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82)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34)

关于苏联的经济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根源性的因素,现在说一说最后的结局。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分为两个阶段: 从1985年3月到1990年年初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建立指导性经济的阶段;从1990年年初到苏联解体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

先说戈尔巴乔夫第一阶段的改革——建立指导性计划经济。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苏联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科学技术日益落后于西方、经济运行浪费严重以及苏联的大国地位岌岌可危的局面,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1985年4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首次提出了“加速战略”。当时是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集约化经营和加速科技进步的工作上,试图通过这两项举措来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扭转经济增长的停滞局面;同时提出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当时开出的改革药方主要有: 扩大企业权利;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劳动集体对最终劳动成果的责任感和关心”;改进计划工作;“完善管理的组织结构,取消多条环节,精简机构,并提高其效益”等。

这个药方基本上是对症的,因为它针对的正是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病。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大会确认了加速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任务,确定了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针: 一、完善计划体制,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加强中央在实现经济战略、确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减少国家和上级机关对企业的干预,减少指令性计划。二、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企业对其最终成果的责任,使企业转向完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使各劳动集体的收入直接取决于工作效率和经营成果。三、用经济手段来领导经济,各经济管理部门改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为此需要改革物资技术供应工作,完善价格机制和信贷制度,等等。四、实行管理民主化,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中的作用,加强经济管理的组织机构,使管理工作具有现代化的组织结构,并考虑到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和协作化趋势,建立相关部门的综合体、跨部门的科学技术中心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公司。

病根找到了,药方也有了,那就对症下药吧。

根据二十七大提出的改革原则和方针,1987年6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和第十一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接着,1987年7月又制定和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信贷、物资技术供应等体制改革的11个决议。这些决议与《基本准则》和《企业法》相配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企业自主权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中心,企业由过去单纯的计划执行者和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改变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建立在稳定的长期经济定额、控制数字、订货和限额的基础上。

三、为保证企业完全经济核算与自筹资金、自我补偿,改变过去集中调拨物资和使用户依赖供货单位的做法,向生产资料的批发贸易过渡。国家仅仅把特别短缺的生产资料按限额销售给企业。逐步缩小集中分配物资的范围。

四、改革财政信贷机制。消除财政机构对企业的烦琐监督,改革拨款制度,使拨款建立在以最终工作成果为目标的经济定额和财政标准的基础上。恢复信贷的基本原则,建立专业银行,银行系统的工作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原则,等等。

改革方案还规定,从1988年起,包括机械制造业、冶金业、燃料动力,以及化学、林业、轻工、食品、渔业、交通运输等部门和行业的企业和联合公司将转入新经济体制。这些企业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60%;1989年,其余全部企业都将转入新经济体制。

这次改革确实是对苏联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其实质是,用依靠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方法来代替过去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法。经济决策实现分散化,宏观经济决策由国家决定,而企业的经济决策将由企业自行决定;企业将由过去单纯与国家上级机关的纵向联系向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发展;而市场则是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国家计划不仅通过定额、税收、限额解决宏观平衡的问题,而且也通过控制数字、国家订货等形式来直接参与解决微观平衡的问题。看得出来,苏联这次改革是企图实现一种既给市场发挥作用提供广阔的余地,让企业根据市场条件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主要由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的比例、平衡,将市场纳入计划的框架内,实现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即指导性计划经济的模式。

这种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方案从1988年1月开始全面实施,但由于苏联社会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社会动荡,加上苏联经济已病入膏肓,到1989年底,随着“经济健康化”计划的提出,此方案只能半途而废。

为什么对症下药也不起作用呢?

美国学者史蒂文.科恩在其《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一文中指出:

如果所谓“改革”在这里意味着转向完全的私有化和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苏联经济制度当然是不可能改革的,它只能被彻底取代。……然而在苏联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中,包括在激进改革派中,当时很少有人支持这一主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非常赞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并一再坚定(1990年以前)重申的“改革”目标: 拥有“可调节的”、同时又“丰富多彩的现代市场”的“混合经济”,它能为公民提供“经济自由”和为各种形式的所有制提供“平等权利”,但仍可被称为社会主义经济。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混合经济的主张在西方受到许多人的讥讽,叶利钦当时炮制出的另一种观点——苏联领导人想把不可合并的东西合并在一起,或者如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所说,他想“让兔子和驴子杂交”——得到了普遍赞同。但这也是不正确的,所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混合型的和可调节的,都包含着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市场调节方法和非市场调节方法,它们的对比关系会时常发生变化,任何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其实从来都不存在其思想家所鼓吹的完全的“自由市场”。

从政治和经济观点来看,将“资本主义”成分植入改革后的苏联制度是一件比把“社会主义”成分带入——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更加困难的事情。但是,使市场成分——私营公司、银行、服务企业、商店和农场——无法对苏联经济加以补充并获得发展和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原因并不存在。当时需要的只是坚定地遵循戈尔巴乔夫的原则——循序渐进并且决不将生活方式,哪怕是改革后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人们。这一点之所以没有在苏联和后苏联的俄罗斯实现,首先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就像1990年国家遭遇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一样。

我们也必须讨论一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是否真的“彻底失败了”的问题,因为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苏联经济没有对他的倡议作出反应,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这一论点也是回头看的结果。甚至在1990年,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显然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严重情况——预算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消费品日益短缺,生产不断下降,但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他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如果说经济改革是由几个必要阶段构成的“转型过程”,那么到1990年时,戈尔巴乔夫已在几个重要方面启动了整个这一过程,他使得全面经济改革所必需的几乎所有法律得以通过,使相当一部分苏联精英具有了市场思维,而且这种思维在他们头脑中非常牢固。在1991年的俄罗斯总统竞选中,一位主要的新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宣称: “如今只有疯子才会否定市场关系的必要性”。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废除了一些旧的思想教条,使私营企业和私有制即市场关系合法化,带头拥护各种所有制“积极和正当地竞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经济摆脱了党的机关用来约束经济的种种禁令和限制的桎梏,于是,作为这些变化的直接结果的苏联经济市场化、私有化和商业化过程开始了。

1990年,被称为合作社的私营企业数量已达20万人,其中的就业者将近500万人,而这些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5%6%。这一变化无论结果如何,毕竟进行了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过程,许多城市开办了商业银行,出现了首批交易所,产生了新的商业和金融精英。西方专家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不成功的治标办法,但一些俄罗斯经济学家在几年后确认,“正是他主政时期产生了后苏联的俄罗斯经济活动的所有基本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正是产生于苏联经济内部的转型,证明苏联经济是可以改革的

是的,既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苏联当然也能不在话下,问题是谁来主导?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主张走市场经济之路,关键是谁来掌舵?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导致了他渐进式经济改革的失败,这个药方也被叶利钦抛弃了。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殊途同归,只不过速度更快,方法更激进。但这条道路的第一开拓者非戈尔巴乔夫莫属,不是他充当开路先锋,哪会有叶利钦后来的辉煌?

下面接着说戈尔巴乔夫第二阶段的改革——向市场经济过渡。

1989年苏联的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工业产值仅增长1.7%,其中生产资料增长0.7%,农业产值增长1%。这样低的增长速度在苏联历史上是少有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与居民的购买力严重脱节,全国到处出现抢购风。1989年苏联36个大城市实行分配卡制度,在1200种生活消费品中有1150种供应不足。国家财政赤字剧增,1989年达到920亿卢布,相当于国家预算支出的1/5和国民总产值的1/10。市场供应的严重不足和财政赤字的剧增,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89年,卢布贬值一半,食品和消费品大幅度涨价。

1989年12月12日,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雷日科夫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经济改革的基本阶段和关于制定第13个五年计划的原则性立场》的报告,即“经济健康化计划”。这说明苏联不得不重新调整改革的方针。戈尔巴乔夫第一阶段的改革宣告结束。

“经济健康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 1992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其主要任务是扭转经济形势,稳定经济。这一阶段在经济发展方面以实行行政命令为主,以经济杠杆为辅,并采取一些紧急措施,重点解决预算赤字和消费品市场严重失衡等问题。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要为改革奠定法律基础,完成有关各项法律的制定工作。1993一1995年为第二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借助于第一阶段所创造的条件深化经济改革,解决经济改革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第二阶段改革的基础是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平等竞争以及市场化。同时,必须进行价格形式的全面改革。

“经济健康化计划”的基本特点是先调整后改革。但是,该计划实施一个阶段后,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国家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从1990年开始,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绝对下降局面,财政赤字不断上升,货币发行无法控制,通货膨胀加剧。市场供应一片混乱,国营商业零售网处于分崩离析之中,越来越多的商品摆脱了商业网,转入了“黑市”交易的行列中。在整顿无力的情况下,高层不少人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张,认为这是摆脱危机的惟一出路。自此,苏联进入了确立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向党的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纲领草案在经济上提出了“争取确立有效的计划——市场经济”,主张以“计划——市场经济”来取代过去的“命令主义分配制度”。纲领草案提出的改革措施有: 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培育市场主体;改革价格形成制度,使市场竞争和市场供求成为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建立不违背市场规律的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宏观管理制度等。

在过渡方式上,纲领草案主张首先进行调整、整顿,实现经济健康化,然后进行建立市场经济的各项基础性改革。可是,纲领草案提出的这种改革思路和主张遭到许多激进派的反对。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后,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多次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决定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并决定把“计划——市场经济”这一提法改为“可调市的市场经济”。

这种“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就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来治疗社会主义的病,也是一种出于无奈只好把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办法。

俄罗斯历史学家鲁.格.皮霍亚1998年出版了厚厚的一本著作《苏联政权史(1945一1991)》。他以《国内经济危机的尖锐化》为题,从个人角度谈论了当时的苏联经济状况:

1989年各书店里的柜台上出现了一本书,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当时都是颇负盛名的苏联经济学家。……该书称为《这是难上加难的道路: 经济改革》,实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研究的结果,并且阐述了经济学家们试图用以拯救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方妙策。

值得注意的是,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必须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该书编辑列.阿尔巴金写道: “必须在许多方面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面目和社会主义的推动力。”应该选择这种新的模式。然而,“在向新的模式开始过渡之前,必须制止经济陷入绝境,扭转各种消极趋势。这一点做不到,则任何过渡都无从谈起。”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此前已当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尔巴金宣布,计划将1990年的国家预算赤字缩减一半。1989年的预算赤字为1200亿卢布,1990年的预算赤字计划缩减到600亿卢布。

同时计划减少纸币、债券等的发行量,保障日用消费品生产的超前增长。

阿尔巴金称,国内存在着没有得到满足的巨大需求。国民手里握有一千亿卢布,可拿这么多的钱却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家家商店空空如也,商品刚一到店瞬间就无影无踪了,接着不是按官方相对低的价格,而是以大大超过官方价格的市场价格被转手倒卖了。

经济学家奥.拉齐斯指出了苏联经济中发生的奇怪进程:

——苏联1970年的国民收入是美国同项指标的65%

——到1987年这一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为64%。然而,苏联在许多方面却比美国生产了多得多的产品。

  对美国产量的百分比

        1970年 1987年

 电力产量     61     110

 生铁         103    261

 钢           95     197

 铁矿石       216    527

 水泥         141    181

    苏联生产的联合收割机比美国多9倍,但这未导致生活质量的改变。经济变得愈益耗费巨大、亏损严重,“为生产而生产”的方针越来越厉害地破坏国家的经济。一个反常现象出现了: 苏联的采油量不断上升(1964年的1.48亿吨增加到1970年的3.53亿吨和1987年的6.24亿吨),但出口的石油并不多。然而,美国却相反,由于发展节能技术,石油产量不断下降。

当时的财政部长瓦.帕夫洛夫(后来的政府总理)指出了国家预算支出的增加(1985年至1988年增加了730亿卢布,增幅为18%)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减少(同期国民收入只增加465亿卢布,增幅为11%)之间不断加重的矛盾。他还指出国家预算赤字已经达到国民总产值的11%,或者为国民总收入的15%,国债达到国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二。

他的同事伊.卢基扬诺夫写道,19893月财政部被迫第一次宣布,年通货膨胀的速度为2%4%。卢氏利用统计的方法证明,“大众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规模持续缩减。据他统计,工业产品总量中消费品所占的份额为:

1928年为60.5%1940年为39%1960年为27.5%1980年为26.2%1987年为24.9%

这是没有效率的经济,不是以改善人们生活为目标的经济,伴随日益加重的财政危机的经济——经济学家们令人信服地作出了这一诊断。救治这样的经济更为艰难。“过渡时期”的处方是柔和而模糊的,治病妙方是“口念”驱病的咒语——将社会主义计划同面向社会的市场相结合。

然而,“念咒”并没有驱除经济危机。1989年,居民的货币收入增长额为13.1%,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仅为2.3%1990年的国民总产值缩减了2%,国民收入减少了4%,货币收入却增长16.9%(1989年相比)

1988年起,“加速”的口号被另一个口号——“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所代替。投资的优先方向显然在消费领域。集中投资额减少了23%,而在冶金工业与燃料动力综合体方面,集中投资额减少了40%

这些药方和治疗手段此时难以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生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人太穷了!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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