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有次在北京，去拜访了一位在北京市党校上班的朋友，他带我去校内看了一个墓地，这是明朝万历年间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之墓，当时记得墓地颇为凋零，和我印象中大名鼎鼎的这位传教士的显赫名气实在不相配。
这个墓地是利玛窦1610年病逝北京时，万历皇帝特别赠送滕公栅栏一块土地为他永久安息之所，之后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多葬于此（法国教士则多葬于杭州传教士墓地）。这就是有名的滕公栅栏天主教墓园。
利玛窦一生有很多传奇故事，其中之一是他最先发现中国有一个流散异域的犹太人社区，即今天很有名的开封犹太人。我在前面《包公灰阑记和所罗门王审案》一文曾经提到，可能在唐朝时候已有犹太人来到中国，随后在北宋时候开始在北宋京城汴凉，即今河南开封市形成一个犹太人社区。而最早发现开封犹太人的就是利玛窦。
这个发现过程相当戏剧化。
1605年夏天。一位来京城参加科考的开封举人艾田应试后在下榻的旅舍读到一本小册子《京都异事》，立即心生兴趣，因为小册子说有几个西域回回在北京建了一个礼拜堂，这些回回信仰天地之间只有唯一一个神存在，艾田立刻决定前去看看。因为这位开封举人是位犹太教徒，即自称的一赐乐业教徒。
这天恰好是天主教纪念施洗者约翰诞生之日，即圣约翰浸礼节，礼拜堂正在举行仪式。艾田上前致意，说他来自开封，家人世代信奉崇拜一神的一赐乐业教，大家都是天主之子，很高兴能在开封相遇。利玛窦很兴奋，以为见到一位本地基督教徒。而艾田也以为他是一赐乐业教的同门。
但两人好像鸡同鸭讲了好一会后，才发现彼此都误会了，艾田意识到利玛窦不是一赐乐业教徒，也不是《京都异事》所谓的回教徒，而是他搞不懂的一个异端教派。而利玛窦则发现这位一赐乐业教徒对基督教新约一无所知。他把艾田请到内室，拿出一本希伯来圣经（基督教旧约），艾田认得出希伯来文，对旧约故事也非常熟悉。但他已不会读写希伯来文，他解释说，因为他把时间全用在读中国儒家经典上，不过他的兄长能够读写。这时利玛窦恍然大悟，这应该是一位犹太教徒，而他也发现了尚不为西方世界所知流散在中国的犹太人。艾田告诉利玛窦，开封的一赐乐业教有十二姓，即十二个家族，有一个清真寺（犹太会堂），藏有正经53卷，即摩西五经，经西方传教士研究，证实与欧洲流传的摩西五经文本完全一致。
两年后利玛窦差遣传教士到开封实地考察这个濒临消亡的犹太人社群，从而拯救了人类一段珍贵的历史。这个消息震惊了欧洲。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参观大流散博物馆，看到的所有开封犹太人的资料，即来自利玛窦及其耶稣会教士到开封考察的成果。
利玛窦（Matteo Ricci）1583年来华，在中国生活27年，是中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这段历史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对中国近代影响至巨，公认是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在利玛窦之前，也有一些传教士来华传教，但都以失败告终，而利玛窦却创造了奇迹，成功将天主教传入中国，1610年他在中国逝世时，已创建了4所耶稣会教堂，成功让两千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而这两千人并非泛泛之辈，很多是中国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朝廷命官，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其中徐光启地位最高，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社会影响力巨大
利玛窦并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传到中国，让中世纪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他为中国制作了第一份世界地图，他是将欧几里得几何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理》是中国第一本西方数学著作，至今中国人学几何的基本概念，仍是他和徐光启翻译的。他还为中国天象台制造了日晷、地球仪、天球仪、望远镜等西方先进天文仪器，推动了中国历法和天象知识的进展，并将西方音乐和绘画介绍到中国。可以说，利玛窦是中世纪的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位重要推手，对当年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位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利玛窦另一伟大成就是最早系统性地向欧洲介绍了我们中国这个当时对于西方还相当神秘的东方大国，他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开创了欧洲一个新的人文学科——汉学（sinology），甚至还影响到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如此成功，主要原因是他智商和情商都极高，他对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士（儒家知识人）的阶级地位最高这一特性，以及孔孟儒学在中国影响力至钜有清晰深刻认识，来华后他以很快时间学会中文，然后认真学习和掌握中国儒家经典，他中文流利，熟读儒家四书五经，可以用文言文写作，俨然一位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形象。因此他得以广交公卿名流，获得明朝士大夫的认同，被称为西儒之士。利玛窦记忆力尤其超群出众，过目不忘，儒家经典他可以倒背如流，他的背功让与他结交的中国读书人非常佩服和敬重，纷纷向他请教记忆秘诀，利玛窦还为此写了本记忆之法的书《西国记法》。
但就是这样一位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的传教士，他的墓地和墓碑两次被中国人砸毁，第一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动乱。当时滕公栅栏天主教士墓地已葬有一百多天主教徒，大部分是西方传教士，知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郎世宁等。还有我在前面文章中提到的“被遗忘的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刘松龄”。义和团暴乱发生后，墓园被焚毁挖掘，墓碑被砸。暴乱平息后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重建了墓园，并竖立了一块道歉碑，还特许在一旁建了马尾沟天主教堂。天主教墓园再次扩大，最后葬有几百位中外天主教徒。
中共上台后，马尾沟教堂和天主教墓地被中共无偿占据，成为北京市党校的产业。800多墓碑全部被移走，周恩来考虑统战价值，只批准留下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块碑石。
但到文革破四旧，红卫兵大破坏，连这3块碑石都不能幸免，欲完全砸毁，还是党校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说不如将碑石深埋土中，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3块碑石才得以幸存下来，不过十年文革后的1979年重建利玛窦墓，三碑石从地底挖出时，发现有严重破损，今天看到的并非原貌，而是是经过修复的样子。到1994年才收集了散落党校各处的60多块碑石，包括刘松龄的墓碑，在原址重新竖立。但已有好一些墓碑永久消失，连踪迹也无处可寻。
就如同刘松龄在中国的再发现是他的祖国斯洛文尼亚向中国官方追寻的结果，利玛窦墓的重建也是源于利玛窦祖国意大利的要求。文革后的1978年中国社科院一个代表团到意大利参加学术会议，意大利提到利玛窦墓被推平一事，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共高层写报告，提议重建利玛窦墓，获得批准。搞笑的是，虽然文革已过，1979年北京革命委员会为此事发了一正式公文，但不敢提到利玛窦耶稣会教士的身份，只称他是“意大利学者利玛窦”。
如今北京党校中的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教士的墓园已成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这并不能保证再不会发生砸碑毁墓之灾。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教士的墓园已被砸了两次，会不会有第三次？文革逝去，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如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会认为，不会再有第三次，红卫兵那一次应该已是绝响。但在南斯拉夫砸馆事件后，加上近年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再起，我已不敢回答得如此决绝。
来源：大纪元时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