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博士徐泽荣先生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英文专著《亢龙有悔证：中共先放后收泰共暴力革命》的中文本将在台湾问世。徐著帮助我们思考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战后，在亚洲很多国家处于国家建构和国族认同的关键时刻，毛派革命在那里究竟是帮助了“反帝反殖”，还是干扰了它们民族主义大业？
中共为何支持泰共武装斗争？
徐著用大量材料说明，泰国共产党上个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武装斗争，基本建立在中国的物质和政治支持上。不但如此，泰共的意识形态和内部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中共政治的照搬。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泰国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可能会存在；但泰共的激进化和武装斗争——这也是它存在的主要方式——离开了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在理论上，徐著通过中共对泰共武装斗争从支持到放弃这个历史过程的梳理，主要探讨了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是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中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这两条道路的关系，它反映了中共和苏共的分歧，直接导致了中共自六十年代早期开始对很多国家暴力革命的支持。中共支持这些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动机中包括和苏共的“和平共处”路线对着干来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这个因素。至于这些国家共产党是否受大众支持、能否以暴力夺取政权其实并不重要。徐著认为，中共对泰共的支持一直是有限的，并没有彻底推翻泰国政府的打算，不过是要在国际共运中多制造一个暴力斗争的场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共对泰共暴力革命的支持也是出于对自己国家安全的考虑。六十年代中期美国介入越战、对东南亚国家反共政权的支持、尤其是在很多国家如泰国设立军事基地或和它们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造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此相应，中共把输出革命作为自身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它在客观上制衡了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扩张。
在徐著成书的八十年代后期，这两个问题的针对性都很强。一个有关中国究竟会不会再走暴力革命输出自己模式的老路，邓小平的路线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回答了当时世界对中国后毛时期发展道路的疑问。另一个则把国家安全的角度引入对冷战时代中国支持世界革命这段历史的研究，一定意义上是对毛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理性化，是对西方认为中国外交当时完全受非理性意识形态或革命狂热支配的一种矫正。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
在徐著这些材料和观点的基础上，我想进一步就一个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澄清对于毛时代中国“支持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一贯说法。
其实：毛时代对一些亚洲国家暴力革命和左派运动的支持，实际上发生在这些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针对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这些国家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尽管中国官方早已停止了这种支持，而且承认毛时代很多做法是错误的，但学界对于这种支持一直没有从那些国家本身民族主义历史的角度来评判，大众对这个问题的记忆或认识可能还是觉得中国支持了这些亚洲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只不过具体做法上有问题。
但是，亚洲国家也是这么想的吗？站在很多受毛主义革命困扰的亚洲国家的立场上，结论恐怕完全相反。二战后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束开启了它们国家建构和国族认同的历史大业，它们和中国一样渴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毛派共产党和政府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冲突导致了民族的分裂，可以说妨碍了这个历史大业，干扰了这些国家国族的形成和民族认同的确立。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国家前门赶走了殖民主义统治，后门迎来了毛派共产党革命。
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的话语冲突
毛时代中国对这些亚洲邻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基于毛主义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分析”。认为这些国家的民族政府不但代表了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国际资本的买办，这些政权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或者它们是苏修的仆从，和西方国家加在一起是“帝修反”。真正代表这些国家人民利益的，是那里的共产党，而且是受中共而非受苏共影响的毛派共产党。因为苏共和中共不同，它承认了很多民族主义政权，不在这些国家发动武装斗争，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走议会道路，因此被认为是和“各国反动派”合作。
所有这些，只要打开文革高潮年代的《人民日报》国际版，都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如果我们摆脱毛主义阶级分析的革命话语，用民族国家的话语来表达，上述论断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不承认这些国家非殖民化的成果，认为它们在独立以后建立的政权不是这些国家自己的政权，不代表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泰国虽然没有经历过完全的殖民地，但其国族形成无疑也是受到整个东南亚非殖民化影响的。
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民族政府一般而言无疑是国族形成的重要象征。在国家和国族形成的关键时刻否认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等于否定了国族的形成。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或者亲共产党左派力量正是这种否定派，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缅甸和新加坡无不如此。
例如在新加坡，在中国世界革命理论和文革意识形态影响下，左派完全不承认一九六五年独立以后产生的“新加坡”这个国家，视政府为西方的傀儡，抵制一切政策和法令，拒绝接受国旗国歌，不承认自己是“新加坡人”。他们从国族符号到身份认同，完全自外于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马来西亚华人左派当中，他们不接受“马来西亚”的国号，拒绝这个新独立国家的一切象征，坚称自己不是“马来西亚人”。
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府虽然在全民代表性上有种种问题，但说它们不能代表本国族，是外国的傀儡，则完全无视客观实际。这也是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武装斗争无论如何“英勇顽强”，却始终不能得到人民大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眼中，本国共产党背叛了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其成员都不承认自己是本国族的一员，所以是一个外来的政治运动。
中共在文革高潮后放弃对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转而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关系正常化，承诺不再支持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活动，正说明它认识到自己过去否认这些国家政权的国族代表性是完全错误的，在国际关系上是损人而又不利己的行为。
中国革命的境外延伸
更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东南亚国家民族独立和国族建构的干扰又是通过在这些国家的华人群体来实现的。这不但使得共产党革命在这些国家更容易被认为是外来的异己的政治运动，而且使得意识形态和族群身份相联系，坐实了华人是中国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的不良声誉，给这些国家的华人群体与主体族群的关系带来了麻烦。
在徐著充分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泰共不但不承认自己的国家政权，其武装斗争基本依靠中共的支持，而且其内部的意识形态、组织运作和政治语言基本照搬中共，可以说是一个“非泰”的政治运动，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境外延伸。这种非本土性可以追溯到马共和泰共的建立和最初发展：它们都是由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和日本侵华初期流落或是派遣到海外的中共南方党员主持的，曾经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后来转为当地共产党。
大量历史材料说明，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国革命波及到海外的华人社区，中共在东南亚殖民地的革命活动像在国内国民党统治区一样，采用了隐蔽和公开的两种方式，以“侨党”为核心，以“华运”为外围。隐蔽的是党的核心组织（即侨党），公开的是各种社团、俱乐部、读书会等等（即“华运”组织，指华人革命运动），尤其是数量众多的中文学校，它们不但是流落海外的中共党员的庇护所，而且培养了大批政治学生，成为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温床。马共以陈平为首的骨干和新加坡以林清祥为首的左派领导人都是在这样的华校接受教育的。
这就是说，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多国家实际上成为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政治运动。研究国际共运史，不能不注意到这个意识形态和族群身份相联系的特殊现象。与此有些类似的是，欧洲和俄国国际共运中有大量的犹太人，所以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视为“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和本土民族主义相冲突，被后者视为异类。
在东南亚，华人是这个地区马克思主义者最集中的人群，也是参与共产主义运动最积极的人群。整个东南亚华人的左翼运动，包括印尼和菲律宾在内，都不但把中国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文化和国族认同。他们在华人社区中长大，接受华人教育，认同的是华人文化，尤其是华校和华社中的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化。很多人甚至在主动加入了当地国籍后，不但把这个国籍认同视为权宜之计，还以“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夸，仍然视自己是“中国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影响下的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它们具有非本土性非本民族性，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来的政治运动；第二，它们又是和一个特定的族群相联系，外来的政治影响通过这个族群发生作用；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个运动对这些国家国族建构和国民认同造成了巨大干扰。
正因为如此，那些曾经被文革时的中国报刊电台渲染得轰轰烈烈的“革命”，在这些国家其实不过是一些武装割据和恐怖行为。但有关它们的历史记忆，至今还反映在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上，一定程度也反映在主体族群对华人社群的态度上。
来源：《动向》2015年4月号
缅共人民军中的中国知青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