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9日

在台湾见到曾建元教授,聊到了都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即客家人,这个汉民族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族群。 曾建元教授是客家人,除从事人权工作,他对客家族群及其文化很有兴趣,是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兼任副教授和桃园市国际客家与多元文化协会副理事长。我回到香港后收到他写的一篇研究客家文化的论文《客家性与客家精神:全球视野下的东亚客家》,很受启发。

我对客家人感兴趣始于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我80年代移民香港,定居沙田。沙田现是香港的一个新市镇,人口63万。新冠疫情爆发后,爱好旅游的我无法外游,即在香港本地四处游荡,因而走遍沙田各处寻幽访胜。这时我才知,沙田这个新市镇在开发之前,曾是一个客家人为主的乡村地区。原有49个村落,其中35个就是客家人村,我家附近即有好几个著名客家村落遗迹,散步即可到达。

我第一次听说客家人,是在家乡四川的时候,那时成都郊区龙泉山一带有很多“土广东人”,即清朝年间来自广东,讲广东话的移民,相较明末清初更早一批湖广填四川,已成土著的老移民,新来的就属客籍,也就是客家人。这些土广东人,对外讲四川官话,自己内部则讲四川人听不懂的土广话。

我很小时候就听说了,我们这些四川人,可能都不是古蜀人后代,祖先有可能是外省人,我们应该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湖广填四川是元朝末年到清朝初年300多年期间在中国出现的两波大移民潮,都是因为改朝换代天下大乱导致四川人口大减需要从外省迁入大量人口以补充。第一波在元末明初,第二波在明末清初。第二波的湖广填四川,因时间较近,留下大量文字记载,所知较详。据悉因这个时期农民山大王张献忠屠杀川人及清政府血腥镇压,四川人口剧减,最繁华的成都平原,即号称“天府之国”的川西坝也成荒无人烟之地,四野甚至有老虎出没,于是清朝政府鼓励川外地区无地百姓移民四川垦荒,因此有大批外省人迁入蜀地。至今在川西坝和川东交界要道还有很多移民所建的“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等。

后来听说四川很多名人,比如朱德、郭沫若也是客家人。郭沫若先祖是福建宁化县人,于乾隆年间迁来四川。而朱德先祖则是广东韶关人,清朝康熙年间移民四川,因为有家谱可查,知道是广东祖籍。文革之前尚是中学生的我,到成都郊区支农,发现当地农民讲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据说是土广东话。后来移民香港,有位才移民来的四川老乡说他听得懂广东话,因为和他自幼就会说的土广东话很接近,才知他是四川的客家人。据说四川土生土长的朱德也能讲土广东话,可以与生长于广东梅县的叶剑英用广东话交谈。

在这两波移民潮中,先到的已融入四川原居民者,即成土著,后到者则是客籍,也就是客家人。

至于我自己,追溯血缘,很有可能也不是四川土著。父亲是四川遂宁人,父亲少年到成都春熙路绸缎庄当学徒,才开始定居成都。遂宁位于四川东部,正在湖广填四川的水陆要道上,在湖广填四川成为网络话题后,很多遂宁人声称查家谱发现其家族源自两广、两湖或闽赣。我们蔡家家谱,我没有见过,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而母亲是成都华阳县人。听我母亲说,我外祖父的父亲,即我曾外祖父是外省人,来四川当官死在任上,留下一对孤儿流落异乡,即我外祖父及其姐姐(我的外姑婆,但我出生后已故世),我外姑婆嫁人后不久守寡,是她养大她的弟弟(我外祖父)。因此不排除我有客家人血统。

我居家的沙田围有好几个客家村落,最近的有谢屋村、王屋村和曾大屋。沙田围原是沙田海中一个浅海小岛,填海后与陆地相连,原居民都迁走,只留下一座古屋,这是一对来自广东的王姓夫妻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房子,距今已200年,保存相当完整,现是香港法定古蹟,我去了两次才得以进入。第一次因未带口罩,又没有带上疫苗注射证明,只能在外面看看。这是一座用花岗石和青砖砌成的传统民宅,雕饰精美,200前年应该算是豪宅一座。著名的曾大屋是一位姓曾的客家人聚族而居的主屋,有130年历史,但因未定为法定古蹟,围村住了很多人家,有些杂乱。在英国殖民之前,香港村落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村民需要设法自保,很多村落四围筑起高牆,以抵御盗匪仇家和猛兽,所以称为围村。曾大屋是香港罕见完整保存的客家人围村。土著居民的围村称为本地围,村民叫围头人。

沙田历史最悠久的围村积存围(即大围村)始建于明朝万曆二年(1574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不是客家人村落,是本地围,因为村民是早于1683年清政府复界令之前已移民定居于此。

清朝初年,郑成功据台湾为基地兴兵反清复明,清政府于是下禁海令,下令闽粤沿海百姓内迁,到平定台湾明郑政权后的1683年(康熙22年)才容许内迁百姓回到原居地,这就是所谓的“复界”。因此许多内地百姓也因复界令迁往沿海谋生,于是香港原居民中就有了客籍这个分支。香港客家人是清廷宣佈复界令后迁入。当时康熙、雍正、及乾隆年间,清政府鼓励农民垦殖沿海荒地,新来移民可在当地获得客籍,垦荒务农。香港客家籍农民大都源自粤东、闽西、赣南,现在主要分布在香港新界沙田海和大埔海一带。

曾建元教授在他论文中称,“客家原是华南闽粤赣山区中原与土著民族文化融合形成的族群”。但在香港,血缘好像不是重要标准,而是以移民时间的前后来画线。复界之前来香港,视为本地土著广府人,复界之后迁来的即是客籍,即客家人,不论其祖上来自何处。比如香港新界有五大原居民家族,都是迁界令之前移民香港,有的甚至早至宋元明时代。最早的邓氏家族在北宋就移民香港。南宋亡后文天祥兄弟文天瑞和文壁举族迁居广东宝安县,其后人分散在深圳河两岸,在南岸的就是香港著名的文氏家族,他们都不是客家人,而算作本土著。

可以说,香港原居民的土客籍之分,不是取决于来自何处,而是决定于移民香港的先来后到。先来是主,后到是客。其实这个标准也适用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两波湖广填四川,第一波元末明初来的,早已融入当地社会,被视为土著。被视为客籍的多为清初后到的第二波移民。朱德、郭沫若的先祖即如此。

如果只按移民时间早迟作标准来定主客,绝大多数香港人都可以称为客家人。

香港现有人口740万,除少数世代居住香港的原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因国共内战和中共建政或移民或偷渡,南来香港定居的政治、经济、文化难民移民及其后裔。1945年香港光复后人口仅50万,但在1947年到1950年仅3年时间,人口就猛增到两百万,增加的人口都是逃来香港避红祸的中国大陆难民。此后直到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从大陆逃来的难民一直源源不绝,间多次出现震惊世界的逃亡大潮。中国大跃进导致大饥荒,1962年仅此一年就有20万人因飢荒逃来香港。1950年后,因大陆移民的源源不绝,香港每10年人口就会曾长100万,直到国安法颁布后,香港人口才停止增长,而且不增反减,还出现反向的流亡潮。

最近在家翻看一本湖广填四川的报告文学著作。那些从闽赣两广两湖启程的移民,肩负一个担子,挑著飢肠辘辘的幼小儿女和少得可怜的行李,攀山越岭,披星戴月,餐风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才抵达四川获得一小块土地耕作谋生,真的是可歌可泣,催人泪下。这也让我想起近代的逃港大潮,那些冒著九死一生逃来香港的新客家人,他们的悲壮经历何尝不是同样的可歌可泣!

湖广填四川,香港的迁界和复界,都已是尘封的历史,但香港的新移民故事还在述说中。到今日,香港的新客家人又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选题。难道港人又要被迫作客他乡?要在他乡异地再做客家人?

来源:大纪元时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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