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中环”变成“雨伞革命”,没有人可以预先想象得到。它超出了我们的经验,也超出了我们的理论认识。在这个时候,要构想一个“后占中”的图景,或者要先放下理论成见,也要跳出香港人的既有经验。

笔者既看不出这场触及香港灵魂深处的“革命”,会有在短期内成功争取到真正普选的机会,也看不出这场运动会重复二十五年前北京那场民主运动,最后那种令人沮丧的失败——纵使「雨伞革命」最后仍有被镇压清场的可能。

我们不容轻率地乐观,因为从三十年的「虚拟自由主义」的梦境醒来,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会和你玩同一个游戏的一党专政政府。他们挟天朝宗主的权威,泰山压顶的绝对优势,与无所不用其极的正规和非正规手段。刚好复苏的人民主体性追求虽然勇猛,但实力远未到达可以和它真正讨价还价的地步。

突破六四创伤后遗症

可是,香港又绝非廿五年前的北京,那里没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没有守卫公民社会抗争的传统,在学生的英雄主义带领下,民主运动支撑了五十多天,终被蛮横的政权血腥镇压,社会随即被全面管控,反抗力量无法延续滋长,迷失在犬儒、无力的状态底下。但是香港人的自由意识丰厚、有悠久民间社会抗争传统的积累,而在这场运动中,也创发出一种顽强的自发主义抵抗精神,突破了笼罩着香港一段长时间的六四创伤后遗症。

在这个香港踏入威权独裁的年代,人民激发出追求自由、尊严和民主的求存意志,两种历史推力相互抵触。抗争既使人享受解放的振奋,也有在浓雾中狂奔但方向模糊的感觉。这时候,阅读社会学家Maryjane Osa 一本重新分析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著作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Networks of Polish Opposition的书, 或许可以帮助思考「后占中」的香港前路。波兰在反抗共产主义极权体制的经验,举世知名。波兰经验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工人阶级竟然能在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底下,发展出第一个独立工会组织,使波兰工人阶级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这些独立工会,在1980 年代初,更震惊世界地发展出遍及全国的团结工会组织,参加工会的人数接近一千万,占全国人口三份之一。在连串的工潮冲击底下,波共在1981 年实施戒严,随后数年更进行残酷的政治逼害,但最终都被逼与团结工会展开谈判。在80 年代的后期,团结工会更与政府达成圆桌会议协议,在1989 年举行半自由选举。在当年6 月4 日( 亦即北京发生六四屠杀的同一日) 的全国大选中,令波共垮台。

过去,人们对波兰反抗运动的经验的探讨,主要的焦点都集中在团结工会运动,并讨论与这波工人运动经验相关的公民社会理论等。Osa 这本书,则把眼光从风起云涌的80 年代,转向历史的深处,回溯波兰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的几波民主运动。她并不认为80 年代之前,在不同年代发生的零星却失败了的抗议风潮不足挂齿,相反地,她认为由50 年代中后期,60 年代中后期,及至76 到80 的几波反抗运动,都是互相连续和继承的。她批判性地借用了关于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发觉这些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对不民主国度底下的社会运动,少有论述和研究。她指出,西方社会运动往往建基于一个基本的信息自由、结社自由和表达自由受到保障的社会制度,但极权的非民主社会却欠缺这些能够动员人们起来参与社运的基础条件。不过,经过她的理论修正,并灵活地运用晚近社运研究中的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 研究方法, 她突破了旧的波兰反抗运动的研究中过于依重精英人物访谈的毛病,透过数据的重新整理,突显出组织之间如何互相链接,传递讯息和形成新的认知框架(framing)。

Osa 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研究问题。例如,不少前人都提过,76 年后波兰急速增加的独立社会组织,对构成波兰的公民社会有很大帮助,也指出了这些独立组织和快速上升的工人运动互相配合,促成了波兰变天的可能。可是,Osa 却认为,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其实自56 年以来都一直存在,她要问的是:为什么只有80 年代这些团体才“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具反抗性格的公民社会?

透过网络分析和抗议周期(protest cycle) 的研究方法,作者指出,虽然早于60 年代中,学生抗议浪潮就零星地在不同的大学出现过,也和当年的九日敬礼(Great Novena) 宗教社运一同出现,但彼此并无多大交集。但在70 年代,乘着监察和审查开始宽松的时候,组织之间的支持和结盟就慢慢开始出现。过去不同年代相传下来的人际及组织网络,为一个利益和信念非常分散的波兰社会,提供了克服分裂和孤军作战困境的渠道。这些网络所发挥的政治动员能量,在一个不具备基本自由权利的国度,更是难能可贵。

在经历了连番的社会抗争和劳工权益抗争之后,这些网络就慢慢转化成新的,更具有反抗意识和目的的公民团体,孕育出真正能维系社会团结的精神。在77 年罢工浪潮中成立的“工人自卫委员会”( 后来发展为“社会自卫委员会”KOR) 就是这种社会团结意识成熟的标志。社会自卫委员会的组织,把支持罢工工友的互助工作,结连上地下反抗文化活动。例如出版和流传反对派刊物,以“飞行大学”(flying university) 名义进行的研讨活动,促使跨地域、跨阶层的社会团结。而这些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也得力于为他们提供庇荫的天主教会,形成以党国机器为共同敌人的反抗阵线。

波兰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下,发展出团结的社会运动,殊不容易。Osa 书中所论及的社会利益及信念分歧相当广泛: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世俗左派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他们和反共民族主义者的矛盾、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等等。而所谓“团结工会”所标榜的“团结”精神,是透过不断的具体抗争而逐渐被克服的。

最后,也只有在抗争当中,人民之间相互的对立和矛盾才能被克服,建构出一种同仇敌忾的,相对于“党国他者”的“我们”意识。波共的官僚机器才败下阵来。“反政治的政治”精神创建“平行国度”东欧反抗运动从二战之后被苏联并入共产主义阵营后就不断发生,持续了四十多年才在80 年代末及90 年代初的“苏东波”之中修成正果。在那个漫长的岁月,东欧反抗者探索出一条以公民社会来抵抗党国机器的道路,波兰可说是开辟公民社会抗争路线的先驱。这条路线滋生在一个极权世界,政治空间被党国垄断,信息流通备受操控,教育及新闻媒体亦牢牢地掌握在意识形态的审查制度及其官员底下。

因此,旗帜鲜明地以非共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反对运动,很快就被镇压和打击。可是,社会矛盾、生活困难并不会因而消失。来自各阶层和不同社会领域的不满和反抗普遍地存在。文化人的创作自由被打压、工人阶级权益没有保障、宗教信徒的信仰生活被箝制……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部门或地区的反抗,只能零星地爆发。

然而团结工会的历史,却证明跨越分歧,相互支持,从生活领域中链接一股集体的反抗力量,并非不可能的事。他们没有统合于单一“某某主义”旗下的排他性,彼此包容差异,孕育新的波兰公民意识的团结精神。这就是东欧反抗运动经验中,最受人称颂的所谓“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他们要以社会团结的精神,铸造能和党国机器平行地发展,却日益壮大自身的“平行国度”(parallel polis)。在英殖时期的香港,社会就已出现各式各样的抗争,形成香港独特的公民社会抗争传统。如果说冷战年代的社会分裂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副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操纵的话,六十年代冒起的独立工会运动,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是建设香港新一代公民社会的先锋者。在一个殖民商埠的特殊条件下,结社和信息自由助长了大量民间社会组织的出现,替代了冷战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抗衡,克服这些抗衡所带来的社会撕裂,打下新的香港社会团结基础。透过多元的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社会抗争,香港建立了不可谓不发达的自主公民社会。

可是,无论是英殖民政府还是97 年后的特区政府,以及在它之上的中共政权,都没有放任公民社会的发展,而是透过各种方式,渗透甚至操纵公民社会的发展,吸纳它们成为亲建制的力量。就这方面来说,殖民时期的“理民”方式与中共在97 后介入香港公民社会的方式一脉相承。不过,当一国两制的基础被大幅动摇,「国安法」如箭在弦上的今日,思索“虚拟自由主义”瓦解后的香港境况,我们会发觉波兰经验及更广阔的东欧经验,并不因为东欧本身的反极权运动已经结束而可以让它尘封。相反地,香港人会从阅读这些彼邦的经历中,汲取智能。

以为一场“占中运动”就可以撼动庞大的国家机器,可能是天方夜谭。但是,在让未竟全功的感觉还未把我们拖进失败主义的漩涡之前,了解一下波兰人如何用几十年的时间,孕育出一场最终能与波共政权平起平坐的“圆桌谈判”,以及背后那场波澜壮阔的“团结工会运动”,当然未必可以照单全抄,拿来即用,也可以开启对我们真正有用的“后占中想象”。

书名: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Networks of Polish Opposition
作者:Maryjane Osa
出版: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原刊于2015年1月号《号外》

来源:《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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