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那个惹是生非的文本中,在它种种的互相矛盾、内部分裂、彼此缠绕的不同取向背后,贯穿着对于我们自身肯定性的而不是永远否定性的努力,贯穿着对我们自身处境做出的接纳、承担,而不是一味地拒斥、推挡。如果不能做到整体上对自己的处境负责,哪怕部分地做到也好;甚至不能从传统上认为是“主要的工作”开始,从所有“次要的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有意义。对分裂的承担也是承担,同时提出互相矛盾的诉求也是诉求。

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或理论诉求

友渔先生对我的驳诘,在我看来,首先起因于思维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友渔先生的世界是一个莱布尼茨“预定和谐”的世界,一切事情都是出现在前因后果的链条上,某个具体的事情可以在这个链条上得到完满的、令人放心的解释,从论点、论据到结论,一切看起来衔接得天衣无缝。他迷恋逻辑。对于尚未纳入逻辑、或处于逻辑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乃至掉在逻辑的裂缝中的东西他不感兴趣,它们甚至令他不安,他要催赶着它们再走几步,直至能够纳入令人放心的逻辑的轨道,取得在逻辑上可以理解的身份。他这样工作,自有他的理由和意义。

而我不一样。我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其中处处充满了断离、断裂、悖离和脱落;我对此敏感和容易认可的,是所有那些出现在逻辑(包括历史的逻辑)中断之处的东西,是那些掉在历史和生活缝隙中的东西,是暂时甚至永远找不出逻辑联系的东西。换句话说,在事情的逻辑中断、友渔先生思维中止的地方,我开始启动我的思考。拥有这样一个背景,对于还没有纳入逻辑轨道、停留在逻辑的中途、掉在逻辑的夹缝中的东西,总之,那些令友渔先生感到不安的东西,并不令我感到不安和气馁,相反,它们正是我的目光驻足之所,是我停下脚步来,加以认真倾听和细致观察的东西。除了专业上的原因,也许有人很快把这归之于性别的区别,不,事情不是这样。对我来说,形成这样认识世界的方式,完全是历史力量作用的结果。福科曾经谈到1934年,当陶尔斐斯总理被纳粹刺杀时,所感到的震撼和恐惧(当时他八岁。)“我相信我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的。……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对于我和我的同龄人,事情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刺激是从一个中午开始的。一群红卫兵把当地剧团的那些漂亮的服饰、头饰、绣球和飘带,抬到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点上大火烧掉了。那些用丝绸做成的色彩绚丽迷人的服装在冲天的大火中翻滚、呻吟,燃烧时发出一股令人呕吐的难闻气息,然后被欢快的火舌舔成灰烬。而它们曾经使我度过了多少个销魂的夜晚,令我多么地迷恋和神往。没有人向一个孩子解释清楚这一切怎么发生的。这里出现了完全是经验上的断裂。还有一件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事情:有一天我们正在家里玩扑克牌,听到有人在外面喊:“xxx(我们的同学)的母亲跳河自杀了。”我们一窝蜂跑了出去,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结果当然非常尴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被水泡得肿胀的硕大的尸体,半个肚皮露在外面,还有一头散乱的头发。死人的头发要比它的主人多存活一段时间。我突然感到沿着大河边远方灰色天空的存在。那时候人们不知道这种事情不应该让小孩子看见。

接着,父母去了“五七干校”,那儿有革命群众“管”;姐姐插队了,那儿有贫下中农“管”,我们整个掉在幽暗的历史的缝隙中了,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和历史的关系在于我们处在它的背面。我无法理解历史,就好像历史无法理解我一样,我是它无法消化掉的一截“盲肠”。我和周围环境是断裂的,我感到周围的世界是难以理解的。从来也没有人给我讲清楚这其中的逻辑。某种迷茫的气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

在某种意义上,友渔先生和我的区别,类似于欧洲战后一代和战前一代的区别。我属于“文革”后一代,友渔先生属于“文革”一代。对于“文革”,他知道从“九评”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这一切一切怎么过来的!他处于历史的正面——姑且不涉及他个人所处的特殊位置,他能“理解”这些,他和他的同龄人热衷于论证、推理、演算,找出其中各种逻辑关系。我和他的经验不一样,从中所得到的世界图景也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年龄上的人不是从历史的最强音开始的,而是从它微弱的一声呻吟开始的。福科在谈到“受严重的威胁”之后写道:“这或许就是我迷恋历史,迷恋个人体验和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的原因。我想这也是我的理论欲求的出发点”2.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理论诉求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开始的。

我的诉求后来就被表述成这样“……把你放到无名的人们、无名的声音所处的境遇中去,放到不幸失事的和失败的人们当中去,放到被’历史’的身影所掩盖的那些生活和生命的’缝隙’中去,使得你与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们有一种血肉相关的联系。在阴暗的潮湿的街道,夜晚笼罩下的城市和大地,空荡荡的墙角的拐弯处,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声尖锐痛苦的喊叫,那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的生命根部的疼痛,是你自己生命的尴尬、无奈和失去耐心。”3

二、为什么是“南辕北辙”

于裂缝中观望、承担裂缝的存在,同时也等于承认在许多事情上的失败,包括逻辑上的部分失败,有些事情不能用逻辑关系来解释得清楚。事情原本就是这样松散地放在一起,或者它们之间进一步的逻辑关系还没有呈现出来,可能最终也只有虚线的联系,那么在进行指认的时候,就要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姿态,允许和保留它们之间的距离和间隙,而不是马上进行概念兑换和逻辑运算,飞快确立性质,三下五除二就把问题推了过去“。如果是体现在用词方面,就意味着不仅是不用(和少用)大词,即便在使用指向性含义接近的词时,也要考虑能不能选用”饱和度“比较低的词,不够饱和的词或许只是体现了三分之一的含义,但目前你所能把握到的关系就是如此,所以就把它停留在这种状态。实际情况是,用词的饱和度以及所带来清晰明亮的程度,体现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和到达不同的结论。同样,某个相关的观点,要看它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中出现,前后有什么样的句子”钳住“它,不能抽掉了这种非常具体的制约,将它孤立起来然后强加别的含义在上面。在这些问题上,友渔先生和我的区别就变得不可调和。

友渔先生在致函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在点评你的文章时对你说过:这次颁奖给高行健可以批评,但说评奖委员会无视中国读者的发言权则不对。”这里,友渔先生用了一个“主谓宾”的结构,有发出动作者(评奖委员会)、动作本身(无视)、和接受动作者(中国读者),这样一来,在“诺奖委员会”和“中国读者”之间就有了一种直接的联系,其间没有任何缝隙。但我的思维和表达远非如此。我的原文是这样:“从技术上说至少是这样:在大陆读者仍然缺席的情况下,在不存在大陆读者这个维度的情况下,做出这个颁奖的决定,至少显得太仓促和缺少慎重。”那么就是说,现在有两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一件是“大陆读者的维度”没有出现,另外一件事是:“做出这个颁奖的决定。”这两件事情是明摆在那里的。但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构成“主谓宾”的关系,抑或仅仅有着“虚线”的联系,这些我都没有说。因此,从文本上看来,这两件事情之间是有“裂缝”的,不像友渔先生说得那么直接和绝对。当然,另外一种更过火的说法是:说我要求诺奖委员会“必须’征求’”中国读者的意见(而且“征求”一词还加上了引号,好像真的是从我的文本中弄来的,见王鹏令,)除了强加于人之外,也是没有注意到我在这两件事情之间所保留的间隔。

在我看来,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误解,是友渔先生和我不同的思维方式所致。出于他直接了当的逻辑思维的习惯,他对缝隙、距离、间隔这样的东西不敏感,他凭自己的想象把我推到了某一步,然后对此进行批评,但他说的“我”不是实际的我。他有一个既定的框架,但我处于这个框架之外,我从他的框架中逃脱了。关于逃脱的另外一个补充是,如果是我来表达“无视”这样的意思,我会用这样一些“饱和度”更低的词:“忽略”或“疏忽”,但实际上因为我没有将这两者直接挂上钩,所以这样的词我也没有用!

这种想当然把别人推过去的“逻辑”在我看来太粗疏了。这种粗疏还体现在同一句话中还有另外两个毛病:

一、有关“发言权”。按友渔先生说“诺奖委员会无视中国读者的发言权”的说法,好像我在说“中国读者”对评“诺奖”有发言权;的确,我用过“发言权”这个词,但我说的是中文读者对高行健作品的“评价”有发言权,原话是这样的:“”高行健的小说大量涉及大陆前几十年的社会历史现实,如何对它们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大陆读者应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除了这个地方,这个文本中另一处用”发言权“这个词也是指”对于描写自己所处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发言权“。

二、友渔先生这里用的是“中国读者”这个词,而我始终用的是“中文读者”、“大陆读者”,仅在一处,我用了“祖国读者”,这里是有细微区别的。“中文读者”’“大陆读者”两个词更接近专业或半专业用语,尤其“读者”这个词,是在弗吉尼亚·吴尔芙的意义上用的(参见我的其他文本。)至于另外有人(王鹏令)说我用了“中国人民”这样的词并由此大做文章,在我严正指出之后又改口说我用了“祖国人民”(“崔还开口闭口’祖国人民’ 亦即’中国人民’.请容我不客气地说吧,我听了这种话就烦!究竟谁是’人民?谁代表’祖国人民’?谁能代表’中国人民’?”)就不仅是“粗疏”的问题了,简直就是粗暴!如果可以用“代际”来划分,勉强可以说,像王鹏令这样的人(包括大唱“个人自由”高行键)他们思想的终点,是我的起点。

友渔先生指出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是我文本“指责的矛头对准诺奖委”。他的例证是从我文本中引出的四条。第一条“发言权”的问题我已经分析过了。最关键的是第二条“这次评奖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看,中文读者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汉语界对高行健这两部小说的反应(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应)不能构成对它们做出评价的依据。”请注意我这里用的“例子”这个很关键的词,这个“例子”是紧接着上文:“处于这么一个遥远的地位,我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被自己的政府所尊重,因而他们也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尊重?一个国家的政府长期拒绝和遮蔽自己人民的声音,因而这些人的声音也几乎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听见,也逐渐被认为是不值得考虑和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作为“例子”它不独立存在,前面刚刚说过的那番话正是对这个例子提供理解的前提即“制约”着它。或者可以表述得更加明白一些,不去用这个有点倒装的句型,但在这点上,讲究逻辑的友渔先生应该和我没有矛盾,只要去分析句子的逻辑含义,不要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句型出现。这里容易引起误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去查了电脑里的写作文本——本来从观点到例子之间是一口气连接着的(喜欢用连绵不绝的长句子是我的爱好和毛病);但为了网上阅读进行分段和分行时,“这次评奖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变成了另起一段的首句,在文气上与制约它的主句变得脱离。对此,我应该承担部分的责任。

至于第三条“无效”的说法,显然不是说中文读者对“评诺奖”是无效的,而是说今天在读了高的作品之后才拥有对于高的看法,“与我们在有关国内国际的无数问题上拥有自己的看法一样,是完全无效(这里用得上”无效“这个词)。这里,我们又一次被推向完全无能的境地——注意这里”又一次“的表述,这完全是和前面的政府”取消人民的声音“相贯穿和得到进一步延伸的,它表明前面的那个基本的观点始终在起着”制约“的作用,一直贯穿到这里。而友渔先生却说我只是开始”泛泛而论“之后没有下文了。由于我的文学艺术背景,可能会在文章表面的处理方面,弄出一些”主题“、”副主题“、”过渡“以及”回旋“等方式——以变换了的方式再次回到主题和强化主题,在游离之后重返最初的起点,这些友渔先生不会读得出来。

有关第四条“说句实话,这次诺奖的结果,颁发给一个不被他的祖国读者阅读的中文作者作品,极大地伤害了许多中文读者的感受,友渔先生在点评中说”我在读外交部的声明“,这样的区别也应能看得出来:外交部代表的是”中国人民“,而我说的是”许多中文读者“。既然不想让政府遮蔽自己的声音,我也不会因为和政府的”外交部“在措词上的看似一致而放弃自己的立场。

类似“指责”、“矛头”、“对准”这样的表述,也令我非常不习惯。同样还有“罪责”、“发怨气”、“抱怨”、“荒唐”、“胡搅蛮缠”等,这样“高饱和”、火药味十足的词不在我的字典里。一再使用这样一些激烈的词汇,若说是“情绪宣泄”,友渔先生恐怕比我更容易受情绪支配。在他的点评中有一处说“你就不敢说:诺奖评委必须读中文,这显然是不现实和不合理的要求”。天哪,为什么我一定想说出这句话而仅仅是“不敢说”?

三、一个拉康意义上的“分裂”文本

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惹是生非的文本更像是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所描述的人格:在某个时期,由于人的身体仍然处于几个分散的、不连续、不协调的部分,与此同时建立起来的主体及其意识也是“分裂”、“疏异”、“破碎不全”的。拉康认为这种“主体的分裂”会伴随人的一生,我们有关自身“完整主体”的概念是虚构的。且不谈这个理论本身的优劣可取与否,这个框架很能说明那个倒霉文本的某些实情。

有许多例证表明这个文本的分裂、分离、疏异的性质,甚至处处可以听出那种“开裂”的声音。比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方面,是“大陆读者”这个维度没有出现;另一方面,是作出这个颁奖的决定。这两件事不能说没有联系,但也不能说有直接联系,于是只有那种“疏离”的联系。它们各自朝向自己要去的方向,但又处于同一个大语境之中。不能说这次高行健获诺奖和中文作品的阅读主体没有关系吧?被友渔先生“大批”的“可能的读者”正是出现这里存在的缝隙之中,他不习惯于这种表达。

还有文学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同时出现!它们各自提出和承担不同的诉求,互相纠结重合,同时又互相矛盾对抗,构成了一个不能不说是非常紧张的空间。一方面,如文本里所说,当一个政府本身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论证,其公民的合法身份就受到怀疑;而当公民的政治身份受到怀疑时,他们的文学身份也受到怀疑,即中国还有没有文学?这不仅是遥远国度的人们看待事情的立场,即使是我们,如果承认自己在总体上“是被”取消“的,那么我们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文学身份?这就等于说,我们必须同时承认自己在文学上无力、无能和缺少判断力。而另外一方面,这个该死的文本又在文学身份上做了另外一点文章,力图向人们证明我们已经拥有无可质疑的文学身份:在谈到中文读者对母语作品的”发言权“时,不仅说到了我们身处其中的人对于高所描写的现实有判断力,而且我们在文学方面也是有判断力和值得信任的,这便是公开信中出现的有关文本的”他律“和”自律“、有关修辞学的要求、有关写作的难度等应该说是非常专业化的表述。从这样的立场看来,高行健的作品就不合格了。且不谈这些东西作为衡量文学的尺度其本身出处不明(又是一个裂缝!),但至少如果指认了这样严格的文学身份,就构成对于前面质疑政治身份的质疑:不拥有合法政治身份的人也不拥有合法的文学身份,这是顺的;但后来又冒出一个照她自己看来拥有正当文学身份的人,她是不是进一步(或潜在地)也要说自己拥有合法的政治身份?这里出现了有关合法身份的两种相反的诉求,看上去是不连贯和不”自恰“的。友渔先生的反感部分可能来自于此:一方面,声称自己在政府面前是”无力“的,同时又要对域外非母语读者说自己是有力的!而在强调自己的文学身份时,”矛头“肯定是指向了诺奖委员会!

被友渔先生视为“胡搅蛮缠”的那一段整个就是站立在“裂缝”中写成的!开始用了一句“’这些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人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法国的文学家或者一个德国的普通人都可能会这样想”。这并不是他说的“用虚拟的读者来臆想对自己的支持意见”,而是拉开距离,借用一个他者的角度,坐实谈谈我们自身。比“裂缝”还要进一步,这里的问题更在于“缠绕”:既处处“开裂”、朝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同时又时时重合,一层又一层地互相覆盖——在“合作”和“坚持”之间、在“可信任”和“不可信任”之间、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和“遭受遮蔽”之间、在“不免受到损害”和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损害之间,其中没有一句不落实到我们自己头上,不是在沉着地表达我们的实际处境,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友渔先生反复指出是“还在借题发挥和胡搅蛮缠”!此番照录于此,请读者明鉴:

“这些人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具有什么样的判断力?(包括政治上的判断力和文学、美学上的判断力)在一片”逃亡“(及”逃亡的胜利“)的呼声中,这些没有逃亡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怎么不逃亡?他们”合作“了吗?这会带来怎样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损害和痛苦?至少因为如此,这些人和他们的政府一样是不可信任的罢?当然,也许有个别例外。那么有人是坚持的。谁是坚持的?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坚持的?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即便如此,在那样一种总体环境中生活了许多年,这些人的头脑和精神难免同样受到损害,他们能够存活下来,这就说明他们肯定是在某些方面是”合作“的。或许压根就不存在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很可能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和世界接轨?!不存在个别”极有用心“的人不断指出的人权问题及言论自由的东西?!(这敢情最好,否则令大批善良的人们良心不宁。)所有这样看起来颇为缠绕复杂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现实中仅仅是最为初级的,我们面临的现实要比这些更为复杂和缠绕若干倍,它们是从外面在谈论中国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的确,这种情况就像哈维尔曾经说过的:外面的人看不出来,里面的人说不出来。

当然其中也有对于西域人们的批评,包括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再次出现的:当年就有人“对哈维尔关心的问题听厌了,他们对此’发烦’了。事隔十多年,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当年就快被听厌了的问题现在越发使人们感到沉闷”,难道这样的问题不存在吗?这“老外”就批评不得?他们中有人不仅在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上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且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眼光”也十分浅薄。从后者来看,不正是“相当于哈维尔坐牢的时候给昆德拉颁发这么一个奖!”但是,的确,这又是和我最初说的:“处于这么遥远的角度,我更关心的是……”有一定的悖离。

显然一不小心,事情就会被拉向和我们原来的意愿相反的方向!我们时时刻刻感到来自完全相反的力量的牵扯!并且在这种互相矛盾的牵扯中被弄得精疲力尽!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捅漏子”的文本本身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分裂的一个“症候”!它提供了有关我们分裂的精神生活一个非常典型的“病案”。这不是在夸奖它,也不是在批评它,而是表明关于这个文本的情况,我自己比友渔先生知道得更加清楚。同样为他所不知的是:我力图按照事情呈现给我的样子去描述,倾听周围的生活在我的耳边始终响起的声音,尽可能对我的环境忠直。在这样非专业的文本中,我希望自己只对一件事情负责:不是看起来无懈可击的逻辑,而是我的语言是否能够承担得起(和部分承担起)生活所交付给我的,尤其是那些比较晦暗、比较晦涩的方面。如果我们的现实是是富有张力和充满悖谬的,我的文本也是富有张力和充满悖谬的;即使弄出一个拉康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的文本也是我愿意承担的。

四、分裂的主体仍然是主体

这份文本中更深的、也是最大的“分裂”是由这句话所表述的:“即使是不好的生活,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可能是这份东西中唯一透露出来的异常的信息。与“批判”所包含的否定性力量不同,这是一个肯定性的信息,是在确认、接纳、认可某些东西;哪怕是非常有限的。

那封公开信以不断变奏的方式始终在揭示一个东西——我们的身份(identity)。更确切地说,是在认证我们的身份。那些有关中文读者的维度、有关翻译作品被当作评价的根据而中文的位置何在(这其实是对海内外仍然用中文写作的人们发出吁求)、有关高行健“归化”的问题(欧洲人如何对他作为异乡人、异国情调、部分政治上的异议感到兴趣),最终都和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有关,都能够落实到我们自己的脚面上来,培植到我们所站立的土壤中去。这样做的背后显然有一个动机:承担和凸出我们的自身同一性,寻求与我们自身相一致。这也意味着我们将肯定(和部分肯定)自己的生活,进一步建立我们自身的主体性。事实上,如何以一种持平的乃至积极的眼光看待我们自身,已经变成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其他有意义的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实际上,这是向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发出挑战。

我可以稍微拉开距离谈谈这个问题。我们从小是在一种可以称之为“批判政治学”的气氛中长大的,整天耳边听到的是这样的声音:“万恶的、黑暗的旧社会。”乃至在很长时间内,在人们的描述中(特别是在孩子们的想象中),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便是“暗无天日”的时刻,每天太阳不出来,都是黑咕隆咚的夜晚。我清晰地记得大概到了十三、四岁了,有一天我在阳光下面迷迷糊糊地走着,忽然想到这样的太阳不也同样照耀着从前若干年代的人们吗?旧社会的人们不也是生活在这样的阳光底下吗?那感觉像被电击了一下,猛地惊醒了过来。

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力量。它公开声称出于某个利益的考虑,从这个利益出发构造世界图景,在新编造的世界图表中,所有不符合这种利益的事实、细节、我们这里讨论的“掉在缝隙”中的东西,它都可以粗暴地、毫无顾忌地加以删除,需要的话可以任意修订事实。我们来看,本来是生活中真正的弱势人们及其沉默无语,后来被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控诉,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流一般,借助于一个抽象的诉讼群体,生活及个人可能拥有的主体性,便被统统取消了:在修改过了事实面前,“事实”是有力的,你是无力的:“事实”是雄辩的,你是有口难言的:“事实”是祸首,而你是无辜的。在这样的描述中,人们看上去越是显得无力,在道德上便越占优势。我们头脑中形成的黑暗的旧社会中受苦受难的人们,就是这样一片黑压压的无声无息的影子,处于彻底被动、彻底消极的状态。他们被说成无法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无力对自己的处境负责;谁要是提出这个要求,就是削弱了对旧社会的批判力量,就是替万恶的旧社会的制度辩护。

让这样一种局面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至少需要有三种力量的配合:

一、掌权者。他们需要始终将他人处于“被动的”、“影子的”、“人质的”位置上,套用由马克思传播的那个费尔巴哈的著名句式,即无权者越是无力,掌权者便越是有力;掌权者越成为“主体”,无权者越成为“客体”,这非常容易理解,不必赘言。

二、无权者本人。某种状况就像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描绘的女性特丽莎身上所揭示的。与另外一个女性萨宾娜不一样,特丽莎如此依赖托马斯,在周围眼花缭乱的世界面前感到自己非常“软弱”,甚至想一味地软弱下去,在大庭广众之下“倒下去”、“再倒下去”。当她到了国外之后,她竟然怀念起她的祖国的“软弱”:那种一蹶不振的软弱开始有了某种意想不到的魅力,“突然吸引着她”4,并且永远地征服了她。应该说昆德拉对这个人物还是有相当保留的,他把她塑造得可爱可亲。容我换一个语境把昆德拉的话题往前推进一点点,虽然这样做非常愚蠢和容易招致攻击。

在多大程度上,心理学上的施虐和受虐的结构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被剥夺者除了其实际的消极无力的处境外,是否形成了在这个处境之上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它被用来配合有权者的“权力的再生产”?这就是一味地使自己沉溺下去;一味地强调自己的那些不利的方面;一味地哀鸣、哀叹自己的可悲处境,无节制地允许自己陷入一种完全负不起责任来的软弱状态。我一直考虑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这种状态,这里暂且把它称之为“使弱”:使自己弱下去,更加地弱下去,说服自己越弱越好,甚至从中发展出一套受虐的美学。从屈原、宋玉开始的中国文人诗歌中经常看到的那种涕泪滂沱、憔悴不堪、捶胸顿足便是,一副饱受蹂躏、头发被风吹得十分凌乱的样子。某种“呼天抢地”不只是期待一个“贤明的君主”,同时也是“再生产”出他自己的这种可悲处境:通过诗歌将此“押上了韵脚”,实际上是认可、强化了这种处境,让它们变得易于忍受直至感到舒服踏实。

三、代理人。“代理人”的身份来自这个事实:被代理者的缺席。如果是明确的“受理”,那么被代理人的主体身份仍然存在。否则“代理”就是“僭越”。所谓的“代言人”很容易站在这种比较危险的位置上。一场抽象的社会性诉讼,需要以“被代言人”的缺席为前提,需要他们的沉默不语,需要让他们成为完全消极被动的“他者”。于是在“代言”的同时,便取消或忽略了“被代言人”自己的主体身份。很可能“被代言人”具体怎么想的,他们实际上要什么,自诩的“代言人”什么也不知道!而假如是这样,情况是不是更加糟糕——“代言人”本人同样属于弱势群体,他自己从生活到头脑都处于某种倾斜状态,他自身的主体性依然缺席,那么他能否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完成保护他人、行使公正的使命?一个其本身得不到保护的人能不能保护另外一个不受保护的人?让一个弱者去保护更加弱小的人或弱小的事物,其结果往往是难以想象的。很可能除了激烈和惨烈之外,在获得真正的主体身份方面仍然一无所获。

当然这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这里的篇幅所能澄清的。至少有一点,从被描述的社会历史到每一个活生活的个人,从某个抽象的结论到每天实际的日常生活,这之间还有若干距离,无数大大小小的环节、中介和过渡。再回到那个活该成为“靶子”的文本上来。如果说它有什么“矛头”,这矛头肯定是指向自己的,但不是那种“指责”性的。在它种种的互相矛盾、内部分裂、彼此缠绕的不同取向背后,贯穿着对于我们自身肯定性的而不是永远否定性的努力,贯穿着对我们自身处境做出的接纳、担当,而不是一味地拒斥、推挡,如同我们的外部环境曾经对我们所做的那样。如果不能做到整体上对自己的处境负责,哪怕部分地做到也好,一点一滴去做。甚至不能从传统上被认为“主要的工作”开始,从所有“次要的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有意义。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谁能说从改变我们自身的思路做起、恢复我们的主体意识是没有意义的?难道非要等到“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或者彻底改变这个制度,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的力量、着手建立我们的尊严?对分裂的承担也是承担,同时发出互相矛盾的诉求也是诉求。尽管这样做对我们并非习惯。并且显然是由于过去受伤害的经验,在尝试发出我们的声音时,很难保证不说出某些走火的话,(除非关起门来做一种“四平八稳”、无关痛痒的学问)或许在表达时不是那样晦涩、缠绕,令人容易误解,这些都是以后进一步要加以完善的。但如何不让始终遮蔽我们的那个政府遮蔽自己的声音,如何从自身的无能无力感中解放出来,一小部分地挺身而出,是我真正想要面对的。

外部的伤害并没有结束,它每天重复发生。新学期伊始,孩子从学校带回来一本《校园反对邪教》的宣传小册子,在它的封二、封三上赫然印着被烧焦的人和剖腹自杀者的可怕照片,作为一个母亲,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不应该让这些可怖的东西进入我孩子的视线;同样,那天晚上我若是事先知道,也不会让孩子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跟着我看电视里的“狼烟四起”!因为年轻的她尚不具备完整的心理上的自我保护的能力,这会对孩子的感情、心灵起到某种看不见的破坏作用,就好像我小时候不应该看见同学母亲肿胀的尸体一样。但起码现在我能明确地知道自己伤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受了伤害,要拒绝什么。而我的母亲当年不会明白这些。作为一个受伤害的主体,我仍然是一个主体。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因此,我很感激一位尚未谋面的朋友挑出了那个文本中还有这样的表达——“脚下奔腾不息的生活”。它是一个真正疏离的信息。

五、“戏谑”的形而上的意义

还有那封戏拟的退稿信。

戏谑是“裂缝”的具体体现之一。在事情有不对头的地方,在有说服力的环节脱落的地方,戏谑最容易发生。戏谑是“失?quot;的信号,同时也是除旧和革新的信号。

被极权者数年放逐于西伯利亚的巴赫金,念念不忘思考的“笑”的含义。在研究拉伯雷的小说和民间狂欢节的联系时,他指出:笑声来自民间,表明了一种真正民间的精神;笑声是对于现存秩序、规范、特权、禁令的暂时摆脱,是打破来自身份、地位、观念等的等级制度,消洱一切界限;是以迅雷不及耳的方式铲除一切僵化、腐朽的事物,令其埋葬和速朽。“这个真理正好得势一时,因此理当把他消灭。”5这位堪称严肃的学者甚至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以万事万物取笑(包括参加狂欢节的人们自己取笑),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的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6在这样的笑声中,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大无畏精神和更替、更新的急切要求。而拉伯雷笔下的塔波古这个形象,在巴赫金的分析中,“体现着这个时代的那种建立在恐惧和强迫基础上的片面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所追求的是颠扑不破的等级制度,它不容许任何角色的更替和更新。”7 笑声中可能包含某种异质的东西,这是一些大人先生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同样,犹太人出身而流亡美国的社会学家刘易斯·科赛,在他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一中这样介绍知识分子的另一出身,也是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习惯的:“我们也可以把中世纪的宫廷弄臣,算作知识分子的祖先。”8“弄臣”被赋予“笑”的特权而不必担心收到惩罚,是因为他没有任何地位,处于等级制度之外。“不承担任何固定角色,不必遵守通常的礼仪,他可以揭露最令人不快的真相而不必担心报复。倘若他饰以玩笑逗乐的伪装——这是为了否定或减弱其攻击的严肃性——他可以对人人都接受的事实提出疑问。不过,即使他在逗乐,他还是使掌权者感到狼狈。他虽然得到容忍甚至奖赏,但他总是面对那些一本正经的人左右为难的反应,因为他的机智和戏谑几乎掩饰不住他的批判锋芒。”9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弄臣”那样的“特权”,他要在劳动力的市场上寻饭吃。那其实是一个更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丢掉饭碗(身份)。但这并不排除他们当中有这样一些人:除了“寻饭吃”以外,仍然对精神的、理念的问题有着乐此不疲的兴趣,在他们看来,“一些理念远远不只是只有单纯的工具价值,它们具有终极价值。”“他们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细盘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10 我把科赛名之曰”理念人“的人称作”垂直的人“,他们只问自己所面对的事情本身的价值,而另外那些从种种现实的利益、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的人,可以称之为”水平方向上的人“。出于理念本身,”垂直的人“甚至会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这样的话,而完全不顾忌可能招致的后果。

我始终相信,一个人若是做了一件事,那么只是他想这样做,所有理由都是在事后、即在事情发生的“后半拍”上出现的。所以,现在为自己那个受到严厉批评的东西做辩护,多少有点勉强,不管提供多么有魅惑力的理由。但我举出的这两个人有他们特殊的意义,都是来自一种“悲惨”的背景,和我们的处境有某些相似之处。这表明我们这些至今还没有“逃亡”到另一世界的人,也不是注定只能是“受苦受难的请愿团”,只能发出哀鸣,或者只能担当“维护秩序”、“保护弱者”这样的角色。在被破坏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破坏”(“精神上的捣乱分子”),在裂缝中我们仍然可以制造更大的裂缝。

问题部分地在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承受能力。这甚至不是一件理论上的事情,而是实际上个人的肩膀上能够抗得起来的那种力量,是还来不及通过头脑思考就能断定和认可下来的那种力量。这当然与个人对于生活、尤其是自身生活的估计有关,与作为个人能够体验到的自由感有关,说得深一些,与人们对于自身、对于环境的现实感有关。对我来说,戏拟这么一封“退稿信”仅仅是有关我个人的事情,它既是我个人观点的表达,又是我个人风格的部分体现。这和有批评中说的“任性”根本扯不上。恰恰相反,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承担得起!既然我已经承担了那么多的东西(其中许多看起来性质与此完全相反,)承担时代和历史赋予的种种分裂的存在,我也能承担这样一次小小的“事故”。至少,从别人的立场来说,我有做这样的事情的权利吧。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是一个正确与否(correct)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当(right)与否的问题。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是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英国人、美国人或意大利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做了同样的一件事反应如何?他们的同胞和同行可能只是耸耸肩,笑笑而已:总是有这样一些奇怪的人们,他们喜欢用奇怪的途径来表达他们奇怪的想法。对这?quot;退稿信“的激烈反对,让我感到有些人还没有从那种”整体性“思维中摆脱出来,认为还有他们也要为这样的事情负责;要不就是出于那种患了关节炎的”民族自尊心。“

比个人的承受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正在做些什么?不是说要把“公共的平台”越做越大吗?为什么不能首先尝试着把自己的平台越做越大?把不同的、异质的东西引进自己的平台之中,使它同时拥有不同的、五花八门的色彩?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对于“异质”的东西承受和消化的能力?经验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就和打预防针、“种牛痘”一样重要。往往一个人不在于他拥有什么样的理念,而在于他实际上拥有什么样的经验,受什么样的经验的支配。他能否接受别人的挑战也取决于他能否接受自身的挑战。巴赫金在他的那些论述中引用了歌德这样一句话:“人应该被重新摧毁!”11在这里重复这样的话有危险,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个人还是我们已经创造出来的公共空间,都有待变得更为丰富、结实和具有更大的承受能力。

戏谑的好处就在这里:它所搬起来的石头,不仅会砸到别人,也会同样落到自己的脚面上,它同时是把自己摧毁,是把今后的事情带到更加遥远、更加广阔的方向上去。因此问题不在于某人戏拟过一封退稿信,而在于戏拟过之后怎么办?于裂缝和扩大裂缝之中,是否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大的平台?争取更大的精神自由及遵守更严格的限制?在我的理解中,我们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色彩编织一块小小的地毯,在它上面,于不同的局部有不同的图案和变化;同时我们又在把这块小地毯和众人的大地毯(公共平台)相衔接,如何做好这个衔接、过渡也是很关键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给一些终日考虑“制度性建构”、建立“理想秩序”的朋友稍稍进一言:在“游戏”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游戏规则”;不玩游戏,不出现游戏中出现的“例外”,不迎接那些富有挑衅性的“事故”,规则也就缺少了对话和富有弹性的性质。

注释:

1、《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科传》,迪迪埃·埃里蓬着,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注2同。

3、拙作《看不见的声音》“自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页。

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着,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5、《巴赫金文论选》,M·巴赫金着,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6、同上书,第198页。

7、同上书,第242页。

8、《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刘易斯·科赛着,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注10同。

9、同上书,第4-5页。

11、同《巴赫金文论选》一书,第225页。

爱思想200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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