生涯。这个延续了十四届的奖项，他之前从未入围过，捷克语的《四书》一经出版，即刻获奖。上一个获此待遇的得奖者是英国作家品特。
《四书》讲述了黄河边一个右派劳改农场里的故事，这是一部仿圣经体的小说，所有残酷，在腾空的语言里，都显得诗意和富有张力。在这本书里，他是逃兵，逃避现实的书写;是叛徒，背叛了所有写作的规则;更是一个疯癫的预言家，呢喃着脑海中的图景。
“阎连科的写作，描述了无法描述的场景，以及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记忆。”卡夫卡奖的授奖词中这样写道。
颁奖仪式在布拉格古老的市政大厅举行，这座尖顶的建筑外壁镶嵌着的星象钟，是一个颇负盛名的旅游景点，因为它显示着巴比伦时间、古老的捷克时间和现代时间。这座大钟目睹过这座城市里伟大的人物和澎湃的文化，血腥的历史与愤怒的时代，精确地把一切记录下来，一如小说家所尽的职责。
颁奖那天下了雨，城市愈发地冷，却依然有很多市民穿着正装，自发地来见证典礼。
在刚刚开始朗读他的获奖演说时，阎连科的手不断地颤抖，原本以为他是出于紧张，后来才知道，是灯光投射的阴影完全挡住了稿子，他什么也看不到。就像他的演说里，把自己比作那个只能感受黑暗的人。
阎连科从来就不是在花团锦簇中歌颂光明的作家，也和文坛的热闹保持着距离。他也能写温情脉脉，甚至把人感动得潸然泪下的书，例如他最畅销的书《我与父辈》，可这种写作，因为难度低，而让他警惕。
简单地说，阎连科写不来那种让读者看了高兴的书。可是，正如卡夫卡20岁时在一封信中写到的：
“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阎连科小说之所以如冰镐一样凿碎我们的心，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幻想家。众人皆残的受活村、人人都生了热病的丁庄、以难以控制的速度膨胀的炸裂乡，这些都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的幻觉，也不是什么病态的梦境。小说里那些难以想象的罪恶，以及毫无希望的规则，恰好构成了我们的现实。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会经历厌倦、自我怀疑和失望，而阎连科从来不掩饰他的挣扎与患得患失，“有时会因为生活中很小的一件事情而沮丧十几天，导致对阅读和写作都失去意义和追求。”他也不止一次地抱怨，上一部小说《炸裂志》的语言并无特色。
然而，对于写作，他一路丢弃又一路重拾，如今依然保持着每天几千字的创作量，工作量超过一个壮年的作家。并且，还坚持手写——正如同他坚持不学英语的固执，把手稿交给打字员，有时还会被过于负责任的打字员强行修改她认为不规范的词句。
相对于创作的深刻与严肃，阎连科在生活中却有一种不被岁月侵蚀的诙谐本能。仿佛是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预言，当他写了几十年的荒诞，生活中的荒诞便如约而至。例如，通知他得卡夫卡奖的邮件，因为他不懂英文，而被遗忘了好多天;领完奖之后，他带领着陪同领奖的朋友和捷克文翻译，饥肠辘辘地寻找一个温暖的餐馆，如同领着羊群的牧羊犬，却几乎没有一个餐馆能容纳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他懊悔没有戴着领奖的一条漂亮的红围巾，第二天就永远地遗失了。
阎连科总爱调侃自己的河南口音，还有白得不够彻底、不够漂亮的头发。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幽默最大的功能，是让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得模棱两可，而阎连科的幽默，也让他所经历的坎坷与苦难，争议与荣耀，都变成了漫长的路上模糊不清的影子。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