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过两次公开的思想大辩论与大交锋,其起因、观点、参与各方力量、最后结果等都给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带来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值得后人深入思考与比较研究。第一次“两个凡是论”与“真理标准论”的交锋应该属于工具性层面的争论;第二次,也就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中国特色论”与“普世价值论”的交锋却是在价值层面的争论。就此而言,前一次交锋关系着中国十数年的走向,属于以十年计的社会变局;而后面这场交锋却关乎中国未来数百年的走向,属于百年计甚至千年计的大变局。由此可见两次交锋的由表及里,与由现象及本质,也显示出两次交锋的轻重与易难。面对中国今日仍在进行中的这场“特色论”与“普世论”的大交锋,任何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士都不应置身事外,当本乎良心与道义,为民族和人类的未来而击鼓鸣放。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过两次公开的思想大辩论与大交锋,其起因、观点、参与各方力量、最后结果等都给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带来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值得后人深入思考与比较研究。

一、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交锋

中国当代第一次思想交锋发生于文革结束后。虽然上世纪1956年有过短暂的“引蛇出洞”式思想表达,但由于是权力诱导下的产物,没有出现争鸣局面,很快就遭致反右镇压,因而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锋。而文革后因为社会经济濒临崩溃,随着毛泽东的自然死亡中国权力迎来交替,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被摆上历史性十字路口。针对中国困局求解,出现了“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死亡,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新登中共中央主席之位的华国锋于1977年2月7日,批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说。“两个凡是”说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表明自身权力延袭的正统性与中国路径选项的不变性。

与“两个凡是”相应的是“真理标准”问题。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的决策与指示也同样需要在实践检验中加以证实,而不能盲目遵奉成真理。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两个凡是说”与“真理标准论”可谓针锋相对,其背后是两种不同政治力量的交锋。作为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权力接班人华国锋,他在接过毛泽东的权力时亮明要继承其决策与指示,事实就是表明要一成不变地延续其路线,而将社会出现的困局归因于“四人帮”的问题。中国社会当时的困境已经使体制内外一大批人深感变革的急需,于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寻求社会变革突破的力量,在理论上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意在否定“两个凡是”。这样,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延续毛泽东路线的保守的“两个凡是派”,与以胡耀邦、邓小平等为代表的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推动改革的“真理标准派”。这两派力量对比,从名上而言,华国锋是国家最高权力执掌者,是权力中的主流、主角,而胡耀邦、邓小平只是权力体制内的支流、配角。但从实力而言,华国锋虽有毛泽东的指定,但由于其参加革命的经历与长期在地方任职的现实,力量上远没有从井冈山革命一路走来且长期在中央位居领导岗位的邓小平、胡耀邦等老革命那么树大根深。从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言,文革后中国已经百病缠身,不变无以为继。所以顺应时势,中国必须作出变革。这样,从历史需要,到现实力量,到理论突破,都为中国变革作出了准备,所以最后“真理标准派”战胜了“两个凡是派”,开启了中国从思想解放到社会变革的航程,迎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为主将并得到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有保留地支持的改革开放。

期间由于体制内保守势力一直阻扰改革,出现了1987年胡耀邦被逼下台,习仲勋被逼出政治局,最后到1989年“六四大屠杀”,赵紫阳被软禁,中国全面改革派势力遭到清洗。虽然邓小平后来坚持推进改革,通过南巡讲话扭转了中国左倾趋势,但是,中国改革拐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探索路径,而转入了以缺失政治改革的单腿畸形经济改革,最后落入了以权力来瓜分掠夺的权贵经济,社会进入严控的维稳体制。中国社会在历经二十余年后,官僚腐化、环境破坏、资源枯竭、道德沦丧、法制废弛、社会裂变、矛盾日炽,中国社会已经沦陷入官民对峙、危机四伏的深渊中。中国社会再次步入不改革无以为继的困境。

二、当代中国第二次思想交锋

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畸形改革问题的不断暴露,中国社会如何前行的问题再次被摆上台面,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在中国出现了“中国特色论”与“普世价值论”的交锋。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删除了“等重大战略思想”这几个字,对这一命题做出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公开的官方理论而言,中国特色理论凝聚着1989年后中国改革的系列认识成果,具有较丰富的内涵。但是,现实中被高高祭起的中国特色论却已经被严重扭曲与极端化,完全变成了坚持经济上的权贵主义与政治上的高压维稳。因为中国过往二十多年的发展本质上就是经济改革上的权贵主义与社会治理上的维稳模式,即经济上以权力瓜分为主的放活与政治上以高压严控为主的维稳。这种权贵经济与维稳模式是中国二十余年来最集中反映出来的特色,也是中国模式的内在本质。所以,今天坚持中国特色事实上就被异化成坚持权贵经济与维稳模式。

这种掩藏在中国特色论下的坚持权贵经济与维稳模式的目的,就是拒斥进一步的改革,就是要为了方便浑水摸鱼的“摸着石头不过河”,使中国长久徘徊于“转型陷阱”(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语)中。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现代社会向文明转型的路径应该是不断融入普世文明,即经济上的自由平等,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思想上的多元包容等等。由于文明世界已有的经验已经摆明这种发展方向,权贵集团要想拒斥中国这种走向,于是就祭出中国特色论以遮人耳目。

与中国特色论相对的是普世价值论。在哲学等人文科学上,普世价值(英语:universal value)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它包括但又不限于“民主、自由、公正、平等、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把“保障所有人的基本人权”作为社会底线和国民共识。普世价值是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共同探索到的为大家交流相处所认同遵守的一些价值准则与行为底线。它不专属于任何国家与民族,也不专属于某个时代。

普世价值并不否定各民族所存在的特色,并且认为一切的普世准则正是通过各民族的特色来表现出来。那种离开特色的普世性是空洞的,不现实的。同样,普世论也认为,特色如果没有普世价值的支撑,就是抽离灵魂的躯壳,是离经叛道,是背离人类共处交流底线,是必将给人类带来危害的。

目前中国特色论却以拒斥普世价值为目的,公开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甚至将持普世价值者划为“敌对势力”予以防范、批判及镇压。中国特色论者正是基于对过往权贵经济与维稳模式的捍卫,所以仇视那种批评其特色侵犯人权、违背法治与公平正义原则的普世价值标准。

持这种拒斥普世价值、排拒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中国特色论者,是1989年畸形经济改革所形成的权贵集团,他们目前是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的掌控者,是社会力量的主体,而持普世价值论者是知识界一批良知人士,他们基本上就是既无权力也无财富的忧国忧民的公共知识分子,因而是社会力量的末节。如果说权力体制内也有持普世价值论者的话,那么曾经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可以算一个,但其势单力薄、曲高和寡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目前持“中国特色论”与持“普世价值论”的双方力量对比何极悬殊,前景何其悲观、暗淡!但是,在这种显见的力量悬殊下,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中包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理念,这揭示出中共权力系统内还是存在认同普世价值的力量的,只是在这场思想交锋中没有显露出来。这可能是中国最终变局的潜力所在。

三、两次交锋的比较

由上可见,中国当代两次思想交锋都是在中国社会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局,权力出现新老交替,不得不对中国未来走势作出何去何从的历史性选择时,社会有着强烈的改革意愿,而权力体制内也有相应的改革呼求下,而形成改革派与保守派在思想领域的交锋。

第一次“两个凡是论”与“真理标准论”的交锋应该属于工具性层面的争论;第二次,也就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中国特色论”与“普世价值论”的交锋却是在价值层面的争论,就此而言,前一次交锋关系着中国十数年的走向,属于以十年计的社会变局,而后面这场交锋却关乎中国未来数百年的走向,属于百年计甚至千年计的变局。由此可见两次交锋的由表及里,与由现象及本质。也从而显示两次交锋的轻重与易难。

面对中国今日仍未落幕的这场“特色论”与“普世论”的大交锋,任何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士都不应置身事外,当本乎良心与道义,为民族和人类的未来而击鼓鸣放。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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