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周恩来请江青看电影,第一天是《红灯记》,第二天是《红灯记》,第三天还是《红灯记》。这下把江青看火了。这时周恩来说了,你看《红灯记》看了三天就不耐烦了,全国人民都看八年了。
枯燥的内部演出
现在人们想看电影或者演唱会什么的只管到电影院或体育馆买票看就是了,但在“文革”时期就不是这样了。那时的电影演出都是分级别的。公开发行的电影人们可以买票到电影院去看,但是那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片子,而且演了好多年,一般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会去买票看这些电影。内部的电影演出就丰富一些,但是想看这样的电影都要讲级别、讲关系,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看到的。
我叫阮哲,是1963年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母亲在广州军区驻广州市的某机关大院工作,是军队干部,我们一家就随我母亲住在军队的大院里。父亲在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工作,虽然没当什么了不起的官,但是管点事,好像很有神通的样子。这样,我沾老爸的光,看了不少内部电影、内部演出。
进入70年代,广州已经比较平静,不像全国其他城市那样乱,社会秩序好很多。这主要得益于广州有春秋两季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其他的外事活动也比较多。
那时候,严格来讲,咱们中国已经没有娱乐活动,所有的电影、小说、音乐等等都是为了教育而制作的,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娱乐消遣而准备的。广州每年开两次交易会,外宾来了总不能让人家天天干坐在宾馆里,要给人家找点娱乐节目,还要趁这个机会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文革”的伟大成果,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啊。就这样,每到交易会召开的时候,就有中央的文艺团体到广州来为广交会的外宾表演。因此,广州的文娱活动相比起全国其他地方来要丰富一些,我们也跟着沾光看了不少专门为广交会外宾举办的各种文艺演出。
这些演出都在中山纪念堂,演出票都不公开出售,全部由内部分发到省市直属机关单位,还有各厅局的一些领导手上,一般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是不可能拿到这些票的。父亲当年就管票,咱们要看,自然是十分方便。但父亲比较低调,他一般只拿位置比较差的票回家,位置好的票只是在有朋友要票的时候或是有别的什么需要的时候才拿,拿了一般也都是给人家。而他的一位同事就比较跋扈,经常是只要好票,没有好票有时还骂人。
我们那时候住在部队大院,邻里之间关系很好,大家都知道父亲能拿到这个票,想看演出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家里来了客人想招待一下的时候就会来找我父亲。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非常乐意地答应他们,帮他们拿票。反正不用钱,做个顺水人情有什么不好?父亲有时候一次便拿回几十张票。不过每次父亲也会特别叮嘱他们不要把票交给不认识的人,更不能卖。
在中山纪念堂看戏,一方面是一种政治待遇、一种享受,再一方面也是受罪。第一,那时候的中山纪念堂没有空调,只有一些电风扇。演出的时候怕阶级敌人搞破坏,所有的门窗都关得死死的,所以演出大厅里热得要死,而且观众不得半途离场。而演出呢,如果没看过,看一两场还有些新鲜,看多了也没多少意思。那时候的文艺作品非常单调,都在突出政治。有一回,我和我哥看一个歌舞团的演出,看到后来实在没兴趣看了想走,走到门口,守门的不让走,一定要到散场的时候才让走。他不但不让你走,就是在演出大厅外的走廊里走动、休息都不行,都会有剧场的服务员来干涉你。其实这些服务员很多不是真正的服务员,而是公安局的便衣。所以他们对人,有时候是很凶的。我和我哥回到座位上,没坐多久,实在受不了那份闷热,又跑了出来。守门的那个阿姨还是不让走,这回哥哥想到办法了,他跟那个阿姨讲:我爸爸是市委的某某。父亲在交易会期间经常要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不少保卫人员都认得他。这一招奏效了,那人看着我们两兄弟。我哥长得有几分像父亲,我是一点也不像。她看了一会就说:你爸爸就是肥佬阮?她说的是我爸的花名。我哥说是。她看看,咱们两个小孩满头大汗,看来没有可疑,才放我们走。我们一出中山纪念堂演出厅的门,门外边园子里还有人,马上就盯住了我们,叫道:干什么的?不许走!把我们吓了一跳。门里的阿姨赶紧解释说,他们是肥佬阮的仔(广州话,儿子的意思)。这样,我们才得以脱离那个大蒸笼。
保卫工作做到了这样,不时地还是会出事。有一回,父亲回到家就一个个地问,给你们票自己去看了没有,有没有给不认识的人。一遍遍都问过了,每张票都有着落了,父亲才放心。原来在中山纪念堂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我们只看到我爸拿票回来送人,却不知道其实他们拿的每张票为了安全考虑,都是有登记的。
在1974、1975年,发生过几次反动标语事件,这样一搞,内部发票也控制得比较严了。但我们要看戏,还是比较方便。
原来交易会的演出都是由中央的文艺团体承担,他们总来,来多了又没有新节目,人们也就看腻了。大概是在1972年,周恩来下令让全国各省的文艺团体轮流到广州承担这项演出任务。后来不但来一个歌舞团,还来一个杂技团。这样一来,节目丰富了一些,但是歌舞节目总离不开政治说教,就是舞蹈也有很多《铁姑娘学大寨》、《码头工人战台风》一类的节目,有时候看着舞蹈演员们满场地蹦、满场地跳,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些节目我们看着没劲,外宾看着就更没劲。记得那时流传着一故事。外宾看着舞台上的演员又蹦又跳就问翻译,她们在干啥?翻译告诉他,她们在铲土推车,你看像不像?外宾看了半天,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
所以,这些演出看到后来,我们都不愿意再去,只爱看一些杂技表演。一般的歌舞,不管是哪个团的,都不爱去。
尽管我们自己不爱去,但是要是和那些地方上的平民子弟同学们讲起去中山纪念堂看戏,那是可以把他们羡慕得眼珠子都能瞪出来的。在他们看来,能到中山纪念堂看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这个演出票绝对不许卖,只能发给内部人看。这发票的工作可也真够父亲他们忙的。一个交易会,前后差不多三十天,那时候交易会的会程比现在长很多。每天晚上三四千张演出票要发,每次会期近三十天,共近十万张票,到哪里找这么多内部人看戏?所以父亲经常一拿几十张票回来,“请”邻居们去看戏。我有时候想学雷锋做好事,拿票给我的那些小同学看戏,父亲一听是给地方上的平民子弟,立马就否定了我的想法,——这些票绝对不能给他们。为什么不能给,父亲也不说。
有一天,父亲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见到我们就说:快,洗把脸,到中山纪念堂看戏。我们一边洗脸,他就一边给我们换干净衣服,一边给我们交代,这回是到纪念堂陪外宾看戏,要注意礼貌,不要乱说话等等,交代了半天。把票交给我们的时候还特别叮嘱,不要把票弄丢了。
我们到纪念堂才知道,是柬埔寨的英萨利来访问,咱们是陪他看戏。可戏从到看到尾,也没有看到英萨利在哪个角落。
这样的内部戏,我们大概一直看到1975年,到了1976年,各种气氛都紧张起来,而且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这个演出的规模也小了很多,我们也就没有再看。
精彩的内部电影
到中山纪念堂看内部演出讲实话是比较枯燥的,但是内部的电影就不同了,那可要精彩得多。
当时的内部电影有着十分严格的级别限制。高级的机关就可以放一些欧美日本的、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的所谓“反动电影”,比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等,还有就是美国的《紧急下潜》、《巴顿将军》等几部。在邓小平复出时,内部解禁了一些“文革”前拍的国产电影中带“毒”的片子,比如《上甘岭》,这些电影都不许公开放映了,就在部队机关内部放。军队内部还有一些苏联的军事纪录片。在一些级别相对较低的机关单位,那些外国的反动电影就不能公开放,只能是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我那时跟随母亲住在一个师级单位,级别不算太高,那些外国电影只能在礼堂里放给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看。而且他们在看的时候都是由各单位组织好,排好队才能进场。我们大院有三个放电影的地方,一个是大操场,这里一般是放一些公开的电影,另有一个大礼堂以及一个小礼堂。小礼堂只有一百多个座位,在那里放的都是级别很高的保密电影内部电影。
有一回,院里放罗马尼亚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那是一部娱乐性为主的电影,但也是作为内部电影,由每个单位发票,在大操场上放映。平时放这些内部电影的时候,放映消息都是保密的,这回不知怎么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周围的老百姓纷纷往我们大院里涌。挤大门的、翻围墙的,各出奇招,为的就是看一场电影。部队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能不管,警卫班守着大门、看着围墙,不让老百姓进来。老百姓可不管这么多,最后竟然把院墙给推倒了一截,人们潮水一样涌进来。一个战士去拦他们,被一脚踢到裆部,痛得当场晕死过去,不得不送到医院去。
第二天,我们上学路过被推倒的那截院墙,哇,让我们好一阵惊叹,——被推倒的院墙,好长一段,整整齐齐地躺在地上。我们打趣地说,真是“人心齐,泰山移”。
自这次踢伤人事件后,大院放内部电影再也不发通知了。院里的俱乐部开始和全院的观众玩起了捉迷藏。有时候,一大院子人坐在操场上等电影开演,结果他们搞个《地雷战》一类的东西放,放了一半,看到人们走得差不多了,突然换上当晚的主片。有时候,大家在那里等了半天,他们就说一句:今天没电影。之后再也不理大家,最后搞到差不多十点钟,人们只好散去。有时候,刚才说完没电影,可不一会就开始放电影。弄得大家对他们老大意见。
有一回,为了看一部内部电影,好像是《上甘岭》时,我差点断了胳膊。那次是院里发票在操场上演。但是来的人太多,而且很多是没票的,包括我都没有票。我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院里的哪条小路不知道?警卫班守着几条大路,我就钻小道进了操场。当年我也挺聪明,看那架势就知道这电影不会在大操场上放,就事先站到了大礼堂的门口。果不其然,最后突然说在礼堂里放电影,人们疯了似的往大礼堂那里涌,我就给挤在了门边上。这时礼堂里的人只开了一扇门,人们就从这扇门往里涌,我正好站在门边,一只手挡在门上,还正好是反向地给压在门上,我的手臂挡着大家的去路,人家就压在我的手上,当时我害怕极了。
开始我想挤进去,结果给一个大孩子挡了回来。人群还在不断地往前涌,而且是越涌越多,我知道,如果不赶紧抽回来,这手恐怕就不再是我的啦。我使出平生的力气,挤不进去就使劲往回抽,终于让我给抽了出来,也保住了我的手臂。那年我大概只有十二三岁。
出来之后,心里十分害怕,揉搓着被挤得生痛的手臂,自然不敢再上前。在门外徘徊了半天,等人们都进了场,我才又凑了上去。这时礼堂里已经满满当当的了,座位上自然坐满了人,其他地方也都挤满了,我个子小,站在后面也看不见,在外面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只好回家去了。
过了那天,院里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这么好的电影为什么不让演?都说《我的祖国》那歌不好,太软,可别的内容都很好啊,……。这个话题在咱们院里谈了好久好久,没人想得通。
公开放映的“文革”电影
说到看电影,就不能不说一说“文革”时期拍的“文革”电影。“文革”时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周恩来请江青看电影,第一天是《红灯记》,第二天是《红灯记》,第三天还是《红灯记》。这下把江青看火了。这时周恩来说了,你看《红灯记》看了三天就不耐烦了,全国人民都看八年了。于是这才重新开始拍新的电影。
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出来“文革”时期拍摄的第一批电影,一共四部——《火红的年代》、《战洪图》、《艳阳天》和《青松岭》。在这四部之后,其他的电影也陆续拍了出来。这些电影无一不带着浓厚的“文革”色彩。
到了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复出,掀起了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一伙就针锋相对地掀起了一股“反潮流”的运动。所谓反潮流,说白了就是颠倒黑白。那时的文化宣传部门差不多是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他们拍出了不少反潮流电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的内容越来越左,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到了1975、1976年,随着《春苗》、《决裂》的上演,反潮流电影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更高的高峰还在后面。
我们看《春苗》、《决裂》的时候还是十二三岁,充其量还没有上初二。讲实话,我们挺喜欢这些电影,特别是在刚看《春苗》、《决裂》的时候。喜欢它里头激烈的斗争、人物的冲突。但是对其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则基本是不感冒,相反喜欢里头的反面人物,各种阶级敌人、坏分子。对自己身边的那些积极分子还喜欢用“想当春苗啊”、“好像龙校长啊”(龙校长,《决裂》中的主人公)这样的话来讽刺他们。
那时候我们住在部队大院里,营区范围很大,到处是树林草丛,真是孩子游戏的好天地。咱们在那里学地道战、地雷战玩游戏,宁愿挨打、挨炸都要做鬼子汉奸一派,而不做游击队一派。
说来,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特别是对孩子而言,你给他什么,他就接收什么,没有分辨力。但是人心底里对美对善的追求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泯灭的。
多年后,我们这些当年的小毛孩子长成了大人了,谈起当年自己心目中偶像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喜欢“王芳”(《英雄儿女》中的女主角)、王晓棠等等那些富有女性柔美的女明星,就连《秘密图纸》中的那个女特务都有人喜欢。饰演春苗的李秀明不可以说不漂亮,但是在我们偌大的一个大院里,那么多的小孩,只有一个同学的哥哥说喜欢她。其实我们当年就知道他喜欢春苗,人们觉得他是个怪人。
这些斗争电影看多了,也把人看烦了。“文革”早期的电影,比如前面提到的四部还讲点生产,以生产为主,到了后来差不多全是斗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胜利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文革”电影的基本模式。以至于我们后来说到电影的内容时,都用一句话给概括了,“反正都是讲阶级斗争的”。到后来,看电影成了政治任务,工厂组织工人看,学校组织学生看。工人看电影,超过了工作时间还有加班费。有一回,一个单位发票看《决裂》,有人不想看,把票给了我,结果我拿到电影门口卖了两角钱。那时一张电影票就是两角到两角伍分。在当年的单位食堂可以吃一顿不错的午餐。
在这些电影看烦了的时候,我们特别盼望八一电影制片厂能有讲咱们解放军打仗的电影拍出来。日盼夜盼总算盼来了一部八一厂拍的《长城新曲》,这电影没上演之前听说是讲装甲兵的,那更是吊起了我们的胃口。好容易等到院里上演这部片子,我早早地去占了个位置,结果电影看了一半,连个装甲车的影子都没看到,原来电影里的装甲兵在喂猪。
在《决裂》之后,又上演了一部《小将》,是根据北京那个写《小学生日记》的黄帅的事迹改编的。这部电影是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的,至于电影演了啥,一点都不知道,只在开场的时候看了一下那个女主角,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种女孩,谁也没有再去看电影,就玩起了捉迷藏。只是散场的时候很遗憾,电影怎么这么快就放完了,我们玩得正开心呢。老师坐在位置上看电影,没有人管我们,男孩子差不多都在玩。电影里的学生在教训老师,座位上的老师再来监督学生学习怎么批斗自己,那老师是不是有病?看来我们的老师都没病,自然就不会有人来管我们了。
“文革”时期,教育战线已经给整得奄奄一息,这时候再来这么一部电影,对教师对教育更是雪上加霜。电影看完,回去还要写观后感。电影都没看怎么写?结果是大家胡乱抄一下也就了事。
《小将》这部电影上演的时间很短,没多久,“四人帮”就倒台了。
在周恩来逝世之后,不久就是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接着就下了台。这时候社会上的各种风声都很紧,也就在这时候说是有两部重磅炸弹级的电影准备上映。这就是《反击》和《盛大的节日》。但是,没等它们公演,“四人帮”就被打倒了。后来这两部片子作为批判材料在大院内部放映了一回,那天我正好有事没看成。听看过电影的人回来讲,那电影纯粹是胡编。这两部电影的拍摄地就在广州,有许多地方都是我熟悉的。走资派省委书记的家,就是在广交会的花鸟馆里取的景。花鸟馆是广交会众多展馆中最豪华漂亮的,因为怕一般干部看了它变“修”,即便是在内部开放广交会时,一般都不开放,豪华程度可想而知。
那个时期有部电影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创业》。以今天的眼光看,它当然是极“左”的,但当年却被江青列举了十条罪状不给公演。导演张天民也是够本事,居然写信给毛主席进行申诉。毛主席看了电影说,虽然有问题,但还是可以公演,罪状竟有十条之多也太过分了。
这部电影公演后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让人感到振奋。以往的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坏蛋,不是敌特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丧心病狂的阶级异己分子,最好的也是落后分子。这部电影里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有爱国心的落后分子,最后也受到工人阶级的代表周挺杉的感召站到了工人队伍中。这电影一上演,人们就议论,是不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改变了。当年我住的地方,还有我父亲工作的单位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部电影给他们的激励特别大。
我从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电影,但很少自己到电影院里买票看电影。真正第一次买票看电影时已经到了1992年,为的是和女朋友约会。那时广州的电影票已经要20多块钱一张了。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