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闲言漫语上黄田
上黄田是个村民组，“人民公社”年代是个生产队。保甲制期间，应当是个甲。然而普安先生告诉我：它也曾经是保——石井保；下黄田则为黄田保。上黄田位于村子最上端，地势较高。我以为，当以树老爹家那道石坎为界。石坎与下面的屋脊持平，站在坎上放眼望去，一片片黛瓦粉墙，一张张铺开的屋面。像一幅版画，很好看。
树老爹家的房子早就无影无踪了，那道石坎还在。
然而普善说，是以“聚星堂”为界。“聚星堂”以上，包括“模范桑园”都属于上黄田。普善当过黄田大队会计，说的是行政地界，应当是对的。
上黄田人家不多，也就二三十户。房屋也不像下黄田那样密集整齐，那样恢弘大器，那样系统工整。其中“仁德堂”、“新德堂”和“老坦上”的房子倒是有些规模了，终因地形地貌的局限，拓展不开。与下黄田相比较，显得偏僻、狭窄、零落、寒碜。就好比山坡上的梯田，难得一个较大平面。
也没出过什么名人。以我看，最大的人物就是大先生朱似愚。他是晚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是个学者。他兄弟三个，都是读书人，都是戴眼镜。大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二先生住在榔桥做生意，也脱离黄田。唯有三先生一直闲居在“新德堂”。那时候“新德堂”也是高墙大院，也有门楼。他就住在门楼左边的披屋里，像个门房，十分寒酸。村里一些人背后喜欢称呼他“三瞎子”，多少有点不恭。我的短文《三先生》写的就是他。
柿奶奶是我的三叔奶奶，她的女儿朱性冰，小名田英，是我的堂姑妈，“解放”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录音科副科长。陈旺生，敬修堂后面陈家人，原本在榔桥做伞为业，后来参加马渡乡自卫队，当了队长。传说此人心狠手辣，与共产党作对。1947年，黄田成来保、金小犬秘密组织农会，被他们抓获，在榔桥遭难。传说陈旺生剜其心肝下酒，未知真假。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陈旺生与王必槐（国民党县党部行动队长）同在溪头遭枪毙。汪大金，早年出去打游击，当了解放军。后来转业到宁国县民政局当局长。他的母亲，我们喊乖奶奶，带着小儿子汪小毛在上黄田过日子。汪小毛比我大一点，一只眼睛残疾。“大跃进”前夕，母子俩投奔宁国县去了。
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最近，凯中先生告诉我：周招南曾经是“地下党”。我大为惊讶，有点不相信。在我印象中，他一点都不激进，不像个“地下党”。他有个儿子俞德祧，胖胖的，不甚精明。兰英喜欢女孩子，就将汪兴田的大姑娘过继为女儿。后来又招赘了我的弟弟普善。汪兴木是普善的继父。“土改”以后，我的二妈带着一双儿女改嫁于他。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的勤劳节俭，本本分分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这样的祸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子。汪兴田就更惨了：他早年跟随汪大金打游击。后来改换门庭，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他有三个女儿，除大女儿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都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年轻时漂漂亮亮，会唱京戏。后来改嫁朱永骈，大饥荒中跳冲水凼自尽。他们还有个堂兄汪南生，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三年大饥荒”中，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掩盖真相，以表现“一派大好形势”。汪南生再也没回来，饿死在那里了。时至今日，汪大益七十三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如今，汪大益过得非常好，一点都不老态，看上去像是六十多岁。他种了六、七亩田，还养了两头牛。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田呢？他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共产党，怕变，没有信心种田。自己也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种田，就多要了几亩。如今好了，不但免交农业税，还有种田补助，还有养老补助；虽然不多，日子还是好起来了。他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多活几年。
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跺跺实实，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一只手残痼，却不妨碍他干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的。小时候我们喊他春老爹，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三年大饥荒”中，陈承春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到榔桥公社，一共三个人，捆绑在柱子上，凯中先生亲眼看见。当天夜里，陈承春就被折磨死了。那个年代，在“阶级斗争”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不久，陈承春的老伴也饿死了；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
我家住在上黄田“老坦上”，这里有七、八户人家。其中朱普欢（后来改名朱普文）比我大几岁，同学。他的父亲朱大保早早地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孤儿寡母，日子过得不轻松。他曾经在外地干过一段时间工作，不知什么原因还是回来当了农民。因此他知道的东西多，牢骚情绪也大，口无遮拦。大家都说“美帝国主义坏”，他却说美国好；人们都唱“东方红”，他却唱“东方黑，西方亮……”那时候信息极为闭塞，他怎么就与众不同呢？后来，他上自家屋顶“翻屋”，不小心摔下来，头撞在天井里，抢救无效，去世了。
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机伶的人，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三年大饥荒”，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个姐姐，其他人都饿死了。
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学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距上黄田不远。他的父亲朱永愈，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其中朱世萼兄弟俩，一起饿死在一间空牛笼里，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已经被老鼠扒掉。“三年大饥荒”，老鼠也饿狠了。
俞志明，小名和宜。个子不高，精明利索。走起路来连蹦带跳，不是唱歌就是哼调。他喜欢唱戏，有时候也帮忙导戏。他导的都是武戏：大刀怎么舞，棍棒怎么耍，对打起来怎么合把子，他懂。应该叫武术指导。腊月里的排练场上，我见过他舞大刀，就是关云长用的那种大刀，他能舞得眼花缭乱。他还能翻空心筋斗，时不时地来两下。一个种田人，能在舞台上“咚”地一声翻个筋斗，常常招来满堂喝彩，他觉得好开心。俞志明在涌溪打过游击，因为手残痼，退伍回乡；有民政部门颁发的退伍证。“文革”中也遭到批斗，关押在大队部里。
住在最上面的李子学，“土改”时当过第一任村长。他为人宽容、厚道、本份，是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人们都喊他大老爹，或者学老爹。夫妻俩从江北逃水荒过来的。后来，妻舅一家也过来了。这里不闹水荒，过起日子来心里是定的。他似乎比当地人更勤劳，一天到黑在地里干活，身上晒得黑黝黝的。女儿李月英与我同学，因为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跛了。泾县中学毕业以后没有找到工作，回到家与表哥成了亲。孕期中胎儿异常，又不愿意去大医院检查，导致意外死亡。老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女儿，十分不幸，悲痛极了。他们家倒是没受过政治迫害，日子过得也还比较富足。“三年大饥荒”都挺过来了，女儿却遭意外。那个年代的人，怎么就有这么多不幸呢？
今日上黄田，日渐萧条。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有门路的人家也纷纷迁走了，住户越来越少。许多空房子也就一间一间地倒了，塌了，无人收拾，满目荒凉。倒是修了一条路，直通半山腰，说是为了便于伐运毛竹。这是一条沙土路，坡度也比较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淹没毁坏了两边一些田地，已经造成明显损害。上黄田依山傍坡，数十年来，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水土流失成了很大问题。雨涝成灾的日子容易“发蛟”，就是“泥石流”。小时候常听老人指着远处山上某块黄土坡地说：“喏，发蛟了。从那里钻出一条蛟来……”毁了庄稼，毁了田地。还说蛟是一种水怪，腾云者为龙，驾涛者为蛟。蛟行哪里，大水就发到哪里。
仰首张望，黄褐色一条路，从山上蜿蜒而下，真的像是一条蛟——好大的蛟！
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朱成树、朱锡锷、汪南生、吴少丙、胡娣姑、朱安英、陶奶奶、朱大庆、俞德祧、汪竹林、三六子、陈承春夫妻俩、陈承益、陈承跃夫妻俩、汪海水的母亲、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立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愿这些屈死的冤魂，在天国得以安息。
祖父
祖父朱星垣，“成”字辈。成什么呢？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惭愧。祖父兄弟四人，他是老二，人称“二老爹”。祖上略有薄产，分家时四兄弟均分。“土改”的时候，老大老二家成了地主；老三家成了贫农——三老爹抽鸦片，把家搞败了，坏事变好事。老四家绝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祖父十二岁到六安一家店号当学徒。据说给老板盛饭时还够不上灶台，只得以板凳垫脚。小小年纪背井离乡，到一个极陌生的地方侍奉别人，可见他很早就开始发愤的。后来，便一直在六安做生意，有时也回家歇息一段日子。似乎也没有发财，只是置过一些田地，盖过一堂房屋。相对于原来的老屋，祖父把它叫做新屋。新屋与老屋毗邻，相隔一个小小花园。正房三间，中间为堂屋。一头延伸过去，另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大大的厨房。如果绘成平面图，当为曲尺形。二层木结构，粉墙黛瓦，三合土地面。小时候我常到那里玩。那里有一个大大的园子，种了瓜，种了菜，还能逮蟋蟀。“土改”的时候，新屋“改”给了别人，说是“剥削”来的。
我与祖父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寡言少语、满脸严肃、性情古板的人，从来就不知道他笑起来是个什么样子。他与奶奶单独住在新屋里，单烧单过。他将后面一个大园子开垦出来种菜，种南瓜冬瓜丝瓜黄瓜。还种“癞葡萄”，后来才知道就是苦瓜。不是当菜吃，而是成熟以后摘下来，吃里面的穰子，不好吃。倒是搁于盘中，好看。祖父还将冬瓜籽晒干了，炒给我们吃。冬瓜籽干瘪干瘪的，好像没有籽仁，一点都不好吃。我们要吃南瓜籽，祖父不答应，说：“南瓜籽要留到过年吃。小把戏那么讲究？不好吃嚼嚼吐了，总能香香嘴吧？”“小把戏”就是小孩子，方言。旺季的时候，菜吃不完，祖父就叫我母亲拿去卖。母亲不大愿意卖菜，祖父不高兴了：“挣钱嘛，就是针头上削铁。这样不在乎那样不在乎，还不是坐吃山空？”母亲不敢违拗，只得把菜装在篮子里，挎到下黄田叫卖。招来议论纷纷，说太抠，想不开，是卖菜人家吗？又说是装穷，做给人家看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秀。其实，祖父倒未必这么想，他只是想把多余的菜变成钱。
还种果，种花，供人观赏。人说：“二老爹真会种啰，这么多花，真好看。”于是他满心欢喜：“你端一盆去——来来来，不客气，多得很。”——“真怪塞了！”“怪塞”，黄田方言，就是谢谢的意思。我一直不知道这两个字该怎么写。
除了种菜种花，还制作笼子，逮些“纺织娘”，关在里面，观赏。制作蟋蟀笼子，关蟋蟀，玩。前一种笼子是用刚登场的麦秸编的，大大小小各种式样，如灯，如钟，如螺，如方盒。通风透气，整齐美观。算得上工艺品。一只笼里关一只，怕它们打斗残杀。夏天，南瓜花盛开的时候，“纺织娘”很多，肆无忌惮地叫：嘀铃铃——嘀铃铃——铃……很好听。若一旦集中叫嚷，也能把人叫烦。祖父把逮来的“纺织娘”关在笼里，挂于墙上，喂食南瓜花，自我欣赏，不免多了几分得意。过些日子，又将它们放走，再逮新的。那东西很脆弱，一旦死在笼里，有些不忍。
“纺织娘”绝迹的日子，笼子依然挂在墙上，祖父依然欣赏。大概他觉得自己编的笼子很好看吧。
关蟋蟀的笼子则是用毛竹筒做的：锯一节毛竹梢，一寸多高，打磨光滑，装块玻璃，底面锥个小洞，安上塞子，塞上有槽，可以搁上米粥或米糊，供食。将蟋蟀关在其中，看得清清楚楚，常揣于怀中，不时地掏出来摆显摆显。需要与人斗蟋蟀了，将它们放置在一个大一些深一些的钵子内，以蟋蟀草撩其牙，惹其怒而打斗。
我以为斗蟋蟀这玩艺品格低下——凡挑逗二者使之互相残杀者，品格都属低下。茫茫世界，物与人同。
祖父还置了几把剃头刀，说是给我们剃头。不知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却只能剃光头。他自己也是光头，说光头好。村子里作兴剃“包头”：剃头匠与各家达成协议，每月上门剃两回，全年付给若干斤稻谷，很便宜。我一直留“二分头”，在当时是很时尚的。祖父说：“小把戏那么讲究？自己剃算了。”我不愿意剃光头，但拗不过，硬是强强地将我的头发剃光了，光得像一颗徽州白梨。回到房里一照镜子，我哭了，拼命地嚎叫：“我要头发唛！我要头发唛！”母亲只得百般劝慰，说：“不要惹老爹发火了，头发可以长出来。”——“哪天能长呢？”——“半个月。”我不知道半个月多久，母亲又说“快得很。”于是我天天照镜子。等到雪白的头皮渐渐变黑，心里才觉得好过一些。或许祖父自己也觉得过分了吧，此后便不再提起剃头的事。而我当然是避之不及了。
还不准我们到人家去玩，不准我们吃人家东西。我是被管住了，弟弟却管不住，不买他的账，到处跑。弟弟泼皮，嘴又甜，人家都喜欢跟他逗：“给我做儿子，干不干？”——“干。”于是给他东西吃。有时还躲进人家不出来。好玩爱吃，本是小孩天性，一笑而已。祖父却十分顶真，到人家去找；找到了，拖回家里便打。弟弟的母亲心疼不已，嘴翘得多高。但不敢吭声。老人家太厉害了，都怕他。
1949年，父亲在郎溪的家中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普新。祖父还专门去看过。与父亲说：“你都四十岁了，还喜得贵子，我当然高兴。”没想到这句话捅了漏子：父亲跟女方瞒了年龄，闹得一家人不愉快。这是普福后来告诉我的。
记不清哪一年，祖父复去六安，将奶奶留在家里。几年都没回来，也不通音信。躲过了家乡的“土改”运动，没有吃苦——所有的苦都让我母亲吃了。一直到1956年，或者是1957年，反正我上初中的时候，祖父突然回来了。是被人抬回来的——他得了中风，半身不遂。此时奶奶已经过世，全部事情都由母亲一人操劳，还要服侍他拉屎拉尿。母亲真不容易。
我按照母亲嘱咐，特地回家一趟，见到祖父。他坐在一张大大的椅子上，手边一根拐杖。有什么事了就杖击地板，咚咚咚地响，唤人来照应。他目光呆滞，脸色晦暗，反应迟钝，语言不清。坐在阴暗的居室里，与其说是一位活人，毋宁说是一尊偶像。立时感到一缕莫名的悲凉。
我喊了他几声，站了片刻，磕了三个头，离开了。
这是最后一面。不久，祖父去世了。
三奶奶
我的祖父排行老二，三奶奶的丈夫老三，亲兄弟。三老爹年轻时不学好，抽大烟，把家产败得净光，早早地谢世了，丢下三奶奶和一双儿女，孤儿寡母。三奶奶硬是把他们拉扯大了，还都混得有头有脸。女儿朱性冰，东奔西颠在外闯荡。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她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音科副科长。儿子朱大壁，江西景德镇画师。就是在陶瓷坯子上画花画鸟，写字题款。应当是工艺美术师。儿女都在外地成家立业了，三奶奶哪里都不去，一个人在上黄田过日子。
三奶奶命苦，没能靠着好男人，却练就一副倔强性格，不服输，不装孬，不怨天尤人。早年间，帮培风中学的老师学生洗衣浆衫缝缝补补，到学校门口卖炒菜卖小吃；还侍弄田地庄稼，插秧割稻，甚至犁田耙田都能来几下，抵得上大半个壮劳力。她一天到晚癫进癫出风风火火，忙了外面忙家里，似乎有使不完的劲。
“土改”的时候划成分，三奶奶划的是贫农。分了田，分了“胜利果实”。三奶奶好高兴：“那死鬼抽鸦片烟抽好了。要不然不也是个地主？”从此，她开口“贫雇农”闭口“贫雇农”。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改朝换代了，有钱人落难了，贫雇农吃得开了。”我家划了地主，三奶奶却照样喜欢我。用她的话说，大人划了地主，小人不是。而当养父母闹离婚，我不得不重跟生母时，三奶奶不高兴了，非常严肃地要求我“划清界限”，不要回来。我不买她账，瞪起眼回了她一句：“多管闲事多吃屁。”三奶奶恼火了，劈哩啪啦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三奶奶喜欢骂人。鸡丢了，骂人；家里东西不见了，骂人；菜园子被猪拱了，骂人；觉得干部办事不公了，骂人。三奶奶嗓门大，骂起人来别具一格。通常是在院子里拍巴掌、跺脚，节奏感颇强。骂着骂着便哭诉起来，诉说自己怎么怎么苦，年轻时怎么怎么守寡，怎么怎么把一双儿女苦大；诉说“那个死鬼”怎么怎么不顾家，怎么怎么不知道心疼人。更有甚者，便是一手拿起铁皮畚箕，或是洋铁桶，一手拿根木棍，边敲边骂，在村子里兜一圈：“……短命死的，洋炮铳的，偷奶奶的老母鸡，不得好死，断根浇灭……奶奶好不作孽？二十几岁守寡，风里来雨里去，没日没夜……玉皇大帝啊，观音老母，你们显显灵吧，叫那个短命死的天打五雷轰，五马分尸……”三奶奶这一圈可以兜大，也可以兜小；有时候只限于上黄田，有时候却要兜到下黄田去。不知道怎样界定的。大家都觉得三奶奶不好惹，刻意躲着点。实际上这是三奶奶一种渲泄方式，一种心理诉求。骂了，诉了，她内心平衡了，情绪也就化解了。有点像如今上网，遇到什么不平事了，上网诉说一番，造造舆论，出出气。那时候没有网，即便有网三奶奶也不会，所以只好敲畚箕骂人。
三奶奶屋子后面有个菜园，菜园里有棵大枣树。枣子成熟季节，一虬一虬挂满树枝，令人眼馋。于是我们经常去偷袭——用砖块瓦片瞄准掷砸，将枣儿砸下来。瓦片落在屋顶上，惊动了三奶奶，便常常招来责骂。有一次，三奶奶悄悄赶出来，我躲避不及，三奶奶刚骂几句，发现我一个人在场，便一把拉住我：“你跟奶奶说嘛，奶奶给你打就是啰。”说着拿来长竹竿，哗哗哗哗对准树上一阵猛抽，枣儿纷纷落下。我不好意思捡。三奶奶说：“捡，快捡！吃完了再问奶奶要。一树的枣子不给你吃给哪个吃？奶奶一个人吃得了？”说得那么简单，那么诚恳，我越发不好意思了。我想起她骂我的时候，而她好像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三奶奶依仗自己“贫雇农”，天不怕地不怕，总是跟时局过不去，总是跟干部闹对立——用她的话说，是干部跟她过不去，“瘟”不得她那一亩三分田。干部则说：“我们要‘瘟’不得你做什么？是上面开会说的，要成立互助组，贫雇农要带头。”——“阿拉就不带头，看你怎么办？阿拉贫雇农，不怕！”三奶奶偶尔到上海住些日子，学会了“阿拉”，并且用上了。
三奶奶不参加互助组，所有的农活一个人顶。村里人也还好，农忙的日子，常常来给她帮忙。所以三奶奶过得还算松泛。下半年，收成也不比别人差。
办初级社了，干部们又来宣传政策，三奶奶还是不理睬。
办高级社了，三奶奶依然不买账。三奶奶成了“钉子户”，“反对合作化”。
于是有人跟她摊牌了：现今办高级社了，可不是以前那样小打小敲了。土地耕牛农具都要入社，归公了。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旱不怕涝不怕，生灾害病也不怕，好日子就要来了……
听说土地要归公，三奶奶气愤极了，拍手跺脚大嚷起来：“你们可不要打我的主意。我那一亩三分田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又不是剥削来的。还没焐热哩，你们要抢走？”
“正是毛主席说的，要走合作化，土地要归公。”
“我不信。毛主席共产党才给我的，好意思又收回去？”
“不信你看，你看。”干部拿出一张报纸，递给三奶奶。
三奶奶一推多远：“阿拉不看！”——也看不懂，她根本就不识字。
一个贫雇农，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寡妇，一个疯疯癫癫骂起人来没完没了的老太婆，能把她怎么样？三奶奶硬是没有加入高级社，成了远近闻名的“单干户”。
“单干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农忙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忙了，亲戚朋友都入社了。花钱都请不到人——也不能请，请人就是雇工，雇工就是剥削。耕牛也借不到了，那是农业社的财产，人家不借。于是三奶奶发了恨——一锄一锄地挖！
“奶奶有的是力气，不怕。”三奶奶硬是较上劲了，何苦呢？
再就是歧视——“单干户”可不容易，好像干了坏事一般，人前矮一截。什么“顽固不化”啦，“翻身忘本”啦，成了代名词。一些不明事理的孩子见她就嚷：“三奶奶——单干户！”“三奶奶——单干户！”……每当此刻，三奶奶便驻足观望，说：“单干户怎么啦？没偷没抢，奶奶高兴单干。”如果孩子们尾随不舍，三奶奶会抄起个什么东西，作凶狠状：“短命死的！你来，你来！”
我也不止一次地参与其中，跟在后面起哄。真的对不住她。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风声更紧了。三奶奶终于挺不住，也顾不上她那一亩三分田了，把家中东西稍做处置，跑到上海女儿家去了。
三奶奶走得明智。很快，“大跃进”开始了，“三年大饥荒”开始了。如果不走，三奶奶不死也会脱层皮。
十多年以后，三奶奶重回黄田。她说上海别的都好，就是火化不好。人死了，往炉里一丢，烧得叽咕叽咕叫，痛煞人了。三奶奶怕火化，怕痛，所以要回来。女儿当然不同意，百般劝说，三奶奶硬是不听，没办法。
三奶奶将祖上的房子要了回来，一个人住。
然而，三奶奶真的老了，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当年的干练与麻利完全不见了。精神也差了许多，不再骂人，话也少了，经常一个人木木地坐在那儿，半天不挪一下，愣愣地发呆，不知道想些什么。人老了，或许就是这样。
三奶奶跌了一跤，爬不起来了。多亏普善，将她背到榔桥，坐汽车到泾县，再坐汽车到繁昌，一路上背上背下。终于搭上去上海的火车，将三奶奶交给她女儿。
不久，三奶奶过世了，没能逃脱火化。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