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体验了一种无权者受有权者支配的社会状况。受到广泛认可的是,一些人可以被剥夺任何权利:自由迁移的权利,生存的权利,甚至举行一个庄严的葬礼的权利。在我们这部分世界,人人对这种正义或毋宁说是非正义的社会状况都有一些个人的经验。正如我们的父辈关注的是社会问题,我这代人关注的则是正义问题,或更确切说,关注的是权力者将正义悬置的犯罪行为。三十年代初期,大萧条使我们乐观的父辈看到了面对贫穷、失业和饥饿时个人的无助。纽伦堡诉讼,莫斯科审判,奥兹维辛和沃尔库塔则使我们这代人看到了,面对极权主义国家罪恶或凶残的暴政时个人近乎绝望的无助。上一辈人对于无限制的经济发展的没有根据的信仰破灭了,正如我们这代人对于社会会沿着乌托邦路线重新组建的天真信仰也破灭了。每一代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经历看成是独特的,把自己的成就和灾难看成是划时代的和史无前例的,这就妨碍了他们对其成就和失败的真正范围和意义进行评估。

没有一个违反人道的现代罪行——装模作样的审判,事先安排好的判处无辜者死刑的裁决,奴隶劳动,大规模处死,对整个民族的屠杀一一是这个世纪的发明。我们审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可以发现类似的事。审判苏格拉底、扬·胡斯(JanHus)、布拉格的耶罗宁、杰奥达诺·布鲁诺、卡米勒·德斯姆兰、马瑞亚·安托内特或德雷福斯的法庭,以及成千上万追捕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或其他“叛徒”和改革者的法庭,都不是出于渴望追求真理的动机。他们根本不想做出任何努力去弄懂,更不要说去判断那些指控的真实情况。他们仅仅竭力支援和效忠于现存的权力集团,惩罚任何由集团挑选出来受到指控的人。他们严厉地惩罚那个人,作为一个警告,向任何胆敢有自己异端思想的人灌输恐怖。他们在知道争端的实质之前(有些事情他们甚至不能承认,更不用说去处理了),在他们看见文件之前,或看见被告的面孔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他们的裁决了。

我不需要详细论述奴隶劳动一一毕竟,直到两个世纪前(对俄国人,对西半球的黑人来说,奴隶劳动只是上个世纪的事),奴役还是世界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的事情。

那么对整个群体甚至整个民族的屠杀呢?历史提供了种族灭绝的足够证据。《圣经》里有许多屠杀整个王国和公国人口,包括妇女、孩子甚至家畜的故事。在法国大革命中,成千上万的无辜公民被处死。在上个世纪,土著美国人的整个部落被消灭——这是在一个用当时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宪法来管理自身的国家。

我们决不应该忘记,人类的历史是残酷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所谓的文化、文明、人道主义或合法性,只不过是勉强覆盖在一个血腥本质上的薄薄的外壳。如果相信几百年来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已经被驯化了,就因为我们(至少是部分地)已经确定了它们是什么,并且给它们命了名,那就太天真幼稚了。然而,最近这几代人又再次屈从于这个幻觉,以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一个物质和精神丰富的时代,一个理想终于实现并且再没有人敢公然背叛它们的时代。这些理想——诸如爱情、兄弟友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基本的公民自由——已经被宣布了(以及遭背叛了)几十年,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

整个历史始终都贯穿着有权者与无权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斗争。有权者是埃及的法老,无权者是以色列的小部落。有权者是罗马人,无权者是勇敢而孤立的迦太基人。有权者是封建贵族,无权者是人数众多但缺乏组织的农奴。天主教会是有权者,那些徒劳地恳求耶稣的力量来对抗刀剑的分散的寻求真理者们是无权者。康斯坦斯议会是有权者,扬·胡斯是无权者。美国殖民者是有权者,用弓箭、几枝老式枪和绝望的决心来抵抗大炮和有组织军队的印第安人是无权者。盖世太保是有权者,犹太人和被征服国家的居民是无权者。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是有权者,尤其是不仅拥有所有武器(真正恐怖的力量),而且拥有经济和精神控制手段的极权主义国家,而仅仅拥有一个投票,一个仅仅在理论上有权表达如何管理国家的意见的市民是无权者。

权力者的力量从来不是(或几乎从来不是)来自某些更高的授权,或来自精神上的价值,或因为他们垄断了真理或智慧,尽管权力者可能也曾试图声称这一点。它只是来自力量的优势。这种力量通常建立在被统治的生灵的数量上,建立在他们武器的威力和他们的组织能力上。

有时候,权力者的胜利实际上预示了他们的失败,正如无权者的失败或死亡预示了他们的政党、地位或信仰的胜利。罗马帝国消亡了,基督教徒的后裔却幸存下来,并至少把他们殉难祖先的信仰保持了下来。扬·胡斯或许也会被封为圣徒。在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时候,过去的封建贵族因害怕他们的农奴而颤抖,正如过去的资本家害怕他们的工人一样。

然而,即使充满感激的子孙要为他们竖立起金色的纪念碑,即使子孙在他们死后宣布他们是神或圣徒或民族英雄,不可改变的事实是,这些人已经被杀害了,他们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生命被浪费了,在他们最鼎盛的时期被切断丁:苏格拉底、基督、扬·胡斯、杰奧达诺·布鲁诺、卡米勒·德斯姆兰、伊撒克·巴贝尔、奧斯普·曼德斯塔姆、伯瑞斯·皮里纳克、法热·科尔比、约瑟夫·恰佩克、沃蒂斯拉夫·万库拉、卡莱尔·波拉切克。伴随他们的还有数千个人,常常是他们那个时代最正派、最诚实和最可信的人物。他们死在占领者的十字架上,宗教法庭的火焰里,第一次革命的断头台上,第二次革命(反革命)的排枪下,或第十次革命的集中营里。从粗暴残忍的权力的立场来看,所有这些人都是无权者。他们的王国不属于那个权力的世界。在这个王国里,其他的价值和关系占有统治地位,我们只能问,假如他们没有过早地沉默,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

在大多数法规里,法律都区分了谋杀和过失杀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可能是出于自卫或误杀,或愤怒,或精神突然失衡。甚至在犯下如此可怕的行为后,他还可以回到人性的轨道。另一方面,一个凶手杀人是出于故意,出于仇恨、狂热或贪婪。他杀人是为了达到一个有计划的目标。一个凶手故意离开了人性的轨道,要回到这条他意欲抛弃的道路也许会非常困难。

甚至在权力者对无权者所采用的最残酷的行为中,我们也发现同样或者类似的区别。强大民族驱逐弱小民族,同时还羞辱、奴役和屠杀他们。罗马人有组织的军队,德国人好战的种族以及一帮野蛮的阿瓦尔人横扫欧洲。他们为领土、畜群、庄稼、黄金和俘虏而战。他们抢劫掠夺,有时候见人就杀,有时候又慷慨地给战败者一条生路或者奴役他们。他们在到达前散布恐怖,离开后留下恐怖。然而,在他们的行为和宗教裁判的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宗教裁判根据精确的计划挑选出受害者,然后折磨他们,在肢刑架上摧残他们的肉体,以便摧毁他们的良知和精神,以冷酷的方式杀害所有的反抗者。在北美殖民者的血腥行为和纳粹警察机器的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北美殖民者在向西部发展时,不断地与缺乏武装、基本上是无助的土著部落进行战斗,纳粹警察机器则是用一种有计划的、冷酷的方式,屠杀了几百万欧洲的犹太人。

也许有人会正当地提出异议:是否被谋杀还是仅仅被杀死,对受害者来说有什么区别呢?的确,这个区别只对那些活下来的人有意义,对他们回归人性有意义。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决定谋杀的权力,仍然是一个犯罪的权力,即使它后来改变了其道德品行,试着忘记他们的过去,或否认他们的过去。一个犯罪的权力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威胁。

恐惧从来都是权力最忠实的同盟。谁能想象出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市民的恐惧,当敌人爬上围墙时妇女们的恐惧?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刚一到达中世纪的城市,数千人恐惧不安地躺在床上。当那些骇人听闻的种族法律生效那天,在犹太家庭里是一种怎样的焦虑?当三K党点火时,黑人是一种怎样的恐惧?当雇用的杀手和独断专制权力的虐待成性的执行者在清晨沉默地搜索时,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屏息凝神的恐惧: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纳粹的德国,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斯大林的苏联,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属地,在巴拉圭,阿根廷,乌干达,智利,伊朗,中国,也门,衣索比亚,印尼,秘鲁,古巴,阿富汗和柬埔寨?有多少国家的人民没有尝过致命拂晓的苦味,没有屏息以待地望着狂热的死亡信差就在他们的窗户下跳舞?

进攻者知道恐惧总是先于他到达。他也知道真正的恐惧会使男子汉大伤元气,引起恐慌并削弱对抗。这就是他利用恐惧的原因。他发动突然袭击,戴上可怕的面具,他大吼、尖叫、挥动火把、发出威胁、擂响锣鼓、敲打锅盖,让士兵排列成看上去比实际人数更多的队形,将骷髅标志别在帽子上,警报器安在飞机机翼下。没有任何权力不是依靠某种形式的恐怖。人们不仅生活在对远方狂暴冲来的侵略者的恐惧之中,也生活在对神或上帝以及人间的代表的恐惧之中。人们生活在对官员的权威和地主管家的恐惧之中,生活在对失去家园、失去为了生存所必需的食品、失去土地或工作的恐惧之中。

解放人的每一个努力,实际上都是为了使他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为了使他不再感到他所从属的环境是一种威胁所做的努力。权力越残忍越绝对,它剥夺人的自由和产生的恐惧就越多。

如果权力变得完全绝对,它就可以采取任何专制行为,可以诬陷任何人,以虚构的罪行逮捕他,判处他,剥夺他的财产、工作和自由,更严重的是,当众羞辱他,接下来恐惧也可

能变得如此绝对,以致于几乎不用做任何事就可以维持它。权力者只需要偶尔表明,只要他们愿意就能够为所欲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掌权者的统治方式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可以控制、消灭个人和整个民族。只要这些方式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仍然会是一个恐惧的世界。

无权者躺在床上,恐惧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梦和行为。渴望摆脱焦虑的无权者通常只看见两条出路:逃离到敌对权力的范围之外,或自己变得有权。恐惧产生权力之梦。

毕竟,没有什么神赋的权力。它存在于人们身上,存在于他们的行为和社会地位之中。皇帝、国王、第一书记或总理都属于人类,无论他们如何极力使我们相信,他们具有神的血统。或者说,他们至少享有天意的特别保护。但有一天,他们却被拖出去面对行刑队,被砍掉头颅;或者,如果他们已经死了,他们从坟墓里被拖出来,以此证明他们是人以及他们的尘世实质。任何在实质上属于人的东西都是可以获得的;一个人只需要找到为自己获取权力的手段,从天上把权力拉下来,从那些目前拥有它的人那里把它偷走。对无权者来说,获得权力的幻想给人以摆脱恐惧枷锁的指望;它不仅允诺世间的物质,也允诺自由。

我们已经说过,权力依赖于力量,力量依赖于数目、组织和有效的武器。正是以这种方式,那些被扔给狮子、被折磨和被谋杀,那些谈论另一个不属于此世的王国,其价值体系不为此处所承认的无权的基督教徒,后来却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人数和组织不断扩大,直到有一天,他们不仅控制了修道院和牧师,而且也控制了城堡和武装的十字军队,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最狂热的权力象征一一神圣宗教法庭。

同样,那些无助的无产阶级,他们的悲惨命运启发了上个世纪的人们,紧握起他们的双手,越来越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直到有一天,至少在世界上的一个部分,他们的政党推翻了国王的统治,砍下他的头颅,自己接管政府,创造出或至少宣称一个摆脱了贫穷和忧虑的生活。然而,在短短几年内,首先是他们的敌人,然后是他们政党的成员,最后是他们的领导,就将在拂晓时分因恐惧而颤抖,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将被处死或死在遍布全国的集中营的冰冻荒原里。

在无权者中间,那些梦想着通过他们自己的统治来拯救世界,使世界(和他们自己)摆脱恐惧的人们是在自我欺骗。人类不会被从前的无权者使用的权力所拯救,因为他们一旦成为有权者,他们就失去了清白。一旦他们开始害怕失去他们尚未巩固的权力,失去他们还未实现的梦想和计划,他们就会让他们的手蘸满鲜血,在周围播下恐怖,然后也将获得成果。他们摆脱不了恐惧。他们会生活在恐惧中,害怕报复,害怕被掷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恐。与恐惧连在一起的权力产生出疯狂。从前的无权者的权力常常比那些被他们所推翻的人使用的权力更加残酷,因为他们虽然已经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己依然被恐惧所缠绕。

本世纪中叶,生活在这个世界欧美地区的人们再次信奉这种愚蠢的幻觉,以为他们(这次是真的)正在进入乐土。这种幻觉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认为他们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如何保障人们有一个好生活,给他们提供轻松实现尘世梦想的机会,享受生活的馈赠:吃、喝、旅行和充分地生活。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在这方面获得任何成功:虽然一小部分人中的一代或两代人获得了奢侈的生活方式,但却是以整个行星遭到了难以想象的蹂躏、数百万年储藏的能源被挥霍浪费为代价。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我们为这样的幻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不仅是在思考生态方面的罪过,那是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将要继续与之搏斗的(如果他们还能幸存的话),而且也在思考一些更糟糕的事情。

在将最广泛的力量组织起来“战胜自然”、“镇压敌人”、促进“进步”或“保卫成果”的努力中,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行政、军事和警察机构。这些机构本来是用来服务于社会、全体公民和个人的,他们应被视作是赋予这些机构权力的源泉。最初,这些机构无疑都承认这一点。但后来这些机构就开始表现得像所有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一样:他们开始为自己篡夺权力,伤害那些权力所白的人们。当然,在一些社会,这样的机构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在大多数国家,它们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它们不再被支配:它们支配。不同于早期的篡权者,这些权力机构没有面孔,没有正身。对于任何打骂都无动于衷。它们的权力也许更少炫耀,更少公开宣扬,但它却无处不在,不断增强。那些代表权力的人也许会出头露面,也许会隐身幕后,但就这些人而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随时被免职和被取代:指挥一个火箭部队的将军,跨国公司的总裁,自我委任的党的第一书记或秘密警察的头目。

时常看着他们在电视荧幕上对我们挥手,我们也许会猜想,与这些人所行使的权力相比,奉天承运的法老和皇帝的权力不过是一场无聊的游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说服自己,权力本来就应该这样,他们代表了我们要去的方向;他们在捍卫我们的利益,为我们的需求服务,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进步、我们的富裕,或我们给自己的荒谬贴上的无论什么样闪耀和虚假的标签。我们没能意识到的是,他们不再以我们的名义行动。我们摆脱不了他们。他们既不认可在他们之上的神,也不认可在他们之下的人民。他们只认可他们自己,他们的机构、他们的组织和他们自己的运作法则、他们毁灭性的扩张。他们控制了一种技术,从而能够改变地球的面貌,为他们提供统治地球的手段以及毁灭地球的武器。

我们看到前两个可能性已经成为现实,第三种可能性的力量正在聚集。我们继续相信,他们永远不会那样做,因为那样做就是反对他们自己。

但每一个失控的权力机构,每一个残忍的权威,当它决心抛弃人性,以便在继续增长、繁荣和膨胀中,徒劳地追求绝对的尺度、绝对的放纵,追求神一般的完美,都是在自杀……

(景黎明 景凯旋 译)

来源: 《散文世界》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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