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 媒体人

 


调查记者殷雨声日前被当局拘捕。

上月底,因河南“六四”公祭事件,独立调查记者殷雨声(笔名,本名殷玉生)在大连因河南警方网上追逃被抓。他的前同事,现流亡在美国的前媒体人龙灿在facebook愤然抨击,“前同事殷玉生被捕。当年成都商报新闻中心一共就我们7名记者,在当局和报社高层的联手下,全体分拆。到现在,已经被抓3人,2人流亡。抓吧,把全神州的人都关进去,可能就没有反对者了。垂死挣扎的流氓政权而已,吓得倒谁?”

同一批被抓的多位公民,还有独立调查记者玉石、人权律师常伯阳、维权人士侯帅和方言等,这也是仍然活跃的一批维权活动者。当然,这两位参与维权活动的记者,无论他们是否以众筹方式继续做独立调查报道,还是继续“围观改变中国”形式参与维权进程,他们还在坚持,但是已经没有传统的媒体平台支撑。

这类河南“六四”公祭事件参与式的调查报道,反暴政的公民运动,甚至可以回溯到中国社交媒体初初兴起时的“公民记者”现象。引人瞩目的是2007年厦门市民上街游行反对PX项目事件,刚刚从体制内媒体离职的北风,在朋友令狐补充、冯三七等人的协助下以“公民记者”身份记录这一场大型公民抗议事件;受此启发,各地也陆续涌现出一批像佐拉、老虎庙、边民这样行业背景各异的公民记者。此后在重庆钉子户反拆迁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江浙钱云会之死事件,都可以看到来自全国的各种职业背景的网友联动,以“围观”见证施压,甚至诞生了“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在这些“围观”事件中,中国媒体人往往是信息中枢,而且通过报道放大事件,往往能产生推进议程的作用。可以说,这是社交媒体自发的维权,传统媒体助力的社会运动时期。

当然,“围观改变中国”的判断,也是基于对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会突破中国的新闻审查,以行动改变和重组社会秩序的良好祈愿。然而,2008年的川震与北京奥运,让当局重新适应了对社会的高度动员力;而欧美的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成功经验,则令当局更加警惕欧美世界的“普世价值”;直至, 2011年北非茉莉花革命爆发,加深了当局不安全感,由此带来国内政治环境高压及媒体管控强化,形成了网格化管控的理念。

这种管控的最明显体现,就在2011年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北京、广州等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独立人大候选人参选现象,既有李承鹏这样的大V,也有体制内大学教师或学生,以及维权人士刘萍等人参选;参选者众,助选者热情也非常高涨,独立候选人智囊团在微博的广泛跨地域动员、筹款及讨论,也非常火热。最终,当局的网格化控制强压之下,不但各路参选人马受到严控,连支持独立候选人投票的选民也受多方面的侵扰,各地独立人大候选人的无一胜出。这一次的“民主”实践演练,令为数不少的中产和知识阶层对于中共体制内实现民主自然演进的路径产生了幻灭。由于传统媒体被禁令不得报道独立候选人,很多媒体人或是以个人身份在社交媒体为选举出谋划策,或是直接站出来参选,体验和观察“行进中的中国”,如北京的“春柳哥加油”行动就吸引了不少媒体同行声援和关注,而体验结果是苦涩的。

在中国集权制度下,抗衡公权力,唯有媒体曝光与司法救助。网格化管控下,舆论监督的空间小了,调查记者的作为有限,维权律师分量吃重了。然而,温和派人权律师许志永、浦志强等相继被当局强立罪名,法无所法,政治口袋罪治人,这也昭示了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进程进入死胡同。

可笑的是,一些中国的媒体,虽然叙事方式如常,但内心憋屈而空洞,仍然标榜要“记录/参与时代的进程”。 《南方周末》2014新年献词:“我们要让新闻理想的大旗在那里依旧高高飘起,让新闻人参与时代进程的荣誉感在那里依旧充盈”——注脚是,这是在南周新年献词事件的第二年,当年曾在南方报业集团大院门外演讲声援的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因被指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控罪。自然,《南方周末》从未“记录”郭飞雄等若干因南周新年献词事件被控罪的维权人士,也从需要自我忏悔。而广东省委宣传部直接空降到南方报业的领导层,已经将南方报业的法治人文启蒙以及舆论监督的媒体定位,转向在舆情信息服务和智库方面的角色。鉴此,南周的2014年版新年献词,反复强调“我们希望有你同行,但更尊重你选择的权利。”显得很有讽刺意味,根本不知道是同僚之间的喃喃自语安慰,还是说给读者的自我辩解。

能有勇气做出选择,选择参与公民行动的媒体人,在中国的集权体制下,注定要过得艰难。而无论坚持者,清醒者,流亡者,他们相信一点,没有反对者的社会是不可接受的。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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