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炎热的夏天,香港修顿球场附近的马路上车水马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一名身上穿着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少女,换了几次电车,施施然地来到一家不起眼的餐厅。半个多世纪以后,已是年迈的老妇人的她,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写道:“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旗袍。如果再加上一条白色长围巾,就像极了小说《青春之歌》的女主角林道静的形象了。”她,确实可以称为“香港林道静”。

她,名叫梁慕娴,当时刚刚从香港香岛中学毕业,受共产主义理想的吸引,加入了共青团及共产党,这是她第一次奉命与地下党的同志接头,而这身裁剪得体的旗袍,正是这次接头的暗号。从这一天开始,她十多年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雨打风吹之后,昔日的红色变成了丑陋的灰色。

对于一般人来说,回忆起浪漫的青春时代,滋味大都是甜蜜的;但对于梁慕娴来说,她的回忆却无比痛楚。爱因斯坦说过:“三十岁之前不相信共产主义,可谓没有良心;三十岁之后仍然相信共产主义,可谓没有智慧。”可见,人在年轻的时候多半会经历一个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蛊惑的阶段,这并非一桩天大的罪过。但是,梁慕娴对过去的地下党生涯却有刻骨铭心之痛,她不能假装那一切不曾发生过,更不愿将那段历史带入彼岸世界。于是,她写出了《我与香港共产党》这本书。梁慕娴的好友、香港资深政论家许行如此评论说:“年轻时信仰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之后,逐渐了解到它的谬误和黑暗,终于脱离它,批判它,这种情形相当普遍,是一种时代现象。我不知道一般脱党者的心情如何,但我知道梁慕娴是非常痛苦和内疚的,她将过去参加共产党香港地下党当作一种原罪,不只反省,而且忏悔。”

一失足成千古恨,反戈一击奔自由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四年,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梁慕娴一直担任由地下党控制的重要社团“学友社”的主席。近年来,梁慕娴勤奋笔耕,以一名港共团体负责人的亲身经历,揭开地下党神秘一角,显示中共怎样在香港对一些年轻人洗脑,进行地下阶级斗争,进而发动六七暴动,破坏香港社会安定。

历史的那一夜早已翻过去了,梁慕娴为何还要写这些文章?不少昔日的同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认为,她没有从党内得到好处,没有在香港回归之后加官进爵,所以才当了“叛徒”。其实,梁慕娴的“反戈一击”,绝非出于个人的利益或恩怨,而是她自身精神蜕变、思想升华、良知复归的自然反应。

梁慕娴的觉醒经过了三个大的转折。首先,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她对光芒万丈的“红太阳”产生了怀疑,对中共高层惨酷的内斗感到震惊。本来她是中共港澳工委眼中的红人,如果继续为党工作,可以更上层楼,荣华富贵,近在眼前。但林彪事件已经撬动其共产主义信仰的根基,她不再相信党灌输的一切,决定于一九七四年移民加拿大,并脱离共产党。她比那些九七回归前夕才匆匆选择移民的香港人提早二十多年离开,可谓先知先觉。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虽然早已身在桃源般安宁的大洋彼岸,但“六四”的鲜血让她念兹在兹,“‘六四’疯狂大屠杀,彻底地惊醒了我”,“每年的‘六四’,我一定要看到烛光,我坚守烛光,寻找烛光的影子,像寻找亲人一样”。她的人虽不能到维园,心却在维园。从此,梁慕娴对“共产党可以变好”不抱任何希望。当二零一一年温家宝接见香港“老资格地下党员”吴康民,不少港人憧憬多次呼吁政改的温家宝至少会落实“柔性治港”之原则时,梁慕娴一针见血地指出,“温吴会”乃是亲共派企图“以分猪肉的方式”分配特区政府的官位,是对民主的漠视与亵渎。

而真正让梁慕娴“萌生与中国共产党来一个思想上的了断的想法”的触发点,是一九九五年她读到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使我彻底地承认自己上当受骗,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欺骗。当时我感到全身毛骨悚然,犹如被脏水浸淫过一般”。她意识到,不能只当终日以泪洗面的受害者,而要成为讲出真相、控诉罪恶的见证者,“写是了断,也是清洗污垢的最好办法”。她将地下党祸害香港的历史和盘托出,同时,也不断对自我作出反省和忏悔,她坦诚地写道:“一个曾为凶残的中国共产党做过事的人,觉悟之后,能做的就是揭露和忏悔。我愿终生为此忏悔。”这是她二零零零年受洗成基督徒之后,从基督信仰而来的忏悔精神。

梁慕娴的勇气让我想起了李慎之。李慎之在一九八九年之后毅然决定“不在刺刀下做官”,在其晚年以《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刘军宁也以圣经中摩西“出埃及”的故事来形容李慎之晚年“不怕颠沛、敢于造次”,找到自由主义的新的精神归宿。与之相比,“剔骨削肉”这一自况最准确、最入木三分而令人感同身受。正如王怡所论:“因为‘剔骨削肉’不但显示了最坚定而惨烈的一种绝裂姿态,更显示出绝裂者与其精神之‘父’深入骨髓的渊源。”梁慕娴何尝不是如此呢?虽然她不是李慎之那样的思想家,但她在行动上似乎比李更为彻底。因为她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长大,虽有地下党员的身份,却始终不是靠党吃饭的人。李慎之晚年思想日益精进,但在中共无所不在的单位制度之下,仍然无法实现“肉身翻墙”,完全脱离官方分配的住房、副部级的医疗待遇等束缚。而梁慕娴却可以移居加拿大,自食其力,身体和精神同时获得自由。

所谓“特区”,已成特务之区

《我与香港地下党》一书,虽然称不上一部完整的香港地下党的历史,但冰山一角,已经触目惊心。作者述及学友社的波澜起伏,与若干如今在香港政商两界呼风唤雨的名流,如叶国华、曾钰成、曾德成、程介明、程介南、梁振英、蔡培远等人,都曾经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对这些人的前世今生,可谓了如指掌。

论及学友社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时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很紧,几名以左派自诩的骨干,突然把矛头对准一名他们认为有疑点的青年,将其召集到办公室,用几个小时对其穷追猛打,“以毛的阶级法律私设公堂审讯,像大陆的红卫兵,简直无法无天”。这个青年被开除出去,从此走上学术道路。数十年以后,这个名叫黄玉山的青年成了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而不少深陷革命道路的青年人,晚年一事无成,贫困潦倒。黄玉山之得失,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学友社有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核心党组”。当时,核心组特别组织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正式在学友社播种,而我的艺术抱负就此幻灭。”后来,梁慕娴逐步意识到,正是毛的这个讲话,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催命符。她进而指出,批判毛泽东思想非常重要,是根除毛毒的根本。她呼吁说:“衷心希望深受毛泽东思想毒害的中国艺术家们,从二十世纪的阴影走出来,摆脱一切羁绊走上文学艺术的正途,在未来岁月里创作出几部真正伟大的作品。”然而,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百名作家手抄延安讲话的“手抄本”,他们说,抄写毛的讲话时,感恩戴德,毕恭毕敬。这些“奴在心者”,焉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来?

梁慕娴还重点回顾了当年地下党是如何策划六七暴动的。地下党到处安置炸弹,甚至派出杀手,用浇汽油的方式烧死香港新闻界名嘴林彬兄弟,以此暴行恐吓良知之士。梁慕娴指出:“这绝不是所谓某暴徒的个别行为。在几十年之内,中共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消灭生命,它千变万变,却万变不离其宗,本质没有变。”共产党就是一个超级恐怖组织,与本拉登之基地组织有何差别?荒谬的是,作为“香港的本拉登”的“六七暴动斗委会”主任杨光,本当在监狱里结束其罪恶的一生,几十年后却将自己漂白,并恬不知耻地接受了特区政府的大紫荆勋章。误将屠夫作闲士,香港的前途岂不危哉?

梁慕娴是最早向香港人发出“狼来了”的警告的人。她指出:“香港地下党组织不单只是存在于中联办,中资企业,民建联和工联会等机构内,而是已经遍布全港,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层压式地全面发展。他们的目的是最终掌握全港所有机构和部门。”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久享太平,不知道中共之阴毒残暴,对梁慕娴的呼吁如当耳边风。当梁慕娴警示梁振英有可能坐上特首之大位时,大家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谁知,眨眼之间,狼就来了。唐英年与梁振英,前者是猪,后者是狼。当年,储安平精辟地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自由就变成‘有’和‘无’的问题。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意志。”国共之差异,也就是唐梁之差异。梁慕娴将这一论述移用到香港的现状上:“现在香港面临的选择是:如果中共间接统治,这个自由民主,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若中共直接统治,则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梁振英上位,让“自由是有和无”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到每一个香港人面前。

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仅是香港人,而且所有关心香港的前途与命运的人,都当读一读梁慕娴这本呕心沥血、剔骨削肉之作。《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许,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克制地下党为祸香港的妙方良策。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来源:RFA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