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缺少死的勇气，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奴役。
——塞涅卡
人类即使在失败时也有金刚石的粉末。
——维克多·什克罗夫斯基
一
今人对卡斯特里奥的了解，来自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茨威格告诉我们：“时至今日，一个学者如果从来没有听说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之名，也不必汗颜。对他著作的审查，持续了几百年，学者怎么会知道他呢?”卡斯特里奥的文字只是“零零星星地散在荷兰译本的选集中”，茨威格通过辛勤搜集，才“在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图书馆里找到了少量的原稿，了解到一些怀感激之心的学生们对卡斯特里奥的看法——这些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全部‘遗物’了”。
约在16世纪中叶，精力充沛的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着手其宗教实验，在他揽获极大权力之后，立即实施一系列思想管制的举措，没多久，在那个风光旖旎的弹丸之地，任何与加尔文倡导的宗教思想略有不合的念头或行为，都将作为违禁品受到严惩。性格阴郁、不通人情、远离女色的加尔文通过严酷教规和高压统治，把日内瓦变成一座仿佛永远处于“国丧期中”的城市。仅在“加尔文统治的头五年期间，在这一人口比较少的城市里，绞死13人，斩首10人，烧死35人，76人被赶出家门——更不用说那些及时躲开恐怖手段而逃跑的人了”。伯尔尼城执事泽钦图斯写道：“我亲眼看到一个80岁的妇人，同她的女儿，一个有六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被拖到绞台上。这两个妇女没有犯别的罪，只不过拒绝让婴儿受洗。”日内瓦人名义上还是自由民，但在加尔文这位“组织艺术的大师”的管理下，已经集体丧失了自由意志，“转变成严格顺从的机器。”
整天著书立说的加尔文以先知自居，他视自己为绝对真理的化身，任何对他个人的挑战，都会被他强行过渡到对上帝的冒犯。“即使那不同意见纯属学术问题，只要一发现有人敢于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有独裁思想，‘基督教’就立即‘受到了威胁’。”他可能是现代史上第一个将一己思想纳入一项庞大的社会改造系统工程的人，他是政教合一的化身，无论上帝的世界还是恺撒的地盘，他都拥有独家经营管辖权。因此，当洋溢着堂·吉诃德气质的西班牙医生、神学家米圭尔·塞维特斯通过著述表达了若干迥异于加尔文钦定教义的看法时，加尔文恼羞成怒，最终做了件连罗马教廷都下不了手的事：1553年，拒不认错的塞维特斯被判处火刑，他的所有著作也付诸丙丁。处罚用极度罕见的“文火烤杀”执行，这是基督教世界堪与中国式“凌迟”媲丑的酷刑，塞维特斯将至少在整整半小时内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他绝望的遗言是：“耶稣，永恒上帝的儿子，怜悯我罢!”
1232年，罗马教皇格雷高里九世说服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二世，一旦教会官员证明有人是异端，可以让法官判决烧死他们。这大概是基督教世界用火刑柱对付异端的开端，因为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典》里——该法典于12世纪重新被挖掘出土——明确告诫神职人员不得参与酷刑。在之后数个世纪内，罗马教廷成为一架高效的杀人机器，据学者统计，“记载不公加上罗马教廷的保密，导致无法正确估计死亡人数，但是，真正被处死的人不超过三四千人。”(见萨达卡特·卡德里《审判的历史》，第37页)其中一个重要区别是，被杀死的多半是女巫男巫及大量看上去疑似魔鬼附体的下层民众，由于思想、观点上的分歧被而交付火刑柱的，毕竟罕见，塞维特斯即使不是罗马教廷有记载中的第一个，至少也是新教世界有记载里的第一位思想殉道者。毕竟，那个年代虽然残暴愚蠢，但合乎现代观念的思想也已破土萌动，15世纪初，英国高等法院院长布赖恩曾表达了如下见解：“人的思想是不应该接受审判的，因为就算是魔鬼也并不了解人的思想。”尽管论证方法别致，将良心自由法则的依据建立在魔鬼的能力有限之上，但毕竟吹响了思想自由的现代号角。加尔文教派广义上属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如茨威格所言：“就新教教会而言，‘异端’这一单独的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新教要求每一个人有权阐述。”新教路德宗创始人马丁·路德更曾明确表示，“异端绝不能用物质的力量镇压或者压制下去，而只能用上帝的话进行争辩。因为异端是一种精神上的事物，不能用尘世的火和水将其冲洗掉。”因此，茨威格总结道：
加尔文烧死塞维特斯是一个划时代的步骤。他以此迅速结束了宗教改革为之斗争的“基督教徒的自由”。加尔文超过了罗马天主教会。为了自己的荣誉，一千多年来，在仅仅是因为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基督的教条，而把一个人活活烧死这个问题上，罗马天主教要比加尔文踌躇不决得多。
二
现在，是卡斯特里奥时间了。加尔文的罪行是如此昭彰，而卡斯特里奥这位在后世大哲伏尔泰眼里“远比加尔文伟大的学者”，似乎无需多大心神就能完成对加尔文的致命揭露。然而，卡斯特里奥却在驳斥加尔文的文稿上，亲手加了一句话：“苍蝇战大象。”
加尔文过于明目张胆的罪恶，会使今人重温卡斯特里奥对加尔文的批评，略嫌不带劲。一方罪恶斑斑，错乱缠身，似乎未经交锋即已遍体鳞伤;另一方正义盈胸，超凡的智慧流贯全身，似乎手指微弹即能陷加尔文于万劫不复之地。伟岸的思想大师用文字向鄙陋的权力侏儒发起挑战，这幅图景怎么看都有点怪诞。为什么反而是那位伟岸者以苍蝇自譬呢?
因为，那个恶人具有除却正义、良知之外的一切恐怖力量，那正好符合魔鬼的定义。而那位拥有正义与智慧的人，又恰恰除此之外孑然一身，空无一物。但战场却必须摆在魔鬼的地盘上，魔鬼握有主场优势，他还随时可以修改规则，充任裁判。因此，卡斯特里奥尽管在纸上奋笔，实际上却务必虑及纸页外的恐怖，他具有诸神般的智慧，现实力量上却是一只绵羊，而对方，那个权力侏儒，现实中却是一头饿狮。在理想对话环境里，真理不假于物，独以真理本身的力量战胜谬误;在世俗世界，真理常常需要一副盔甲，以应付权力大鳄不按牌理出牌的巨齿。卡斯特里奥围绕“良心自由”主题展开的论战，契合知识分子论战的正义内涵，但思想上的严正之师无法敲响行为上的堂堂之鼓，在写作中，他不得不率先借鉴伊索寓言式的智慧，先假定自己是一只弱小生物，一边与对手周旋，一边时时想着全身而退。一旦思虑不周，在那个思想宵禁的环境里，卡斯特里奥的观点越犀利，他面临的现实危险反而越大。
据说，有人向伏尔泰提出决斗，伏尔泰在对方请他挑选武器时，答说：“我选择笔。”这样，对方就识趣地落败了。但是，当卡斯特里奥以笔为剑时，他事先知道，对方是以剑当笔，以火刑柱当笔。一位充满知识分子品格的思想斗士，与对手论战前竟不得不先行想到一架横陈在眼前的火刑柱，这会带来一种何等峻急凄惶的写作心情!日后在相对安全地带从事公共写作的知识分子，对此定然无比陌生，只有曾经在极权制度下挣扎过的人，才会感同身受，并打出一个激泠泠的冷颤。总之，卡斯特里奥虽然打算与加尔文进行笔战，但他和加尔文都知道，文字的力量不是决定成败的核心因素，加尔文还拥有各种X因素。
为此，先替自己想好一个旨在自我保护的笔名，是必要的。卡斯特里奥的书《论异端》署名马丁努斯·比利斯，该名字日后衍生出一个“比利斯主义者”的新词，象征宗教宽容。曾经担任过日内瓦学院院长的卡斯特里奥，当时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巴塞尔是一座虽不及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强势、但对日内瓦并无隶属关系的城市(当年的日内瓦是一座独立共和国，与瑞士联邦保持同盟关系)，这多少带给卡斯特里奥一点安全感。至少，在他安放书桌的地方，暂时不致受到加尔文及其鹰犬的滋扰。但这份安全感并不踏实，风会流转，加尔文的权力会越界移动。想想20世纪的托洛斯基，他逃到万里之遥的墨西哥，不是照样被死对头指派的刺客定点清除了吗?
卡斯特里奥将加尔文的相关著作一字不漏地附在自己作品之后，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说批评者伪造了或篡改了他对手的观点，或者怀疑批评者删节了加尔文的原话”。这是一个不常见的举动，被批评者总喜欢指责对手“断章取义”，但该指责若不能辅以扎实细密的论证，通常并无价值，因为世上并无“全章取义”的写作法。所有的批评都难免撷取对手一小段文字，只要批评者没有故意遗漏其中的核心思想、歪曲作者的特定修辞，“断章取义”之责不过徒贻人讥。然而，加尔文太特殊了，值得批评者集中全副心神，慎重再慎重。
从卡斯特里奥日后对加尔文反驳文字的描述中，我们也能想见卡斯特里奥的文风，那定然是一种与加尔文耍泼式文字截然相反的高贵表述。加尔文是如何回击卡斯特里奥的呢?很有观赏性，卡斯特里奥写道：
你储存了大量的谩骂术语供你调遣，在说出你全部的心里话后，你说溜了嘴。在你拉丁诽谤语里，你一口气地把我说成是渎神者、中伤者、罪大恶极者、狂吠的恶狗、一个粗鲁无知、野蛮的卑鄙小人、一个不敬神的窜改《圣经》者、一个嘲弄上帝的蠢才、一个无耻之徒、一条肮脏的狗、一个流氓和一个坏百姓。你八次叫我恶棍(我认为你的意思至少与“二流子”一词有关)，你所说的，就是这些恶毒的语言。它在印刷品中占了整整两页，你为你的书选了个题目叫《恶棍的谬论》。它末了一句话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
一个只会用谩骂、诅咒来代替理性论战的人，不值一哂。但他同时还以真理自居，并拥有恐怖的统治机器，就值得天地同悲了。
卡斯特里奥的武器只能是他的笔，他援引了大量反对用极刑对付异端的权威观点，在权威名单里，竟然巧妙地出现了对手加尔文的名字。是的，年轻时的约翰·加尔文，在他自己受到迫害之时，也曾“散播过反对残忍地求助于火和剑的观点”，加尔文甚至写过这样值得尊重的话：“使用武器对付那些被教会逐出的人，并否认他们拥有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是反基督教义的。”从批评技法上说，卡斯特里奥找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利器，加尔文成了一个当场陷入“自相矛盾”窘境的论战者，处境之可怜唯遭当场抓奸的奸夫可比。此法一出，相当于柔道比赛里的“一本”，可使胜负立决。
当然，加尔文至少有一个办法脱身，而且是一个虽不至反败为胜、但足以逃过一劫的妙招，那就是坦然承认自己早年的认识不足。毕竟，那是他年轻时的观点，他完全可以自己的思想正在不断发展中为由，面不改色地承认那句话是自己所写，再郑重其事地强调自己目前思想的超越性，这样也就令人信服地否认卡斯特里奥的讥嘲了，因为，早年观点无法企及他现在抵达的超凡高度，不仅是可能的，还会对他目前思想的非凡性——当然是自封的“非凡性”——起到强调作用。说起来，美国杰出大法官小温德尔·霍姆斯也曾遇到类似场合，1931年，当一位政府律师试图用霍姆斯1907年的判决意见替自己当事人打压媒体言论的行为辩解时，年逾九旬的霍姆斯微微一笑，从审判席上插话道：“写那些话时，我还很年轻，马卡姆先生，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
但是，谁也别指望加尔文“微微一笑”。此刻的加尔文，正陷入一种极权暴君所共享的人格兼行为盲点，当他以上帝的唯一使者自居时，他就不可挽回地陷入一种认知偏执，仿佛自己负有一项人间责任，必须向臣民确保自己永远正确。在他看来，任何对自己思想或行为失误的微小承认(类似中国古代皇帝偶一为之的“罪己诏”)，都将以“蚁穴”之力打破他自封的承诺，并最终迫使其精心构筑的体系大坝毁于一旦。所以，无论他被卡斯特里奥的高明战术揍得何等狼狈，他都宿命地咬牙坚持。决不承认错误，既是他的立身之本，也是他维持高危统治于不坠的唯一法门。
他无法在纸上找回胜场，只能寄望于纸外。凭着一种狗急跳墙的本能，他当然知道，卡斯特里奥获胜的唯一前提，其实不在纸上。卡斯特里奥的批评必须依赖一个公共空间，依赖一种公众舆论。倘能借助釜底抽薪法使卡斯特里奥的公共空间彻底消失，如果卡斯特里奥只是在一个缺乏目击者的私密地带里把他揍得满地找牙，那么，批评是否奏效，就不由卡斯特里奥的雄辩说了算，而是取决于加尔文脸皮的厚薄了。为了上帝，他可以舍弃一切，遑论区区脸皮。他发现，只要强令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不存在，实际上也就抹除了自己的满地找牙之举。加尔文证明，在强大行政铁腕的辅佐下，“驼鸟政策”仍有其用武之地：不是把自己的头埋进沙中，而是将旁观者的头——首先是眼睛——集体埋入沙堆。卡斯特里奥的雄辩如果是一艘正待扬帆远航的无敌战舰，加尔文的对策是，在其未出船坞之前，先把它凿沉。
茨威格告诉我们，“加尔文一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是，再也不能允许讨论了。”——这后一条补充，正好说明了异端的起源。简而言之，异端之念，源自独裁者的心魔，否则，根据英国大哲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的出色表述，今人已然达成共识：对于信奉言论自由主张的人，世上本无所谓异端，只要让思想处于公平、充分的探讨和竞争中，没有任何思想会是危险的，每一种具有内在伟大性的思想都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此而言，异端是思想专制者的附属品，心存专制且决意将某一种理论奉为只能尊崇、严禁质疑的绝对真理，就无可避免地开启了异端之门。茨威格写道：“对一个独裁者来说，只要在它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思想，它就永远不能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
对现代极权统治深有体认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被禁锢的思想》里，也有过类似发挥，他说，对当时的莫斯科统治者而言，“朋友只能是那些百分之百赞同莫斯科路线的人，如果有谁只接受百分之九十九，他就会是隐藏的敌人，因为从那百分之一的区别中，就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教会。”异端，就认知机理来说，和嫉妒一样，遵循近距原则。基督徒不会将佛教徒视为异端，斯大林眼里的最大异端，乃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与自己学说构成竞争关系的托洛斯基，而不会是某个资产阶级学说，尽管依其自命的意识形态属性，后者原该是他更大的敌人。卡斯特里奥为异端提供的非凡定义是：“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都是异端。”这个发现判定了“异端”的本质：它是一个无效的虚假概念。他人的思想之所以沦为异端，不过是因为那个独持己见者恰巧拥有无上权力而已。真理无需用权力来捍卫，反过来说，凡是用火和剑加以倡导的思想，必与真理无涉。
三
我们已经知道，卡斯特里奥充满知识分子气质的战斗檄文，在它最该发挥作用的历史时刻，实际上却 “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这光彩夺目的要求宽容的呼吁，看来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它被加尔文凿沉了。人们重新读到它，已是时移事易的一百多年后，世道发生了沧桑巨变，从加尔文苛酷教义中发展出的清教精神，走着走着，竟然走向了加尔文的反面，走向一片精神的澄澈之境。茨威格在“两极相通”一节里写道：
经过奇特的和缓过程，(加尔文思想)竟促成了政治自由观念的诞生。荷兰，克伦威尔时的英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这三国最先设计出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是它们为国家的自由民主观念开拓了宽阔的领域。近代最为重要的一份文献——美国的《独立宣言》，便产生自清教徒的精神;而这篇宣言，又转而对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的制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茨威格接触到的卡斯特里奥遗文，本身是一种打捞物，当它重新打捞上来时，不仅龙骨散架，支离破碎，看上去还有过篡改，因为——茨威格告诉我们——“不幸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加尔文所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猜测卡斯特利奥的原话，而加尔文是只要窜改原话能占敌手的上风，就毫不迟疑地会这样去做的，他甚至不惜篡改圣书。”但尽管如此，伟大的思想仍然会找到自己的天路，有迹象表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很可能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奥观点的影响，”两百年后在日内瓦得到庇护的伏尔泰，也曾受益于卡斯特里奥。这也许就够了，思想的传播不依赖稠人广众，思想的力量无需借助宏大的广场和高分贝扩音器，只要有幸遇到一位伟大的知音，思想就可能达成使命，从此汇入人类智慧的长河，滔滔汩汩，不绝如缕，哪怕后人已无法从中辨识出卡斯特里奥的笔迹。
卡斯特里奥最终幸免于难，纯属意外。在贫病交加中，死神先加尔文一步找到了卡斯特里奥，使他在48岁之年，勉强得以自然死亡。原来死神也有他的仁慈。
《异端的权利》的作者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二战时因其犹太人身份尝尽颠沛流离之苦，最终在遥远的巴西里约近郊，和妻子双双服毒自尽，时为1942年2月22日。他有一颗比卡斯特里奥更加柔弱的心灵，却遭逢比加尔文残酷百倍的现代魔鬼——希特勒纳粹德国，于是，当死神不忍打扰他，他只能主动寻求死神的照拂了。
卡斯特里奥去世一百年后，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对加尔文心目中的上帝评论道：“哪怕因此会把我放逐到地狱里去，但这样的上帝我无法敬重。”如果时间可以静止，卡斯特里奥可以等到弥尔顿写出《论出版自由》的那一天，他即使仍然落败，至少，他会在尘头起处，看到一支驰援大军，从而大感宽慰。
2015年3月9日，载《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