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非常有名俗语常被人引用:“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认为,这样描述一个好政府的职能并不准确。政府应该遵从建立它的目的,做一切需要它做的事。政府应该保护本国居民免受歹徒的暴力和欺诈之侵犯,并且应该保卫国家抵御外敌。这些都是自由体制和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

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是极权主义,无所不管,无远弗届。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市场经济平稳运行,不受国内外欺诈和暴力的侵犯。

不同意政府职能这一定义的人会说:“此人憎恨政府”。没有比这更脱离事实的说法了。如果我说汽油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液体,有多种用途,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喝汽油,因为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么我并非与汽油为敌,也绝不憎恨汽油。我只是说,汽油对某些特定的目的非常有用,但不适合其他用途。如果我说,政府的职责是抓捕杀人犯或其他犯罪分子,但运行铁路或者为无用的事情开支并非政府的职责,那么,我宣称政府适合做某些事情而不适合做其他的事,这不能说明我讨厌政府。

据说,在今天的情形下,我们再没有任何自由经济体系,只有被称作“混合经济”的东西。而人们指出,作为混合经济的证据是众多企业由政府经营或拥有。人们说,经济是混合的,因为在许多国家,某些特定机构比如说电话、电报及铁路都是由政府所有并经营的。

某些机构和企业确实由政府经营。但是,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改变我们经济体制的特征。这甚至不意味着在非社会主义即自由市场经济中有了一个“小社会主义”。政府经营这些企业时必须市场至上,也就是必须消费者至上。比如说,政府经营邮政或铁路,必须要雇些人在这些企业里干活。同样,也必须购买企业运营所需的原材料和其他东西。而另一方面,它向公众“出售”服务或商品。确实,即使它以自由经济制度的方式来营运这些机构,结果都必然是赤字。然而,政府能够出资弥补这种赤字——至少政府成员和执政党都这样认为。

要是个人当然不行。个人很难运营出现赤字的企业。如果不能很快消除赤字,并且实现盈利(或者至少表明不会发生进一步的赤字),那么他就会面临破产,企业必将倒闭。

但对于政府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政府可以在赤字下运行,因为它有权力向人们征税。并且如果纳税人准备支付更高的税收,使政府能够运营一家亏损企业——也就是说,能以比私人机构效率更低的方式运营——人们如果愿意接受这种损失,这家企业当然会继续。

近年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增加了国有化机构和企业的数量,以至于赤字的增长远远超出了可征收到的税款。之后发生了什么不是今天的主题。这就是通货膨胀,我明天再说。我提到这一点,仅是因为绝不能把混合经济混同于干预主义,我今晚要谈的正是干预主义。

什么是干预主义?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并不将其行为限于维持秩序,或正如人们一百年前所说的,限于“提供安全”。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想做更多的事。它要干预市场现象。

如果有人反对,说政府不应干预商业活动,那么人们经常的回答是:“但是政府总有必要干预。如果街上有警察,就是政府干预。它干预强盗抢劫商店,或者阻止盗窃车辆。”但是讨论干预主义,定义什么是干预主义时,我们说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和警方应当保护公民,包括商人,当然还有他们的员工,免受国内外歹徒的攻击,这其实是对任何一个政府正常且必要的期望。这种保护不是干预,因为这是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确切地说,就是提供安全。)

当我们谈论到干预主义时,我们心中所想的是政府渴望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防止暴力和欺诈。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不仅不能保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而且它干预各种市场现象,干预价格、工资率、利率以及利润。

政府干预是为了迫使商人以不同的方式经营,不同于他们只服从于消费者时会选择的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的所有措施都直接限制了消费者至上。在自由经济中,消费者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政府想要篡夺这种权力,或者一部分这种权力。

举个干预主义的例子,这在许多国家很受欢迎,许多政府试了一次又一次,特别是通货膨胀时期。这个例子就是价格管制。

如果政府印了太多钞票,人们开始抱怨其导致的物价上涨时,各国政府常常会诉诸于价格管制。历史上有很多价格管制失败的著名例子,但我谈其中的两个,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的确非常积极地强制实施或试图强制实施价格管制。

第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他作为最后一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而闻名于世。在3世纪下半叶,这位罗马皇帝只剩了一个财政手段就是使通货贬值。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原始时期,可以说甚至通货膨胀也是原始的。它涉及铸币贬值,尤其是银币。政府将越来越多的铜混进银币里,甚至连银币的颜色都变了,重量也相应地大大降低。铸币贬值和货币数量的相应增加,结果是价格上涨,紧接着便是价格管制。并且罗马的皇帝都会严厉地强制执法,他们并不认为对涨价者施以死刑是什么了不得的惩罚。他们强制进行价格管制,却未能控制社会,其结果是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劳动力分工体系的瓦解。

然而,1500年之后,同样的通货贬值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但是这次手法不同。造币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法国不再需要求助于铸币贬值。他们有了印钞机。印钞机效率很高。结果又一次是前所未有的物价暴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再使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那样的死刑方式来强制执行最高限价。他们杀死市民的手段也有了进步。大家都记得著名的约瑟夫·吉约丹博士(J. I. Guillotin 1738-1814),他主张使用断头台。即使有了断头台,法国也未能维持最高限价。当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自己被押到断头台时,人们大喊:“去你的最高限价”。

我提起这些,是因为人们常常说:“只要更残酷、更积极,就能高效地管制价格。”现在看到,戴克里先当然非常残酷,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然而,这两个时代的价格管控措施都完全失败了。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政府听到人们抱怨,牛奶的价格上涨了。牛奶当然非常重要,对于下一代,对于儿童尤其重要。因此,政府宣布了牛奶的最高限价,比可能的市场价格更低的最高限价。现在政府说:“当然,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该做的事,以便让贫穷的父母按其所需购买牛奶喂养小孩。”

但会发生什么呢?一方面,较低的牛奶价格增加了对牛奶的需求。在政府所定的较低价格下,以前在高价时买不起牛奶的人,现在买得起了。而另一方面,某些生产商,即那些成本最高的牛奶生产商,也就是边际生产者,遭受亏损,因为政府定的价格低于他们的成本。这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一点。而私人企业家,私人生产商,无法长期承担亏损。既然他们不能承担牛奶亏本,他们就会限制供给市场的牛奶产量。他们可能会把一些奶牛卖给屠宰场,或者卖一些用牛奶制成的其他产品,比如酸奶、黄油或奶酪。

因此,政府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导致了牛奶的供给减少,同时需求却增加。一些准备在政府定的低价下购买牛奶的人买不到牛奶了。另一种结果是人们急着去商店买牛奶,却不得不在门外排队等待。在政府制定了所谓重要商品的最高限价的城市里,在商店外大排长龙的景象司空见惯。哪儿有牛奶限价,哪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学家对此总是有言在先,当然,只是靠谱的经济学家,他们为数不多。

但是,政府价格管制结果如何?政府失望了。它希望让喝牛奶的人满意。但事实上,它令人不满。在政府干预牛奶之前,牛奶价格虽高,但人们买得到。而现在,牛奶仅有少量供给。因此,牛奶的总消费量下降了。儿童喝到的牛奶更少而不是更多。接下来政府能采取的措施就是限量供给。但是,限量供给仅仅意味着特定的人拥有得到牛奶的特权,而其他人根本得不到牛奶。当然,谁能得到牛奶,总是政府随心所欲而定。比如,可能宣布某条命令,四岁以下的儿童可得到牛奶,而四岁以上的儿童,或四到六岁的儿童,只能得到四岁以下儿童所得牛奶的一半。

无论政府怎么做,事实就是牛奶的供给量减少了。因此,人们比以前更不满。现在政府责问牛奶生产商(因为政府自己想不出理由):“为什么你们不生产跟以前一样多的牛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做不到,是因为生产成本比政府所定的牛奶最高价格还要高。”于是政府研究了各项生产成本,发现其中之一是饲料。

政府说:“噢,现在我们将会对饲料施以与牛奶相同的价格控制。我们将确定饲料的最高限价,这样你们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较少的支出饲养奶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将能够生产和销售更多的牛奶。”

但是,现在情况又如何呢?同样的故事在饲料上重演了,而如你所能理解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饲料的生产下降,政府再次面临困境。因此,政府安排了新的听证会,以找出饲料生产的问题。从饲料生产者那里得到的解释和从牛奶生产商那里得到的非常相似。因此,政府必须更进一步,因为它不想放弃价格管制的原则。它为生产饲料所必需的原料确定了最高限价。同样的故事再度上演。

同时,政府不仅要管制牛奶,还要管制蛋、肉及其他必需品。每次政府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到处都是一样的情形。一旦政府对消费品实行最高限价,它不得不进一步限制了生产者所需的商品的价格,以满足对限价的消费品的生产需要。所以,政府起初只控制几样价格,再一步步追溯到生产过程之中,限定各种生产性商品的最高价格,当然也包括劳动力价格,因为没有工资控制,政府的“成本控制”将毫无意义。

此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法限于那些被视为重要的必需品,如牛奶,黄油,鸡蛋和肉。还必须包括奢侈品,因为如果它不限制奢侈品的价格,资本和劳动力将放弃生产重要的必需品,而转向生产那些政府认为不必要的奢侈品。因此,对某一个或几个消费品孤立的价格干预带来的影响,必然使之甚至不如以前的状况,认识到这点很重要。

政府干预之前,牛奶和鸡蛋昂贵;政府干预之后,它们开始从市场上消失。政府认为所干预的东西非常重要,希望增加供给数量。结果恰恰相反:孤立干预所导致的状况——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甚至比之前政府想要改变的状态更不可取。随着政府越走越远,最终,所有的价格、工资率、利率,简而言之,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切都由政府决定。显然,这就是社会主义。

在此我向你们所作的简要的理论解释,正是那些试图强制实施最高限价的国家所发生的事,那些政府极为固执,一步步走向末路。这也发生在一战期间的德国和英国。

让我们来分析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并且这两家政府都实施了价格管制。开始只有少数价格,只有牛奶和鸡蛋,却不得不越走越远。战争持续越长,通货膨胀越严重。开战三年后,德国人像以往那样有条不紊地制定了一项宏大的计划。他们称之为兴登堡计划(Hindenburg Plan):那时德国政府所认为的好东西都会以兴登堡命名。

兴登堡计划意味着整个德国的经济体系都应由政府控制:包括价格、工资、利润——所有的东西。官僚机构立即开始执行。但他们尚未完成,灾难就已来临:德意志帝国崩溃了,整个官僚机构都消失了,这场革命带来的血腥结果——一切都告终结。

英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1917年春美国卷入战争,并供给英国足够的资源。因此打断了通往社会主义和奴役的道路。

希特勒上台之前,总理布吕宁(Brüning)再次以惯用的理由在德国引入价格管制。希特勒强制实施这种价格管制,甚至早开战争之前。在纳粹德国,没有私有企业,也没有私人的激励。纳粹德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只限于仍保留了自由经济体系的术语和标签。尚存一些所谓的“私有企业”,但其所有者不再是企业家,而被称为“商店管理者”(Betriebsführer)。

整个德国都由等级制层层组织。最高元首当然是希特勒,然后有从上到下的领导者。而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是“管理者”。企业的工人被命名为Gefolgschaft,这个词语在中世纪代表着封建领主的随从。所有这些人都不得不服从某个机构发出的命令,该机构名字超长:Reichsführerwirtschaftsministerium(经济部),其首脑是那个身上缀满了珠宝和奖章的著名胖子,名为戈林。

这个名字超长机构的部长向每个企业发号施令: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从哪儿获取原材料以及原材料的价格,产品以什么价格出售,出售给谁。工人们接到命令在某个指定的工厂工作,工资由政府法令规定。整个经济体系的每一个细节都由政府监管。

管理者没有权利享有利润,他的所得相当于工资,如果他想拿更多的钱,他得说,例如:“我病得很重,需要立即手术,手术费要 500马克,”然后他不得不询问地区领导人,他是否有权在所发工资之外领到更多的钱。价格不再是价格,工资也不再是工资,都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定额数目。

现在让我告诉你这种体系是如何崩溃的。多年的战争之后,某天外国军队抵达德国,他们试图维持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但是这种体系必然要求希特勒的暴行,舍此必会失效。

而当德国上演这一切时,英国——在二次大战期间——恰恰也是象德国这样做的。从仅仅管制某些商品的价格开始,英国政府开始一步步越来越多地控制经济(与希特勒甚至在战前的和平时期所采取的方式相同),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几乎已达成了纯粹的社会主义。

英国的社会主义并非是1945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带来的。而是在战争期间,经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相的政府转变为了社会主义。工党政府仅仅是保留了丘吉尔政府已引入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遭到了人们极大反对。

英国的国有化并不意味着什么;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只是换了个名义,因为英格兰银行早已完全由政府控制。铁路和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是一样。所谓的“社会主义之战”——意味着干预主义的体系一步步前进——实际上已国有化这一体系。

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并不重要,因为谁经营都是由政府任命,而且在这两个国家,他们都必须服从政府各方面的命令。如我前述,德国纳粹的制度保留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标签和术语,但其代表的意义已全然不同:只剩下了政府命令。

英国的体制也是如此。当英国保守党重新掌权后,撤销了一些管制。现在英国,一方面试图保持管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废除管制。(但不要忘了,英格兰的情形完全不同于俄罗斯)。那些食品和原材料依赖进口因此必须出口工业品的国家也是如此。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的国家,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体系无法运转。

因此,就剩下的经济自由而言(一些国家仍有实质的自由,如挪威、英国、瑞典),自由之所以存在,是保持出口贸易的需要。之前我选择牛奶为例,不是因为我对牛奶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最近的几十年中,几乎所有政府或大部分政府都对牛奶、鸡蛋或黄油实施了价格管制。

我想简单介绍下另一个例子:租金管制。如果政府管制租金,后果之一是那些在家庭条件变化时本应从大公寓搬到小公寓的人,将不再这样做。例如,孩子已经20多岁离开了家,结婚了或去其他城市工作,只剩下父母在家。这样的父母常会换一套更便宜的小公寓。如果实施了租金管制,这种必要性就消失了。

20年代早期,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牢固地确立了租金管制。在租金管制的情况下,一套普通公寓的房东能拿到的租金不超过市内汽车票价的两倍。你可以想象,人们没有任何动力搬家。而且,另一方面,再没有新建的房子。类似的租金管制在二战后的美国也很盛行,许多城市延续至今。

美国许多城市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其主要原因租金管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住房短缺。因此政府耗费数十亿美元修建新屋。但为什么会有这种住房短缺呢?住房短缺与牛奶价格管制下牛奶短缺是同样的原因。这意味着:当政府干预市场时,它将日益转向社会主义。

而这也回应了某些人,他们说:“我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政府控制一切。我们知道这很糟糕。但政府为什么不能只对市场干预一点点呢?为什么政府不能去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呢?”

这些人谈论“中间道路”。他们没看到的是,孤立的干预,也就是只干预经济体系的一小部分,所导致的情形,会比政府自己以及那些要求干预的人所想要消除的情形更糟糕:那些要求租金管制的人发现公寓和住宅短缺时会愤怒不已,而住房短缺恰恰是由政府干预造成,因为所确定的租金低于人们在自由市场上所付的价格。

第三条道路的观念——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如其支持者所说,该体制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它保留了二者的优点而摒弃其缺点——纯粹是荒谬的。相信有这种虚妄体制的人会满怀诗意地赞美干预政策的功绩。只能说他们错了。他们也不会喜欢所赞美的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糟糕状况。

以后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是保护主义。政府试图将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隔离,它引入关税使进口商品在国内售价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使得国内生产商能够形成卡特尔。然后政府又打击卡特尔,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反卡特尔的立法是必要的。”

这恰恰是大多数欧洲政府所面临的情形。在美国,尚其他原因解释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反对垄断幽魂的战役。

这太荒唐——政府自己的干预一手创造了出现国内卡特尔的条件,又指责企业,声称:“因为有卡特尔,因此政府必须干预商业。”要避免卡特尔,简最单不过的是终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干预,才可能有卡特尔。

把将政府干预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的每个国家,最终都至少会导致不满,而且常常混乱不堪。如果政府不及时住手,必将导致社会主义。

然而,政府干预商业一直盛行。有人一旦不喜欢这世界上发生的什么事,他就说:“政府该管管这事。我们要政府做什么?政府就该管这些。”这是典型的旧时代残余思想,是现代自由出现之前、现代立宪政府出现之前、代议制政府或现代共和主义出现之前的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思想

千百年来,每个人都持有并接受这样的信念——君权神授,国王是上帝的使者;他英明神武,远胜臣民,因而他享有超凡权力。迟至19世纪初,人们仍然期望神圣的触摸即国王用手触摸来治愈某种疾病。医生通常是更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让病人试试国王治病。

家长制政府具有优越性,以及世袭国王拥有超自然超人类能力的这种信念逐渐消失了,至少我们这样认为。但它又卷土重来,一位世界知名的德国教授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我很了解他,他是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也是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名誉会员。这位教授写了本书,英文译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有法文译本,很可能也有西班牙文译本——至少我希望有,这样你们就可以确认我的话了。在这本我们当代而非黑暗的中世纪出版的书中,经济学教授桑巴特竟然这样说:“元首,我们的元首(他所指的当然是希特勒),其旨意直接得自宇宙之主的上帝。”

我先前提到希特勒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中,我将希特勒称为最高元首。但据桑巴特教授所言,还有个更高的元首便是上帝,上帝是宇宙之主。他写到,上帝直接对希特勒下旨。当然,桑巴特教授非常谨慎地说:“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和希特勒交流。但是事实无可否认。”

现在,你如果听到这样一本书能够以德语出版,以一度被赞誉为“哲学家和诗人的国度”所用的语言出版,而如果你还看到它被翻译成了英语或法语,那么,如果某个小官员甚至都认为他比公民更聪明更优秀,而且想干预一切,即使他只是个可怜的小官,而不象著名的桑巴特教授那样享有各种荣誉,你也绝不会感到有丝毫的震惊。

有什么办法来纠正这些情形呢?我想说,有一种办法。这种救济来自于公民的力量;公民必须阻止妄称自己比普通公民更英明的独裁统治的建立。这是自由和奴役最根本的区别。

(Mises Daily: Monday, November 26, 2012 by Ludwig von Mises,翻译:王艳 林月明 张竹青,校对:@风灵_)

来源:米塞斯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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