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的中坚力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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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是谁在挑动呢？当然是我们当下仍要作为重新建立国人精神与信仰的神——毛泽东。谁是毛泽东的文革中坚力量呢，最早就是红卫兵。毛泽东是炮手，红卫兵是炮弹，经过用革命思想洗礼后再用战争年代的方式装填，成为了射向官僚体系的一排排卡秋莎，其威力之猛在文革初期几乎让整个官僚体系瘫痪，替毛泽东除了恶气，报了七千人大会的一箭之仇。红卫兵里的支配力量在全国都毫无例外的来自军区大院，他（她）们根红苗正，是未来的接班人。但问题是他（她）们的都是父辈都是这个政权的官僚，是统治阶级，如果反对他们则无异于大水冲了龙王庙，但是如果不反对他们，对毛泽东而言便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夺权是红卫兵们的使命和最重要的作用，薄熙来将薄一波的肋骨踢断几根也就十分正常了。夺了所谓当权派的权以后怎么办呢？由红卫兵掌权？显然不行，他（她）们都是学生，搞斗争很适合，但搞建设还不合格。但既然已经夺了权就不能再交回去，交给谁呢成了大问题。所以要扩大事态，要产生一拨能真正掌权的力量就必须在工、农、兵中形成，需要再乱，越乱越好，乱中夺权。要造成全国大乱单靠大院中的力量是不够的，发动群众成为了不二的选择，这是毛泽东成功铲除官僚集团的开始，也是文革失控的开始。
当一大批在职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就连国家主席也不知所踪后，事实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全部目的已经达到，但文革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发动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众数量的参与，便也就不是可以说启动就启动，说停就停的了。相信在每一次接见完红卫兵以后，睡不着觉的人就应当是毛泽东本人。他亲眼看着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有如洪水猛兽一样席卷全国，该往哪里疏导实在是对自己、对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造反派和军代表已经基本上接管了全国的权力，红卫兵自然也就更加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院中的红卫兵了，他（她）们大多有血债，自然也就是惩戒的最好借口与理由，一大票大院子弟以各种方式消失。接下来是中下层的红卫兵，这大家都知道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为了他（她）们的归宿，等回城后时代已经抛弃了他（她）们，但大院中的知青们却大多很幸运，多数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谅解并重新入伙，现在的高层多由大院中的前红卫兵们构成。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本身就是对知识的嘲弄与最为辛辣的讽刺，是反知识的举措。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便不受待见，只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儒家，与统治集团媾和后建立了事实上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在助纣为虐中儒家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从知识的传承者变成了知识的垄断者和禁锢者，以此分享统治者余炎。一个反知识、反文明成为文化传统的民族能否成为世界优秀的民族？结果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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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发动之初是毛泽东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但是随着广大中下层的红卫兵和工农兵的加入，斗争性质便逐步转化为大众与官僚集团的斗争，由于体制的性质所决定，中国的官僚集团总是因为利益的冲突而从来都站在与民众对立的一边，也将永远不会站在民众一边。文革中民众对当权派的批斗夹杂着这种阶级报复的重要因素。夺权是可以用乌合之众来完成，并且最佳力量还就是群氓式的乌合之众。但问题是夺权以后，如果继续由乌合之众掌权就会出现大问题，可悲的是毛泽东最擅长的是发动乌合之众，所以他手里也只有乌合之众。如果一切问题都可以用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去解决的话那就简单了，因为毛泽东最大的成功就是用战争赶走了国民党，但却无法用战争去建设一个新中国，文革的悲剧是注定的，也是无法避免的。群氓的结晶当然就是烂泥巴敷不上墙的“四人帮”了，毛泽东的战争思维和“四人帮”的治理无能使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崩溃，文革末期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上演 “人相食的惨剧”，对旧官僚集团的妥协也就不可避免，结果是邓小平的复出，更为官僚集团的绝地反击创造了良机，华国锋的倒戈带有历史的必然性。文革的结束完成了一个政权从姓党到姓毛，再从姓毛回归姓党的轮回。对广大百姓没有本质区别，相反是斗的越凶人民苦难越深重，但是对暴力和谎言沉默的代价，由全民一起承担，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时似乎也就不痛不痒了。反正与死去的人相比，活着的人总是幸福的，所以央视才会满大街的追着人问“你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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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容易守权难”这便是文革的教训，邓小平是把这个问题看得最为深透的人。三中全会后旧官僚们重新被启用并全面接管政权，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懂得怎样执政，拨乱反正进行得异常的顺利。其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当数“真理标准大讨论”，当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两个凡是”的阻碍，但由于“共产党的良心——胡耀邦”的积极推进，“真理标准大讨论”最终歪打正着的演变成了一次中国当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只是好景不长。在始于86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以“左王”邓力群和胡乔木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思想解放嘎然而止，终结于“风波”之后。这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确实有一部分官僚是真诚地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汹涌的 “腐败治国”大潮，官僚们神奇的发现“城市里花不用浇，自然会开”，一切事务可由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秘书们代劳，他们剩下的事只有一件，就是腐败。这是人类历史上官僚的黄金时期，它建立了官僚系统对权力来源的绝对忠诚，但却使整个官僚集团变成了尸位素餐的行尸走肉，并无可挽回的走到了与普罗大众不共戴天的局面。这种局面从根本上威胁到了执政根基，政权真正的主人们（红二代，当年的大院子弟们）看到了危机，同时更是机遇，亲政之路已经由官僚们的腐败铺平，官僚们在灯红酒绿中掉进了体制陷阱，一切正在为他（她）们准备着，从某种意义上坟墓是自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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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成为了文革的替罪羊，这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贫富悬殊骤然拉开，这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开放已经失败，尖锐的国内矛盾使“稳定压倒了一切”，谁来承担这一罪责？找到对象并不需要智慧，民众最恨谁就是谁了，这就是“替天行道”。对官僚系统的战争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反腐大戏拉开帷幕，在一边倒的叫好声中，官僚集团再次面临灭顶之灾，只是这一次的红卫兵是另有其人罢了。
反腐当然也是“双刃剑”，在一片叫好声中收获了这久违的民心，但问题是反腐的战果越大，负面效应也会越大。所以人们只能为反腐点赞却不能问“为什么腐败能如此泛滥成灾？”，本已经岌岌可危的稳定非常有可能在这种质问中走向终结。维稳成为比反腐更为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只是蚁穴，而民众的怨气却是滔滔洪水，谁更可怕显而易见。那么维稳就得武警、公安出场了，他们一直是政权的坚强柱石，虽然日后也难免沦为维稳对象。但人性的恶在于当自己成为施害者时所体会到的权力带来的幸福与快感是难以抗拒的，它往往能让人忘记自己的身份与固有的阶层，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分界，普通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获得了统治阶级才能拥有的感受与利益，一但拥有便不能放弃。维稳中的施害更如梁山贼寇的“投名状”，将人们的良知吞蚀的同时，让作恶者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终同样会因为积怨太深而危及政权成为整肃对象，周永康、李东生之流便是应证。维稳的高妙之处在于，同样以 “挑起群众斗群众开始”，以政法委系统的覆灭和红二代集团的收获民心而终结，这当中又不时的闪现着毛泽东思想的的整人智慧，这或许是“重新祭出毛泽东”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毛泽东思想在整人中是无往而不利的。崇拜权力者一定崇拜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执政主义”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纲领，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并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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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整肃的官僚集团在短期内会变得噤若寒蝉，但是随着“红二代”亲政的完成和“领导人才”的奇缺，幸存者们会迎来官僚集团的另一个春天。从本质上说官僚集团与“红二代集团”是人民内部矛盾，被整肃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制约的权力的滥用危及到了政权真正的主人的利益。随着大规模反腐在某一个节点上的胜利，转入 “新常态”便势在必行。那时候很多曾经遭到整肃的官员因为“认识到的错误”和已受到了相应的惩罚，会重新被启用。因为他们对权力来源的忠诚和被惩戒后的驯服对统治阶级而言是难能可贵的，是非一朝一夕可培养出来的。当然， “爱惜每一个有缺点的官员，珍惜国家在干部队伍培养中所耗费的资源”会成为重新启用污点官僚的正当理由，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就为下一轮的“飞蛾扑火”准备了完整的历史条件。中国的历史便是这样循环往复中绵延不绝，腐败与反腐在彼此的消长中生生不息，围观与喝彩是广大民众的唯一实惠。
搁笔于此2015/3/27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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