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老家，是父母构筑的家，我和我的姊妹在这里长大。父母年轻的时候分别离开自己的家，在乱世间漂泊，最终在广州城郊的一个院子里安顿下来，我们在这里居住了五十年，如果是一棵榕树，也该成林了。但事实上是，门前那棵根系发达的老榕树，也在一夜之间消失踪影，何况我们。先是父亲离世，多年后是母亲离世，现在老房子就要交还了，它终归不属于我们，不能让我们把根留下。
1964年我们搬进这个院子，我九岁。那时这一带是郊区，院子外面四处乱草，院子里面也是。大门外的路是泥路，叫犀牛路，这个路名大约与丘陵的形态有关，路头是园林局堆放苗木的站点，另一头通往一个村子，叫犀牛尾村。起初我们住在一幢平房里，房前有几棵木麻黄树，脱落的针叶在地上积起来，像一层棕黄的毯子。平房的走廊宽得不大合理，我在那里打乒乓球，对手是墙，球打到墙上，弹回来，再打到墙上。我在那里来回跑动。
我看过一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广州市地图，这一带标出的都是起伏的丘陵，丘陵中一个圆点是黄花岗，再远些一个圆点是动物园，十九路军坟场当时固然存在，但它已经在地图之外了。到了我们搬来的1964年，这片地图上的丘陵可以增加几个圆点。先烈路起伏在这片丘陵上，不断的上坡下坡，走在这些坡上，两旁所见的都是坟场，兴中会坟场，邓荫南墓，邓仲元墓，史坚如墓，朱执信墓……坟墓里埋着的故事我全不知道，更多的坟墓要小得多，夜里偶尔会飘出磷火，我倒是不怎么怕，我想可能是亡魂在寻找他们的亲人。
我读书的外语学校那时还没建起自己的校舍，借用的是广东工学院的房子，正好离家较近，我甚至觉得我们恰在那时搬家是因为老天看到了我想家的哭脸。学院的校园对我来说太大了，很大的面积是荒坡荒地，我们的教室和宿舍靠近正门，周末回家，我步行穿过荒草，菜地，有蛇的竹林，去到校园的后门，跨出那个仅能通过一个人的后门，再走过一溜儿像是村子的民居(是的，叫区庄村)，过一条马路，就到了我们住的院子。我只能在星期六下午回家，而星期天晚自习前必须准时到校。每个星期天在家里午睡醒来，我就觉得闷闷的难受，希望自己发烧生病。
父母时常不在家，出差，学习，政治运动，很少属于个人和家庭的时间。记得有一个周末，连两个姐姐也没有回家，她们去了农村参加农忙劳动。我在挂着锁的家门口转来转去，终于见到邻居阿姨过来，把钥匙和妹妹交给我。妹妹的头发剪成个男孩的式样，因为虱子。
院门前的泥路连接的大路铺了沥青，沿沥青路往左前行，再往左，有一个水果铺子，它在路拐弯的位置，我们叫它拐弯水果店，以此为一个地理标志。接着下去的是一个邮局，仅一个营业员，是一个开始谢顶的男子，是我想象旧时代职员的范本，相当长的年头我都是他的顾客。再往下有个理发店，门脸简陋，我没往里面张望过。还有一个修自行车的铺子，门前的树杈上挂着废旧的自行车轮胎。接着就是柴煤铺，煤可以选择煤粉或煤球，我们总是选择煤粉，回去自己做煤球，直到后来被蜂窝煤取代，每户每月定量十斤劈柴，可以选择原柴或劈开的柴花，我们总是选择原柴回去自己劈，这样可以便宜几分钱。
1966年夏，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就停课了，一停就是两年，我成了这个形似犀牛的丘陵上的野生动物。许多东西自然就会了，爬树，翻墙，养蚕，养鸡，种菜，骑自行车。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在革命初期被姐姐骑到学校，结果不翼而飞，那是家里的重要财物。有一类闹革命的小将鄙视私人财物的概念，他们未必是偷，就是要自己使用方便，据说他们踢上一脚就能把锁打开，骑上车呼啸而去，到了用不着的时候就随手弃置。有一段时间我总站在院子的矮墙那里，张望马路上骑自行车过往的人，希望能看到我们家那辆墨绿色自行车。矮墙那里的几棵蒲桃树果子由绿转黄，而后浮出淡红，噗的一个落到地上，噗的又一个落到地上。矮墙外的马路是一个转弯的斜坡，过往的自行车像飞一样，哪能让我看得清楚。我们全家都以为该忍痛把那辆自行车忘掉了，却突然接到信让我们去公安局认领。公安局那个停车场太让我吃惊了，我从没看见过那么多的自行车堆放在一起，大姐和我在这个乱阵里茫然地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居然还让我们找到了。它还算幸运，轮子和三角架等大部件还在，不像它的许多骨骸不全的难友。它的后轮不能转了，前轮还行，我在前面把着车头，大姐在后面提着后轮，这么走了好长的路，终究让它回到家里。我和妹妹还有好几个邻居孩子都是用它学会骑车的，这自然让它添了更多的外伤内伤。院子里有个大坡很陡，坡底紧接一个急转弯，人车俱伤的事在这里时有发生，但每个骑车的孩子都会试试下大坡的惊险，也会试试在坡底的急转弯处加速冲上大坡的考验。
如果下了大坡并不顺着路转向右边，而是转向左边，就有荒草遮掩的另一条泥路，是一个更陡的坡，自行车走不了，它通往院子的最低地：菜地和牛棚。牛棚是荒废的，只剩下棚顶和水槽，没有牛了，菜地也是荒的，长满比人更高的草，倒是地头有一大一小两棵桃树，春天会悄悄开出满树桃花。我喜欢这条坡道，坡上的竹子茂密，脱落的干笋壳滚在道上，轻轻一踩便爆出脆响。顺着坡道一直往下，很快就在别人的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家在这个院子里搬过几次房子，最后住的房子是八十年代才建的，位置就是原来的牛棚那里。
16路车站是离我们最近的公交车站，母亲在这里搭车上班，去到市中心再转车。等一趟车的时间长得很，车非常拥挤，她曾经两次被挤折了肋骨。母亲个子小，要够着上面的把杆，脚就几乎踮不到地，这样的姿势没办法保护自己的肋骨。我们出门如果没有自行车，也多半靠16路车，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车站的后面是一个土坡，土坡后面是另一个土坡，两个土坡之间的沟壑符合我们对探险的想象，我们在那里摘过野毛豆和一些不知叫什么的野菜，试着煮了吃，结论是无毒，没事。这些试验都是停课那两年做的，1969年我去做学徒工，就没时间去那里探险了。那个土坡可能是八十年代初修建立体交叉桥时铲掉的，我并不确切记得，只记得七十年代我出事的时候它还在，那两个负责监视我的人就曾经蹲在上面。那时候我还是“日托”，晚上还允许回家，我骑自行车回家必须经过那里。当时土坡近旁等车的人不少，或蹲或站，我从他们身边掠过，一下就瞥见了那两个人。我从不留意路旁等车的人，也从未见过那两个人，但她们的目光和我撞上了，我的直觉一下把她们从人群中挑出来，至今脑子里还印有清晰的照片。可惜当时我没有细想，因为我根本不愿意相信。事后回想起来，她们和众多等车人是不大一样，蹲姿太深，不像准备随时跃起，目光也不关注车来的方向。如果我当时明白，就不会连累我的两个朋友，这是我极为懊悔的事情。
我陷入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其实也就是几个年轻人互有往来，议论一些社会政治的事情。朋友杨君写了一篇论说文化大革命的长文，他以为我的处境要比他安全，便放在我这里，但很快的我也不安全了。办案的是一个叫做“省委运动办”的东西，它不属于公检法，权力却显然在公检法之上，办起人来完全不受法律规限。他们追查这篇文章，以为通过这条线能钓出更大的“黑手”。那天晚上杨君的妹妹突然到我家找我，要把这篇文章拿回去，说是杨君决定自己上交，不牵累别人。我们这种没经过事儿的人对办案的想象太贫乏了，不过就是坐牢，抄家，为了对付抄家，我自作聪明已经把文章转托我另一个朋友，以为他和“集团案”毫无关系，绝对安全。没料到事情这样急转直下，我想都没想其中的蹊跷，当即骑上自行车去朋友家里取。出到犀牛路口我停了一下，让杨君的妹妹在这里等我。这时候我看见路口站着两个人，似乎是两个迎面碰上的熟人在面对面说话，我看不清她们的脸，不知道是不是早前蹲在土坡上的那两个，至少她们已经换上了裙子。其实即使看得清我也不会认得，我认人能力太差，就是照片也帮不上忙，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种先天的毛病叫脸盲症。后来办案的人向我炫耀他们给我设计的口袋，我才相信我的直觉还真没错，错的只是我头脑犯晕。
那段时间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二人，父亲过世不久，姊妹中只我一个留城。母亲非常在乎家里的人气，她下了班就往家赶，我也赶，为的是到天黑齐了，能在家里的小圆桌上相对着吃顿晚饭。我上夜班那天，也做好两个人的饭，自己先吃了，把另一半捂在小瓦锅里。虽然待母亲到家，饭早就凉了，但有半锅饭在家里等着，也算是有一点儿人气。母亲对我的麻烦固然不知情，炉膛里的纸灰她总会看见。那时家里有个烧柴火的灶，我在那里烧掉了我的所有信件，来不及鉴别哪一些可能有危险，还有我自己的笔记，日记，诗，因为里面随处可以找到我的罪证。母亲到家的时候我不仅没把饭做好，炉膛里还塞满了纸灰。发现母亲突然出现在我背后，我一阵慌乱，我没想到时间已经那么晚了。我没敢看母亲，厨房里浓重的烟也阻碍我看。我把手里最后一沓纸扔进炉膛，连忙转身淘米。母亲用炉钩子清理纸灰，放下几根细劈柴，点燃劈柴的是我撕成几叠的日记，母亲把两根铁条架在炉膛上，这才能把锅坐上去。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低着眼睛，母亲问起来我怎么说呢，我想了一个说法，觉得不行，又想了一个说法，还是不行。然而母亲并没有问。
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有多少了解，细想起来只能慨叹。直到那天晚上办案的人到了家里，要把我立刻带走，我母亲还在跟他们说她的女儿如何好，听话，如何下了班就回家照顾重病的父亲，帮她做了多少多少事情。当着那些人我拦阻母亲说：妈，别说了，好多事你不知道。但她一直说，一直说。那一刻我觉得她特别可怜。
母亲在门前栽了好大一盆昙花，那个夏天长出的骨朵总有二三十个，我走的那天晚上都快开了，我和母亲数过它们，知道第二天的晚上会开五六朵，第三天晚上再会开七八朵。这是我们家昙花的盛期，但站在门前看花的只剩下母亲一人。
母亲既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我关在哪里，她向来胆小怕事，又体弱多病，我非常担心母亲。几乎每天夜里我都睁着眼睛想怎么逃出去，飞奔回家看母亲一眼，然后迅速返回，但一直没找到可行的办法。我们这儿的夏季无限的长，季节的转换却猝不及防，一天夜里起了北风，天骤然冷了。第二天刚过了半个上午，看守我的人便带来一个包袱，里面是我熟悉的被子，我的眼睛一下热了，因为这来自母亲。我凭此猜测母亲的状况，她一定是昨晚起风时赶着给我缝好被子，今天一大早就送到运动办去，想着她抱着这么大个包袱去挤公交车，去遭人白眼，我的眼泪到底没能忍住。和被子包在一起的还有一盒米饼，跟我以前吃过的炒米饼不一样，包装也过于漂亮，我猜测是家里有亲戚来过，这才觉得心里稍微安定。
我因看书交友惹祸，母亲一句也没有怨我。或许因为她经历的运动太多，也因为做母亲的对自己的孩子总有一种盲目的确信。就是在这个家里我开始建立自己的藏书，我的第一盏台灯是母亲给我买的，第一个书架是母亲请人给我做的，好比是在沙漠中栽树，每一片叶子都来之不易。《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母亲托人从香港买的，我最早看到的《红楼梦》是母亲找人借的，头尾两册没借到，只有第二和第三册，我和妹妹换着看，一人手里攥着一册。
我在这里结婚生子。我的儿子在我小时候跳猴皮筋跳格子的操场上学走路，学行车哗哗地滑到操场这头，又滑到那头。因为丘陵地带平地不多，操场的半边得由石头垫起来，这样就在一角形成陡直的落阶，有一棵年头很老的相思树守在那里，不知是不是一再接到过从那里摔下去的孩子，它树身倾斜，疤痕无数，但夏季里依然会洒下茸黄的小花朵和一片树荫。
岁月流变，城市越来越大，我们的院子越来越小。环市路开通了，院子西北的一片便消失了，我们最初住的平房消失得更早，它所在的位置应该是现在的华山宾馆或金叶大厦。蒲桃树们和矮墙八十年代还在，我们说的矮墙，在外面马路上望着就是一堵高墙，因为我们的院子在丘陵上。母亲抱着我的孩子坐在矮墙上看大卡车，公共汽车，面包车，吉普车……后来过往的车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宽，矮墙一路退缩，蒲桃树们都消失了，连更深处的老榕树也消失了，我们住了很久的那幢楼房同样消失。现在横过这条马路需要有横过一条大河的勇气，如果非常留心，还能在路边看到一小截院墙，那是数度退缩了的院墙。墙头上还有一棵榕树，根系紧贴墙体，瀑布似的张开，浮雕似的凸起，看着有岁月的沧桑，其实这只是那棵老榕树遗下的孩子。
1989年我分到了房子，搬出去时，母亲将一把木椅子硬塞到车上，当时我不想带，嫌它式样老旧，母亲态度少有的坚决，挡开我的手说：你不懂!这把椅子不知道有多大岁数，从我记事时它就已经在我们家里，只是不久前刚刷了一下漆。母亲大概是循着什么老规矩，要让家里一个老物件跟着我。用不了多久我就知道它的好处，坐在书桌前面，那些时新的软椅子都不合适，就是它合适。此后二十多年过去，我自己买的新椅子一把一把坏了，散架了，而它每天使用的时间最长，却就是硬朗结实。至今它仍是我最忠实的伙伴，几乎见证了我所有用笔或电脑写的文字。
我搬走了，但母亲在那里，家就还在那里。这个世界总有一个待我归来的所在，无论是用双脚还是用心，我都有一个家可以回去。带着孩子去往老家的年节，才算有过年的气味，热闹之后离开母亲，用自行车带着孩子穿过满城爆竹烟火回自己的小家，倒觉得有儿时返回寄宿学校的落寞冷清。
这些天清理家中的旧物，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以至中年接踵从那里浮现。更多的是父母亲的遗物，由我们的手分拆，处理掉，让它们在世界上消失。我带走了父亲的书箱。父亲的书只剩下很少几本，都是建筑学的专业书，父亲去世后它们收在一个很单薄的小木箱子里，那个箱子我最熟悉，因为我曾把朋友托我保管的一些材料放在里面，那是文革中某个假案的调查材料，也就是运动办所追查过的黑材料，“窝藏黑材料”是我的主要罪行。那个小木箱子不知怎么不在了，现在换成了一个更简陋的纸箱，我只好带走了这个纸箱。这些书我完全不懂，晚辈中不再会有人接着看，但留下来也算是个念想。我还带走了母亲的几件衣裳，套上衣裳一看，原来我和母亲真的很像。
昨天夜里梦见母亲。母亲和我一同从外面回家，奔波一天了，非常累，总算能坐下来歇息。家里静得很，显然还没有先到的人。我坐下来头挨墙角，觉得口渴，饿，我想母亲也一样，我用眼睛寻找母亲。而母亲已经去到厨房，显然已经有一些时候了，饭已经在炉子上开锅，母亲站在案板前切菜，我喊她，她没有应，原来她站在案板前已经睡着了，就那么站着，身子什么都没靠，睡着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她年纪大了，当然比我更累。我接着做这顿饭，却发现这个厨房我很陌生，我找不到烧开水的壶，也找不到那只铁皮的暖水瓶。我要洗菜，看到一只瓦缸里整齐摆放了好些青菜，显然是已经洗净码好的，像是母亲准备要做腌菜。我又从灶台下面找到另一些青菜，然而这些菜在水里一冲就开始蜕皮。我不知如何是好。母亲睡着了，我要不要叫醒她，好让她去休息?
母亲晚年时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其中的纠结有多么深，我没能理解，我觉得住在这里挺好的。现在我们将彻底离开这里，我才理解了母亲。母亲最后的日子在医院度过，她幻觉中不止一次有我们被人驱赶出家门的情景，她紧张地抓住我的手，要我告诉她我们几姊妹的下落，她要我一个一个说，不要瞒她，不要漏掉一个。我说我们都挺好的，她摇头不信。她时常想要回家，这个话题说的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有一次她又说，要我马上去叫一辆三轮车带她回家，她忘记这个城里早就没有载人三轮车了。我敷衍她说，你要回哪个家，丰宁路，中山六路，东皋大道，还是犀牛路?我以为她必会说犀牛路，因为我们在这里住的最久。未料她一下陷入茫然惊恐，久久说不出话。我非常后悔，知道自己这个玩笑太残酷了。
老家是一个能把根留住的地方，我们没有。我们只能告别父亲母亲，也告别我们自己。
来源：《涉过忘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