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处于“反腐尚未成功，改革仍未启航”的时期。
中国阳历的2014年已经过去，官方近来的总结称这一年为“改革元年”，但民间倾向于认为是“反腐未胜，改革未启”的彷徨年、胶着年、拉锯年。
说是彷徨年，所指社会走势方向不明，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60条，但在这一年中没有什么切实改革的迹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但在社会现实中法治没有出现任何改善，而且在一些领域还有倒退迹象。这种口头文件的宣示与现实情况的背离，使人深感时局吊诡，从而产生社会陷于徘徊、犹疑状态的印象。说胶着年，主要是指反腐与腐败双方较量处于一种不分胜负，生死搏击，甚至力量混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让外界看得眼花缭乱的感受。说拉锯年，就是指改革势力与反改革势力、反腐势力与腐败势力从理论到现实都处于激烈驳火，互有进退，各有得失的角力争战状态。总之，2014年就是中国时局事态不明，前途未卜，胜负待定之年。
之所以说2014年“反腐未胜”，皆因中国反腐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全年拿下了五十多名省部级高官，并且将副国级以上的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拿下，这种反腐跟中国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业绩炫目，但是，由于决定性的反腐之战仍未展开，腐败势力并未被彻底击败，所以反腐之役还难言胜利，对此反腐总舵手习近平先生在中纪委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都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
从中国时局来分析，要想取得反腐败决定性的胜利，社会普遍认为得经历三步：第一步是拿下薄熙来及其党羽；第二步拿下周永康及其同伙；第三步拿下薄与周之后的老老虎，即培植、造就薄与周之势力的背后主导者。目前中国反腐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步，但是能否展开及最终完成第三步，至今尚不明朗。如果中国反腐就此止步，即不再追根溯源，完成第三步，将老老虎拿下，这就意味着反腐不会刨根问底，不会结束一个腐败时代，不会将开启及代表那个腐败时代的标志性符号人物终结，也就无法震官吏，醒世人，伸民冤，舒民愤，扼阻官僚腐化，整治社会颓废，扭转趋权世风，达致除旧布新，实现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即反腐治标就不会深入到治本。如此，中国社会的腐败只会在近期严打之下稍显收敛，不久后必将恶风再起，以变本加厉之势卷土重来，最终将今日反腐的两步成果也彻底扫荡。所以，中国反腐目前虽达致第二步，但最后关键性的第三步没有迈出，也就自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没有造成反腐不可逆转的大势。
至于中国改革，就算从文革结束后算起，至今三十余年来一直徘徊于民生改革中，即跛足的经济改革（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胡赵时期全面改革的探索，但很快因“六四屠杀”后戛然而止）。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完整意义上的改革应该经过三个阶段，即民生、民权与民主。可以说中国此前的三十几年，在民生改革上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能改与好改的基本都改了。中国要想真正深化改革，或者说再启改革航程，就必须从民生改革转入民权改革，即从经济改革转入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实现一个真正还权于民的改革。而这个以民权为核心的改革时代，就是应该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培育支持公民社会发育成长，使公民真正享有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就此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推出的改革60条，要真正落实，就得以增长公民权利为动力，以最终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
从民生到民权转化这种公民权利保障情况来衡量中国改革是否重启，就会发现这两年来，中国社会没有增加对公民权利的落实与保障，相反还在许多方面加强了对公民权利的控制，剥夺了公民原本不多的权利行使空间。从2013年初镇压公民上街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与敦促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到2014年镇压公民自发起来公祭与研讨胡耀邦、赵紫阳改革及“六四事件”活动，抓捕声援香港争普选人士，可以看出中国公民基本言论自由权利被剥夺的状况。这就说明，2014年并没有在开启民权改革的历程上迈动半步，最多只是在过往为民生改善而开启的经济改革上作些修补，因此无法说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重启，更无法说成为新的“改革元年”。
综上所述，2014年中国处于“反腐尚未成功，改革仍未启航”的时期，即中国时局何去何从尚不明朗。当然，中国反腐成败与改革是否重启有着紧密关系，虽然反腐胜利后并不必然意味着开启改革，但是反腐若不成功，则改革必然无望，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此2015年已经到来之际，观察中国时局首先就看反腐的第三步是否会展开，如果走出了第三步，那么反腐最终胜利才将实现，而随后改革重启才会提上日程，改革元年才可能到来。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