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主人公全都过世了，但同样情节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今天。二零一四年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党委在中共喉舌《求是》杂志分别发表文章，谈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评论者指出，这三所高校的集体演出显然是“奉旨作业”，“显示出中共对高校亮起意识形态之剑”，是新极权主义“更富侵略性地向民间社会发起一场志在必得的内殖民的文化战争”。此时此刻，重温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或许可以透视习近平与毛泽东在本质上的趋同性，并从前辈知识分子的“大败局”中探寻一条反抗洗脑、通往心灵自由之路。
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跟随黑格尔的脚步，将国家进行神话，任何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即证明了存在的合理性。
————普里莫•莱维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是毛泽东写于二十世纪六零年代的《七律•有所思》之末联，时值毛发动“文革”、风雨欲来的前夕，诗意所指耐人寻味。而历史学者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九四九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一书，书名借来此句，却反其意而用之，勾抉梳理那个逝去时代最优秀的一群知识分子“酸辛”而“苦涩”的往事。
这本书以人物小传的方式讲述名教授们各自的改造事例，斗争方法大同小异，效果却极为显著。十一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一流学者，包括俞平伯、王瑶、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周培源、贺麟、陈垣、傅鹰、冯定、蔡旭等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却无一例外地身陷时代的漩涡之中。这十一个人物，除了蔡旭和陈垣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之外，其余九人均与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这本书也算是一本小小的北大“断代史”。不过，它却是人们试图掩饰的“耻辱史”而非“荣耀史”。
这本书的主人公全都过世了，但同样情节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今天。二零一四年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党委在中共喉舌《求是》杂志分别发表文章，谈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评论者指出，这三所高校的集体演出显然是“奉旨作业”，“显示出中共对高校亮起意识形态之剑”，是新极权主义“更富侵略性地向民间社会发起一场志在必得的内殖民的文化战争”。此时此刻，重温《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或许可以透视习近平与毛泽东在本质上的趋同性，并从前辈知识分子的“大败局”中探寻一条反抗洗脑、通往心灵自由之路。
思想交心，灵魂出窍
中共的极权主义的酷烈程度，远远超过古代的帝制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北洋军阀的开明专制和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其主要表现，一是权力首次深入乡村和家庭之中，完成对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个体的彻底控制。如此才会有五十年代末大饥荒活活饿死三千万人，而没有出现有规模的反抗运动这一奇观。若在帝制时代，无论怎样昏庸的皇帝，即便不作任何赈灾之举，却也不会派遣那么多官兵，打造一副天罗地网，禁止村民外出逃荒。
二是对人的思想与灵魂的控制与改造。帝制时代，官方以儒家和法家互补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且兼顾佛教和道教思想，默许民间种种“异端邪说”的存在，只要它们不直接挑战皇权。但在共产党统治时代，不仅要控制人的身体，还要管理人的思想与灵魂，让人“心服口服”、“灵魂深处闹革命”。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成了“思想交心，灵魂出窍”的对象。近年来出版了诸多描述“知识分子改造”的传记、回忆录和小说，其中佳作有：巫宁坤《一滴泪》、韦君宜《思痛录》、杨绛《洗澡》、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等，以及陈徒手的另一本着作《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文坛纪实》。
《故国人民有所思》将目光转向大学。近代以来在中国萌芽的城市文明，以公民社会、公共空间、自发经济、自由媒体、独立教育为标志，与“党天下”的共产体制格格不入。中共以农民党夺取天下，对城市文明充满疑惧和仇视，在权力稳固之后，立即展开对城市的改造。经济领域，改造工商业，消灭资本主义；文化领域，改造新闻出版业和大学，让媒体和教育部门绝对臣服。陈徒手指出，一九五二年中共在大学开展“思想交心”运动，让所有人登记表格、写小传，从中找出漏洞予以追查。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从组织方面加以切割，化大为小，分头“消化”。最为繁忙的是组织教师学习哲学、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科目，几百位教授集中听讲座，眯着花眼做笔记，会后写思想小结。
由此，大学陷入无休止的“运动状态”，教授们没完没了地交代过去的一切，揭发自己或别人的问题，以求得早日解脱。共产党的统治模式中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文山会海”，会议是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在会议上，参加者不能保持沉默，人人都要抢先发言，还要用最极端的语言“表忠心”，方能顺利过关。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胡适的好友、哲学家汤用彤虽然贵为北大副校长，却不敢缺席《人民日报》的座谈会，他知道“不去要受批评的”。 在会上，他抢先第一个发言，全盘否定胡适的考据方法“毫无用处”。也许因为过于激动，而且内心颇受折磨，回家后即中风倒床。此后，汤用彤的儿子、当时三十出头的汤一介不得不“代父受过，承揽病中父亲的重负”。
过去傀儡，今天牌位
五十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从“美式”转向“苏式”，“旧社会”遵从的“教授治校”或“校长治校”的传统灰飞烟灭。中共迅速在各高校建立起“一竿子插到底”的党的垂直领导体制，各级党组织掌握全权、指挥一切。
《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提及的马寅初、陈垣、周培源等人，都是在海内外名声显赫的左翼教授，新政权对他们采取延揽和留用政策，委以大学校长之“重任”。不过，虽然还是“校长”之名，却早无“校长”之实。作为一校之长，他们不被授予行政权力，只是虚设的“牌位”。曾任北大副校长的科学家周培源，感到党委抓具体工作过多，跟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提意见，直接说党委抓多了，就抓不胜抓。想不到陆平轻松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党抓政策、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通过具体工作，不然不落实。”周哑口无言。再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在知识界是出名了的“左”，以加入共产党为人生最高目标。但作为校长，他仍免不了被人戏言“过去是傀儡，今天是牌位”，连为学生题词也小心翼翼，拟好了先请书记过目妥当与否，才敢提笔去写。毛泽东曾在劳模大会上鼓励陈垣带几个徒弟，陈积极性颇高，回校后多次说起，但校方一直予以冷处理，不给他配备研究生，他亦无可奈何。
更典型的例子是马寅初，陈徒手的评论是：“那几年马寅初在北大的境遇可以用‘孤寂’来形容。细翻北大五十年代中期档案，可以发现上下重要沟通时往往都愿意绕过他这一关。”马寅初名义上是北大校长，却对北大校务一无知晓。党委书记有次开会与各系主任座谈校内工作安排，唯独没请马寅初。那么，马寅初能处理哪些公务呢？书中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一次，北京政法学院工友因个人琐事打了北大一职员，北大写信给政法学院要求解决，马寅初花了很多时间亲自修改这封信件。这真是“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生之涯？”
不过，马寅初也由此避免亲自去整人，正如陈徒手所论：“这些俗称大批判的‘脏活’，事无巨细，都是要反复承受人心的巨大折磨，表现教条般的死硬态度，不能有一丝温情和犹豫，才能冷漠对待昔日的同事，从容布置斗争方案。马寅初下不了手，他后半生中只有被人批判被宰割的痛苦经验。……这就是马寅初当年所面对的历史特定情景，他上不了火热的前台，只能萎缩在历史暗处安顿自己不安的心境。后来的人们只熟悉他在学术领域的那份坚忍和骨气，他在北大苦涩的旧事所蕴涵的困顿和难堪同样值得我们去记取。”尽管形同废人，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马寅初连这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的身份都不能保有。他在人口问题上的看法跟毛不一致，成了新一轮批判运动的靶子。如果这本书要写续集，这些情节肯定会加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毛的心腹、特务头子康生把北大党委书记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还说批判之后将马调离北大。党委书记回校后召开常委会，传达康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北大党委常委会两天后给北京市委大学部写报告，提出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要通过学术讨论揭发马寅初的政治问题，要对马寅初的学术、政治问题一起进行批判，要把马寅初的洋奴思想搞臭，还要彻底揭露马寅初的政治面目”。这时，共产党连傀儡和牌位都不要了，流氓和暴徒们干脆赤膊上阵了。
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从书中运用的大量史料可以发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已经在高校内部建立起日臻严密的“工作汇报体制”，该体制在运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情报”作用，为高层及时提供第一手鲜活素材，方便党内了解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和隐密心事。有了这套体制，中共不需要像斯大林使用克格勃或希特勒使用盖世太保那样来确保“文化安全”。中共不必安排秘密警察直接进入校园，每一个党员以及正在追求入党的师生，都是积极的或潜在的告密者。
反之，那些著名教授成了“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被监控对象。对于重点人物冯友兰，校方一刻也没有放松收集“敌情”的安排，校党委及统战部门要求哲学系教研室支部每周口头汇报一次，双周书面汇报一次。一九六一年初，系里反映，冯友兰否定大跃进的成绩，说大跃进有些像竭泽而渔，一次把鱼捞光，再捞就没有鱼了。可见，这些名教授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大镜定格，谁敢乱说乱动呢？在这样的氛围里，能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呢？书中所涉及的这批教授，主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取得的，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虽然还活着，但学术生涯已经戛然而止。
在大学里，党利用的主要力量是青年学生。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学校党组织就充分发挥在校学生的“战斗作用”，有意在运动中锻炼他们冲锋陷阵的能力，学生刮起的思想风暴让老教授们羞愧难当。陈徒手指出，利用学生冲击老师，是高校党组织屡试不爽的法宝，也由此培养一批极左学生骨干，他们毕业后大都留校主持党团工作。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些细节：冯友兰一次刚讲完课，就被学生要求留在课堂候场等待批判，教室里马上挤进一百多位激情难抑的学生。王瑶要到学生宿舍搞科研，学生勒令他交自我批判文字，学生编委会可以随意修改他的稿件，还要强迫他回答:“对改的有何体会?感到有什么帮助?”化学家傅鹰竟管不了名下的研究生，研究题目由系里确定，却对导师保密，但研究生完成任务后非得由导师签字，傅鹰感叹说：“我成了什么东西？”
对比留在中国的这批学者的处境与五十年初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的处境，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极权体制与威权体制之差异。当时，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万一发现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就要受连累。国民党当局要求台大师生也要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高层说，在台大任教和服务的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一个人保证，如果有问题，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大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后来，傅斯年说：“假如我对于这些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功夫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大的无罪学生为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半个多世纪以后读来，这段话仍然掷地有声。当然，我们不能说留在中国的学者在人格上都比不上傅斯年，因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毕竟能容纳下傅斯年这个“忠诚的反对派”；而共产党的极权体制，则只需要乖乖听话的哈巴狗。
陈徒手搜集史料，真正做到“竭泽而渔”，故而有本事在书中栩栩如生地还原当年的历史境遇。不过，在书面的史料背后，那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教授们一定还有更加伤痛的、却“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思意念。故国人民当然“有所思”，但故国人民究竟“何所思”，却远非这一本书所能道尽的了。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