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正史,启蒙派有两种态度:或认为史书“三讳”,涂脂抹粉,美化历史美化帝王将相,是正面编造,这种态度以柏杨为典型;或认为肯定少而否定多,正面少而负面多,是负面编造,这种批判以龙应台为代表。两种说法自相矛盾,都是盲于正史和儒家修史原则的想当然,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龙应台说: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南方周末》)

这段话暴露了龙应台对中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无知,可谓典型的双盲:历史盲和儒家盲。

“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没错,但所依据的则是前朝官方及民间纪实性资料,并非由后朝人凭空编造。本朝人修本朝史,难免有所顾忌和美化。正史由后朝人编修的历史惯例,恰恰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史书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古代修史是一件相当严肃神圣的工作,多由大儒名家组成队伍。二十四史都是儒家主持编撰修订的。儒家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传承者和最高代表,儒家政治最符民意,儒家写的才是正史。历史上不仅恶人恶势力,就是诸子百家中各种良性学派,也没有获得过修史的资格。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儒家无疑是最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者。

“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这是以小家子气,度儒家群体。秉笔直书是儒家修史的传统精神。中国史学特别强调求真如实、直书不讳,所谓“书法不隐”,这是史官的职业道德。文天祥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视为正气的楷模。这两位史官确实将尊重历史坚持真实、忠于职守生死不渝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今人往往以为史书有“三讳”之嫌,乃一大误会。“三讳”非孔子说、非圣人说,不是儒家的修史原则和政治原则。它是公羊家言,是公羊家对《春秋》过度解读扩大化理解。关此,我有《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一文辩诬。(详见《儒家文化实践史》)总之,“三讳”原则不能运用到正史。况后人修前朝之史,从功利考虑也不会为前朝讳,当然也没有美化前朝的动机。

马邦文人喜欢道听途说,评论和判断历史人物事件,往往依据野史、笔记、小说、寓言、逸闻趣事和民间传说等等,殊不知这些书籍可供参考,不能作为实据。要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应该首选儒家经典、古人文集和历代正史,这是可信度最高的。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都好寓言,最不可靠也。

很多学者名家对正史的重要性和真实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南怀谨就说过:“光读正面的历史是不够的,还要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内容不太靠得住”云,此言完全不靠谱。儒家修史,正面负面,照实直录。没有比正史更靠得住的史书了。

顺及,《史记》虽算正史,作为史书,品质却逊于多数史书。盖史书最重真实,这是评判史书质量的第一标准。《史记》文学色彩太强,真实性有所不足。如将“孔子诛少正卯”寓言当做史实收入,就是眼光不行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其父司马谈重道贬儒,眼光低劣,作为太史令,未免不够格。

2015-4-25

By editor