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习近平突然给刚去世的曾彦修送花圈,被一些媒体解读为《炎黄春秋》与习近平的最新互动。 曾彦修曾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的四位顾问之一。 这篇悼念曾彦修的文章2015年3月5日上午由于浩成先生口述,3月9日经史义军整理并经于浩成审阅同意,本文徵得于浩成先生同意在明镜新闻网和明镜杂志转发。)

自豪一生没有整过人

昨天上午,即3月4日,女儿於东打来电话告诉了我曾彦修老去世的消息。后来从《北京青年报》上看到曾老终年是95岁。但他患了什么病,这些情况报纸都没有介绍。

今天,胡少安来电话说,早在前天就已获知曾老去世的噩耗,因为怕我突然听到后过分的悲伤,所以没有告诉我。

就在不久前,我还和胡少安、史义军商量,是否请曾老为我已经编好的,即将付印的家父的《董鲁安文集》题写书名,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于浩成:“曾老的去世是当今思想文化界一个重大的损失。”

曾老去世的消息来的确实太突然了。

曾老的去世是当今思想文化界一个重大的损失。

曾老不管是在为人方面,还是在做事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而且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做人方面,他是少数从延安出来而头脑清楚,能保持独立思考和具有自由精神的少数人之一。听说他在去世前,曾经讲过他的一生没有整过人,并且感到十分自豪。在反右运动的时候,为了完成指标,他竟然把自己划为右派,以免伤及其他无辜的同志。他对於延安整风那一段经历,也是有深切感受的,始终持批判的态度。

1949年以后,延安整风那一套,又推广到全国。历次政治运动对於国民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整肃,比延安时期不知要厉害多少。历次运动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多么重大的损害无法估量。我们民族的生气被压制了,这是我们那一代老人中具有人文思想的人的共同的感受。
我和曾老的相识是在1979年全国理论务虚会以后。1979年底中宣部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也叫理论座谈会,应邀参加的人的规模少多了,但是曾老和我也都被邀参加了。在会上曾老的发言很有特点,他对出版很在行,那时我也在出版单位,对他很是钦佩。那时,我和沈昌文来往较多,因此也常去朝阳大街166号,有时候也到曾老的办公室小坐,这样就逐渐的熟了起来。

1981年8月,我们还一同参加了在北京中南海召开的“讨论邓小平同志关於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讲话记录座谈会”,我们都在第一组,我这里有当时写给单位的会议记录:

这次座谈会从八月三日开始,八月八日结束,一共六天,八月三日下午在怀仁堂开大会,会上发了《邓小平同志关於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记录》(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五同志谈话),胡耀邦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谈了六个问题(文字稿即将发来),四日起开小组会,一共分了七个组:

第一组 理论工作者、西南

第二组 新闻工作者、东北

第三组 剧协、影协、华北

第四组 作协、华东

第五组 文联、中南

第六组 出版工作者 西北

第七组 军队

(参加会议的一共三百二十多人)
八月七日下午大会发言,有刘道生(北京市委)、陈沂(上海市委)、姚雪垠(作家)、赵傑(武汉军区)、锺沛璋(共青团)五位同志。八日上午大会发言有夏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四位同志。

八月八日下午大会,由胡乔木同志作总结报告,讲了三个小时,一共五个问题(文字稿即将发来)。最后由习仲勋做简短讲话后结束。

会议期间,晚上放了一些电影,其中包括《太阳和人》。小组讨论的简报只发给组长,我们没有看到,我参加了第一组,组长是李启明(云南)、杜心源(四川)、于光远。四川的两位作家艾芜、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作者)在第一组。这一组还有社科院的孙冶方、冯兰瑞、邢贲思、严家其、董辅礽。中央党校李荒、阮铭。《人民日报》王若水、汪子嵩、何匡,《红旗》林肖硖。《中国青年报》锺沛璋。国家科委吴明瑜。教育部李正文。人民出版社曾彦修。中宣部韦明、洪禹、李洪林等同志。

在会议期间我也在日记中做了一些记录,如:

8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参加小组会。锺沛璋、王若水、曾彦修等发言。晚上,在警卫局礼堂看《太阳和人》、《原野》。冯兰瑞、严家其等均认为,无大问题。

8月6日上午,在中南海开会,传达议程有变动,会期延长两天。严家其在发言中提到《正处》一文划分两类矛盾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很不好办。曾彦修插话认为应研究,于浩成也讲应研究。

于浩成(中)1994年6月拜访位於纽约布鲁克林的严家祺家。自左至右:严家祺、李洪林。

反思延安整人历史

曾老作为一个出版家,同时又是个很有成就的杂文家,他八十年代杂文的产量是比较大的,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有一篇谈布拉吉的,就是谈外来服装的杂文,那会儿他就用严秀这个笔名,彦修就是严秀,那篇文章当时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多年前,曾老写过《审干杂谈》,要我在群众出版社给他出版,他这篇着作,是对延安这一段整人历史的深切的反思,他后来又写了《天堂往事略》,揭露苏联的暴政。

在做事方面,他找到了杂文这样一个揭露时弊,保卫民众的生命、财产、言论等自由权利的这样的一种手段。众所周知,杂文一词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有的,并且流行的。鲁迅从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到去世前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三集,都是有力的一种抨击时弊的武器。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就用匕首来比喻杂文,当然这不是提倡武器的批判,而是把杂文作为批判的武器,也就是提倡君子动口不动手。作为杂文的大家,曾老自己在这方面不仅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还同牧惠,也就是《红旗》的林文山一起,借编选新文学大系杂文卷的机会,编选了当代杂文选粹,交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选粹一共出了三集,听说第四集也出版了,但是我始终没有看到。其中第一集编选了我的杂文。而且与巴金等一起收入这个选粹中,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殊荣。曾老不但自己是散文和杂文大家,而且他还用这种方式培养了很多年轻的散文作家,杂文作家。

大约在八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刘甲和其他一些人,说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的是新时期的杂文,其意思很明显,就是将杂文作为抨击时弊,保护人民的这个工具,变为歌颂现实的一种手段,当时曾老和牧惠针锋相对的对这种主张加以批驳。

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曾老、牧惠曾找过我议论,申请在作协成立杂文学会,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学会没有成立起来。

后来北京市成立了一个杂文学会,因为是地方性的,曾老和牧惠都没有参加。他们让我参加,因为借这个平台可以跟刘甲他们讨论一些问题。在这个会上,我被推选为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刘甲则是秘书长。

批评维辛斯基

1989年6月我被隔离审查,关了一年半之久,1990年12月29日才解脱。那时我住在方庄芳古园十三号楼的最高一层,就是在第十八层居住。使我非常感动的是有一天,曾老、牧惠在胡少安的陪同下,到我新的住所来看我,不巧那天电梯坏了,结果他们竟然爬到十八层,曾老那时已经年过七旬,这个确实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关於曾老来看我,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回家以后》,内容是这样的:

我家新近迁入的方庄小区是一个正在兴建,尚未完全竣工的住宅区。从前这里是一片矿野荒郊,仅有庄稼地、坟茔和少许村落,现在则已是座座高楼耸立,不少住户正在陆续搬迁进来。由於尚未通邮和安装电话,粮油副食和百货商店都离得较远,因此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还处於与世隔绝的状态。我除了有两次挤上公共汽车到市区逛书店,买几本新书回来以外,平日很少出门。然而,不知怎么闹的,我获释返家的消息却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亲友都听到消息,有一些竟然打听到我的新址前来看我了。这样一来,我更不敢外出了。因为亲友们大老远跑来,原准备获得阔别几年后重逢畅谈的喜悦的,如果在好不容易找到家门之后却又吃了闭门羹怏怏而去,未免太对不起人。

曾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的维辛斯基开创了苏联检察官滥用职权的先例。图为维辛斯基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然而,另一种对不起人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於国产电梯质量太差,坏了好几次,时常需要停机修理,又因为管理不善(虽然新近派来三位开电梯的女工,但电梯经常仍是由房客自行操纵,她们的工作不过是躲在一间房里休息。)更糟糕的是每天上午十时二十分至十一时、下午四时二十分至五时,他们藉口是吃饭时间,还要把电梯门锁上,停止使用。在这期间,住在高层的老人或来客如要上楼只好在楼下苦等了,因此来客找我有时不得不步行爬到十八层楼上来。有一次一位称得起德高望重,年逾七十,身体不太好的着名杂文家(曾彦修,笔名严秀)来访,他来寒舍对我来说不啻“高轩过”,而恰逢电梯停驶,他同牧惠兄竟然不得不在多次停住喘息以后才爬上十八层楼来,这真使我抱歉万分。当天下午吴祖光大哥来,当告辞下楼时又遇电梯失灵,我只好陪他一路走下来。但这几次倒霉事后我这做主人的只能连连道歉不迭了。

此后,又有王若水、冯媛、高尔泰、李慎之等人也跑来看我。

2005年1月,我在滞留美国十年后,返回北京定居,当时,有人散布了一些流言蜚语,对我进行造谣中伤,他们说为什么刘宾雁、戈阳回不来,为什么唯独我于浩成回来了。有人甚至说于浩成本来就是公安部派出去的。当时曾老住在方庄,与我住所很近。所以我时常去看他,我也同他谈了我回来的一些情况。他后来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经你说明,我完全弄清楚了。在这封长信中,他还让我帮忙提供关於批判维辛斯基的资料,他正在写一本《天堂往事略》的书,正好我在八十年代曾与崔敏一起写过关於批判维辛斯基的文章。维辛斯基当时作为苏联的总检察长,他竟然主张对於犯人定罪是不需要证据,只要有口供就可以,这完全给刑讯逼供开了大门。康生在中国搞的就是这一套。康生在延安的时候,后来在“文革”当中,都曾经讲过,他说,只要我看你这样子,我就知道你是个特务。

后来曾老就由方庄搬到了林萃路,这样来往就少了。但是我还是去看过他,主要是为了出版我父亲的诗集的问题,为了找一个出版社能够出版托他想办法。近几年,因为彼此岁数大了,来往就比较少了。这次他的去世,事先一点没有消息,也没有得到他患病的消息。所以让人感觉到十分突然。我觉得他在此时此刻去世,确实是中国民主进程和文化事业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曾老是中共高级干部,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耿介书生,他顽强地追求真理,不服从权力。他是一个人品高洁、正派的文人。

严秀同志,彦修曾老安息吧!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会完成你未竟的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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