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正史，启蒙派有两种态度：或认为史书“三讳”，涂脂抹粉，美化历史美化帝王将相，是正面编造，这种态度以柏杨为典型；或认为肯定少而否定多，正面少而负面多，是负面编造，这种批判以龙应台为代表。两种说法自相矛盾，都是盲于正史和儒家修史原则的想当然，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龙应台说：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南方周末》）
这段话暴露了龙应台对中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无知，可谓典型的双盲：历史盲和儒家盲。
“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没错，但所依据的则是前朝官方及民间纪实性资料，并非由后朝人凭空编造。本朝人修本朝史，难免有所顾忌和美化。正史由后朝人编修的历史惯例，恰恰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史书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古代修史是一件相当严肃神圣的工作，多由大儒名家组成队伍。二十四史都是儒家主持编撰修订的。儒家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传承者和最高代表，儒家政治最符民意，儒家写的才是正史。历史上不仅恶人恶势力，就是诸子百家中各种良性学派，也没有获得过修史的资格。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儒家无疑是最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者。
“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这是以小家子气，度儒家群体。秉笔直书是儒家修史的传统精神。中国史学特别强调求真如实、直书不讳，所谓“书法不隐”，这是史官的职业道德。文天祥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视为正气的楷模。这两位史官确实将尊重历史坚持真实、忠于职守生死不渝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今人往往以为史书有“三讳”之嫌，乃一大误会。“三讳”非孔子说、非圣人说，不是儒家的修史原则和政治原则。它是公羊家言，是公羊家对《春秋》过度解读扩大化理解。关此，我有《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一文辩诬。（详见《儒家文化实践史》）总之，“三讳”原则不能运用到正史。况后人修前朝之史，从功利考虑也不会为前朝讳，当然也没有美化前朝的动机。
马邦文人喜欢道听途说，评论和判断历史人物事件，往往依据野史、笔记、小说、寓言、逸闻趣事和民间传说等等，殊不知这些书籍可供参考，不能作为实据。要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应该首选儒家经典、古人文集和历代正史，这是可信度最高的。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都好寓言，最不可靠也。
很多学者名家对正史的重要性和真实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南怀谨就说过：“光读正面的历史是不够的，还要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内容不太靠得住”云，此言完全不靠谱。儒家修史，正面负面，照实直录。没有比正史更靠得住的史书了。
顺及，《史记》虽算正史，作为史书，品质却逊于多数史书。盖史书最重真实，这是评判史书质量的第一标准。《史记》文学色彩太强，真实性有所不足。如将“孔子诛少正卯”寓言当做史实收入，就是眼光不行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其父司马谈重道贬儒，眼光低劣，作为太史令，未免不够格。
201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