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亲人
故里先生
（五）普欢先生
朱普欢是我的小学老师，我们喊他欢先生。他个子高大，年轻时当有一米八几，经常看见他在篮球场上奔跑。不久，他到涌溪教书，就不怎么见面了。
他家住在惇裕堂，马冲河边，与笃诚堂（洋船屋）隔河相望。他的父亲朱清波，早年妻子不孕，便于1926年在上海娶小，次年生下普欢先生。
朱清波十四岁到上海谋生，在朱幼鸿的当铺学徒，一生经商。年岁大了以后才回到黄田养老。他家很有钱，大名鼎鼎。村里人说起他的名字，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钦佩。“土改”的时候，朱清波理所当然地被“土改”工作队抓了起来，与朱兆麟一同关进村公所（家庙）的厕所里。厕所垫了木板，铺了稻草，没有被子。不久，他俩又被转移到榔桥区公所关押，不知道什么缘由。彼时，普欢先生二十多岁，也被关了十几天，威逼他们交出“浮财”。他记得清楚，家里两箱玉器被搜走了，是多年当铺经营中留下来的。并没有分给当地农民，而是被土改队“吞”了。文华也告诉我：不光土改队“吞”了不少好处，村里干部也“吞”了不少好处。
1957年，朱清波在黄田逝世。
普欢先生的哥哥朱普团，又名朱学诚，1919年生，系清波先生所领养，算作大老婆的儿子。朱普团是李村园人，读培风中学，读茂林广益中学，直至高中毕业。其间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又是中共培风（学校）的地下党。他一生教书，是培风中学最后一年的校长。后来调任广德中学教导主任，又调任马鞍山一中（在采石）教导主任、教师。据同为老师又同为“历史反革命”的朱治祥先生说，朱普团工作能力强，记忆力特别好，头一日在他手上报名的新生，第二天就能叫出一个个名字来。1957年，朱普团因为“历史问题”被捕，判刑七年，在劳改队里做砖。偶然间遇上一位原一中学生，是劳改队管理人员。学生念及昔日师生之情，暗中照顾老师，派他看大门。劳动强度就轻松多了，以致“三年大饥荒”中把一条命留了下来。1964年刑满释放，他一个人回到黄田，与其养母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吴云，脸上有点麻子，一直在马鞍山和平路小学当教师。二人育有一儿一女，改革开放以后儿子移居国外。
1967年，朱普团在黄田病故。
普欢先生的生母是苏州人，家里开裁缝店。八岁那年，他随母由上海回到黄田。因为躲壮丁，十八岁那年（1944年）正月初八，他逃往上海，遇到在国民党74军军需处工作的朱普安，介绍他进去当了三、四个月的差。而后又回黄田当小学教师。
1947年，普欢先生再度去上海。这次，他跑起“单帮”，专门做走私进口手表生意。在上海，他将手表装进饼干瓶，只装三分之一空间，上面复以满满的饼干，带到天津卖给下家。生意很好。每跑一趟可以挣到相当于今天七、八千元钱，快活得很。可惜不久天津战事吃紧，被围困了，不能去，生意也就无法再做，不得已又回黄田。这时候，时局变化急骤，家道也渐渐中落，竟一度开荒种起芝蔴来。后来还是经人介绍，到涌溪当了教师。
1957年“反右”以后，普欢先生因为曾经在国民党74军军需处当差三个多月，被开除回家。此时，妻子在马渡桥当教师，生了一个儿子，交由普欢先生的母亲照应。母亲一个人带不了这个孩子，遂举家奔往岳父母家，共同照应，一起生活。岳父原先是看护八甲祠的专职人员，住在祠堂旁边的屋子里。地名双河大队老屋生产队。岳父母好，队里人也好，接纳了他们一家。他便在生产队当起农民来。直至1979年平反，退休。
说到这里，普欢先生庆幸不已：“亏得离开黄田了。要不然我肯定饿死。”原来，双河村虽然也属于黄田公社，相距不远，就“大跃进”的残酷性而言，差别还是不小。这里吃公共食堂的日子不是很长，早早地解散了。尤其生产队长汪早生，一个四十多岁的厚道农民，心地善良，不图名不邀功，而是千方百计庇护着大家。他总是带领大家偷粮偷菜，偷蚕豆，偷玉米……凡能吃的东西都偷。要割稻了，他挨家挨户打招呼，叫大家准备一个能装十斤稻谷的“饭包袋”。割稻时一边割一边捋，捋下的稻谷装进“饭包袋”里。袋子装满了，扎一捆稻草把子，立在田头，将“饭包袋”藏进去。收工时各自将袋子拿回去。社员们也都很好，不“左”，不假积极，不“鸡窠里发瘟”；而是互相照应，互相掩护。在为了生存的斗争中，人心竟然出奇地一致。汪队长还有大动作：带人去偷仓库里的粮食。仓库是粮站的，是国家的，也敢偷？汪队长说：“妈的屄，国家都不给饭吃了，我们还不偷？”于是有人望风，有人打洞，有人扒稻子，整担整担的稻谷偷走了。普欢先生总结说：“因此，生产队总共二百零四人，只饿死三个。要是不到双河，我肯定没命了。因为黄田的干部特别坏，哪有汪早生这么好的人？再说黄田居住集中，众目睽睽，你瘟不得我，我瘟不得你，偷都没法偷。而双河居住分散，边边拐拐，单门独户，搞点小动作就容易多了。”
由此，我想起网上一篇文章：1960年春，四川省荥经县凤仪公社各食堂断粮绝炊，数月之间饿死近一半人。时任公社武装部长的李文中，“决心宁肯自己死了，也要为还没死的老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拿起枪，率领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在当年真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持枪抢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当然，李文中遭逮捕了，判刑二十年，说他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
与李文中的刚烈悲壮相比，汪早生似乎“渺小”得多。但我以为：他们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良心是同样可贵的。而且，汪早生还多了一些智慧——一种底层民众伴随着无奈而生发出的平民智慧。
如今，普欢先生八十七岁。老伴已经过世，儿子一家住在县城。他却一个人独居在当年的祖屋里。天气好的日子，经常到榔桥镇上蹓一蹓，同一些老年朋友见见面，谈谈心。他说这里自在，习惯了，并不觉得冷清。我猜：普欢先生一定对这幢古老的祖居有感情，对老屋生产队有感情，对这里的人情风物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和记忆。用他的话说：是这块土地，是这里的人，帮助他活了下来。
（六）普庆先生
1951年，我过继到榔桥养父母家以后，即进入烈女庙小学插班读书。先后之校长是赵子林、朱普庆。赵校长文质彬彬，儒雅和蔼，不久调走了。继任校长朱普庆，富态、健壮，讲话做事雷厉风行，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只见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普庆先生是李村园人，1925年生。李村园与黄田相距十四华里，渊源颇深。据《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记载：一世祖“茶园公”第六代孙朱伟与其子朱旦定居泾县，当为北宋末年，1081－1129年间，落脚之处就是李村园的“城山”。而“茶园公”第二十二世孙朱枱迁居黄田村则为明万历，1541－1599年间。就是说，朱氏“开发”李村园，要比其后代“开发”黄田早了四百多年。
“土改”的时候，普庆先生家所幸田产不多，划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他本人一直是教师，后来当了教导主任，当了校长，也还是没离开学校；是一个平平淡淡，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教书匠。只不过多读了几年书（高中毕业），只不过担任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区队长。然而1958年2月，普庆先生被捕了，押送到宣城某劳改农场服刑八年，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还是所谓“十个拜把兄弟”成员。而这“十个拜把兄弟”中，有一个叫梅先春，当时已在台湾，这便成了雪上加霜。是在寒假中全县教师“反右”斗争集中学习期间，五百多教师的现场公开逮捕的。据说同时被捕的还有几个人。
此前寒假开始的时候，普庆先生是和妻子许佩文一道前往县城参加学习的。而学习结束时，许佩文却只能一个人回家了。挺着八个月大的身孕，孤苦伶仃，凄楚断肠。
许佩文比普庆先生小五岁，也是小学教师，赤滩人，家庭地主。此后，她一直在李村园李塘小学教书。她每年徒步去宣城劳改农场探监一次，每月给丈夫寄五元钱。而她月薪只有三十三元。丈夫劳改去了，她就一个人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生活；逆来顺受，苦苦挣扎。把四个儿女苦大，真了不起。
大女儿朱琴生1947年出生，是她的得力助手，帮助侍养三个弟妹。采茶叶，打猪草，拔笋子，砍柴禾，风里来雨里去，理所当然要比命运好的孩子懂事。一年暑假，许佩文被罚到唐村集中劳动，一个多月不能回家。琴生除了照应弟妹以外，还得每天给母亲送两次饭，单程十五华里。晚上一趟常常是天黑了，不敢回来，只得与母亲同宿，次日一早返回。这时候，那个比她小七岁的大妹妹，也不得不早早地操持家务了。
琴生也想读书。黄田师范快要停办之前，她也曾经到学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同时还带着妹妹，每天一份饭两个人吃。终因为家中离不开她，也因为交不起八元钱的开学费，不久退学。用她的话说，没有读书的命。
唯一比当地农民“优越”的，就是“供应户”。每月尚有定量供应粮食。三年大饥荒之中，虽然也不够吃，也挨饿，到底比“农业户”好多了。工资发到手，首先把全家的口粮买来，把盐买来，至于其他就不敢奢望了。然而许佩文从来不在儿女面前叫苦叫累，只是默默地干活，挖葛根，开荒，点豆，种菜……样样都干。夜晚，除了备课看书，就是缝缝补补，做鞋子纳鞋底。儿女们早早睡了，她常常一灯如豆，淅沥听雨……
有一年大年三十，许佩文破天荒煮了一大锅饭，让孩子们放开吃。七岁的小女儿喜出望外，居然连吃七碗（农村中用毛竹筒做的碗，专供小孩用，掉在地上不会碎），肚子胀得不能动，只能仰在床上喘气。琴生说不能吃了，她妈却说：“由她吃！胀死鬼总比饿死鬼好。”这样的想法和语境，也只有三年大饥荒中才会有。
普庆先生在劳改队里并不知道家乡大饥荒的详细情况。是村里一个人因为偷杀耕牛被劳改，跟他说的。1966年，普庆先生刑满释放，回李村园务农。一家人高兴万分。孩子们也都觉得这下可好了，自己也有父亲了。于是全家把一切“好东西”省给他吃，说他八年牢狱太苦了，让他“好好地补一补”。普庆先生沉浸在亲情之中，也觉得很幸福，很亢奋；什么活都抢着干。砍柴，本来是琴生包揽的活，他说不要女儿砍了，自己砍。却多长时间不回，反倒叫琴生放心不下，于是去接他。及至碰面，他还才到半山腰，远不及女儿在行。然而有一次，我在李村园看见他犁板田，牵牛，扶犁，转弯，吆喝，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当时想：啊，这就是我的校长。
回到家里即遭“文革”冲击。一个“劳改释放分子”，只能是苦难依旧。戴高帽，挂牌，批判，游斗，那是家常便饭。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回家不说，也不怄，平静得出奇。一段日子里，他每天都是遵照那些人的吩咐，自觉地站在生产队长家门口挂牌示众，无须别人叫喊。然后为队长家劳动——天天挑瓦砾。队长将一座旧祠堂拆了，瓦砾成堆。挑了许多天，竟然也不与家人说。琴生长成大姑娘了，村里一男子向她求爱，她看不上，没答应。这个人记恨于她，却报复普庆先生。琴生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
上世纪八十年代，普庆先生终获平反。“组织上”给他四个子女每人补助400元，共计1600元。家人正好用这笔钱为他修了一座坟——普庆先生没能熬到“平反”，1972年就病逝了，脑溢血，时年四十七岁。
八年的铁窗生涯，八年的骨肉分离，八年的望穿秋水，普庆先生只是为自己“挣”得了修建一座坟墓的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谓“十个拜把兄弟”中的梅先春从台湾回来了。他来看望许佩文。丈夫受难了，许佩文不离不弃，把四个儿女苦大，把家维持下来。不像另一位胡姓朋友的妻子，丈夫打了“右派”，她就闹离婚。两相对比，他觉得许佩文值得敬佩。
2011年9月的一天凌晨，许佩文给儿子打电话，说自己觉得有些不对劲，希望他快来。儿子很快赶到，许佩文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说话，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是可谓寿终正寝。
（七）兆麟先生
兆麟先生的父亲朱玉田，人称玉田公。早年在江西一家盐号担任“管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经理。盐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富甲一方。玉田公也发了财。不单单有田有地，南昌、上海、芜湖都有房产。还有衣店，有当铺，有钱庄，都在芜湖。一家人也都在芜湖过日子。黄田老家的事情则交由朱逢时管理。有一年旱灾，他们家做好事，放粮救灾，行德积善。灾民们排队领粮，按家口每人一升米。这是一天量，第二天再发。这种事情是不多见的，在乡间传为美谈。朱逢时管理有方，也攒了钱，也买了田，后来也成了地主。
兆麟先生家境优越，放荡不羁，成了公子哥，俨然一副少爷派头，吃喝嫖赌样样沾全。十六岁的时候还无多大长进，玉田公不得已把他送到六安当学徒，想让他学学规矩，好好为人。不料三年后玉田公病故，没人管得住他了，愈加无法无天。玉田公对自己儿子放心不下，临逝前把万贯家财托付给他的知心朋友十先生代管。十先生祖籍黄田，家住上海。原本是江西盐号老板。他们兄弟太多，有二十几个，便以排行称呼。玉田公嘱咐他按时限量地把钱发给儿子，防止儿子肆意挥霍。岂料玉田公逝世不久，兆麟先生即购买了枪支（那时候私人可以持枪。只要到当局指定的地方登记即可），勾结几个流氓无赖，穿着军服，闯进十先生家。兆麟先生派头十足，将合子枪往桌上一“拍”，责令十先生交出所代管的家产。十先生虽然不想辜负朋友重托，见此架势也无可奈何。思量再三，还是把玉田公所托之家产交给了他的儿子。
兆麟先生经营家产，远不及父亲有能耐，却十分仗义。朋友乡亲向他借钱，他都答应。多半是有借无还。他也无所谓，不计较。他在芜湖为他喜欢的戏子“捧角”，总是将整场戏票买下来，散发给别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送。他有个栆核微雕，刻成一条船，船上刻了人，刻了李白的诗，刻了窗户，窗子竟然是活动的，能开能关。工艺精美，实属罕见。凯中先生亲眼见过。是一千大洋买的。后来说是被查禁鸦片的人拿走了。
家底愈来愈不如从前，虚名却越来越大。一天，兆麟先生同往常一样，走进王学奎开的鸦片烟馆，突然遭人逮捕，说是查缉鸦片。进而搜查其宅居，竟查出一包烟土。兆麟先生叫苦不迭，大喊冤枉。因为他知道家中并不存有鸦片，分明是查抄的人做了手脚，陷害于他。此类诡计当年并不少见。事后才弄清楚：是一个国民党的大佬，见他家有钱，设计圈套，敲诈他。于是将他关进县城东山王家监狱。声称要判处死刑。家里人费尽周折，以钱铺路，打通关节，乞求饶命。兆麟先生被关一年多，迟迟不放，不停地敲诈，家产几尽耗尽。所有店铺都倒闭了，好一些的田产也卖掉了。待到释放回家，只剩下妻子手上一对金手镯。兆麟先生将其变卖，往返于芜湖上海之间做生意，却又是血本无归。不得已，经人介绍，到“25号仓库”看大门。“25号仓库”可不是一般地方，乃国民党四大家族经营生意的库房。除了枪炮子弹，什么都有，待遇也很好。国民党溃逃大陆之前，提出三点善后意见，供职工们选择：1、随同去台湾；2、留下来等待国军反攻大陆；3、辞职，发“解差费”若干。兆麟先生选择了最后一条路：领取数百大洋。却不回家，而是留在上海寻欢作乐。直到“解放”，“解差费”也全部花光，无法安身了，才想到回老家黄田。他是与朱普谍一道启程的。普谍的行当是“贩公路”，即贩买贩卖，投机倒把。二人在芜湖宿店时遭到搜查。普谍身上有不少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被怀疑，遭逮捕。后经审查，还是将他们释放。
这样，兆麟先生才于“土改”前回到黄田。
兆麟先生迷恋于吃喝嫖赌寻欢作乐，却从不过问政治，没在国民党里干过事。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虽然也当了地主，也被关押被斗争，人缘却一直不差。“大跃进”年代，把那么多人抓进劳改队，也没抓他。“文革”中把所有“四类分子”迁送出村，唯独将他留了下来。固然因为他是个好好先生，因为他的落拓寒碜，更因为他的女婿茆股长。茆股长在县银行负责农村信贷工作，茶林队每年茶季之前必定要贷款，有求于茆股长。于是不放走兆麟先生，并有意照顾，派他看仓库，派他看茶场——茶场何至于要人看守？示好而已。茆股长心中有数。
我认识兆麟先生的时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我眼里，就是一位很少说话的瘦小老头，走路走边上，见人点点头。那两年我养父在板桥头开豆腐店，他几乎每天必来光顾一趟：花二分钱买两块臭干子回家喝茶，有时候也捎带一分钱水豆腐。不少人聚在门口聊天扯淡，他也不参与，买了就走；有人与他打招呼，他也只是点点头，似笑非笑地吱一吱嘴。似乎还在维系着一个曾经富贵者的一丝尊严。而到晚年，妻子与他分开过了，他便一个人混日子。孤寂落寞自不必说，也是越来越穷困潦倒、落拓寒碜了。他一天到晚赤脚草鞋，冬天也是如此，叫人难以理解。夜晚睡在灶门口的稻草窠里，双脚伸进灶膛取暖。胡子拉碴，邋里邋遢。他帮人做工，不求报酬，只要求供饭供烟；烟也不是什么好烟，黄烟末子都行。俞圣彬做豆腐，他帮忙挑到涌溪去卖。早上去，靠在锅台喝豆浆，臭干子喝茶；吃过早饭，赤脚草鞋走乡串村。晌晚回来如数交款，分文不讹。丁是丁卯是卯。虽说穷得叮当响，依然不偷不摸不赖账不说谎。最多也就是向人家要支烟抽。所以，大家都放心他，相信他。在生产队支到钱了，他也不会“细水长流”。而是“倒头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喝西北风他也无所谓。
“文革”开始不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包括千百年前的鬼与神，全国各地掀起一股掘墓风。炎帝、舜帝、孔子、仓颉、包公、岳飞、瞿秋白……诸多陵墓遭劫。黄田大队也召集各生产队，派人挖掘玉田公坟墓。该墓在黄田中学后面的牛背山麓，以花岗岩石条砌成。拾级而上，展现一个平台，石门石坊，石桌石凳，苍松翠柏，芭蕉棕榈，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精致而不小器。在黄田没见过这么讲究的墓葬。令人不难猜想到墓主人当年的富贵荣华。小时候上学，我们常常于早读时间结伴前往，以背书的名义徜徉其间。与其说是一处墓葬，毋宁说是一座袖珍公园。
二三十个劳动力挖了二十多天，有时候晚上还点汽灯加班。他们以为墓葬里面有金银财宝，所以挖得很深，很卖力。结果连一个铜板都没见着。便弃之不管了，也没有复土还原，暴尸山野，一片狼籍。后来，黄田中学的学生上去玩，有人将其头骨弄了下来，以棍子撑起，在操场上把玩戏耍。有人对兆麟先生说：“兆麟官，这是你老子的骷髅，你把他收起来吧。”（泾县方言，称呼男人时多在其名字后面加个“官”）兆麟先生说：“我不管——哪个搞的哪个管。”
可怜玉田公，当年江西大盐号的总经理，何罪之有？
兆麟先生有一儿一女。儿子朱藩荪，早年在上海辅仁医院学男护，后来从医。“解放”后在“治淮委员会”当医生，医术规范精深。妻子是该医院的化验员。因为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藩荪先生受不了，又离婚不成，作了个不明智的抉择：于1961年下半年退职回乡，在黄田村行医。一个人住在大队医务室里。1963年农历正月初一，被人发现卧床逝世。
女儿朱文华，在培风中学读过半年书。“土改”的时候十五岁。父母都被逮起来了，母亲关在村公所，父亲后来关到榔桥区公所。文华一人在家，每天要往两处送牢饭。她总是在菜园地里摘些菜到榔桥去卖，用于买米买盐。这种孤苦伶仃的日子前后过了一个多月。1952年她到泾县中学插班读初二，靠的是助学金。1954年考入宣城师范。虽是地主子女，倒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追求“政治进步”；还加入了共青团，是一个党员两个团员作为她的介绍人。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溪头中心小学任教，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据她说，她并没有任何“鸣放”言论。就因为最后的“右派”名额不够，“指标”完不成，而“补”到她头上的。根据就是家庭成分不好。
文华婚后未育，早年将其哥哥的女儿带在一起生活。现在姪女也退休了，同住县城，经常来照应她。虽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文华的身体还是不差。对现在的日子也很满意。说：“城关一小那些整我的人，一个个都死了，我还活得很好。衣食无忧，看病报销，共产党对得住我了。”我问：“城关一小哪些人整你？”——“喏，曹XX，曹X，还有那个女的叫什么……你看你看，人老了，记性不好……他们都死了，我还在跟你讲话，多好。”
文华在给我传递一种观念：活着，就是胜利。
也许，她是对的。
（八）朱丙先生
朱丙，又名朱永炉，黄田李村园人，1913年生。家境贫寒，幼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十三岁到芜湖学徒；十六岁到上海当小贩，贩卖报纸文具；二十岁进上海医药书局当校对员，转上海佛学书局从事文牍。二十二岁回里结婚，当了一年家庭教师。二十三岁再去上海，考入联华影业公司，当起电影演员。上海沦陷前夕，携家眷回到家乡。那年月，国民党抽壮丁凶狠厉害，有“兄弟壮丁”、“父子壮丁”之说，闹得百姓人家极不安宁，又难以逃避。因为兄弟多，他便主动从戎，于1938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他长得很帅气，又有文艺才能，被上级看中，分配在军队抗战剧团。先后在皖南政工队、广东乐昌政治部怒潮剧团担任演员、导演、副团长、团长，并加入国民党，上尉军衔。
在屯溪，部队剧团公演曹禺名著《雷雨》。朱丙先生饰演周萍。把个腐朽、寄生、懦弱、茫然的大少爷演得活灵活现。他那风流倜傥的外表与剧中人软弱无奈的内心反差，表现得那样强烈。与当时时代青年的苦闷、徬徨以至犹豫徘徊的情绪形成共鸣，叫人爱恨交加，万般迷情。几场演出以后，观众都认识他了，以至于“粉丝”太多，不敢径自上街，而不得不择路而行。
抗战时期，朱丙先生一直从事抗日文艺演出，向军队官兵和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他还在桂林等地招考一批爱国青年到剧团当演员，手把手地培养他们的演技。由于他事业心强，工作认真，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与攻击，说他招考的演员中混进了“异党分子”。1940年，他在《译报周刊》上发现有关新四军在故乡皖南一带活动的消息，一种强烈的冲动油然而生。遂借机离开广东乐昌，辗转来到皖南屯溪。此时，屯溪“总动员委员会”正急切筹办政工队，要他当队长，并颁布了任命书。朱丙先生却一直想见到新四军，没有马上就任队长，而是跑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经人介绍，见到战地服务团一位领导人，声称是特地赶来报效革命的。那位领导热诚地接待了他，说目前正是团结抗日的时候，需要利用这一工作机会；勉励他回去努力工作，保持经常联系。朱丙听信了这一意见，回屯溪就任皖南政工队队长之职。一面积极做好抗日宣传工作，一面静候新四军的消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原先听起来十分美妙动听的计划，被彻底打碎。不久，他又因“异党分子”嫌疑两次被捕，先后关押于屯溪、歙县和南陵县大牢，共一年六个月。出狱时已奄奄一息，随即大病一场。
1946年，朱丙第三次到上海，考入国防部联勤总部直属军中播音第一队。一共有160多人报考，只录取两人，朱丙是其中之一。据其晚年“申诉材料”称：此播音第一队是拟配给67师占领日本的，薪饷每月100美金。后来美国又不要中国军队去了，遂将其改配给傅作义部队。朱丙便担当起国防部政工局北平军中广播电台上尉播音员一职。因为朱丙的播音水平较高，国民党溃败大陆时，政工局特地安排他全家去台湾。发给他三张飞机票：朱丙和他妻子各一张，两个子女共一张。那时候大陆去台湾的飞机票十分金贵，据称徐州被围困时，一张机票就要二十根金条，一般官兵是无力问津的。然而，他却十分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与承诺。权衡再三，还是决定不去台湾，追随傅作义部队起义投诚。1949年3月6日，起义人员被共产党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朱丙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二团“学习”。同年8月被判刑五年，押往大同煤矿劳改。
朱丙先生的妻子洪燕群，1917年生，榔桥洪村坦人。洪家十分富有，丰厚的田产自不必说，单单在榔桥的店铺就有半条街之多。有一般的杂货店百货店，也有高档的药店和当铺。洪燕群系洪家独女。其母看中了朱丙，万般喜欢，陪嫁丰厚。并指望他继承家业，经营祖产。然而朱丙先生却生性有些另类，偌大家产竟然拴不住他，还是外出闯荡去了。朱丙当兵以后，洪燕群长期住在娘家。因为婆家苦，吃饭都困难，经常从娘家整车的推稻子过去。而洪家不但富有，也颇慷慨。洪家的二伯伯尤为仁慈，过年前常站在门口与路人搭讪，掏钱给穷苦百姓过年。丽芳说，她母亲从小娇惯，性子刚烈；而她父亲却是个好好先生，脾气好，厚道随和，从不发火。在她的记忆中，父母伴嘴总是母亲占强，打他掐他都不还手。
1949年，朱丙先生遭捕后，洪燕群只得带领一双儿女回归李村园。那时候战乱刚刚平息，交通极为不便。一路上艰险劳顿，太多苦累。及至回到家，九岁的儿子肺炎复发，即遭夭折。这个当年的富家千金、国民党军官太太，娇生惯养不事农活；初到农村，极不适应，多病生疮，万般凶险，带着四岁的女儿，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
1954年，朱丙刑满释放，回李村园务农。
1958年“大跃进”，他又被逮去劳改，又判五年徒刑。是因为山洪暴发中，他所放牧的一条牛不慎落水淹死，说他故意破坏。朱丙不服，屡屡申诉。因为多人证明该牛确系不慎落水，劳改七个月以后被放了回来。
一个四类分子，又干不了主要农活，朱丙只能放牛，捡粪，割草，一般只能拿到六、七分工。虽然也在队办林场干过，也有人举荐他当民办教师、当保管员记工员，但因为身份问题，常常是干不了多长日子即被上面禁止。虽然他自学中医中药，能代人看病，自已也想看病，但又不敢。妻子也不让他看病，怕“出了人命不得了”。农民朱大荣相信他的医术，生了病非找他治不可，他也不敢。后来，大队出了字据，叫他治，他才答应。结果是把病治好了。
朱丙先生放牛的时候，常常把牛赶到很远很高的山上，任其食草。自己却把衣服脱光，赤条条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说是“日光浴”，说是“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用牛的农民有意见了：“你不能放远。我们要用牛，总是找不到你。”
“大跃进”期间，双河大队成立所谓的“跃进队”，将本队四类分子集中一起劳役。“跃进队”是俗称，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劳改队”。没有人身自由，不分白天黑夜，超强度劳役，动辄批判斗争，乃至捆绑吊打。大队书记汪祖起别出心裁，将一寸宽的竹片一头剖开，用来笞打他们。裂开的竹片打在人身上立刻将皮肉夹住，剧痛难耐，残酷之极。
有一年正月初一，母女二人（朱丙在“跃进队”劳役）只有半碗腌菜一瓶开水熬过了一天。第二天，有好心人见丽芳可怜，带她去间菜籽秧。弄了两碗菜秧，和食堂里一碗粥，放点水同煮，二人又熬了一天……吃野果，吃树叶，吃草根，吃观音土，吃一切认为可以充饥的东西。有一种野果“鸡胳的”（即金樱子，中医入药），外表有剌，内核有毛，甜甜的，多吃便秘。丽芳吃多了，肚子痛得死去活来。隔壁一老头也吃多了，也痛得直叫唤。老头前一天还抬过死人，竟然就这么“哎哟哎哟”地痛死了。丽芳还好，大概因为年轻，“扛”过来了。
“文革”期间，朱丙先生自然没有好日子过，受尽污辱与迫害。在那个残无人道的年代，黄田一带虽然不象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临桂县那样残杀“黑五类”及其子女，批斗时的手段也是很毒辣的。除了挂牌，戴高帽，脸上抹黑，用稻草索捆绑手臂，把众多的“黑五类”拴在一起游斗……还有：跪扁担。跪碎玻璃。炎炎烈日下长久跪晒。反剪双手并绑一棍，时不时地撬动木棍，令受害人关节欲裂。朱丙的小弟弟朱永滋曾经被烈日晒晕虚脱。“洋船屋”秀姑娘脸上被涂满墨汁，她受不了这般污辱，号啕大哭；倒是凯中先生“老道”，安慰她：“莫哭——丑什么？不丑。真正丑的是他们自己。”
1985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撤销对朱丙的劳动改造，按起义人员对待”。起义人员应当是什么待遇呢？朱丙先生一家人也不清楚。只是以“特殊救济”之名，由民政部门每月发给朱丙夫妇各四十元补助。
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较以前好过多了。
1995年11月，已经双目失明的洪燕群离开了这个世界。朱丙先生格外孤独凄凉，对女儿说：“我好想你妈啊。真想她再来掐我几把……”两个月以后，1996年元月，朱丙先生吞下足够的安眠药，毅然决然地追随妻子而去。
对于他，人生是百无一恋了。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