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以话语顺服的姿态表明对权威的臣服。检讨既是一种主流话语调控的产物，同时又是主流话语运作的策略。通过来自“他者”的检讨，主流政治和主流话语便得到了证明，并巩固了其“真理性”。
进入1949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确定。随之，对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群体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工作也徐徐拉开大幕，自然，“检讨”也随之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舞台，成为大陆知识群体独特而重要的人生体验。如果说，从1949年开始，工农兵的确得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实惠的话，而知识群体的感受则要复杂的多，因为现实中平添的“改造——检讨”这一全新的生活内容也许面对起来更实实在在。无论是借革命的胜利而平步青云的体制内的革命知识群体，还是作为革命“同路人”进入体制内却处于边缘的“进步”知识群体，或者远离革命而固守书斋的体制外的自由知识群体，都要进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检讨。可以说，“检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成为研究这一时段政治、历史、文化、思想和文学等无法绕开的课题。
一、“检讨”内涵及溯源
1、“检讨”界说
关于本文探讨的“检讨”，1950年代权威的《人民学习辞典》曾给出过定义：“检查思想或工作上的错误，并且深究根源所在，叫做检讨”。“检讨是比较深刻的批评、自我批评。”1显然，作为定义并不能完全再现“检讨”的深层文化内涵。沙叶新在《“检讨”文化》一文中给出了富于个性化色彩的解释。他说：“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而是“特指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即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它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2
作为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清醒者，沙叶新独具慧眼地将“检讨”上升为一种“文化”来作研究，可以说不但提升了“检讨”的价值，而且开拓和丰富了学术研究领域。邵燕祥也以自身的体验为检讨做了诠释：“所谓检讨交代，即‘自我批评’或‘自我批判’，其实就是第一人称的‘大批判’。分寸容有不同，口径并无两样。”“这既有苏联从对‘反对派’斗争发展到莫斯科审判的轨迹，又有从中国皇朝至民国年间的臣宰、太监、阿Q们口称‘奴才该死’，自打耳光的馀绪。”3可以说，沙叶新、邵燕祥等“过来人”的理解、体悟和阐释是非常深刻的。另外，还有学者从话语生产方式的角度对“检讨”作了学理意义的阐释：
检讨这种话语形式相信一种语言的力量，认为一旦把自我内部非整体化的因素指认出来，加以改造，自我就是纯洁之物了。检讨以话语顺服的姿态表明对权威的臣服。检讨既是一种主流话语调控的产物，同时又是主流话语运作的策略。通过来自“他者”的检讨，主流政治和主流话语便得到了证明，并巩固了其“真理性”。检讨是非总体化因素转入总体化进程的一个仪式，同时又表明总体化无所不能的力量。出于这样一种策略的需要，在话语权威所控制的话语媒体中，便流通着这样一种来自“他者”的顺服的话语。4
2、“检讨”溯源
检讨最初称为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列宁和斯大林那里。1928年，斯大林在《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一文中提出：“自我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方法，是以革命发展底精神一般来教育党底干部和一般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自我批评底开端是在我国布尔什维主义出现开始时起的，即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工人运动中一种特别的革命派而诞生出来的最初几天起的。”5《真理报》在社论《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则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激发群众的创造性，提高工作水平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的特殊规律和动力，这是天才的斯大林同志所发现的。”6
随着苏联和“第三国际”的革命输出，自我批评被舶来中国，并在1940年代初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说：“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指出：“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他强调说：“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8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推广下，自我批评被广泛运用于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某种意义上说，从这时起，自我批评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自我批评与检讨作为党内民主的方式之一形成于1940年代之初。为了肃清“第三国际”在党内所造成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即开始了党内整风工作。1941年“九月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检讨说：“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他还说：“我过去处境顺利，自视太高，钉子碰得太少，经过毛主席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得益极大。今后应当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不能希望一下做得很好，但是要向这个方向坚定去做。”9随后，博古、王稼祥、李维汉、周恩来都相继检讨了自己。即便是拒不认错的王明也由其夫人孟庆树代笔、本人签名作了书面检讨，其中写道：“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10此后，自我批评随着党内运动的开展被广泛内地运用于普通干部和一般群众身上。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它还被确定为整风运动的一个固定程式，即规定：在第二阶段，每个干部必须写关于思想认识的反省笔记和自传，供组织审查，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还要选登在《解放日报》等公开媒介上，如王若飞的《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11、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12等。这样，检讨便由“庙堂”走向了“民间”，并最终发展、演变成卓有成效的群众性的统一思想的斗争方法。
进入1949年后，自我批评和检讨更是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人民日报》便在1949年9月10日转发了《瓦尔加的自我批评》、11月28日转发了卡尔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布尔什维克底培养干部的方法》、1950年1月9日转摘《真理报》社论《论批评与自我批评》、1月15日转摘了《文学报》社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文学发展的法则》、3月14日转摘了《真理报》社论《如何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3月29日转发了斯大林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6月7日刊发了《贯彻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转摘了《布尔什维克》上的文章《论地方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6月11日转发了斯大林的《给高尔基的信》等多篇关于自我批评的理论文章。这期间，中共中央于1950年4月19日做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新闻总署也随之在4月23日做出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在这些理论介绍和法规出台的同时，自我批评和检讨这一本来是党内民主的斗争方式，开始运用到党外，成为普遍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在思想改造运动时，以《人民日报》领衔，各种媒介先后开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等专栏，开始大量刊发各界特别是知识文化界著名人士的检讨文章。由此，“检讨”开始正式步入“大众化”时代，成为1949年后执政党着力推广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全民参与和普及的一项运动。
诚如邵燕祥所说，“检讨”并非完全是舶来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论语》有“见不贤则内自省”、“过则勿惮改”;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晋时的王导曾痛悔：“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13西汉的杨雄还特地为“检讨”定了标准，即“天下有三检：众人用家检，贤人用国检，圣人用天下检”。14相关的“检讨”文本便是通常所见到的“罪己诏”、“谢罪表”、“陈情表”、“伏辩”或“内省”。其代表文本如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韩愈的《潮州刺史谢上表》等。当然，这些“检讨”在本质、内容上与本文所论的“检讨”是不同的，但作为一种文化背景是不能忽略和无视的。
二、检讨浪潮及其特点
1949年后，在主流意识的强力推动下，检讨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最鲜明的标志，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随着检讨的不断发展走向深入，真正可以说是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而且还随着思想政治改造运动的发展而呈现出涨落有致、高潮迭起的特点，即在每次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中，检讨也都以群体性、规模性的运动形式而存在，形成一次次“检讨浪潮”。
1949年后的检讨浪潮大体上可归结为：(1)1949年2月北平解放至1950年下半年，以高校(含华北大学、中央革命大学等性质的学校)、中小学教师政治学习运动为标志，形成第一次检讨浪潮;(2)1951年4月到7月间，以批判武训和《武训传》为标志，形成第二次检讨浪潮;(3)1951年9、10月至1952年秋，以思想改造运动为标志，形成第三次检讨浪潮;(4)1954年，以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为标志，形成第四次检讨浪潮;(5)1955年以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为标志，形成第五次检讨浪潮;(6)1957年下半年，以“反右”为标志，形成第六次检讨浪潮。(7)1959年以党内“反右倾”为标志，形成第七次检讨浪潮;(8)1962年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形成第八次检讨浪潮;(9)1963年至1966年，以农村“四清”为标志，形成第九次检讨浪潮;(10)1966-1976年，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形成第十次检讨浪潮。除自身具有规模性和群众性的特点外，这些检讨浪潮还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即频繁性、相关性和连带性。所谓频繁性，即指检讨运动之多，时间间隔之短，平均差不多一年多一次，有的时候几乎是接踵而至。这种走马灯似的政治运动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十几年战争的新生国家来说，无论发起运动的理由有多么充分，动机和目的是多么理想，其结果都是大伤元气、劳民伤财，甚至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正是在这些频繁的运动中，所谓“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的逻辑成为社会的主流，科学和理性被彻底边缘以致完全被抛弃，知识群体所赖以生存的秩序不复存在，社会和政治进入一种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动乱中。同时，这种频繁性还呈现出一个“起落有序”特点，即一个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后，另一个运动随之兴起，所谓十次检讨浪潮，正是这种频繁的运动群众的产物;所谓相关性，即每个浪潮虽都具有独立性，有些浪潮与浪潮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是如果站在历史的视角来看，几乎每个浪潮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思想改造运动形成检讨浪潮后，教师不得不接受学生的“帮助”，并向学生作毫无隐私可言的思想检讨，还要接受学生的考评和批准，开了“学生整老师”的先河。这就是“文革”中，为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运动一开始便迅速在红卫兵、革命小将面前俯首称臣的原因所在;所谓连带性，即在上述检讨浪潮中本来有些运动是针对某一群体或现象，一些无关的、间接的部门或群体可以不参与，但在频繁的群众运动的促使下，那些本来可以不参与的也被捎带进运动中来，使得局部运动演变成全民运动。如批判《武训传》运动后又连带引发了批判陶行知及其倡导的“生活教育”、批杜威、批陈鹤琴及其倡导的“活教育”，与此相关联的人都要作检讨。另如批判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开始后，随即开始了对胡适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发生后，“丁、陈反党小集团”事件便呼之欲出了。除了这种运动连带运动外，在具体问题和个人上也存在这个现象。如批判《武训传》后，电影的编导孙瑜和主要演职人员赵丹等、《武训画传》作者、周恩来和朱德等观看并赞赏影片的高级领导、1949年前和后称赞过武训及《武训传》的文化界人士、夏衍等文化管理人员像一根藤上的瓜一样，都被纳入到检讨的行列中来。可见，所谓“连带”就是一种现代的“连坐”，古语将其形容为斩草除根、一网打尽，在阶级话语里叫纯洁队伍。
翻看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教育》以及各省、市的主流媒介，可以发现，仅1951-1952年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垣、金克木、黎锦熙、冯友兰、茅以升、董渭川、贺麟、梁漱溟、张东荪、周一良、钟敬文、黄药眠、朱光潜、沈从文、王淑明、光未然、老舍、曹禺、舒芜、萧也牧、鲁媒、程千帆等文化名人都悉数登场。1952年7月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书中则收录费孝通、傅鹰、游国恩、滕大春、罗常培、钱端升、金岳霖、蒋荫恩、陈鹤琴、周培源、梁思成、郑君里、贺绿汀等30位文化界人士的检讨。为了更直观显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浪潮“盛况”，这里开列其中的一组数据：由于实行人人“洗澡”过关，文艺界仅北京实际参加就有1228人，上海1300人;南京师范学院肖丞说，自己当时检讨15次而不得过关;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潘光旦都检讨了12次才得以过关;费孝通的检讨长达11000字;潘光旦的一份检讨“摘要”就达28000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4个小时，老泪纵横，仍不得通过;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徐霞村在全校大会上检讨3个小时仍不能通过，最后只得向领导表示自己不配当人民教师，愿意离开厦大自谋生路;中国著名科学家、北方交大校长茅以升在检讨时给自己扣了英雄主义等13顶大帽子;为了帮助老师“进步”，学生到老师家谈话达8小时。沙叶新先生在《“检讨”文化》一文中总结道：“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15与此呼应的还有一些流行的顺口溜：
控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
做不完的检讨，站不完的队，擦不完的眼泪，请不完的罪。
早请示晚汇报，夜里还得假检讨;请不完的罪，站不好的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这样的描述并不存在文学夸张的成分，完全是客观的写实，这一点只要询问当年的亲历者，或者翻看当事人的日记，便可得到确认。
三、检讨的文化意蕴
1、本质：真、假共存
理论上说，在极“左”政治的历史情境中，检讨只存在“深刻”与否的问题，不应存在真假的问题，因为前者是认识程度上的问题，后者是立场态度上的问题，检讨者可以接受领导和群众的“检讨不够深刻”的批评，但无论如何不会承认自己在做假检讨，因为那样无异于公开宣布与组织唱对台戏，要被打上愚弄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罪名，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时的检讨中的确存在真诚与虚假的问题。所谓虚假，是指检讨当事人在时过境迁后，对当时的检讨予以澄清、更正或翻供。如北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傅鹰在“洗澡”运动中说：“我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巴特尔利用我求名的愿望，施一些小恩小惠，使我为美帝国主义忠心耿耿地服务了五年。他不仅买了我的劳力，还买了我的感情。……这是巴特尔以小恩小惠将我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奴隶的恶果。”16然而在1957年的“双百”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激烈的“翻供”言论：“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17可见，傅鹰1952年的《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是为了“过关”而作的假检讨。像傅鹰等违心检讨者，在浩如烟海的检讨中是不胜枚举的。这其中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如此功利性的虚假检讨，难道“眼睛雪亮的革命群众”会听之任之、视而不见吗?或者说，革命的把关人(gatekeeper)怎能容忍检讨者以虚张声势、花言巧语的方式蒙混过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厘清“过关”的真正含义。事实上，“过关”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形式意味极浓厚、功利性极强的词。无论是改造者还是检讨者，都以“过关”为目的，即改造者设“关”，并要求被改造者“过关”;被改造者需要过“关”，并希望顺利“过关”。“过关”便是“双赢”，皆大欢喜。这样改造者与检讨者之间便达成一种默契，或者说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即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过”这一环节上，至于如何过、过后怎样等真正的问题却被淡化或忽略了。这种形式主义必然导致改造者和检讨者都只注重表面文章，因此也形成检讨本身的意义和目的远大于检讨内容的结局。其实，这种流于形式的结局也并非是有意造成的，它是检讨的原教旨决定的。说到底，检讨就是让人承认错误、放下架子、放弃自尊，就是要让人听话，让人服从。如果能做到这些，至于思想究竟改造成为马列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事实上没有真正关注的必要。这就是假检讨能够滋生并得以存在和兴盛的缘由，也是一部份检讨书空话连篇、语言贫乏、帽子乱飞、如出一辙的症结所在。不过，假检讨也要把握火候，力争做到恰如其分，否则出现阴沟翻船、弄巧成拙的结局就不好收场了。类似的事例在丁耶的小品文《检讨春秋》、杨绛的小说《洗澡》、尤凤伟的小说《中国：一九五七》中都有涉及。
假检讨自然很多，但也确有大量“真检讨”存在。邵燕祥在1990年代所著的《沉船》中曾描述自己对检讨的认识，他说：“在自觉地检查自己的时候，我相信我是在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庄严的自我批评”，“把这些写成材料，存入档案。我们就相信这是对一个人作出的真理性的评价”。他进一步说：“我想象我所迎接的‘审查’，像我从文件上和老同志口中了解的延安整风运动一样，是一件十分庄严的事情。我自己搜肠刮肚地翻检出‘灵魂深处’的一切，让亲爱的党根据‘治病救人’的原则来审查、诊断、疗救。”可以想见，这些文字是多么的纯洁、真诚，即便是在审查由党内扩大到党外，由小会转为大会，由质询、追问变为批判和斗争的情况下，邵燕祥都没想过：“世界上有没有哪个‘治病救人’的医生，是这么处心积虑地逼迫他的病人承认自己有病，而且是病越多越好，越重越好”。18邵燕祥在《人生败笔》中还补充说：“我当然不会怀疑，更不会抵制各项‘最新最高指示’的新提法，如‘中国的赫鲁晓夫’乃至‘刘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等等。……当林彪、江青们在台上的时候，我想都没想过要反对他们，而是像征引《毛主席语录》那样，把‘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话奉为圭臬;形诸言语文字，还很有一点奴颜媚骨呢。”19由此可见，邵燕祥所谓的“盈筐充箧”、几乎“等身”的检讨材料都是真诚的。与邵燕祥的精神世界一样质朴、厚道的还有郭小川，看他在检讨中不厌其烦、绞尽脑汁地辩解和澄清问题的用意和心机，便可理解作为“反右”号角的《这是为什么》发表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为什么会写下“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的激情话语;也可以理解他在“蹲牛棚”时还认真收集和学习江青关于样板戏的各种讲话版本，盛赞江青“确实懂得文艺”，自己从中“得到不少教益”的反常之举。20这样的真诚在当时的确不是做秀，而是实实在在的。季羡林晚年忆及“洗澡”运动时说，在自己检讨被大会通过后，“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21巴金在“文革”后的《随想录》中也曾坦言：“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22
然而，对于那些真诚的检讨者来说，历史仿佛在跟他们开玩笑。因为在理论上说，既然检讨者是真诚检讨和悔过，就应该得到谅解，应该被纳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才符合改造者的初衷。但是现实却往往并非如此，即检讨者无论怎样真诚、怎样悔罪，始终也得不到改造者的认可，即便是勉强“过关”，也得背个异己的身份，待到下一次运动到来时，仍免不了继续检讨的宿命。要解释这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探究改造者的心理。这其中有两种情况应该值得注意：一是改造者是无意这样做的。就是说，改造者以真诚、纯粹、盲目的意识和心理来对待检讨者，所以他们格外严格和不宽容，即以革命和正义为名义“真诚地整人”，从而导致检讨者坠入接连不断地挨整的尴尬局面。不过，今天看来，这种情况的可信度值得推敲。也可以说，这种情况只适用于个别而不适用于普遍。因为人之为人，都会有自己做人的底线，起码的良知和是非判断力是不可能完全丧失的;二是改造者是有意如此的。就是说，改造者原本就不希望检讨者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在运动不断而又必须存在运动对象的前提下，一种潜在的可能或规则就是，如果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改造者现有的权利和空间将受到威胁，所以对于那些深谙“整人哲学”的革命的人来说，谁都不愿触犯这个禁忌。在这种意识或潜在意识的支配下，改造者看重的始终是自己如何保持改造者、整人者的地位，至于检讨者真诚与否则是不重要的。当然，改造者还要给检讨者留以希望，他们知晓自己的权利来自检讨者，离开这些“理想的”革命对象，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也会作些让步，形成一种一松一紧、张弛有度、若即若离的斗争策略和效果。而检讨者一般意识不到这些，在打一巴掌吃个甜枣的循环往复中，一厢情愿或者说是糊里糊涂地被戏耍着，且大都幻想以自己真诚的思想改造和实践行动去感动和感化高高在上的改造者，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理解这个规则，也就找到了所谓真诚的检讨者何以“屡败屡战”、“撞上南墙不知回头”的根源了。对于那些真诚的、执着的检讨者自身来说，如果事后一旦发现“黑匣子”的秘密，他们都会为自己的“可耻记录”(邵燕祥语)懊悔和痛恨不已。这也就是很多当事人在真相大白之后，为何不能、也不愿接受刘绍棠、王蒙等人的“娘打孩子论”的原因所在。
2、现象：奇观变常态
老诗人丁耶在《检讨春秋》一文中披露过，有位中文系的姜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几次检讨不过关，经一位有延安整风经验的校领导的点拨和帮助后，不得不把自己在白区写进步诗文检讨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区检讨为“投机革命”，把认真教课检讨为“和党争夺青年一代”，并辅之以痛哭流涕、捶胸顿足，果然顺利过关，并被校领导封为“检讨模范”。23如果考察这种树立模范的事例，可以发现，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由康生当作经验推广过。如张克勤骑着高头大马、戴着名曰“再生花”的大红花，坐到主席台上边享荣光边作悔过经验巡回报告;绥德一位外地来的教师，将自己所教的学生尽数供出，连一位刚满8岁的小学生也成了“特务”，这位教师为此获得优待;自然科学院初中部一位四川来的学生，为了吃一顿鸡蛋挂面，便说自己是刘湘直接派来的;清涧县一名12岁的孩子，台上坦白台下反供，因而吃上了好几回祖祖辈辈都没有吃过的“洋冰糖”。24可以想见，1949年后检讨中出现诸如“突击”、“争红旗”、“树模范”等荒唐行为，都是大有来历的。
沙叶新披露说，当年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为了配合形势而编写了《怎样写检讨》的书。据说当时很走俏，很多人都曾翻阅过参考过，只可惜现在很难找到此书。沙叶新还披露，在检讨极盛时期，如“思想改造”、“反右”、“四清运动”和“文革”那些年代，几乎在中国每一城镇邮局门口那些代写书信的捉刀人，都与时俱进地扩大了经营范围，新增了代写检讨的业务。据亲历者说，代写检讨都明码实价：普通家信一角，一般检讨两角，保证能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代写检讨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文盲尚多，同时也说明检讨者之众，以至代写检讨供不应求，生意兴隆，检讨书比家信价格要高，也正说明检讨书在当年的奇货可居，而代写检讨也绝对堪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业。25代写检讨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郭小川在1954年3月创作了一首故事性的诗歌《代行检讨的故事》。26《新港》1957年第10期上登载了一首名为《“检讨”专家》的小诗，在诗的“题记”中，作者张奇写道：“一个右派分子曾经写过一张字条：……一旦失业，便去摆个写字摊，专门替别人写检讨。”27丁耶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作了证实。他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自己曾发现几份私商老板送来的“检讨”，不仅笔迹相同，而且那套检讨格式也一样，经询问得知是他们从卦摊上花钱买来的。丁耶还“自报家门”说：
自参加革命以来，不知写过多少次检讨了，一会批“白专”，一会批“名利思想”、“自由主义”。说别的我不敢说行，要讲写这种玩意那可以说轻车熟路，手到病除。……在“文革”期间有几位老八路，我们在一起蹲“牛棚”，他们的“认罪”检查都是我开的“工厂”出品，我使他们都顺利地闯过“造反派”那一关，“什么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化整为零”、“蘑菇战术”我都运筹帷幄。28
牧惠的《今日的检讨》一文中也提到代写检讨一事。可见代写检讨的事在当时确实较为普遍。而这种由人间的奇观演化成常态的现象不但预示着悲剧的爆发，其行为本身已成为最大的悲剧。
3、形式：文本多样
检讨的文本形式是丰富的，除前文已经交待过的“自我批评”外，还有“自我批判”、“检查”、“交代”、“思想总结”、“思想汇报”、“学习总结”、“自传”等文本形式。如冯友兰的《一年学习的总结》、萧乾的《我的自传》、沈从文的《我的学习》、邵燕祥的《思想汇报》等。另外，还有很多意在检讨而“名不符实”的“隐晦文本”，如费孝通的《我这一年》和《解放以来》、老舍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赵树理的《决心到群众中去》、郭沫若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王蒙的《伟大的起点》等。再有一种更为隐晦的检讨文本。即存在于当时出版的书籍“序”、“跋”、“前言”、“后记”中，如开明书店1951年出版的一套新文学选集丛书最有代表性。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艾青、曹禺、张天翼、洪深等均在“自序”中检讨自己及以往的作品。在这套丛书的“序言”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代已故的人检讨。如孟超在《洪灵菲选集》中以《我所知道的灵菲》为题作序，其中写道：“他出身在一个贫苦破落的家庭中。……这是他最初的作品，自然这里边所表现的，只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们拿二十年后现在的尺度去衡量它，也许会感到不够完整，不够精炼，或者与今天的要求不能完全契合。”29周立波在《鲁彦选集》的序中写道：“他是从他的正直的人道的立场来看这些个别的事例，他看不见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严重的斗争，看不见工人农民的解放运动的胜利的前途。”30显然，上述文字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序言，而是丛书选编者——“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精心的安排。还有一种形式比较特殊，就是批判、检举与检讨合而为一的情况。如在批判胡适思想时，冯友兰、罗尔纲、周汝昌、贺麟、顾颉刚、汤用彤、金岳霖等文化界名人都煞有介事地写了熔深刻批判和“诚恳”检讨于一炉的文章。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字是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两文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自贬自辱”的基础上，又环顾左右而言他，将祸水泼到胡风、路翎、吕荧等人身上，使得胡风的问题进一步恶化，舒芜也愈陷愈深，直至现在仍难以摆脱“犹大”的罪名。
检讨文本的保存形式也是多样的。从公开文本的角度看，有发表在报纸、杂志等媒介的公开文本，其中一部分也被作者本人或编者收入“文集”、“选集”或“全集”中，是目前保存最多、最完好的资料。今天的研究，大都以此为蓝本;有向党组织上交、当众宣读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张贴宣传的半公开文本。这些文本的数量应是最大的，但由于只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所以流传下来的却很少，能够“幸运地”被单位存档或个人保留至今而公布于众的就相对更少了。目前公开出版的《郭小川全集》(第12卷，另有单行本《检讨书诗人郭小川的另类文字》)、《沈从文全集》(第12、14、27卷)、《聂绀弩全集》(第10卷，另有单行本《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朱光潜全集》(第5、9、10卷)等收入了一些检讨文本，此外如《巴金全集》、《老舍全集》、《曹禺全集》、《夏衍全集》、《胡风全集》、《赵树理全集》、《孙犁全集》、《师托全集》、《废名选集》以及傅光明编辑的《解读萧乾》，廖沫沙的《瓮中杂俎》、王造时的《我的当场答复》、罗隆基的《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等。这部分材料由于当年没有发表(仅有极少部分发表过)，因此“原创性”的成分也相对较高，其价值也较大，随着近年来的公开出版，被学界的重视程度也更高，也是最为期待的所在;还有就是私密领域内的“潜在文本”。这部分文本大体存在于当事人的心得、书信和日记中。这部分的文字相对较少，也未能呈现当事人检讨的全貌或具体细节，难以满足研究和“猎奇”的需要。但即便如此，其文本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至于其它口头形式的检讨则多见于“自传”、“口述自传”、“回忆录”以及“忆旧”、“怀念”和“悼念”文章中，比较零乱。这其中，邵燕祥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先后于1996、1997和2004年出版了《沉船》、《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和《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其间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异常珍贵的私密性资料，堪称“一份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31为研究和探讨这一时段的历史提供了清晰的、可触摸的历史的质感。
尽管“检讨”在书写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或者如一些当事人所说的是在违心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各个“检讨”文本中还存在着大量程式化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文本中所体现的个性化的信息还是非常鲜明而有价值的。正如邵燕祥对自己所写过的检讨文字评述的那样：“这一堆当代的活化石，记录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32因此说，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检讨”是研究和反思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陈北欧编著：《人民学习辞典》，广益书局1953年7月三版增订本，第507页
2《随笔》，2001年第6期，第5、12页
3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4尹昌龙：《重返自身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5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真理报》，1928年6月26日;本文引自《人民日报》，1950年3月29日
6转引自《人民日报》，1950年1月9日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2、874页
9《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314页
1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11《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12《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13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904页
14《扬子法言•修身卷三》，《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页
15沙叶新：《“检讨”文化》，《随笔》，2001年第6期，第4页
16《人民日报》，1952年4月5日
17转引自龚育之：《在漩涡的边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18邵燕祥：《沉船》，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9页
19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0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21《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5期，第42页
22《真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23丁耶：《检讨春秋》，《作家》1985年第8期，第31-32页
24参见高杰、路平：《康生和延安审干运动》，《黄河》，1989年第4期
25参见沙叶新：《“检讨”文化》，《随笔》，2001年第6期，第8页
26诗的后半部是：“这简直是胡闹，/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写检讨?/你还想不想干下去?/我马上把你的职位革掉!”/秘书的话充满了委屈：/“这检讨是你叫我写的，/写完后也曾送交给你，/你没有看就随手发了出去。”/厂长久久没有言语，/随后才轻声地把秘书申斥：/“这也还是你的错误呀，谁叫你写得不能叫上级满意! /好，过去的事让它过去，/我要看看你这一次。/这次一定要写得深刻，/少戴帽子，多举事实!”参见《郭小川全集》(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4页
27小诗的全文：他一手拿着“检讨”，/一手擦着干涩的眼角，/用绵羊的声调念道：/“我的错误真不小，/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是由于拒绝思想改造……”//他在那边念，/我们在这边冷笑;/他的“检讨”念完了，/我们拿出那张字条问道：/“这是你自己的检讨，/还是替别人写的检讨?”
28丁耶：《检讨春秋》，《作家》，1985年第8期，第32-33页
29《洪灵菲选集•我所知道的灵菲》，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9-10页
30《鲁彦选集•序》，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9页
31《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引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2《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来源:历史百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