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立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2月27日刊登杰安迪和储百亮的文章：中国独立民间组织生存愈发艰难。该文介绍：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已对多个独立民间组织采取压制行动，这些组织中包括一个反对歧视乙肝患者的团体，甚至还有一个由22个乡村图书馆组成的志愿者团体。
该文采访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立，当局密切监视着传知行的工作，特别是其组织的讲座和会议。“有时候他们会逼我们限制参加人数，有时候他们干脆在最后一刻让我们取消活动。从去年11月开始，杨子立就被迫躲了起来，因为传知行的人员一个接一个的失踪，警方根本不依法办事，简直就是为所欲为。他们害怕有人逼自己在暗箱操纵的审判中指证同事。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说：对中国独立的公民团体，特别是从事有关劳动者权利、法律宣 传和艾滋病患者歧视等有政治争议的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个危险时期。长期以来，这类团体一直在中国界定模糊且不断变化的官方容忍范围内艰难求存，使它们成 了致力于社会事务的公民的港湾。然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共产党大幅度收缩了可容忍的活动范围，让外界担心，在极具约束性的中国总体政治生态中，这些拥有 更高开放度的小领域可能很快便会消失。
这篇文章作者采访一位深圳的劳动权益团体人员张治儒说：“草根组织的压力从未像现在这么大，政府就想让我们消失。”过去一年里，他的车被人为地破坏，警方的骚扰迫使他管理的那个组织换了十几个地方。去年12月，五名员工中的最后一人辞职。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广州上月生效的监管措施，加强了对接受外国捐赠的非营利组织的审查，中央政府也提议通过立法，加强对在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控制。
中国共产党称，在一个面临贫穷和城市化压力的国家，慈善机 构和其他民间机构可以提供一些急需的社会服务，这类机构的数量已经出现增长。不过，中共也唯恐出现自己无法控制的公民行动，非营利机构只有获得一个国有实 体的支持才能注册。就像许多其他机构一样，传知行也只能作为一家私营企业进行注册。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研究内地非政府组织的副教授安子杰(Anthony J. Spires)说，由于许多中国的民间组织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很难统计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组织。他估计，剔除实际上由政府操控的傀儡机构之后，这类民间组织 的数量在2500到3000之间。
他说，“它们帮助满足了中国社会的一项需求，政府也承认这一点。”他接着说，但这种容忍，“可能以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被收回”。
来源：法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