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日,天阴霾昏厥,寒气袭击天府故地,雾锁蓉城,前方可见,十余米。自天府广场经过,见人车蜗行,稀稀疏疏。惟老毛仍坚守于“万岁馆”前“爱国明礼诚信俭用”的高台上,面南背北,大手向前向上,交警一般。

如此数日,时疫盛行,医院不能容纳。因节假来聚的妻与子,一同染病,一家人闭门不出。我想:真晦气也。思虑停滞,笼手辍笔。

第七日,接电话,闻友李作减刑3年,喜悦顿生。此开年第一件喜乐事。

我对于李卓的最早印象,是在1998年秋季,我到成都看望贤斌。那时,由于民运从1995年以来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互动”以及“广交友、不结社”的原则、策略,这种开放的形式,使民运的底气越来越足,圈子越拉越大。我碰巧参加了一次沙龙活动,认识了与贤斌住在一起的佘万宝先生。

从文化沙龙回到住处,已经很晚了。准备休息时,万宝说:某某说今天来参加沙龙的人中谁谁可能是特务。贤斌认为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反应。

因为被怀疑的人与我交谈的时间较多,让我谈谈看法。

我的想法简单:人家找上门来,能不激动兴奋?免不了问这问那,你还当是在打听什么东西。如果不找来,到不至于被怀疑。找来了,无端地被猜忌。如果为冤枉,到自取侮辱了。而真正的卧底,其实是难于防范的。而对于以“公开、理性、非暴力和互动”为原则和策略的民运,也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过敏。否则,所谓“互动”,不过骗骗小孩子而已;而在这个方面,人家其实比你老练千百倍。而你的“公开、理性、非暴力和互动”成为原则和方法而不仅仅是方法时,所谓“渗透”和“卧底”所传递的“情报”,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话”而已。

然后,我们谈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于战俘的不同观念,在尊重人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谈到毛泽东在江西反“AB团”和在延安搞“抢救运动”的愚昧,谈到哈维尔、哈维尔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以及被渗透的事实。

结末的教训是:理性做事,渗透也好,卧底也好,由它去罢。

那时,我第一次听到李作的名字,还有老先生冯达勋,他们都在新近接触而被怀疑的人中。

然后是1999年7月,大多数人都被当局收进去一回,出来的人少了贤斌和老佘。我到成都,试图找到营救的办法,这更多不过尽心尽力而已;接着是联络人去遂宁参加8月6日对贤斌的“判决”旁听。有人又说,哪些人不能去,原因还是被视为特务或卧底。而预先确定通知的人,免不了许多的托词。我干脆分头通知了那些“不可靠”的人,只是没有让他们结伴而行。这当中被通知并去遂宁的人中,有李作和冯达勋两位先生。

李作是5日晚到达的,安排单独休息。他似乎明白这样安排的意思,我明显感到他在竭力压抑自己不满的情绪。我很难过,低着头与他分手,然后再突然找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当晚,陈卫被掳进公安局,我侥幸暂时逃脱。

第二日7时,不顾气氛紧张,我们准备了几十枚鸡蛋,分头向法庭去。8时,我在法庭外的公路上下车,一下子被掳走,先被带到广德寺山上纳凉十余时。然后扔进派出所牢房里。

待出来时,贤斌已经被判了13年。知道李作和周志刚等人在法庭外坚持守侯了半日,然后离开了遂宁。

1999年10月,我到成都时,他正和他新疆的几个朋友做商贸,将新疆的马肉销往内地,在四川大学后面租了间房子。住在川大附近,那里的生活便宜、方便,而他更看重的是那里的学习气氛以及免费的信息。他对经济学感兴趣,据说,在那期间,发表了不少论文。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常常是两个大馒头、一碗米饭,一小份菜和免费的米汤。只有我在一起时,才买四份、五份荤菜,明知吃不完,他倒不怕浪费。时间长久了,也只好由他作主,只当改善伙食。但他偶而也去我那里,稍微把饭菜弄好点,我就得挨他臭批——浪费。

他最不能容忍我吸烟,一见我吸烟,就显出厌恶的神色,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说:“钱对于我们这些人多么重要啊!”

他瘦高个儿,面色显黑,戴一副老式眼镜,衣服也很廉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起去的文化圈子的人不愿和他交流,但他并不感到难堪。他说:“我多倾听或许更好呢!”

我们在一起说了许多话,但总的无非是“传统文化及其传统政治学说和政治斗争之关系”、“人文价值”、“现代民主政治”、“人权民主”、“宪政实现”之类,还有萨哈罗夫、哈维尔、马丁?路德?金、图图主教、甘地,也谈贝利亚、康生、波尔布特等等,但主要是以“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这一原则为主题。

有时,也少不了谈及对他的疑惑,他很痛苦。他总是在压抑着这不满和这痛苦,以此换得理解的时间和空间,以此换得整体的团结。

因此,他不许我作任何有后果的事,他希望因此换得我能作他自认为他所不能作而我还能作的事。所以,他总是在我们认为渐进的步子中略为快一点节奏。我知道:一方面为整体,一方面保护我;还有,他似乎也在证明自己的无辜。我叹息啊,李作,你无须这样。还有,你也无须向谁证明你自己。

李作的普通话比较标准,据熟悉他的人说,他常在外台发表自由的言论。有时,别人让我听,我也因为这样那样的事耽误了。曾经问他这事,他不置可否。大概他认为那不过就是一些事而已,因而没有张扬的必要。

一次,我胡乱谈到现代技术革命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和意义,他拍掌叫绝。其时,我连打传呼打电话都不很会、都不习惯,能说出什么道理呢?然而,大概一周以后,他叫我过去,我见到的是一个更脸青面黑的李作。他开始教我学起电脑来。现在想来,他所知有限得可笑,两、三天我就可以也教他更多。但这是他花一周时间,不分白天与黑夜学来的。而这之前,我和他都是看着电脑也发抖,生怕不慎弄坏了东西赔不起。

2000年11月的一天,他来辞别。我们都很难受,但他很快又开始宽慰我。后来他回过成都,我们只是匆匆见面。他还买了一台电脑回去,说是靠写作支撑生活,准备考律师。听说,这期间他与一位姓雷的中学教师结了婚,一位朴实的女性。我见过一面,言谈中知道她和我的一位表妹在西昌师专同学呢。就想起当时的场景:我笑着要喜糖吃,而李作说他们结婚绝不会让我知道。他不希望我这个穷朋友为这事花时间和破费。

听到他被抓的消息是在去年农历的正月十二。因为我在老家无法与外界联系,友人们电话打烂也没有我的回音。李作被抓,很多人以为我也该出了事。那时,李作已被押解回新疆,他是在结婚后50余日、新年前数日被抓走的。

后来就等判决,说是以“经济问题”判处15年,在新疆石河子服刑。我一边打听消息,一边等待判决书。我想要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事和世道?

后来听说,1992年,他听从同事建议从政府机关出来,那几个人在政府里照顾着合伙作贸易。再后来破产,他就离开了新疆。对于政府内的腐败,他是有了充分实在的认识从而决心走上民运的道路。这个说法,我至今无法确证。当时到底是怎么的事,合伙的人现在又作怎样的处理。我盼望能通过判决书了解一些较为可靠的东西。

我记得,2000年10月,新疆来了一个他认识的公务员,要李作在成都这边注册一家公司,那人说他在那边找货源,三、五几万货到手,然后销声匿迹,说这在新疆很普遍,几回合下来,就有了发展的基础,大家都这样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我没有言语,李作却给对方一通不买帐的言辞。说是:“过马路走人行道,吐痰进痰盂!”这话是贤斌从萧老师那里学来传给我的,我又把它传给我认识的朋友。他这时说这话,我知道他的心思。这话我也常常说给和我打交道的国安、警察们听,他们有笑我迂腐的,有默默听着接受的、也有表面笑我们迂腐而心里默默接受的,然后又私下里传开去。

还听说他出事是因为与王有才的妻子和王金波等11人联名要求“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权记录以及有条件准予中国大陆办奥运”的活动一事。上面追查下来,发现他用了七八个身份证在全国敏感地方敏感人物周围活动,很是震惊。最后查到他1992年在新疆的“经济问题”。于是判了个15年。

所有这些,除了亲身与他交往的,我都无从证实。但联系与他前后1年余的交往,我知道哪些可信,哪些为演绎。这些说法,使他丰满起来,而在别人看来,有了神秘和传奇的色彩。

然而那些长期怀疑他是什么“卧底”或“特务”乃至在听说他被抓被判而说成是“共产党的苦肉计”、“障眼法”的说法,的确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如果李作有什么“经济问题”,我绝无意于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而为他开脱什么,民运人士或者异议分子在公正的法律面前没有特别权利。如果有什么事,自己的责任得自己承担。相反,公正的法律,仍然不能够因为他人的政治立场或者思想观念遭受事实以外的任何恶意迫害。

李作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被判15年,他所谓的“经济问题”到底有多大?他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才是最根本的东西。

但以我对他的现实了解,无论怎样,他仍然是我的朋友。我想:等他出来时,我希望自己吸一支烟去见他,然后等他表现出厌恶来,然后会心一笑。

李作现在改判了,减去了3年,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判决的草率,而人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人的权利和自由又是多么珍贵啊。我不知道这改判的原因和理由以及它与真实之间的距离的有无、多少,我也不知道是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次改判,而这些,对我或者我们都是重要的和应当感谢的。

李作的本来姓名——熊鹰,峨眉市人,他家的电话是:86-833-5534364,家中老父、老母健在。这是他早前告诉于我的。

有朋友说愿意承担对他在狱中的部分经济帮助,这是我最乐意见到的。我对于他的这个承诺表示感激。现在,贤斌、老佘、李必丰连同李作都在新年到来时有朋友帮助,真是让人感动,真是好啊!

他们几位都是高高的个子,两瘦两胖,唯我瘦而且矮小。过去有事都他们抢着顶着,没我矮小个儿的份,那时我是多么的幸福。为了这幸福,我现在得学着猴子一样,如果伸手踮脚也够不着,就搬来可以使自己高起来的东西,然后努力杠着、杠着……

弯着自己的个儿,不知好歹地杠着,等待民众学会自己也应该来为自己的事杠着,等待冰融雪化。杠着、等着,这就是民运现在的状态,我以为。

李作的改判,是我新年的第一件喜乐事,引起我的兴致,胡乱写下来,到此结束,算是对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交代。

2002年2月

《议报》第27期

[补记]正如本文中所提到,李作的能够减刑,是我当时最乐意看见的事。所以,一听见这个消息就提笔挥洒下去,然后是立刻发表。但后来证实,这个消息是不准确的,我为我的这种草率表示遗憾,为李作的处境感到非常的难受。在我而言,李作对于民运的努力和贡献是许多人无法替代的,但他的努力和贡献有沉在水面以下。正是许多李作这样的人们,促成了民运的存在和发展,促成了我国社会今天的进步现实,我写《别样的中国》和将继续写下去,就是要为这样的人们和为未来作见证。(2006年1月6日星期五)

[附注1:雄鹰,又名李作,人权民运人士,2001年入狱,被判15年。地址:新疆石河子市81信箱4分箱,邮编:832000]

[附注2:李学琴,雄鹰的母亲,地址:四川省峨眉山市银河小区33幢一单元26号信箱,邮编:614200]

[附注3:雷凤明,雄鹰的妻子,教师,地址:四川峨眉银河小区33栋一单元26号信箱,邮编:614200,电话:13540533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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