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与中国和东方文化有着深刻渊源。他本人曾研习汉字，熟读《易经》和儒家经典，对于道家和佛教，对于中国文化及其象征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与发挥。其分析心理学的主要概念与方法，如：原型（Archetype），自性（Self）、自性化（Individuation），共时性（Synchronicity），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炼金术”（Alchemy）……以及“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等，都与中国，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诸多西方心理学理论以及临床治疗的方法中，几乎惟有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有着如此深刻的渊源。荣格曾为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作序，为《太乙金华秘旨》撰写评论（《金花的秘密》），为铃木大拙《禅学导论》作序，为《西藏度亡经》（《中阴得度》）做专门介绍……这些特殊的著述至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中皆包含荣格的中国文化情怀及其意义。
一、荣格与中国文化之缘
2014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与旧金山荣格学院合作，在这里唐人街“华人历史博物馆”召开“荣格与中国”的国际会议。我是大会第一场的报告人，演讲的主题正是“荣格与中国”。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为我“引介”。他说：“尽管我在荣格氛围的家庭成长，几次通读荣格全集，如此熟悉荣格以及荣格分析心理学，但我是通过荷永，特别关注了荣格传记中的最后一段话。在其结束这部传记时，荣格借用中国文化，中国道家的老子，来表达他的终极情怀。” 托马斯·科茨接着便为大家朗读了荣格传记《回忆·梦·思考》的结束语。
实际上，这本来也是我“荣格与中国”主题报告的开始，难得由托马斯·科茨富有深情地来朗诵。
荣格传记《回忆·梦·思考》的最后一部分题名为“回顾”，紧接其“后期思想”。而其“回顾”（Retrospect），传记的最后一部分，是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的：
“当老子说‘俗人昭昭，我獨若昏’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是我在此老年时的实际感受。老子是有着卓越洞察力的代表，他看到并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值，而且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那永恒的、不可知的意义……事实上，那些使我对此世界的疏远感，仿佛已经转移进了我的内心世界，呈现出了一种‘吾丧我’的感觉。”
荣格所引用的应是《老子》第二十章的内容：“……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这便是荣格一生的写照，也是其自性化过程的呈现，荣格所留给世人的最后意象。
荣格1875年7月26日出生于瑞士境内康斯坦斯湖畔的凯什维尔（Kesswil）。父亲列夫·保罗·荣格（Johann Paul Achilles Jung）是当地乡村牧师，母亲是艾米莉·普雷斯沃克(Emilie Jung, nee Preiswerk)。父母给荣格所起的名字：卡尔·古斯塔夫（Carl Gustave），也正是其祖父的名字。
荣格出生的这栋房子，如今仍然是当地教会的房产，房子的对面，便是凯什维尔教堂。
在这栋房子正面的墙壁上，悬挂这样一块石碑：“在这间房子里诞生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年7月26日—1961年6月6日，人类灵魂及其潜在奥秘的探索者。”
弗洛伊德出生的时候，有人曾对其母亲赞美说她为世界带来了一位伟人。弗洛伊德确实做到了。那么，荣格也是。作为对人类灵魂及其潜在奥秘的探索者，荣格也当之无愧。人们常把弗洛伊德比喻为哥白尼，而把荣格比喻为哥伦布，其中也正是对其探索人类未知心灵的称赞。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是对弗洛伊德个体潜意识理论的有效扩展，他的原型和原型意象理论，内倾和外倾人格类型理论，以及自性化和共时性概念等，都是对于心理学和心理分析，乃至人类思想的重要贡献。
荣格的祖父，这位同样名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祖父，是荣格心目中的骄傲。他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医学教授，曾有传言说其与歌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不管怎样，荣格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转变，便是其母亲让其读了歌德的《浮士德》之后。那是当荣格还在读中学的时候，12岁左右。荣格在其传记《回忆·梦·思考》之“中学时代”中这样写到：“母亲，或者说是她的第二人格，突然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些日子你一定得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啊。’”
阅读《浮士德》，如荣格自己所说，“它象一种产生奇效的奇香那种沁入我的肺腑。”即使到了晚年，荣格隐居于他的波林根，仍然念念不忘浮士德。荣格将其创建的波林根，作为“斐乐蒙的神龛——浮士德的忏悔所。”
在这里，也印证了歌德的一句名言：东方和西方不再分离。辜鸿铭曾用《易经》之“自强不息”来概括浮士德精神的表达，宗白华等研究歌德的中国学者，也多从《浮士德》中，看到或感受到中国文化的身影。
在荣格6个月的时候，父亲接受教会新的任命，举家搬去洛封。
荣格也在其传记中特别标注：“在我六个月的时候，我的父母从康斯坦茨湖边的凯斯威尔移居到莱茵瀑布边上的洛封城堡，住进一所牧师宅邸。那是1875年。”
如今，瑞德边境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的莱茵河瀑布（Rheinfall），已是瑞士的著名旅游胜地。在那里，有着荣格最早的记忆，其记忆中的童年，童年的梦与意象。
“开始记事大概是在两三岁。我还依稀记得那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那个叫做沃思的小城堡和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仿佛是一片模糊的大海中漂浮的小岛，一个个孤立地浮动着，互相联不起来。”
“有一个情景浮现出来，那也许是我生活中最早的记忆，不过它只是一个非常迷离的印象。我躺在树阴下的一辆儿童车里，那是一个明亮温暖的夏日，天空蓝蓝的，金色的阳光穿过绿色的树叶，儿童车的车罩打开了，我刚刚睡醒；发现了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舒适感觉。我看见太阳在树叶和花丛中闪烁。一切都是那样的神奇、多彩、美好。”
荣格在其传记《回忆·梦·思考》中，曾记录这样一个故事：
就在这堵墙的前面有一道斜坡，斜坡里埋着一块突出的石头，荣格称“这是我的石头”。童年的荣格，就常常独自坐在这石头上，陷入阵阵天真的冥想：
“我现在坐在石头上，石头在我下面。”但石头也能说“我”，也能想，“我躺在这道斜坡上，他正坐在我上面。”于是问题就来了：“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呢?”
在茫然于这石头与自我的思索时，荣格说，往往有一种特殊的黑暗感伴随着这童年的疑惑……30年过后，接近不惑之年的荣格重又站在那道斜坡上，凝望着童年时曾坐着幻想的石头，他说：“突然我又变成那个曾经点一堆神秘意义的火，并且坐在石头上苦思冥想究竟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孩子了。”
当他80几岁，回顾自己一生往事的时候，又特别提到这一故事。
他认为，这是其与庄子的缘分。“庄周梦蝶”曾带给荣格充分的想象与启迪，“逍遥”自在，“齐物”物化，也体现于荣格的生命。荣格自称中国道家的追随者，对庄子哲学极度仰慕。
在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2002），我以“荣格与中国：对话的继续”做大会主题报告，其中也引用了少年荣格与石头的故事。并且引申说：“这也是生动的庄子梦蝶的物化体验：‘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中国有句古话，把这种超时空的交流与沟通称之为“神交”，那么正可形容荣格与中国的缘分。”
荣格一生，如坎贝尔之《千面英雄》的描述，跌宕起伏，充满传奇。
戴维·罗森（David Rosen），在其《荣格之道》一书中，用中文的“危機”，来解读与分析荣格一生的心路历程。戴维·罗森参考荣格传记，将其一生分为前后两段六个阶段，前半生有“朝阳与青春：成为独立的个体”、“青春期到精神医师：荣格早期危机的解决”、“弗洛伊德时代：荣格中年危机的出现”。在戴维·罗森看来，正可用汉字之“危”来分析和解读。
汉字之“危”，人在厓上，取其“自卪止之” 之义。荣格出生及其早期学校生活，犹如孔子所说的“十五而志于学”，迎合汉字“危”中“人在厓上”之“人”。意识自我或自我意识，以及其与自性和道的关系，便是荣格此一阶段的主题。随后，荣格的大学生活与精神医师职业的开始，犹如“危”之“厂”（an），“悬崖”之意象（厃，人在厓上），意味着荣格所遭遇的“早期危机”。1896年，荣格父亲去世，触发其内在的“父亲情结”。也有学者由此来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两人相见恨晚的“移情”（Transference）。
荣格的“弗洛伊德时代”，幸运中包含不幸，其中也包含其“中年危机”的出现。两人初次见面（1907），一见如故，畅谈13个小时；随后一起前往美国参加克拉克大学20年校庆（1909），获得重要的国际声誉。弗洛伊德将荣格视为自己的“儿子”，视为其精神分析的“皇太子”；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IPA）成立，荣格出任首任（终身）会长（Chairman for Life），同时也担任精神分析期刊的主编。然而，由于荣格《无意识心理学》（后改名为《转化的象征》）的出版（1912），荣格与弗洛伊德产生重大分歧，使得他们分道扬镳。接着，荣格辞去IPA主席及期刊主编；同年，荣格也辞去了苏黎世大学的教授职务。于是，此一阶段的荣格，犹如汉字“危”中第三部分的字素“厄”，“厂”下“委屈之人”。于是，汉字‘危’的第三部分，是一种谨慎回应的象形。在戴维·罗森看来，对应于此时的荣格，其特点是小心而缓慢地行进，使自己不至于丢失身份。
然而，置于死地而后生，或许也是荣格此时的写照。
在荣格的《红书》中，详细地记录了他梦中杀死“西格弗里德” 的情景。这梦发生在1913年12月18日的夜里。而荣格对此梦的最终理解，是杀死其自己的“英雄情结”。荣格说，尽管是在梦中，但他仍然感受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悲悯，如其自己被杀死，那种英雄般的自我。置于死地始能后生，由此，荣格获得了危机之机，危险中的机遇。
同样，在《荣格之道》中，戴维·罗森认为，汉字“危機”之“機”的意象，正可用来分析与解读荣格后半生的心路历程。
汉字之“機”，从“木”从“幾”，如《说文》所说，“主发谓之機”。機有织具之意象，如《集韵》：“织具谓之机杼，机以转轴，杼以持纬”。凡持经持纬，机之用主于发。在中国古文化中，气运之变化曰机，如天机。《庄子·天运篇》“意者有机，缄而不得已耶。”《庄子·至乐篇》：“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機”中之“木”的意象，本为“冒地而生，東方之行。”《说文》称其“从屮”（chè）。“木”字本取象于屮，下象其根。徐鍇注曰：“屮者，木始甲拆，萬物皆始於微。故木从屮。”機之“幾”（几），本义为微。易之初衷，正是极深研几。如《易·系辞》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这也正是荣格将《易经》作为探索无意识方法的绝妙契合。
機之意象（木幾之合），凡“冒地而生，東方之行”；“极深研幾，微吉先見”；以及“機之主发，经纬天意”；均体现为荣格后半生的现实与命运。
1913年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38岁的荣格陷入抑郁，触及无意识深渊的低谷。如荣格在其传记《回忆·梦·思考》中的介绍，这也使得他获得直接面对无意识的机遇，正符合中文“危机”的内涵。在其传记中，紧接着第五章“西格蒙·弗洛伊德”之后，便是以“直面无意识”（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conscious）为主题的第六章。
“直面无意识”是荣格一生的重要转折。其中堪称心灵传奇的故事，是其所遇到的原型意象，如预言者以利亚（Elijah）和诱惑者莎乐美（Salome），以及随后出现的“斐乐蒙”（Philemon）。这些内在的心灵意象，在荣格经历（意识）“自我”象征性死亡体验之后，引导其获得（内在）自我的重生，以及自性（Self）的觉醒。在这期间，荣格撰写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1916），随后完成了其分析心理学的纲要性著作：《分析心理学两论》（1917）和《心理类型》（1921）。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对于荣格的早期著述具有重要影响。也如荣格自己所说：“论述类型的著作（《心理类型》）使我获悉，个人的每一判断均受限于其人格类型，因而任何一种观点都必然具有相对性。这便产生必须对这种差异进行补偿的整合性问题，于是，其将我直接引向中国之道的观念。我讲过我内心发展与卫礼贤寄来道家文献相互作用的故事。1929年，我和他合著了《金花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触及核心之点——也即‘自性’的时候，我再次找到重返世界的道路。”
1922年，47岁的荣格买下瑞士波林根的地产，随后不久其母亲去世，荣格开始在波林根建造他的“塔楼”。融入自然，获得自然的生机，也如汉字之“機”内含的意义。波林根的塔楼也是荣格积极想象的体现，这里犹如其神圣花园，他在此为“浮士德”来忏悔，与斐乐蒙散步谈心。通过其内在的阿尼玛意象，其自性获得觉醒与成长，获得其人格的超越与整合，归于其心目中的中国之道。
汉字“機”中之“幾”，也有“茧卵”的意象，已是象征孕育、整合与转化。如茧卵孵化会而为蝴蝶，具有女性、灵魂和转化的象征意义。作为心理学（Psychology）的词根“普绪克”（Psyche），本来便是具有蝴蝶翅膀的心灵女神。于是，荣格心理学中的阿尼玛概念，犹如道家之“致虚极，守静笃”，如“玄牝之门”的天地根，在自性化的过程中，始终有道的呼唤。
1944年秋天，69岁荣格的时候突发心脏病，濒临死亡而获疗愈。后来，荣格经历了托妮·沃尔夫（Toni Wolff）的过逝，以及艾玛·荣格（Emma Jung）的离去（1955），渐渐步入老年的荣格，依然在其返璞归真的旅程。
荣格1947年72岁退休，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其波林根的塔楼。在这里，他为卫礼贤《易经》的英译本撰写了序言，随后发表了关于（《易经》）“共时性”的研究，完成《神秘参与》（Mysterium Coniunctionis）的巨著及诸多后期著述，以及，在其84岁时，在波林根与其秘书亚菲（Aniela Jaffe）一起，撰写《回忆·梦·思考》的传记。
犹如荣格在其传记结束时所说，他感受到了老子，领会了老子对他所说的话，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归于那永恒而未知的意义，希夷大道。
我与《荣格之道》的作者戴维·罗森是好友，我们一起策划组织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1998）。在他看来，荣格与中国文化，是贯穿其一生的主题与情怀。
1959年，荣格为其《红书》封笔，似乎是要为其撰“跋”，来对《红书》做最后的交代，留下一页和一行文字，并未完成；又像一封没有写完的信函，荣格欲言又止，留给我们一串省略号（……），置于《红书》的最后。在这一页文字的“跋”中，同样包含了《红书》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提到卫礼贤与《金花的秘密》。荣格在其《红书》的最后说：
“我为这部作品倾注16载的光阴，而1930年与炼金术的邂逅使我离开了它。最终的结束在1928年到来，那时我的好友卫礼贤将《金花的秘密》文稿寄了给我，这是一部炼金术的经典。书中的内容找到它们自己进入现实的道路，所以我不再继续创作（《红书》）了。对于肤浅的人而言，它像疯狂之作。如果我没能够吸收原始经验的强大力量，它也可能已经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在炼金术的帮助下，我最终得以把它们整合成一个整体。我一向明白这些体验包含某种珍贵的东西，于是，最好是将其做‘珍贵’的记录，也就是说，将其记录在珍贵的书中，尽我所能通过重新体验或使其复活，来描绘那些涌现的意象。我知道即使如此仍然难以穷尽，尽管困难重重，我亦然对其真诚，尽管另有可能，从未……”
于是，荣格之与中国文化，可谓情深意长。中国文化对荣格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道家哲学和《易经》，凡儒家思想，佛教教义，以及中国神话传说和中国文化艺术，均融入荣格与其分析心理学。荣格之中国文化情怀，也可在其房屋的中国气氛，以及其内心意象中获得体现。
二、荣格房屋的中国气氛
瑞士苏黎世库斯纳赫特航海路228号，是一栋很大的花园别墅。从临街的入门处望去，深深的院落，一片绿色和树荫中，坐落一栋看似城堡的大屋。
院落深深，来到房子门前，门栏上刻有拉丁文的德尔斐神殿箴言：“呼唤与否，神将永在。” 对于荣格来说，这是告诫人们，也是提醒他自己，敬畏神灵是智慧的开始。
这是荣格的房屋，建于1908年。在房子的奠基石上，用拉丁文刻有这样一段文字：“1908年，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和其妻子艾玛·罗森巴赫在此愉快静怡的地方建立了这栋房屋。”
房子建在苏黎世湖畔，依山傍水，负阴而抱阳。
但是，荣格的房屋看上去犹如城堡或教堂，与周边住家的房子风格浑异。
实际上，这房子的最初设计，出自荣格本人之手。他一心想建造一座城堡或者教堂。因为，在其意识和无意识之中，他不仅要在此生活，而且，一心要用其生活换生命与上帝和神灵来沟通。于是，有意无意中，要为神灵留出适意的空间。
荣格的妻子艾玛·荣格，感觉荣格最初的设计毕竟太像“城堡”或“修道院”，不适家居风格。于是找来专业的设计师，在尽量吸纳荣格想法的同时，也根据传统住家的需要，改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模样。
一楼是餐厅和会客室，落落大方，既传统也尽显世俗生活的需要。
上去二楼，除了卧室，最主要的空间便是荣格的书房。作为专业的心理分析师，荣格也曾在这里接待他的“病人”。我们知道，在荣格的病人中，包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泡利（W. Pauli），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家的黑塞（H. Hesse），以及诸多后来成为杰出心理分析师的学者，如乔·汉德森（Joe Henderson）、玛丽-路易丝·冯·弗朗兹（Marie-Louise von Franz）、芭芭拉·汉娜（Barbara Hannah）、乔兰德·雅各比（Jolande Jacobi）、詹姆斯·科茨（James Kirsch）等。
荣格孙子安德烈·荣格将这书房，形容为荣格的“大脑”，寓意其思考与工作的地方。
十分有趣的是，书房壁炉的上方，有荣格收藏的一颗古人的骷髅头。
当然，也有生动的伏尔泰头像。
然而，整个书房中最大的一幅画，在荣格书桌面对的墙壁上，是一幅“水月观音”。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经》）如此生动的观世音，辉映出整个书房的东方气氛。
而在这栋房屋中，尤为重要的，便是荣格的“密室”，其沉思与独处的地方。也如荣格在其《红书》中的描述，在这里，他要与上帝做沟通，与灵魂来对话。
身处荣格的密室，我的感觉，这正是“荣格之心”或其“心的意象”，分析心理学神圣处所的核心。因为，在我看来，荣格不仅是用其大脑来思想，由于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也深知如何用心。
在其传记《回忆·梦·思考》，荣格也曾记录他与美国印第安酋长“山湖”的故事。
1924年，49岁的荣格重访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村落（the Taos pueblos in New Mexico），与山湖（Mountain Lake） 酋长成为知心朋友。荣格曾问山湖，为什么他认为白人都是疯子。山湖回答，是因为“他们说他们是用头来思想的。”对此荣格更显困惑，他再问山湖，不用头能用什么呢，那么你又是用什么来思想的呢？山湖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说，我们在这里思想。
荣格说：“我顿时陷入长时间的沉思……这位印第安人击中我们的要害，揭示出我们全都视而不见的事实。我感到内心涌现一种无形的迷雾，一种不可名状却又倍加熟悉的感觉。” 于是，这也是“心”的唤醒，“用心”的启示。
荣格相信，美国的印第安人，便是古代的中国人，也即古代中国人穿越白令海峡抵达美洲大陆的传说。
进入荣格密室之前，在荣格书房的一端，你会看到上面所悬挂的一幅汉字书法。
很多年前，我在荣格的书房，与荣格孙子安德烈聊天。
然后我想进去荣格的密室。安德烈说：“好啊。”但他似乎想到什么，拉了我一下说：“喂，我都忘了问你了。你来看看，这是中文吧。”安德烈接着说：“这么多年它一直悬挂在那里。但大家都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走近荣格密室的门口，我端详着这幅汉字书法，龙飞凤舞的草书，一时间竟不能辨认其中所有的汉字。
我对安德烈说：“是中文。不过，真的不好意思，我也不能辨认其中所有的汉字。或许，这是荣格的特别用意，其中包含着某种‘密语’或‘隐喻’吧。”
进入荣格的密室，我试着坐在荣格的椅子上，抚摸其书桌，想象着在这里静思冥想，撰写《红书》，抒发心意的荣格。
荣格《红书》第一章为“重寻灵魂”（Re-finding the Soul）。荣格以这样的话语开始，仿佛在与灵魂对话：
“我的灵魂啊，你在哪儿？你听得见我吗？我说话，我叫你，你在吗？我回来了，我又在这里了……”
坐在荣格的密室，想象着荣格与其《红书》，其生动的积极想象，其与灵魂的真实接触……一切宛如梦中。
荣格《红书》自从出版即引起轰动，如此生动的心灵意象，如此深邃的灵魂探索。然而，《红书》为什么是“红”的呢？曾为荣格抄写《红书》的卡莉·芬克（Cary Fink）在其工作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你（荣格）说麦林克（Meyrink）在另外一本名为《白色多米尼克》的书中所使用的象征正是你最初在揭示自己的无意识时使用的，此外你还说，他曾提到一部《红书》，他说这本书包含一些神秘的内容，你正在这本书中写你的无意识，而且是你把这本书称为《红书》”而麦林克在其《白色多米尼克》的第7章，描写了“创始人”带来新的英雄克里斯托弗，也即“任何人只要拥有这部朱红色的书，这是具有永恒生命的植物，能够唤醒属灵的气息，是拯救生命的秘密……它之所以被称为朱红色的书，是因为根据古代中国的信仰，红色是那些达到最完美阶段的人所穿服装的颜色，这些人是为拯救人类而活在世上。”于是，荣格的《红书》，冥冥之中，也有中国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
2003年，我撰写《荣格与分析心理学》时，曾有这样的形容：“许多年前，我在瑞士苏黎世荣格学院做心理分析训练。每当走在前往荣格学院的路上，尤其是经过那座小桥，听到流水的响声和感觉到脚下石板的回应时，总有一种踏到了荣格“脚印”的感觉。那正是荣格当年几乎每天都要走的路。” 那些年我就住在库斯纳赫特，夜晚散步也常常经过荣格家，总是不由自主望去荣格书房的灯光，想象在灯下思考写作的荣格。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梦到荣格，梦中去到波林根。 梦中，荣格讲述了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并送我其地下室的钥匙。而我则给带去自己制作的一个纸盒，作为送给荣格的礼物。梦中的荣格欣然接受了，将其放在了自己的书桌；但却留下我的疑问，我不知这样的一个纸盒能用来做什么。
在荣格密室的书桌上，现实中，还真的有类似我梦中送去的那样一个盒子，几乎一模一样。好多次，我都默默地望着这盒子，很想知道它与荣格的关系，它能有什么用途。于是，有那么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便直接来问安德烈·荣格：“这盒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安德烈随手拿起盒子，对我说，“这里面可以说是荣格的秘密，收藏其心得、思想和灵感的地方。”喔，于是我明白，这是荣格的“思想藏”，类似于“卡片盒”。于是，其中有汇聚于《红书》的原始素材，如其在《黑书》 中的收集，皆有在这特殊盒子中的酝酿，荣格的密室中的秘密。
1995年在瑞士开始心理分析研习以来，我常去荣格家。每次过去，也总是要进去荣格的书房和密室，感受其中的气氛。
在荣格密室的书桌上，有一尊卢舍那佛像，这是荣格常常要面对的。
在这佛像的背后，是一面靠墙的书架，若是聚焦于前方，正是荣格所收藏的《东方智慧宝典》。在这五十卷《东方圣典》中，有数十部中国经典，包括《易经》、《老子》、《庄子》、《论语》和《坛经》等。
在荣格的密室与书房，除此《东方圣典》之外，还有数十部中国著作：不同的《易经》翻译，多语种的《老子》版本，诸多禅宗经典（如《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传灯录》、《碧岩录》），卫礼贤所著所译的大部分著作，如：《老子与道教》（Lao-Tse and Taoism. 1925）、《庄子南华真经》、《吕氏春秋》、《孔子的生活与工作》（Kung-Tse, life and work. 1925）、《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1929）、《中国心灵》（The Soul of China (1926）、《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 Chinese Book of Life. 1944）、《西游记》（Wu Ch’eng-en Monkeys pilgrimage. A Chinese Legend）、《中国童话》（The Chinese fairy book. 1922），以及《中国古诗》（Chinese poems; A hundred and seventy. Arthur Waley，1923）、《中国神话传奇选》（Chinesische Mythen und Legenden. Klaus Werner Krieg.1946）和《中国民间故事》（Chinesische Volkamächen. Friedrich ed. Von der Leyen 1914）等。
在荣格书桌背后的墙壁上，是一幅中国山水画。画中，山色峻美，高山流水，小桥人家，衬托出一种融入自然，天人合一的气氛。
书桌左边靠窗的侧面，悬挂着一幅中国国画：“水鸟图”。
于是，在荣格的书房和密室，“中国意象”随处可见，荣格的房屋充满中国文化的气氛。
2007年一次在荣格家，安德烈让我在“荣格家朋友”留言，我坐在荣格书房的书桌前，写下：“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
2014年，我与颜泽贤先生及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华南师范大学和澳门城市大学的心理分析研究生前往维也纳和苏黎世做学术访问与交流。来到苏黎世当然也会拜访荣格家。
安德烈·荣格热情招待大家。我们一行46人分为四组进入荣格书房参观。安德烈对我说，你已经很熟悉这里的所有细节，那你就来帮我介绍荣格的房屋给大家吧。于是，我如荣格家里人一样，认真地来介绍荣格的大屋，荣格的书房与密室，介绍在这里所发生的传奇的故事。
2010年11月，我曾与刘大钧先生一起在苏黎世荣格国际学校做“《易经》与心理分析”的学术交流。其间也专程去家中拜访安德烈·荣格。刘大钧先生书写“天颐生气”，送给荣格家，并在“来访留言”中写下：“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要离开荣格书房时，刘大钧先生拉了我一下，说：“荷永，我们一起给荣格先生鞠个躬吧。”于是，我和刘大钧先生一起，对面荣格画像，认真地鞠躬致意。随后，刘大钧先生对我说他在荣格家的感受，其中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氛，他所感受到的荣格。刘先生感叹说：“荷永，荣格应是中国大儒转世。”
实际上，这也是卫礼贤的感觉。他曾撰文，“我在中国遇到荣格”。也即，对他来说，荣格几乎是中国智者的化身。
申荷永，心理学家。心理学博士，现为澳门城市大学心理分析研究院院长、教授，应用心理学博士导师、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心理分析师，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心理治疗师， IAAP暨ISST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CAAP）主要创办人，国际意象体现学会（ISEI）主要发起人之一，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SPSSI）资深国际会员，“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主要组织者，爱诺思（Eranos）基金会“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1997，2007）主讲人。
来源：人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