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暗夜星火——《星火》的思想光芒
1.党外反对派
反右一年之后，向承鉴和大约四十位兰大右派师生去到天水农村，接受监督劳动。这些人中，像他这样的二年级学生占了半数，年龄都在二十左右。从1958年7月中旬至1960年9月30日案发失去自由，向承鉴在乡村两年多时间，经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这一段时期的切身体验他参与创办《星火》的认识基础。
当时，在全国各地高校，都对右派学生进行了惩处。上海高校的学生发配到新疆，北京的学生遣送到青海……兰大学生的遭遇并无特别之处，然而，为什么在这一群体里，出现了《星火》，产生了一批舍生取义者？
第一个原因，由于他们直接生活在农民中间，而不是在劳教劳改场所。监督劳动，这个惩罚比起劳动教养的处分要轻一些，向承鉴等兰大师生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如此，在天水基层，他们直接观察到了1958年以后农村的灾变。
从向承鉴的回忆来看，离校之初，他也同样是感到前路茫茫，个人力量渺小，甚至也变得麻木。然而，亲历反右，让他无法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术。在农村，他做过宣传员，参与过炼铁炉的试验，被调去搞地质矿产资源普查，办化肥厂试制菌肥，甚至要为乡镇设计无轨电车。以戴罪之身，一方面，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地配合；另一方面，那种反常识、反理性的狂想，令他从内心感到惊骇。所到之地，基层干部的暴力就在眼皮子下发生，而农民社员无从抗争，唯有屈服。农村现实让他认识到，五七年的言论入罪，必然产生出如此后果：“偌大中国，科技人员总有数十万众，却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大喝一声：这种蠢事干不得！”
第二个原因，以向承鉴为例，为寻求思想出路，他开始追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源，并立志批判性地重审马克思主义。四十多年以后，他的确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的书稿，并如此回顾了写作的初衷：
写这篇文字的念头始于1959年6月。那时我在西北偏僻农村接受“保留学籍、劳动考查”处分近一年时光，亲历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大饥馑，带着对现实的诸多困惑寻求答案，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县文化馆长是位白胡子长者，我有幸从他那儿得到《资本论》，以后又读马恩全集以及当时能买到的列宁、斯大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著作，读到1960年9月30日被捕。在看守所黑号近两年，点煤油灯读，读到进监狱。直到1963年3～4月押送劳改队服刑，才把这些书给了难友董剑青。○7
不仅是向承鉴，《星火》创始人如张春元、顾雁……都有同样的思想历程，他们一拍即合，相互激励，谭蝉雪在《求索》一书中已有论及。
第三个原因，这期间的党内斗争表明，“上书”这种诉诸当代统治集团的批评已绝无可能。此时，兰大学生孙自筠正因为上书党刊而被捕。因此，《星火》作者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作为独立于党外的政治反对派，直接发起抗争。这在当代反极权的政治实践中是开创性的，也是具有标志性的行动。
1959年秋，政治局势更加严峻。庐山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将党内干部向领袖上书的言路完全堵死。向承鉴写道：“中国进入了绝对‘一言堂’的时代。”他所在的公社，又开展了收缴粮食的大规模行动：
过去强盗土匪偷偷摸摸行事，抢掠对象是豪强财主；如今却是社会强势群体——执法的国家官员明火执仗抢劫百姓。他们掠夺的是百姓中最苦最穷的农民，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濒临死亡的绝境！
1959年冬，饿死人的情形大量发生。正是在如此悲惨的现实面前，向承鉴和与他心意相通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了有关良知和责任的问题：怎么办？
这群青年，其时他们尚可自保，比农民处境要好。他们每月有固定的生活费，有定量的粮油供应，他们是拖拉机手、技术员……有文化知识可供役使，从而摆脱了终日透支体力的强劳动。为解救农民，这批学生也曾学以致用；向承鉴他们曾将工业葡萄糖加工，将其转化为可以食用的果糖。他自己还冒险为同学涂改购粮簿，让生产队能再度购粮，为社员续命。但各地饥荒的消息以及眼前饿殍的惨景令他无法平静。而庐山会议后，最高执政者不但没有反省饥荒的原因，反而在党内外开展了新一轮的反右倾运动。
这样，向承鉴与《星火》发起人张春元等一拍即合，《星火》因此诞生。
2.《星火》檄文
1959年底，向承鉴与物理系同学苗庆久开始筹备稿件，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刻印完成。
兰大的物理系研究生顾雁为《星火》写了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文中表达了《星火》撰稿人与党内批评者不同的立场；它代表的是独立的、不依附执政党的民间立场。
当时，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群众为饥荒求救，给中共中央和政府高层写信者不计其数。尽管大多数信件遭到围追堵截，也有一些信件是寄到了的。而这些信件，无一不是将救命的希望寄托于中共领导高层和最高领袖的决断。因为孙自筠的被捕，《星火》撰稿人摈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做法，他们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的，它通向封建主义，通向法西斯纳粹的独裁政治。他们所写文章的批判锋芒直指执政党和其最高领袖，并揭露了造成灾难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原因。
顾雁在《发刊词》中写道：
由于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蹈着秦始皇的覆辙。
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作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这是由于建立偶像迷信压制民主，形成中央集权的法西斯统治的结果。这也是由于政治寡头们狂妄自大、指鹿为马、一味倒行逆施的结果。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作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8
针对当时最迫切的缺粮问题，张春元在《粮食问题》一文中做了深入分析。他以讽刺的笔调列举了报刊发布的粮食产量数字，并将之与现实中的农民口粮标准进行对比。他认为，粮食紧张根本不是什么“吃风盛极”造成浪费，而是应该将农民问题、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经济税收、对外贸易等联系起来考虑。按照这一思路，他分析了农民的现实处境和缺粮的原因：
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一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把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用征收公粮、统购余粮、催逼勒索，收刮得干干净净，使农民经常地处于半饥饿的慢性自杀状态。○9
《星火》撰稿人都有被划成右派的经历，因而认识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这使他们对宣传的套路保持了警惕。在他们的论述中，虽然不可能有西方文化研究中的“话语”概念，但他们已经明白，当时的政治舆论都是以空洞的概念虚拟出现实，掩盖真正的问题。张春元指出，公社化的目的是加强对农村的统治，利用编造的天文数字来决定税收、统购、外销等，结果是使农村的生产力受到摧残和破坏。而“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是当代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春元、顾雁的文章挑战一言九鼎的统治者，为《星火》定下了鲜明的政治批判基调。向承鉴与他们联手作战，连续写出六篇文章，共计约一万二千多字，成为《星火》的主笔。
3.政治批判
《星火》第一期有五位作者，在这一期刻印的八篇文稿中，向承鉴贡献了其中三篇；标题分别为《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自白》只有两百多字，其中提出了反对现政权，争取“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的政治目标：
我们信奉的是遵从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马列主义真理，（我们认为马列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对于任何东西——人物、主义等的绝对崇拜，绝非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它必须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能体现人民群众（特别是劳苦工农）的意志。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地为彻底地摧毁它而奋斗。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10
从这篇《自白》里，还可以看出《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在原则上，星火撰稿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而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去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依据，这是当时以及后来许多民间思想者的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向承鉴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从反右之后传开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以下简称“南共纲领草案”）中得到启发。后者的反教条主义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了这群青年新的思想力量。
“南共纲领草案”1958年4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全书28万多字，公开发行了8万册。根据谭蝉雪的回忆，张春元和向承鉴分别从林昭和北京亲友处获得该书；使之在天水、武山的兰大学生中流传。谭蝉雪写道：“同时传阅的还有：波兰事件、铁托的演说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对演说的批判。”这些在《星火》作者中引起强烈的回响，激励他们从国际视野来思考社会主义阵营的新变局。
“南共纲领草案”是南斯拉夫执政党在1957年冬公开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决裂后发布的，它标志着南共决心摆脱苏联模式，独立探寻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当时在中国，这个文献是被当作反面教材，供批判使用的，出版者称它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1958年5月到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连续编辑出版了十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修正主义成为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概念，宣传部门对其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攻势。
在这套文选的第一辑，收入了《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的社论；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喉舌将南共纲领与中国的右派言论联系起来批判，文中说：
像各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说它“造成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思想，政治领导力量脱离劳动群众，停滞、社会主义发展畸形化，以及内部矛盾和对立的尖锐化”。○11
但对《星火》撰稿人来说，南共纲领正是他们思考中国现实的理论出发点。这个纲领批判了苏共的思想垄断和政治霸权，反对教条主义，尤其重要的是论述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这对《星火》的青年探索者深有启发，从向承鉴的第二篇文章中可以见出。
这篇文章题为《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标题与毛泽东的著名文章相同，显示了高屋建瓴的气势。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论及国际情况、国内情况和我们的任务。其中对国际形势的阐述几乎是“南共纲领”中相关内容的浓缩，有些措辞也脱胎于那个文本。在“国内情况”这一部分，向承鉴概括了中共建政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特点——主观臆测和没有法制，他写道：
当代统治者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以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实在和它的没有法制，它使得许多无辜者在心灵、肉体上受到重大的创伤，使数以万计的生灵变成冤魂。○12
他认为，反右以来，执政者已经公开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在这方面，他呼应了张春元对农村问题的观点，并且加以扩展：“由于当代统治者推行各种各样反动政策的结果，工农业生产力已遭到全面的毁灭性的破坏；由于以所谓的‘党性’代替个性和人性，而实际是强赐人民的‘奴性’”，“由于变化无常和没有法制，人民基本人权被剥夺”。结果是“饿殍遍野，烽火满地”，在政治上、人民精神面貌上、经济上出现了全面紧张和混乱。
在此基础上，论者指出了将思想批判付诸行动的方向，他呼吁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各项行动包括进行理论研究、到工人、农民中展开工作，以及启发知识分子的热情和理智。文章结尾向全国的百姓发起呼吁，吁请他们向着“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曙光”，“为迅速彻底地摧毁当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统治而奋斗！”
4.揭露话语套路
向承鉴的第三篇文章《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标题引用了毛泽东最喜欢采用的一个比喻。毛泽东经常以此表达成绩和缺点的关系，从而反驳党内外对其政策路线的批评。在“大跃进”期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国务院的工作，并且点了多位大右派的名字，认为他们就是抓住这一个指头来反冒进。他警告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13
对此，向承鉴反驳道，如果说要看主流，农民的情况就是社会情况的主流。然而他们正处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
在今年阴历三、四月间，有一个县就饿死了一万多人，有一个生产队就饿死了180人之多。槐树叶吃光了三次，柳树叶吃光了一次。
这就是“社会主义”给农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恩赐，这就是农民从当代统治者那里得到的幸福生活！○14
《星火》第二期虽未印出，也已积累了五位作者的八篇文稿；向承鉴写了其中前三篇。根据谭蝉雪从案卷资料中录入的文稿，向承鉴文章的第一篇题为《不打自招——评〈人民日报〉社论〈南泥湾的方向〉》，第二篇为《三月的农村一日，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目前农村剖视之一》（写作时间“1960年4月19日午夜三时”），第三篇为《告全国人民书》。在向承鉴的记忆里，他还写了《食母记》，文稿现已无存。
第一篇未完稿，很可能是向承鉴在入狱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时评。开篇第一句就说到“中共中央8月10日发出的文件”，这应该是指1960年8月10日结束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文件。这些文件聚焦国内经济调整，为停止“大跃进”做了政策准备。8月下旬，《人民日报》重提南泥湾精神，宣传毛泽东在内战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人民艰苦奋斗度过荒年。向承鉴用冷嘲热讽的语气，揭露这里的话术。他认为，这种宣传暗示了目前的困难，与“大跃进”时期的吹牛皮形成鲜明对比。但它回避灾难的根源和政治责任，只是用战争环境下的南泥湾精神来转移视线，继续蒙骗人民。
《三月的农村一日，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目前农村剖视之一》，从标题来看，应该是向承鉴准备完成的系列观察之一；其中依然贯穿了一种透视，那就是以农民的具体生活经验揭露主流舆论的虚妄。文章开头就写到报纸上的流行概念，叙事人讲述到：“那什么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咯，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咯，生产关系咯，我可说不上，连什么叫生产力我都不懂得。”借这位26岁的青年农民的口吻，乡村生活的惨景跃然纸上：父亲饿死，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生产队干部凶神恶煞，社员在挣扎、煎熬中度日。结尾回到农民对共产党的态度，能说出的都是套话，是绝望的顺从，迫不得已。哀莫大于心死，这篇文章，呈现的正是这种心理。
《告全国人民书》是悲愤的控诉，也是拼搏的战书，字里行间，如有怒涛奔涌：
全国的父老兄弟们、姐妹们、全体同胞们！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59年、60年血的教训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我们用木板、桌子、门、床做的棺材埋葬了我们的亲人，【用】柜子或草席埋葬了我们的亲人，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亲人葬在门前的院子里，葬在家里，葬在床面前所挖的坑里，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濒于饿死的人。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不知道自己死在今天或明天，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来拿动亲人的尸体。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对人性、对生命的浩劫啊！○15
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怎么办？作者发出了决一死战的怒吼：
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全体同胞们！为土地、为自由、为粮食、为我们不至于饿死、为生存、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团结起来，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战斗！唯有战斗，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杀人的统治者、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的畜牲统统消灭绝，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出路！○16
5.点燃星火的生命
向承鉴所写的六篇文字，连同《星火》其他作者的文章，代表了大饥荒时代批判极权的思想深度，也呼出了反抗者的最强音。此时，向承鉴年仅21岁。他深知，所有这些思考注定要付出代价；因为在1957年，他没有任何反党的想法，就已经被惩罚；而此时他已经是自觉的反对派；岂止是自觉，他对独裁统治的深恶痛绝和救国救民的热情跃然纸上。时隔六十年，重读这些檄文，读者依然可以感觉到，作者在奋笔疾书时，没有任何自我审查的设限，而且完全摆脱了恐惧。他大声疾呼“为土地、为自由、为粮食、为我们不至于饿死、为生存、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个人生死他早已置之度外。
六十多年过去，掂量这些文字，很难说在今天不会被重新定罪。即使中国社会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离言论自由还相当遥远，尤其是政治反对的言论自由，更不必说呼吁行动了。但历史地看，当“文革”结束之后，《星火》冤案终获平反。除了时代变化作为主因，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办理重审的当事人，其中就有天水农民的后代。他们深知《星火》青年群体，包括撰文最多的向承鉴，所有的论点都有现实依据，而在那背后是几千万农民的生命血泪。
尽管如此，当政治反对要面临生命的代价时，我们还是会不断追问：这种勇气从何而来？谭蝉雪引用《星火》作者之一、北大右派学生林昭的话做了解释：
党若真能英明理政、公勤治国，林昭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岂有政治成见存在，非要闭着眼睛抹煞良心反党不可？但党既不能做到那样而恰恰相反，又要说、弄出了如许多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来，致使人物凋零、江山糜烂、血泪遍地而白骨成堆。那么，林昭虽是乳发未干的黄毛稚子，也觉中怀惨痛五内崩裂而万万容忍不得！这时候，同⼀条件起了完全相反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17
换言之，反对的是党或者是某某领袖不重要，它的权力和威严更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知识分子对良知的坚守，正是在忠于事实并为此承担道德责任。
而就对形势的判断来说，我只看到一点算是失察，那就是对党内外反抗力量的估计过高了。这或许仅仅是因为，《星火》作者群毕竟还很年轻，还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从向承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他认为，“当代统治者在国内、外已经陷于空前孤立、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反右倾运动证明，共产党内部处于空前大分裂。而且，“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张春元也做出预言，农民革命运动将会席卷全国。
到1960年5月，张春元、苗庆久和向承鉴他们已经讨论到总的思想纲领和成立正式组织。他们从践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开始，势必突破对结社自由的禁锢。他们设想了三个组织名称，第一个是“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名称承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而来。谭蝉雪文中说到，她计划出境的目的之一，就包括与南斯拉夫驻港机构取得联系。
计划中的组织，另有两个建议名称，分别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和“中国劳动农工同盟”，前者呼唤中共党内的革新派，后者面向工农大众。为此，向承鉴与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原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做了深入交流，杜映华因此而认同“星火”的青年反抗者。向承鉴相信：共产党需要自我改造与更新，“党内有正直有识之士，只是被邪气压制，没有实权。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彭德怀挺身而出，为农民的悲惨处境而呼号。”
张春元和向承鉴商量，将《星火》第二期印出数千份，寄到每一位县级干部手中。张春元和顾雁还在上海会面并拟定计划，准备在1960年8月向全国五大城市的高层干部印发《星火》第二期文稿《论人民公社》，以激发共产党内部的思想分化，为共同奋斗寻找同道。
然而，不仅是党内的健康力量已经受到绞杀，而且，对他们自己的监控大网早已拉开。这年4月，张春元联系过的兰大学生右派向省公安厅告密；5月，两位与向承鉴、苗庆久一起劳动考查的同学向武山县公安局交出书面报告。6月～7月，谭蝉雪和张春元先后在广东被捕。9月，武山、天水两地公安大搜捕。至当年9月30日，公安在武山逮捕三十三人，案件以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为名告破。根据谭蝉雪统计，全案涉及人员共四十四人，有二十二人被判刑。9月30日凌晨，向承鉴被捕，开始他的炼狱之行。
注释：
○7 向承鉴：《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4月，第468页。
○8 引自谭蝉雪《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国史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67页。
○9 同上书，第92页。
○10 同上书，第68～69页
○11 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第2页。
○12 同 ○8，第71页。
○13 引自李锐：《“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3】》。
○14 同 ○8，第95页。
○15 同 ○8，第111页。
○16 同 ○8，第112页。
○17 同 ○8，第65～66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