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乌托邦”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陷阱，这个陷阱的开掘者是陈独秀。陈独秀终于省悟了。和陈独秀的憨直不同，毛泽东更为机智，也更狡黠。
中国的民主化，如果从郑观应一八九五年提出“开国会，定宪法”算起，到现在整整一个世纪了。可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我们“国会”已开到八届，宪法也定了四部，小民百姓的言论、出版、新闻、集会、结社等项权利，还只是纸上空文，说明我们离政治民主化相距还相当遥远。
历史的可悲不在于我们离民主化还有距离，而是我们一直被告知，我们早就有了比西方民主广泛得多、真实得多的“社会主义民主”。例如最近出版的一本《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就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话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到来之前，还有很大迷惑性，无奈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已经快半个世纪了，究竟有没有民主，有多大民主，还要官方或半官方的喉舌这样不厌其烦地聒噪吗？如果一定要讲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我以为剖析一下它作为一种理论，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倒是比起一味聒噪有意义得多。
“民主乌托邦”：从争取民主到否定民主
把民主与世界文明的主流剥离开来，宣扬什么超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我们中国民主化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陷阱。开掘这个陷阱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
说起陈独秀，不能不想到他当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揭开了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迪的序幕。当他擎着民主的旗帜时，曾把西方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民主与科学，认为要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学术上的一切黑暗，同样也得靠民主与科学。可是曾几何时，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後，就扯下了扛着的旗帜当作烂布，谴责起“德先生”来了，认为它只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谈政治》），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所以，“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志”（《民主党与共产党》），“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共产党”月刊短言》）。翻读这段时期陈氏文章，他对民主的看法，前後不过一年之隔，却实在判若两人。如果一定要说他这时还没有丢弃民主的旗帜，那么他已将它涂上了无产阶级的印记了。正象他自己宣称的，“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告北京劳动界》）
民主既然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而无产阶级民主又比资产阶级民主广泛得多、真实得多，那对中国人来说，当然应该追求它了。何况历史实践也说明，落後的东方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跨入社会主义，争得无产阶级民主。苏俄就是成功的例子。陈独秀就正是这么说的：“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指西欧各国——引者）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以後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国庆纪念底价值》）。这就是陈独秀的结论。他从鼓吹民主到否定民主，或者说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宣扬有所谓超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认为中国可以越过资产阶级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理论可以称之为“民主乌托邦”。
相信这种“民主乌托邦”的，当然不是陈独秀一人，而是所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坚信的观念。按照这种理论，“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社会主义批评》）对于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既要反抗帝国主义，又要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实行民主制度，这本来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现在既然有了比西方民主还要好的社会主义民主，又可以直接从封建跨进社会主义，那又何乐而不取呢！所以“民主乌托邦”对中国人有相当魅力是很自然的事。从二十年代以後，它曾赢得了许多先进中国人，他们为实现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前仆後继地英勇奋斗着。
“民主乌托邦”是怎么产生的？
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自然会有不同形态，不同的特点，包括缺陷和弊病，但它并没有什么阶级本质的区分。把民主分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声言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好的民主，实际是把民主抽象化，理想化，再用它否定实际存在的民主，幻想可以一步跨入民主的理想境界。难怪有的学者把这种“民主乌托邦”称之为“民主至善论”（萨托利：《民主新论》）。有意思的是，“五四”以後中国思想界相信这种“民主乌托邦”的，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小团体，差不多都相信中国可以也应该争取社会主义民主。例如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在对各种主义的回答中，被调查的一零零七人中，赞成社会主义的就有二百九十一人之多，赞成民主主义或民权主义的仅有六十九人，其它几种主义，除了三民主义，大多仅有几人。这里所谓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派别。如果我们不纠缠于这些派别区分，倒可以说社会主义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思潮。所以，“民主乌托邦”在中国的盛行，恐怕不是少数激进份子的鼓动，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缘由。
一、辛亥革命失败与袁世凯称帝这一惨痛教训，使许多人感到民主救不了中国。本来民主就不是一件西服，我们脱下长袍就可以换上它。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它要靠我们长期奋斗去争取、去适应、去驾驭。西方从争取它到得到它，差不多经过了三百多年。中国知道民主、呼求民主，为民主奋斗，到“五四”时也不过二十几年，失败自是常理，力量太弱小嘛。可是我们的先辈有人却不这么看，认为当时学来的民主是假货，靠它救不了中国。这就把民主化过程中，一时力量对比的强弱，扭曲为历史终结的成败，实际是以民主的应然状态来否定民主的实际存在，进而否定民主本身。这种“民主乌托邦”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理论误区。
二、产生这一误区的直接原因，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果的巴黎和会，给了中国人巨大的刺激，“公理战胜”的牌坊成了民族屈辱的标志，对西方强权的义愤，粉碎了中国人追慕民主的迷梦。他们推原战争的起因，归咎于民主制度，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已走到了尽头，它不应该再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了。被中国人尊为导师的列宁就说过：“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虚伪性，在事实上表明，标榜为‘西方民主’的凡尔赛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压在弱小民族头上的暴力。”（《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七一、二七二页）令人深思的是，中国思想界并不知列宁的这个讲话，却同样有近似的说法，研究系的刊物《解放与改造》就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指资本主义文明——引者）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既然如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追求社会主义了。
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终于“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瞿秋白语），使“民主乌托邦”的气球在中国思想界的上空升腾起来。用毛泽东後来的话说，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于是，“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了理想的选择。所谓俄国人的路，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民主乌托邦。
四、“民主乌托邦”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有这么深远的影响，还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有着难于割舍的联系。大同思想是中国牌的乌托邦，它经过了康有为的改装，更具有现代色彩，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与“民主乌托邦”所幻想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难怪毛泽东把它们捆到一起，惋惜康有为只是写了《大同书》，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这条路毛泽东当然找到了，那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乌托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民主乌托邦”当然也不例外。一旦乌托邦被宣布真的实现了，那民主就不知飞向何方了。
陈独秀的省悟与毛泽东的狡黠
“民主乌托邦”坚持下去，一旦进入实际运作，就会滑到最不民主的深渊，出现专制独裁。三十年代苏联就是一例。那时斯大林搞大清洗，就是打的“保卫社会主义”旗号，实际是对人类文明的公然践踏。正是这一事件，使陈独秀认识到民主的真实内容没有阶级之分，从“民主乌托邦”的迷梦中惊醒。
一九四零年，陈独秀在给友人的信中，围绕民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指出民主的内容就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就是民主的真实价值，它本没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范围狭广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所以，把民主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那仍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
陈独秀还肯定，民主从来就是“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更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伪善，是欺骗”。“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陈独秀书信集》第四九七——四九八、五零三——五零五页）
我不知道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贤人哲士关于民主问题有哪些创见，陈独秀指出民主真实内容没有阶级之分，是否可以算是其中一条？它不是从什么教条衍化而来，它是从历史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更应该值得我们珍视。可惜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对它却三缄其口，连近年出版的几部陈的传记也只字未提。与先贤相比，我们未免太缺乏理论勇气。
和陈独秀的憨直不同，毛泽东则更为机智，也更狡黠。就在陈独秀指出民主没有阶级之分的同时，毛也大讲民主，把民主提到了抗日的前提、目标的高度。毛在声言团结抗战的同时，提出“废止国民党专政”，争取“人民的自由”，强调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论联合政府》）他还揭露了国民党独裁专制，呼吁厉行宪政，指出“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都是反宪法的，“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所以，当务之急，“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毛泽东不是从民主的性质上，而是从领导权上提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虽然它们同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但新民主主义却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他批驳了那些要走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左倾空谈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将来的事。“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新民主主义论》）毛虽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民主的提法，但与“民主乌托邦”不同的是，他承认在实行无产阶级民主之前，还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我们不能把毛对左倾空谈主义的批判，看作只是中共内部的派系、路线之争。它在当时是对“民主乌托邦”的有力一击，拨正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方向，以致让人们感到，在当时国共两党斗争中，民主这面大旗是由中共树起的。那些国民党统治下的人们，从这里看到中国民主的一线曙光，许多人冲破各种阻力，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延安成了中国民主的象征。
可惜他们最终拥抱的，却只是民主的泡影。
谎言与事实
毛泽东上述民主高调还言犹在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新政权建立的前夕他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布：“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在民主的一阵喧闹之後，无产阶级专政终于呼啸而出。毛所讲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如後来一篇权威性文章指明的，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本来，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原来讲的新民主主义到哪里去了？它显然与人民民主专政不是一码事儿，被宣布为需要很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没有正式降生就宣告它已终结了。人们有理由怀疑，毛原来讲的一套是不是欺骗？是为了向国民党夺权而编造的谎言？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新政权建立後，在民主制度建设还没有起步，就将原来几家民营报纸和私营出版社不是消灭了，就是公私合营了。民间言论机构扫尽以後，民间社会组织又被当做反动会道门给通通取缔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曾引用中国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指出这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是封建主的老戏法。不知五十年代初，中共对新闻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这种戏法究竟有什么不同？
其实，毛本人对这问题已作了明确回答。他说人民专政又叫人民民主独裁，这一套全是从国民党那里学来的，只是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反革命的”。既然都是专政，都是独裁，那它们之间的界限就很难讲得清楚，只能完全听凭当权者的意志和取舍，不但小民百姓可以随时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专了政，就连国家主席也难逃此劫！专政到这个地步，与民主的边也沾不上，又遑论小民百姓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宪法有规定也没用，党还不需要不允许啊！
说句公道话，要用後来的事实，断言毛当年讲的新民主主义全是谎话，全是欺骗，也不尽符合事实。毛在讲新民主主义时，总是同时强调了两条，一是肯定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另一是指出它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所以，後来的事实毋宁说是毛讲的新民主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只是善良的中国人当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共同点上，忽视了那两个附加条件，更没有去深思那两个附加条件将会带来什么实际後果，以致真的照毛讲的去做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第一步是为了第二步，而第二步就是陈独秀曾经鼓吹过而终于省悟了的“民主乌托邦”！
“民主乌托邦”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它整整耽误了中国民主化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难道我们还要对它执迷不悟吗？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北京之春》1995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