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末的一天,《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在莫斯科的老广场旁突发心肌梗塞,跌倒在地。这是美籍俄罗斯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长篇小说《针尖上的天使》(王立刚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551页。以下简称《天使》。)开头描写的情景。

他获救了没有?作为享受顶级医疗服务的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他怎么会突发心脏病的?…… 读者不由自主地带着这些疑问往下读。答案是,马卡尔采夫凭着求生的本能,挣扎着爬到了广场旁的苏共中央大楼,被值班人员救起。而他之所以发病,是因为遇到了麻烦事:几天前有人往他的办公桌里放了一本批评沙皇专制的私自出版物——《1839年的俄国》。按照刚刚修改过的法律,“传播或制作或保存”这类东西是要被判重刑的。这东西是谁放的——是情侦部门在试探他的政治坚定性还是另外什么人别有用心?他该怎么办?旧的疑问得到解决后,又冒出了新的疑问。就这样,《天使》用一个接一个的悬念,刺激着读者的好奇心,让他们欲罢不能地读下去。

小说讲述了从马卡尔采夫发病到去世的六十七天里报社的情况。故事的结尾是,克格勃人员查明,制作那本私自出版物并把它放入主编抽屉的是报社编辑伊夫列夫。一些好心同事曾设法营救他,但未能如愿。副主编雅古博夫接替马卡尔采夫成了主编。

读《天使》时,我觉得它是一部侦探小说,读完才明白,它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小说在像拆解俄罗斯套娃那样层层递进地展示侦查过程的同时,也向读者介绍了当时苏联社会上自最高党政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各色人等的言行和心理。

众所周知,1969年的苏联正值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停滞”时期。在这之前是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1953—1964)。“解冻”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扩大了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程度,缓和了紧张的国际关系。这一切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社会意识的发展。但由于“解冻”的思想解放是不彻底的,斯大林建立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与行政命令体制并没有得到改变,加之“解冻”带来的有限改革触动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于是该集团于1964年10月用保守的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当了最高领导人。勃氏上台后开始逐步推行新斯大林主义:重新肯定斯大林的领袖作用,停止平反冤假错案,提高情侦部门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出兵干涉捷克内政,加紧书刊检查,限制公民权益……《天使》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从小说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由中央大员们组成的苏联社会最高层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住房是国家提供的套房和别墅,办公室里有进口的专用家具,专车外出时沿途的人和车都须“肃静”与“回避”,购物有商品齐全的特供商店,保健有顶级的医疗服务。他们贪婪地攫取名利,“许多人都通过了论文答辩”,拿到了学位。他们还随意地送妻子出国旅游,安排子女进入名牌大学读书,安插子女担任党政要职,包庇违法乱纪的亲信、子弟…… 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变成了特权阶层的天堂。

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则是另一番景象:农村贫穷而愚昧,城市里的公用电话大多损坏严重,商店里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地铁里是臭哄哄的气味,工人在工作时间干私活赚小费,医院里收受贿赂,学校的“目的是让人放弃思想”,科研所只接受“事先指明应当得出何种结论的任务”,普通人出国旅游要经过单位、区委、警局等层层审查,警察随意殴打与勒索无辜的公民……

苏联最高领导层是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问题的呢?小说中,组成最高领导层的三个人是:“长着浓眉的人”、“瘦削的同志”和克格勃主席(他们的人物原型分别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长着浓眉的人”平日里深居简出,偶尔外出就是打猎和飙车。他的文章与讲演全都是由写作班子炮制的。他关心的只是日渐衰老的身体和自己的子女(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外贸部副部长)。“瘦削的同志”“是一个斯大林派”,“掌握着对内和对外意识形态的所有脉络,并且”因此感到“特殊的满足”。克格勃的主席1956年曾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他主张扩大克格勃机构的编制,增加其经费,动用刑侦和医疗手段,不经审判地处置“与意识形态有牵连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和强烈的民众怨愤,苏联领导人没有丝毫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意识,他们采用的是封建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陈旧理念。他们认为,用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国家镇压机器,也即谎言与暴力就可以维持苏联的稳定。

报纸是苏联的主要宣传工具之一。《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认为,报纸上“所说的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能自发地改变。报纸所登的内容只根据指示改变。”副主编雅古博夫主张,“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订报人读到的都是,我们国家一切正常。”报社里还“创造”了一套伙同基层单位、投合中央领导的制造假热点、伪典型的机制。

为此,资深老记者拉伯波尔特痛苦地承认自己是“说谎者”,哀叹苏联“进入了一个伟大的造假时代”。连“印刷工人都鄙视自己的报纸,而在家里透过无线电干扰收听消息”。

在《天使》中,暴力的主要代表是克格勃。它是苏联的国中之国,党中之党。正如书中一位克格勃高官所说,“我们代表实力……我们决定,政治局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赫鲁晓夫刚一蛮干,我们就被迫推翻了他。”“现在这个人(指勃列日涅夫。——本文作者注)是大众意志的执行者。如果我们决定了,他无论什么都会签字的。”克格勃以报社记者的名义把自己的特工人员派往国外,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必要时赤膊上阵,和苏军一起武装干涉别国内政。镇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在国内,对他们“信念(即是否是共产党员)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他们习惯于把人们“分成自己人和外人”。所谓自己人就是克格勃工作人员,其他人都是外人。

为了达到控制“外人”的目的,克格勃依照新通过的一项法律,“对写作过程的处分要比对非法隐藏射击武器的处罚严厉得多”。在克格勃内部专门设立了“打击诋毁我国制度消息处”。他们“登记所有类型的复制装置,首先是打字机,并且对它们进行监控”,“往文学家之家加派告密者”,在全国调查私自出版物的传播者和读者,把“犯事”的知识分子或撤职,或公开开除,以便“杀一儆百”。他们还组织各种各样的行动小组,用极端卑劣的手段对付民众。例如,“朗诵组”专门在大会上带头呼喊拥护领袖的口号,操控鼓掌、欢呼的时间和热烈程度等等。“占位子小组”专门“在公开的政治诉讼案中”和“外国政要、学者演讲场所”“事先占据所有的位子”,在大使馆前举标语,砸玻璃,“表达苏联人民的愤怒和愤概”。“打击违反苏维埃道德现象小组”的成员则“把试图进入教堂的年轻人带到一边殴打”,在以色列大使馆前痛打“希望到以色列去的犹太人”。他们甚至无视任何法规,肆意拦截和搜查行人,搜查居民住宅,职业化地殴打被怀疑的人……

但是,谎言只能骗众人一时,却不能骗众人永远。正直的苏联公民看透了特权阶层的唯心主义本质:他们“认为言论是第一性的,比物质更重要,许诺代替了物质财富。”当谎言被人识破时,建筑在谎言之上的暴力也就失去了恫吓力。尽管“大家”表面上“都不说话”,但经历过“解冻”洗礼的人们,例如《劳动真理报》社的许多人,却遵循良心和真理的呼唤,紧张地思考着,行动着。原本深受克格勃信赖的波利修克拒绝了克格勃派他到国外当驻外记者的诱惑,对寄到报社来的为政治犯辩护的公开信不加登记,并销毁之,以保护公开信的作者们。马克西姆更是用恶作剧的手段来戏弄克格勃的打手们。拉伯波尔特经常和青年人交流自己的看法:当局指责赫鲁晓夫,是“因为真相妨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相信”;“马上就要开始新崇拜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崇拜都是在血泊里开始的……对斯大林是在消灭了富农阶级后……对赫鲁晓夫是在用坦克镇压匈牙利之后”,“对现在的”“是在捷克事件之后”……
报社的两位工作人员伊夫列夫和娜嘉是令读者难忘的。他们原本都是所谓根红苗壮的青年。伊夫列夫的父母都是苏共党员。他中学毕业时得过金质奖章,后来又毕业于名牌大学哲学系,一直笃信官方宣传,但采访军事演习的经历让他看到了体制弄虚作假的顽症。在老一代记者的帮助下,他渐渐地看透了体制的虚妄,看到了苏联国家与尼古拉一世专制俄国的相似之处,因此翻译了19世纪法国人写的《1839年的俄国》一书。他出于正义感,勇敢、机智地深入内务部监狱,调查警界黑幕,妙笔著文,救出了深陷囹圄的同事。而他自己则受到了克格勃无休止的迫害。

娜嘉身为克格勃高官之女,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她天生纯真、朴实,热爱生活。在俄罗斯经典文学和正直的同事们的影响下,她认清了克格勃的残忍和冷酷,并当面批评父亲,说他在“当父亲时也不忘记当克格勃分子”,他和他的同事们干的是“扼杀最美好的激情”,“管的是强迫人停止思考”。她不惜以死抗争,来捍卫她对伊夫列夫纯真的爱。虽然他们两人最后一个被捕入狱,一个服毒自杀,但他们却是作者和读者心中的天使,是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数极少的天使——“针尖上的天使”。

和聪明正直的人横遭打击,备受苦难相对照的是,娜嘉之父和副主编雅古博夫等不学无术、头脑僵化、德行不正的人却在飞黄腾达,扶摇直上。娜嘉之父经过几次专家培训都未能通过外语考试,身居高位,还想以《论意识形态斗争中控制思维过程的可能性》这种狗屁文章获取副博士学位。雅古博夫“如果不算中学听写的话,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但却接替马卡尔采夫当了报纸主编。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苏联体制是擢劣汰优的体制。对这一体制的命运,拉伯波尔特颇为自信地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要把这部电影看到底!”

客观而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的贫困化是相对贫困化,他们的生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但是“人活着并不单是靠面包”。苏联当局无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尤其无视人民对民主、自由、法制、公正、人道等精神价值的追求,一味瞒骗、打压。他们不懂得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说过的话:“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1991年,地球人看到了苏联这部电影的“底”。我们在赞叹《天使》(写于1969—1976)的预见性时,不能不再次为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所折服:“诗学比历史更具哲理性。”

《天使》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小说,但读起来丝毫不觉凝重,其原因除了贯穿小说始终的侦探情节外,还有镶嵌在小说中的无数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与幽默。例如,“根据法律,所有的残疾人,包括胳膊和腿的数量少于标准的,应定期接受区兵役委员会的重新鉴定,为的是检查,他们是否长出了新的肢体。”(第94页)再如,克格勃人员在污蔑索尔仁尼琴时说,他“是个小人,为德国美元完全出卖了自己”(第215页)。又如,医院拒收癌症病人,“免得增加癌症的死亡率”(第314页)。但是,德鲁日尼科夫的幽默与讽刺和果戈理的一样,激起的都是“含泪的笑”。读者在发笑的同时,又会联想许多,许多。

《天使》是迄今为止我国翻译出版的最详尽、最深刻地描写苏联“停滞”时期的长篇小说。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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