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上）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报告
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在世界地图上的地位绝不是最后的。但俄罗斯在20世纪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要比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俄国十月革命为这个世纪开了头。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这个世纪独特的标志，而苏联对这一胜利的取得有着丰功伟绩。这个世纪以改革这一根本改变我国和世界的事件宣告结束。
改革同十月革命一样，今天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但是评价和解读上的根本分歧并未使改革作为20世纪末最重大事件的地位受到怀疑。不仅我国历史，而且世界历史都发生了转折。只要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极其危险的对抗已告结束就足够了。
历史没有假定式，改革将作为坚决从“国家官僚社会主义”转向真正民主、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结构的大胆尝试永远载入史册。改革的这一潜力还大可发挥，我国和人类也许还需要它。
20年走过的道路使我们今天能比较审慎而客观地去看待改革。本报告应持这样的态度。对如此规模的现象的任何评价当然不可能到此为止。我们在提出原则性问题时并不指望对此给出最终答案。
社会革新的必要性
苏联到1980年代中期形成的形势特点是: 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重大问题和困难危险地增多了。
苏联在世界科技竞争中落后已越来越明显。世界最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苏联仍停留在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几乎为零，劳动生产率比西方国家低了许多。
我国经济具有挥霍浪费的性质: 苏联在矿物开采、钢铁和能源生产量上超过许多国家，但在终端产品生产上远远落后，更不用说产品质量了。民用生产部门受到军事工业综合体过大的压力。
这个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却不能为本国公民创造出适当的生活条件。运行失灵的苏联经济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长期的供应不足使社会生产和生活难以为继。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社会环境和道德的状况给人们的情绪、社会的精神状态以恶劣的影响。一方面悲观主义和赤裸裸的厚颜无耻到处泛滥，另一方面人们为国家感到“委屈”，对总的政治政策的不满在增加。尽管社会政治形势是稳定的，但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紧张程度在增加。这种紧张状态迟早要浮出水面。俄国人出了名的长期忍耐有可能变成同样有名的俄国式暴动，或者导致我国的逐步退化和衰弱。
负面的社会经济因素削弱了外交地位并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威望。集团对抗、军备竞赛越来越把人类推向危险的死胡同。
酿成世界惨剧的核威胁促使人们去寻找摆脱这一形势的独特途径。只有改变业已形成的对抗的世界秩序，才可以解开这难解的结。
因此各种因素——物质的和精神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国内的和国外的——的总和客观上要求必须进行改革。
以前的改革尝试(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的“解冻”、柯西金的改革、某些其他的局部措施)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苏联制度惯性的安全系数不小。苏联甚至在用“安德罗波夫方式”激活苏联经济的尝试失败后仍能长期原封不动地存在。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渴望变革。人们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他们不愿不自由地生活。连镇压机关也不能防止官方意识形态受到侵蚀、阻挠异己思想的出现。
对政治、社会和经济民主化的追求后来逐渐具有大规模的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党政最高领导层中成为改革发动机的改革派的活动，反映了社会对变革的深层次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
多数苏联人认为，对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形式进行改革是变革的主要方向。即使在1980年代末舆论调查也表明，拥护转向资本主义的人明显占少数。最流行的想法仍然是通过清除现象(贪污受贿、物质利益分配不公、反社会表现，等等)来“净化社会主义”。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是十月革命时代公正、平等和友好团结理想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革命后威权主义实践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
深刻革新政治要求我国最高领导层也“转换路标”。克里姆林宫的长老掌权引起公民的日益气愤。他们把戈尔巴乔夫这位党和国家的领袖看作斯大林之后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代表，认为他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和对独立主动精神的猜疑态度。
戈尔巴乔夫把合理的实用主义同将苏联政治丧失的道德标准纳入苏联政治的决心结合了起来。戈尔巴乔夫深刻的道德立场表现为，他在改革历程的急剧转折关头，力求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最尖锐的问题，坚决避免流血。由于他，我国政治中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真正代表固有的直接、公开、真诚地与人交往的民主作风。
新任总书记在他决心根本改变我国现状时并不孤独。他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他们欢迎改革。
同时，新领导人还可以指望我国两类官僚相对稳定的支持。一类官僚是观念受到赫鲁晓夫“解冻”强烈影响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即部分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思想引发的构想。对于他们来说，改革是继赫鲁晓夫统治年代开始并为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斯大林主义卷土重来所中断了的积极变化的唯一可能性。
属于另一类官僚的是“专家治国论者”，即苏联经济的管理者。他们清醒地看到苏联经济的实际状况，明白苏联已经错过了1970年代的科技革命，认为市场型的改革才能提高苏联制度的效率。改革在国家机关中有不少潜在的拥护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世界的力量平衡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变化。
极其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一批苏联高层官僚没有参与制订和实施改革转折(或他们的参与程度不大)，因为对他们来说，走向市场才能够用权力交换财产。后来，当经济自由化措施开始逐步实施，开通走向私人经营的道路时，这一派才在政治上加快形成。
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群体和阶层，则确实都要求变革。
改革发展的逻辑
笼统地说，改革的逻辑可以定义为: 这是一场演变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自上而下的旨在根本革新制度的改革。从观念上说，改革的主导路线，是从极权官僚社会主义转向人道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已勾画出人道社会主义模式的轮廓。
因此，改革在俄国历史上既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又是改革深刻规律的体现。独一无二是因为俄罗斯(苏联)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和平转变为具有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现实前景。尽管这一转变的起始动力来自上层，一个全新的现象是，我国领导人自觉的政策的目标是把千百万人纳入历史性创造之中、解放人民的主动精神、尊重普通人的意见。改革作为全国方案如果没有自下而上广泛的不断的群众性支持，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改革内在的辩证法是公开性和民主化先是被改革者看成工具，看成对现行社会主义进行“修理”的手段，不久随着把社会主义看做人道主义民主制度的新观念深入人心，便成了独立的目的: 公开性变成了言论自由，民主化变成了政治民主。改革发动者的社会政治进程因此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苏联的民主改革在1980年代末达到顶峰。正是在那时，社会的主动精神开始具有群众性的、往往是自发的性质。
把改革比作革命是合适的。但同时这是一场自觉控制(而且控制成了)在和平框架内的革命。
尽管部分精英和社会多数人积极努力，我国的改革仍然遇到严重的困难。
随着苏联高层官僚们发现改革威胁到他们在我国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优势地位，他们开始越来越起劲地阻挠对我国的根本革新，试图阉割改革的真谛，把改革变成又一个不触及社会深层基础的专家治国论者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新花招。
改革派遭遇到苏联统治阶层多数人的暗中破坏。在1987一1989年“亲改革”公民的积极性一度高涨之后，知识分子在物质困难、社会民族矛盾加剧的影响下不仅不再理睬戈尔巴乔夫，而且转而投入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激进反对派之中。
有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存在于改革进程中并相互斗争。首先，是一贯支持改革政策的人，他们喊着民主革新社会主义的口号追随戈尔巴乔夫前进。与改革派相对立的是党内和知识分子内的保守派，他们最终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时他们被称作“右派”，因为他们保卫的是改革派千方百计试图挣脱的国家官僚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模式。这股势力对改革进程的反抗先是消极，后来积极，直到发动八月叛乱。最后，按次序而不是按作用算作第三股势力的是聚集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身边的人。他们批评改革派，先是因为改革进程缓慢，因此他们被称为“先锋派”。他们最后要求尽快结束“社会主义实验”。这是后来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激进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这三股势力决定了改革的进程，决定了改革的成就、矛盾和失败。在八月叛乱期间这三股势力起了各自的作用。叛乱的发动者决定让国家回到改革前的时代。改革派、民主势力的反抗破坏了他们的计划。但结果新自由主义者却利用民主派反抗叛乱分子的浪潮掌握了政权，他们为所欲为，以结束戈尔巴乔夫政权和改革本身。
这里应该客观地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对改革的态度从来都是矛盾的，这在1991年7月苏联参加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就有所表现。当时错过了实际支持改革的机会。
因此，意识形态上毫无共同之处的不同的反改革势力的行动直指苏联国家制度及其体现——中央政权。令人十分奇怪的是，民族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和苏共保守派在一致的反国家狂热中联合了起来。在这些势力的作用下，在改革的最后阶段事态具有毁灭的性质。改革中断了。
世界语境中的改革
外部世界对改革进程的态度如同这个世界本身一样是多方面的、五花八门的。西方各国、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发展中国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改革。改革引起一些人的惊叹，激发一些人的希望，使一些人幸灾乐祸地等待失败。但改革到处都引人瞩目，使每个人都不能无动于衷。改革引起了人们对苏联越来越强烈的兴趣，激起人们对苏联人的尊敬。
决定改革外部语境的，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起的作用、1980年代中世界对抗的强度。苏联作为对抗的两极之一，背负着力不胜任的全球义务的重担，花费巨大财力去生产军备、援助盟国，卷入代价高昂的流血冲突，不仅在阿富汗这样的近邻，而且在远离本土几千公里的地方。
到新领导人执改时，实际上同最有影响的大国(美国、中国、英国)的关系都有问题，而本可以减轻军备竞赛重担的谈判却进入死胡同。人们强烈感觉到几十年来苏联领导人奉行的惰性的对外政策难以为继。
苏联新领导人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这一原则性论点后，并不局限于唱一些热爱和平的高调。他们提出了摆脱冷战、国际关系转入实际合作轨道的具体计划。在一开始同东欧各国领导人谈话中宣布的关于各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人民负责的论点，以及后来形成的选择自由的原则，决定了苏联不再干涉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事务，把这些国家的命运交给它们的人民。
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人们对改革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起先人们并不把改革当真，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又一个宣传花招。后来人们疑虑重重，勉强相信苏联领导人的新方针是有充分根据的。再后来他们热烈支持改革，甚至起来捍卫改革，击退对它的敌对攻击。尽管1990一1991年一些西方国家的、尤其是美国的领导人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十分矛盾，世界上的大多数舆论却由衷地为改革悲剧性的结局感到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随着改革的结束，许多人对根本革新世界、民主突破未来的希望烟消云散。
改革给了我国和世界什么？
两个相互对立的关于改革的神话十分流行。第一个神话把改革看成是“动乱时期”，基本上是一个以消灭传统俄国为目标的破环过程。第二个神话则认为这个传统十分牢固，不会受到任何激进改革的影响，因此改革是早就注定要失败的。
这两个神话都与历史现实不相符，是用来贬低改革的历史成就的，正是改革推动了我国和全世界的民主革新。
改革同任何一场革命一样当然有破坏的成分。改革也不能避免政治上的疏忽和错误。但是这些并不决定1980年代后五年革新进程的独特内容。对改革不能根据它没能或没来得及给社会带来的东西来衡量，而应该根据改革积极的历史贡献，看它给苏联社会生活、给普通人生存条件带来的实际变化来衡量。
在这方面改革的历史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改革派在复兴和实施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思想的名义下开始了改革，后来转向对苏联社会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的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改造。
改革派根据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传统的精神，坚决谴责斯大林政权的镇压制度，因为它与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他们这一方针出发，积极从斯大林时代威权主义思想政治遗产中解放出来，在改革年代，为几十万“古拉格”的劳改犯平反。
苏联社会还逐渐从停滞时期残余的威权主义中解放出来。勃列日涅夫“发达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行政指令体制，被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的人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体制所取代。改革的头几年，我国的民主就比过去多了许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氛围、传媒上尖锐的批评文章的发表、电视台节目独立、成千上万公民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更多的公开性和自由，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欢迎马克思早期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著作的出版。索尔仁尼琴、特瓦尔多夫斯基、雷巴科夫、沙特罗夫尖锐的批评作品相继出版。持不同政见者的书刊和国外的侨民书刊纷纷解禁，人们可以自由阅读外国学者、十月革命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
有人认为，改革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改革派不知道苏联社会该向何处去。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改革构想的基本思想是使我国社会从“个人崇拜”、停滞时期的变形现象和后果中、从阻碍民主革新的一切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人作为主要形象回归政治、经济和精神领域，消灭人与生产、政权和文化的异化。
这一构想的实施逐渐导致改革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表明这一点的是旨在我国建立以社会为取向的混合经济、改造我国社会的政治领域的一些步骤，还有为未举行的党的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制订的新的、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造苏共的计划。
改革保证了我国摆脱威权主义，结束了一党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为苏联社会开拓了民主的前景。实施了“不符合苏联传统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如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成立政治团体和政党、公民出国自由、言论自由等。
政治多元化和自由经济、信仰自由和多党制、民主选举、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和其他一些自由权利和可能性，都是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即使这些自由权利和可能性尚未充分实现，但改革开始的朝这一方向的运动是无法制止的。
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开始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最高政权机构的差额选举。我国实际上出现了利用议会制原则的政治制度。
激进变革触及经济领域。批评改革的人认为，当时的经济改革不够激进、坚决和彻底，经济改革不是要建立新的经济结构，而是试图完善过去的缺乏效率的体制。按照这一观点，正是改革在经济上的不成功决定了改革的失败。
这类评价经不起历史的推敲。无庸置疑，改革派由衷地力求为现行体制注入新的生气，但他们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的计划和行动比加强行政指令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走得要远得多。改革的经济逻辑正是循着逐步拆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关系基础的路线发展的。
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通过租赁制、成立合作社、给国有企业以经济自主、成立商业银行、用指导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等一步步地形成。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中反市场情绪的强大影响，力求在实施新举措时暂时不破坏运行不畅、但习惯了的行政计划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立法承认私有制(1990年)成了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同时，我国领导人拒绝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计划——“500天”计划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取而代之的政府计划的市场倾向表达得十分明确。
在举行关于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后，关于新联盟条约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这一条约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和权利。
在国际方面，改革意味着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不再把世界分成“自己人”和“外人”，不再坚持自我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世隔绝地存在，不再疯狂地力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围的世界。改革推动了关于新的世界体制原则的广泛对话。
改革将长时间地、也许是永远地使人类远离核战争的威胁。苏联领导人向西方领导人伸出了手，提出了关于大力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建议，宣称愿意讨论任何问题。
六年中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冷战的遗产，但冷战本身已成为过去。苏美两国领导人在马耳他宣布，从此不再把对方看做敌人。他们签署了历史上第一批关于切实裁减和销毁核武器的协议。两德的统一、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革命都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苏军撤出阿富汗。非洲、中美洲、东南亚的地区冲突不再成为全球对抗的目标，这使人们得以找到解决冲突的途径。苏中关系正常化，结束了几十年来毒化两个伟大国家人民关系的冲突。
列举的改革成就并不完全，但已充分驳倒了如下传播甚广的看法: 苏联制度不可能改革，因此改革派不能达到其最终目的。依我们看，这类意见很大程度上十分主观。第一，改革过程中实现了许多目标，这是有目共睹的。第二，不应忘记改革是因解散苏联而被人为中断的。策动解散苏联的是三个加盟共和国有分离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他们拒不签署他们本人同戈尔巴乔夫一起起草的新的联盟条约。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