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87年。那年年末,我一个人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我记得那时候的气温有零下28度。然后,我在哈市奋斗路的某个旅社开始从事服务员的工作。1988年的元旦、春节,都在那边过节。在哈尔滨的体验使我关注中国。

我开始对中国有兴趣是因为,我在那边发现了日本人不能想象到之类的自由,比如我工作的旅社按中国的法律是不许外国人住的,但在那些内宾的旅社我甚至可以工作。旅社的同事、以及以做买卖人为主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农民。虽然按他们老家的习惯他们应该一直都在老家,但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到哈尔滨开始工作。

可以说,他们是在规定之外的领域活动。这些事情让我觉得中国是非常有自由的。90年代以后,我经常去大陆,每次还会发现那种自由。有这样印象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其他不少日本人也是为了追求这种自由而访问中国的。我们能够在90年代日本人写的中国游记里看到他们的这些爱好。他们也觉得中国是非常有自由的,这点能通过以下的事情看出来:可以在马路、火车线路上步行的自由、在路上把垃圾处理掉的自由、开设小型巴士的自由、卖自己制造的烟酒的自由、公务员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睡上一觉的自由等。

但我也发现中国人很少以那些自由的存在而自豪。那些自由都不是他们自己想获得的,而是由于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有缺陷,被放任不管的结果。但是,放任不管还意味着他们不需要被“近代化”各种各样的制度束缚。与之相对的是,日本已实现了高度制度化、系统化的“管理化社会”,结果是很多规则不让人家做很多事情,让人感到很大的压迫感。例如,在东京,夜半时间,除了出租车以外没有其他交通设备,不少人不愿意坐价钱很贵的东京的出租车,有些人也想着开设既方便又便宜的小巴等等。但是日本在交通方面有很多规则,不可能实现开通小巴。于是,对于不满意这些社会制约的日本人来说,在大陆看到的“不管”现象恰是日本人不能获得的自由似的事。

可是,最近我觉得这种中国式自由渐渐减少了。当时我可以在哈市的旅社从事服务员的工作,是因为我跟那家旅社的老板是朋友,他把友情优先于一切。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友情极其重要,也经常有朋友为了友情,把本来不可以的事情变为可以做的事。与以前相比,现在的中国不是那样了。现在常有中国的朋友叹息着说,在中国,没钱的话,朋友也靠不住,万事都得靠钱。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像外国资本主义社会似的管理社会。

那么,欧美模式的民主社会的自由,中国有这个吗?的确,随着经济发展,不少中国人获得了消费生活、海外旅游之类等的自由。但是,关于言论、信仰、集会等方面的自由,则没有大的变化。另外,对于有些人来讲,经济发展也剥夺了某些自由。例如他们在老乡享受平安生活的自由,那些生活上的自由也是被放任不管的结果。一般来讲,随着“近代化」模式自由的普及,放任不管的空间在减少。但在中国,在放任不管的空间减少的同时,“近代化”模式自由度却依然没有增加。在中国,不只要实现民主国家模式的自由化,还应把原来放任不管的生活方式里的自由保留下来。否则,中国会走向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进行非常高度化管理的模式,那将会使中国社会成为比日本更有压迫感的社会。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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