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老家,是父母构筑的家,我和我的姊妹在这里长大。父母年轻的时候分别离开自己的家,在乱世间漂泊,最终在广州城郊的一个院子里安顿下来,我们在这里居住了五十年,如果是一棵榕树,也该成林了。但事实上是,门前那棵根系发达的老榕树,也在一夜之间消失踪影,何况我们。先是父亲离世,多年后是母亲离世,现在老房子就要交还了,它终归不属于我们,不能让我们把根留下。

1964年我们搬进这个院子,我九岁。那时这一带是郊区,院子外面四处乱草,院子里面也是。大门外的路是泥路,叫犀牛路,这个路名大约与丘陵的形态有关,路头是园林局堆放苗木的站点,另一头通往一个村子,叫犀牛尾村。起初我们住在一幢平房里,房前有几棵木麻黄树,脱落的针叶在地上积起来,像一层棕黄的毯子。平房的走廊宽得不大合理,我在那里打乒乓球,对手是墙,球打到墙上,弹回来,再打到墙上。我在那里来回跑动。

我看过一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广州市地图,这一带标出的都是起伏的丘陵,丘陵中一个圆点是黄花岗,再远些一个圆点是动物园,十九路军坟场当时固然存在,但它已经在地图之外了。到了我们搬来的1964年,这片地图上的丘陵可以增加几个圆点。先烈路起伏在这片丘陵上,不断的上坡下坡,走在这些坡上,两旁所见的都是坟场,兴中会坟场,邓荫南墓,邓仲元墓,史坚如墓,朱执信墓……坟墓里埋着的故事我全不知道,更多的坟墓要小得多,夜里偶尔会飘出磷火,我倒是不怎么怕,我想可能是亡魂在寻找他们的亲人。

我读书的外语学校那时还没建起自己的校舍,借用的是广东工学院的房子,正好离家较近,我甚至觉得我们恰在那时搬家是因为老天看到了我想家的哭脸。学院的校园对我来说太大了,很大的面积是荒坡荒地,我们的教室和宿舍靠近正门,周末回家,我步行穿过荒草,菜地,有蛇的竹林,去到校园的后门,跨出那个仅能通过一个人的后门,再走过一溜儿像是村子的民居(是的,叫区庄村),过一条马路,就到了我们住的院子。我只能在星期六下午回家,而星期天晚自习前必须准时到校。每个星期天在家里午睡醒来,我就觉得闷闷的难受,希望自己发烧生病。

父母时常不在家,出差,学习,政治运动,很少属于个人和家庭的时间。记得有一个周末,连两个姐姐也没有回家,她们去了农村参加农忙劳动。我在挂着锁的家门口转来转去,终于见到邻居阿姨过来,把钥匙和妹妹交给我。妹妹的头发剪成个男孩的式样,因为虱子。

院门前的泥路连接的大路铺了沥青,沿沥青路往左前行,再往左,有一个水果铺子,它在路拐弯的位置,我们叫它拐弯水果店,以此为一个地理标志。接着下去的是一个邮局,仅一个营业员,是一个开始谢顶的男子,是我想象旧时代职员的范本,相当长的年头我都是他的顾客。再往下有个理发店,门脸简陋,我没往里面张望过。还有一个修自行车的铺子,门前的树杈上挂着废旧的自行车轮胎。接着就是柴煤铺,煤可以选择煤粉或煤球,我们总是选择煤粉,回去自己做煤球,直到后来被蜂窝煤取代,每户每月定量十斤劈柴,可以选择原柴或劈开的柴花,我们总是选择原柴回去自己劈,这样可以便宜几分钱。

1966年夏,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就停课了,一停就是两年,我成了这个形似犀牛的丘陵上的野生动物。许多东西自然就会了,爬树,翻墙,养蚕,养鸡,种菜,骑自行车。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在革命初期被姐姐骑到学校,结果不翼而飞,那是家里的重要财物。有一类闹革命的小将鄙视私人财物的概念,他们未必是偷,就是要自己使用方便,据说他们踢上一脚就能把锁打开,骑上车呼啸而去,到了用不着的时候就随手弃置。有一段时间我总站在院子的矮墙那里,张望马路上骑自行车过往的人,希望能看到我们家那辆墨绿色自行车。矮墙那里的几棵蒲桃树果子由绿转黄,而后浮出淡红,噗的一个落到地上,噗的又一个落到地上。矮墙外的马路是一个转弯的斜坡,过往的自行车像飞一样,哪能让我看得清楚。我们全家都以为该忍痛把那辆自行车忘掉了,却突然接到信让我们去公安局认领。公安局那个停车场太让我吃惊了,我从没看见过那么多的自行车堆放在一起,大姐和我在这个乱阵里茫然地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居然还让我们找到了。它还算幸运,轮子和三角架等大部件还在,不像它的许多骨骸不全的难友。它的后轮不能转了,前轮还行,我在前面把着车头,大姐在后面提着后轮,这么走了好长的路,终究让它回到家里。我和妹妹还有好几个邻居孩子都是用它学会骑车的,这自然让它添了更多的外伤内伤。院子里有个大坡很陡,坡底紧接一个急转弯,人车俱伤的事在这里时有发生,但每个骑车的孩子都会试试下大坡的惊险,也会试试在坡底的急转弯处加速冲上大坡的考验。

如果下了大坡并不顺着路转向右边,而是转向左边,就有荒草遮掩的另一条泥路,是一个更陡的坡,自行车走不了,它通往院子的最低地:菜地和牛棚。牛棚是荒废的,只剩下棚顶和水槽,没有牛了,菜地也是荒的,长满比人更高的草,倒是地头有一大一小两棵桃树,春天会悄悄开出满树桃花。我喜欢这条坡道,坡上的竹子茂密,脱落的干笋壳滚在道上,轻轻一踩便爆出脆响。顺着坡道一直往下,很快就在别人的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家在这个院子里搬过几次房子,最后住的房子是八十年代才建的,位置就是原来的牛棚那里。

16路车站是离我们最近的公交车站,母亲在这里搭车上班,去到市中心再转车。等一趟车的时间长得很,车非常拥挤,她曾经两次被挤折了肋骨。母亲个子小,要够着上面的把杆,脚就几乎踮不到地,这样的姿势没办法保护自己的肋骨。我们出门如果没有自行车,也多半靠16路车,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车站的后面是一个土坡,土坡后面是另一个土坡,两个土坡之间的沟壑符合我们对探险的想象,我们在那里摘过野毛豆和一些不知叫什么的野菜,试着煮了吃,结论是无毒,没事。这些试验都是停课那两年做的,1969年我去做学徒工,就没时间去那里探险了。那个土坡可能是八十年代初修建立体交叉桥时铲掉的,我并不确切记得,只记得七十年代我出事的时候它还在,那两个负责监视我的人就曾经蹲在上面。那时候我还是“日托”,晚上还允许回家,我骑自行车回家必须经过那里。当时土坡近旁等车的人不少,或蹲或站,我从他们身边掠过,一下就瞥见了那两个人。我从不留意路旁等车的人,也从未见过那两个人,但她们的目光和我撞上了,我的直觉一下把她们从人群中挑出来,至今脑子里还印有清晰的照片。可惜当时我没有细想,因为我根本不愿意相信。事后回想起来,她们和众多等车人是不大一样,蹲姿太深,不像准备随时跃起,目光也不关注车来的方向。如果我当时明白,就不会连累我的两个朋友,这是我极为懊悔的事情。

我陷入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其实也就是几个年轻人互有往来,议论一些社会政治的事情。朋友杨君写了一篇论说文化大革命的长文,他以为我的处境要比他安全,便放在我这里,但很快的我也不安全了。办案的是一个叫做“省委运动办”的东西,它不属于公检法,权力却显然在公检法之上,办起人来完全不受法律规限。他们追查这篇文章,以为通过这条线能钓出更大的“黑手”。那天晚上杨君的妹妹突然到我家找我,要把这篇文章拿回去,说是杨君决定自己上交,不牵累别人。我们这种没经过事儿的人对办案的想象太贫乏了,不过就是坐牢,抄家,为了对付抄家,我自作聪明已经把文章转托我另一个朋友,以为他和“集团案”毫无关系,绝对安全。没料到事情这样急转直下,我想都没想其中的蹊跷,当即骑上自行车去朋友家里取。出到犀牛路口我停了一下,让杨君的妹妹在这里等我。这时候我看见路口站着两个人,似乎是两个迎面碰上的熟人在面对面说话,我看不清她们的脸,不知道是不是早前蹲在土坡上的那两个,至少她们已经换上了裙子。其实即使看得清我也不会认得,我认人能力太差,就是照片也帮不上忙,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种先天的毛病叫脸盲症。后来办案的人向我炫耀他们给我设计的口袋,我才相信我的直觉还真没错,错的只是我头脑犯晕。

那段时间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二人,父亲过世不久,姊妹中只我一个留城。母亲非常在乎家里的人气,她下了班就往家赶,我也赶,为的是到天黑齐了,能在家里的小圆桌上相对着吃顿晚饭。我上夜班那天,也做好两个人的饭,自己先吃了,把另一半捂在小瓦锅里。虽然待母亲到家,饭早就凉了,但有半锅饭在家里等着,也算是有一点儿人气。母亲对我的麻烦固然不知情,炉膛里的纸灰她总会看见。那时家里有个烧柴火的灶,我在那里烧掉了我的所有信件,来不及鉴别哪一些可能有危险,还有我自己的笔记,日记,诗,因为里面随处可以找到我的罪证。母亲到家的时候我不仅没把饭做好,炉膛里还塞满了纸灰。发现母亲突然出现在我背后,我一阵慌乱,我没想到时间已经那么晚了。我没敢看母亲,厨房里浓重的烟也阻碍我看。我把手里最后一沓纸扔进炉膛,连忙转身淘米。母亲用炉钩子清理纸灰,放下几根细劈柴,点燃劈柴的是我撕成几叠的日记,母亲把两根铁条架在炉膛上,这才能把锅坐上去。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低着眼睛,母亲问起来我怎么说呢,我想了一个说法,觉得不行,又想了一个说法,还是不行。然而母亲并没有问。

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有多少了解,细想起来只能慨叹。直到那天晚上办案的人到了家里,要把我立刻带走,我母亲还在跟他们说她的女儿如何好,听话,如何下了班就回家照顾重病的父亲,帮她做了多少多少事情。当着那些人我拦阻母亲说:妈,别说了,好多事你不知道。但她一直说,一直说。那一刻我觉得她特别可怜。

母亲在门前栽了好大一盆昙花,那个夏天长出的骨朵总有二三十个,我走的那天晚上都快开了,我和母亲数过它们,知道第二天的晚上会开五六朵,第三天晚上再会开七八朵。这是我们家昙花的盛期,但站在门前看花的只剩下母亲一人。

母亲既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我关在哪里,她向来胆小怕事,又体弱多病,我非常担心母亲。几乎每天夜里我都睁着眼睛想怎么逃出去,飞奔回家看母亲一眼,然后迅速返回,但一直没找到可行的办法。我们这儿的夏季无限的长,季节的转换却猝不及防,一天夜里起了北风,天骤然冷了。第二天刚过了半个上午,看守我的人便带来一个包袱,里面是我熟悉的被子,我的眼睛一下热了,因为这来自母亲。我凭此猜测母亲的状况,她一定是昨晚起风时赶着给我缝好被子,今天一大早就送到运动办去,想着她抱着这么大个包袱去挤公交车,去遭人白眼,我的眼泪到底没能忍住。和被子包在一起的还有一盒米饼,跟我以前吃过的炒米饼不一样,包装也过于漂亮,我猜测是家里有亲戚来过,这才觉得心里稍微安定。

我因看书交友惹祸,母亲一句也没有怨我。或许因为她经历的运动太多,也因为做母亲的对自己的孩子总有一种盲目的确信。就是在这个家里我开始建立自己的藏书,我的第一盏台灯是母亲给我买的,第一个书架是母亲请人给我做的,好比是在沙漠中栽树,每一片叶子都来之不易。《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母亲托人从香港买的,我最早看到的《红楼梦》是母亲找人借的,头尾两册没借到,只有第二和第三册,我和妹妹换着看,一人手里攥着一册。

我在这里结婚生子。我的儿子在我小时候跳猴皮筋跳格子的操场上学走路,学行车哗哗地滑到操场这头,又滑到那头。因为丘陵地带平地不多,操场的半边得由石头垫起来,这样就在一角形成陡直的落阶,有一棵年头很老的相思树守在那里,不知是不是一再接到过从那里摔下去的孩子,它树身倾斜,疤痕无数,但夏季里依然会洒下茸黄的小花朵和一片树荫。

岁月流变,城市越来越大,我们的院子越来越小。环市路开通了,院子西北的一片便消失了,我们最初住的平房消失得更早,它所在的位置应该是现在的华山宾馆或金叶大厦。蒲桃树们和矮墙八十年代还在,我们说的矮墙,在外面马路上望着就是一堵高墙,因为我们的院子在丘陵上。母亲抱着我的孩子坐在矮墙上看大卡车,公共汽车,面包车,吉普车……后来过往的车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宽,矮墙一路退缩,蒲桃树们都消失了,连更深处的老榕树也消失了,我们住了很久的那幢楼房同样消失。现在横过这条马路需要有横过一条大河的勇气,如果非常留心,还能在路边看到一小截院墙,那是数度退缩了的院墙。墙头上还有一棵榕树,根系紧贴墙体,瀑布似的张开,浮雕似的凸起,看着有岁月的沧桑,其实这只是那棵老榕树遗下的孩子。

1989年我分到了房子,搬出去时,母亲将一把木椅子硬塞到车上,当时我不想带,嫌它式样老旧,母亲态度少有的坚决,挡开我的手说:你不懂!这把椅子不知道有多大岁数,从我记事时它就已经在我们家里,只是不久前刚刷了一下漆。母亲大概是循着什么老规矩,要让家里一个老物件跟着我。用不了多久我就知道它的好处,坐在书桌前面,那些时新的软椅子都不合适,就是它合适。此后二十多年过去,我自己买的新椅子一把一把坏了,散架了,而它每天使用的时间最长,却就是硬朗结实。至今它仍是我最忠实的伙伴,几乎见证了我所有用笔或电脑写的文字。

我搬走了,但母亲在那里,家就还在那里。这个世界总有一个待我归来的所在,无论是用双脚还是用心,我都有一个家可以回去。带着孩子去往老家的年节,才算有过年的气味,热闹之后离开母亲,用自行车带着孩子穿过满城爆竹烟火回自己的小家,倒觉得有儿时返回寄宿学校的落寞冷清。

这些天清理家中的旧物,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以至中年接踵从那里浮现。更多的是父母亲的遗物,由我们的手分拆,处理掉,让它们在世界上消失。我带走了父亲的书箱。父亲的书只剩下很少几本,都是建筑学的专业书,父亲去世后它们收在一个很单薄的小木箱子里,那个箱子我最熟悉,因为我曾把朋友托我保管的一些材料放在里面,那是文革中某个假案的调查材料,也就是运动办所追查过的黑材料,“窝藏黑材料”是我的主要罪行。那个小木箱子不知怎么不在了,现在换成了一个更简陋的纸箱,我只好带走了这个纸箱。这些书我完全不懂,晚辈中不再会有人接着看,但留下来也算是个念想。我还带走了母亲的几件衣裳,套上衣裳一看,原来我和母亲真的很像。

昨天夜里梦见母亲。母亲和我一同从外面回家,奔波一天了,非常累,总算能坐下来歇息。家里静得很,显然还没有先到的人。我坐下来头挨墙角,觉得口渴,饿,我想母亲也一样,我用眼睛寻找母亲。而母亲已经去到厨房,显然已经有一些时候了,饭已经在炉子上开锅,母亲站在案板前切菜,我喊她,她没有应,原来她站在案板前已经睡着了,就那么站着,身子什么都没靠,睡着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她年纪大了,当然比我更累。我接着做这顿饭,却发现这个厨房我很陌生,我找不到烧开水的壶,也找不到那只铁皮的暖水瓶。我要洗菜,看到一只瓦缸里整齐摆放了好些青菜,显然是已经洗净码好的,像是母亲准备要做腌菜。我又从灶台下面找到另一些青菜,然而这些菜在水里一冲就开始蜕皮。我不知如何是好。母亲睡着了,我要不要叫醒她,好让她去休息?

母亲晚年时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其中的纠结有多么深,我没能理解,我觉得住在这里挺好的。现在我们将彻底离开这里,我才理解了母亲。母亲最后的日子在医院度过,她幻觉中不止一次有我们被人驱赶出家门的情景,她紧张地抓住我的手,要我告诉她我们几姊妹的下落,她要我一个一个说,不要瞒她,不要漏掉一个。我说我们都挺好的,她摇头不信。她时常想要回家,这个话题说的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有一次她又说,要我马上去叫一辆三轮车带她回家,她忘记这个城里早就没有载人三轮车了。我敷衍她说,你要回哪个家,丰宁路,中山六路,东皋大道,还是犀牛路?我以为她必会说犀牛路,因为我们在这里住的最久。未料她一下陷入茫然惊恐,久久说不出话。我非常后悔,知道自己这个玩笑太残酷了。

老家是一个能把根留住的地方,我们没有。我们只能告别父亲母亲,也告别我们自己。

来源:《涉过忘川》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