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已基本关闭了斯大林时代建立的“古拉格”之时，中国的“古拉格”却正当“鼎盛”之时。1960年代的中国，在监狱、劳改营、“牛棚”、“干校”之类强制收容和“改造”机构的人，高达数百万至上千万人。这还是1950年代初大规模处决和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大饥荒大规模饿死人之后，中国各监禁机构的囚犯数目。
1963年入冬，正在大西北中国“古拉格”劳动的陆焉识，已经捱过了三年大饥荒，顽强而侥幸的活下来。这时的劳改营重新有了勉强可以充饥的伙食，人们不再随时面临饿死的危险，不需要逃亡、冒着死亡风险抢食物，甚至吃人肉，来维持生命体征。
但此时的陆焉识，却打定了主意要逃离劳改农场。这是为什么？
刺激他逃亡的导火索，正是小说开头提到的，陆焉识经过多番惊险和磋磨，看到了他女儿丹珏上镜的电影（哪怕只看了几秒钟）。电影里女儿的活灵活现，让他觉得需要回家亲眼见一次女儿。这种亲情之思显然压过了陆焉识活着的愿望，让陆焉识愿意冒着被抓被毙的风险，逃离劳改营。陆焉识坚持活着不自杀，本就是为了家人。
而同样重要的推动力，是他希望见到妻子婉喻，向她表达迟来的爱意与歉意。历经多番生离死别，焉识才明白了爱情的可贵、婉喻的独一无二。他为年轻时的轻佻、对婉喻的忽视和敷衍，感到深深的羞愧，急于弥补那些过失。焉识也知道，他很可能会死在大西北的劳改地，如果不拼了命逃亡、回上海，那么这辈子恐怕都再也见不到婉喻和儿女们了。残酷的劳改生活没有磨掉陆焉识的情感，反而让他更加明白婉喻的好，倍加珍惜和婉喻的爱情了。亲情和爱情是人根深蒂固的情感，是政治运动、监禁羁押、死亡之险都不能磨灭的。
于是，陆焉识开始了传奇的逃亡之路。这些细节当然有作者的演绎，免不了在细节中加入一些夸张和巧合，但描绘的种种背景是真实的，那个年代也确有从劳改营逃离的人（虽然除了极少数逃亡国外的，在国内的基本都被捕了）。陆焉识的逃亡细节和最终被捕，并没有变成神话般的小说，而是在现实的范围内。真实，也更加动人和引人思考。
陆焉识的逃亡，在他心中考虑已久，最终在搬运“钢铁垃圾”时临时下决心和行动了。说到这些“钢铁垃圾”，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遗留物。这些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最终只是一摊废铁废钢的庞然大物，无声的告诉后来的人们当年“大跃进”的荒唐。这样的钢铁废物，从中南海后花园，到大西北劳改农场，到处都存在着。那个年代的荒唐，也是这样从中南海到疆域四至，在“山河一片红”的全国都到处发生着。
陆焉识就在搬运“钢铁垃圾”时，骗过值守的解放军，以美国留学时学的马术、骑着刚解开套的青灰马，在追击者们的枪声中，奔逃而去了。
陆焉识被关押在大西北的劳改农场，但与婉喻之间的书信往来一直都在。虽然这些书信都要经过审查，陆焉识也不愿意婉喻与他的隐私被外人看到。不过，婉喻每个月都坚持给陆焉识写信，告诉他子女和孙辈的生活，也回忆两人的过去。这些书信，准确说是婉喻的话，让本已对婉喻有愧疚的陆焉识更加内疚，更想婉喻和那个家。爱情的力量、亲情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让陆焉识冒着死亡的风险，毅然踏上逃亡路。
之后，陆焉识翻墙进入糖厂、掉进糖浆池，不仅没有被烫死，还因祸得福的得到了许多糖浆，供他逃亡路上补充能量。这样的细节，就更多是“无巧不成书”的虚构了。类似的“巧合”还有不少。这些都是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必要虚构。
陆焉识在逃亡路上，看到人类大规模迁徙，对于草原生态的破坏。饥荒下人们饥不择食，许多草木都成了人们的餐食。陆焉识也曾将发现草里有淀粉的秘密告诉了劳改机构，于是救活了一些人，却让野马野羊生存更艰难，草地也更加荒芜。
陆焉识还遇到了愿意载他一段路、还把家人包的饺子给他吃的卡车司机。司机把他当成溜走的“右派”分子，不知他是“反革命”的“无期”。其实，那时的大多数“反革命”，其实际“罪行”和“右派”也没多少差异。他们都不是刑事犯，只是思想犯。有独立的思想、与政权推崇的“正统”不合拍，就是犯罪。
这时的老百姓们，虽已经历许多政治运动乃至血腥杀戮，但仍然有着人天性的善、工农的淳朴，而没有完全的黑白不分、丧失良知、唯利是图。他们知道陆焉识这样模样的人，并不是杀人越货之辈，只不过是不被政权所喜才流放至此，所以对陆焉识们有着真挚的同情。这些在动荡中顽强保持善良的人，让这个绝望的世界还不那么绝望。
陆焉识也看到了1960年代西北农村的集市和多样的交通工具，说明那个时代压抑中仍有人间的活力。陆焉识遇见的老百姓们，都有基本的诚实和热心。经历许多“运动”，人们仍然顽强的生活着。这也是中国人的韧性。
当陆焉识人还在青海西宁时，几千公里外的上海，冯婉喻和家人们已收到政府通知的陆焉识逃亡的讯息。陆焉识人尚未到家，给冯婉喻和儿女们带来的麻烦已早早的到了家。当然，根本上，这样的麻烦并非陆焉识造成的，而是那个荒诞的时代造成的。
陆焉识从西宁打电话给婉喻，如一对老友般聊天。二人身旁的其他人，都没有识破。这就是他们的默契。婉喻冒着风险给陆焉识寄钱，让他有了买衣服和乘车的钱，才能从遥远的西北坐火车回到上海，回到婉喻和孩子们的身边。
但一次接通电话后，接电话的女儿丹珏，却声色俱厉的要求陆焉识自首，不要打扰家人。相对于婉喻的通情达理、对焉识的深厚感情，丹珏更多受到当时政权无孔不入的宣传的影响，宁可与父亲“划清界限”。即便她的父亲为看她出演的电影，付出多大的代价。即便丹珏知道此一节，恐怕仍然是希望和父亲“划清界限”的。毕竟那个时代，阶级斗争高于亲情，“大义灭亲”是常见的事。何况这还涉及到丹珏、婉喻、全家的前程和利益。利维坦威压下，亲情是脆弱的、破碎的。
面对天罗地网般的布控、亲生女儿举报的风险，陆焉识仍是毅然选择踏上返回上海的路。他一定要亲眼见到婉喻、丹珏，以及他其他的儿女、此前从未见过的孙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